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为夏文化的实质性探索揭开了辉煌的一页，这个人就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

徐旭生

关于徐旭生其人其事，从他的助手、考古学家黄石林为其所写的传略中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概况：

徐旭生，原名炳昶，1888年12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镇砚河村。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青年时代，徐旭生对中国古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为他后来进行古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1906年，徐旭生肄业于豫学堂。这年冬季，考入译学馆学法文，于1911年毕业。1912年，在彰德中学教算学和法文，数月后，考取公费留学法国。1913年春至1919年春，在巴黎大学学哲学，1919年夏天回国。

从1921年起，徐旭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并着手翻译威伯尔《欧洲哲学史》。其后又与乔曾劬合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的长篇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这是该书最早的中文译本。

1925年，徐旭生出任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政论性周刊《猛进》主编，并发表了题为《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的时事短评，这个短评引起鲁迅的重视。鲁迅因而在《语丝》周刊上写了《论睁了眼看》的文章，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从此之后，徐旭生与鲁迅建立了友谊，并经常通信讨论问题。

徐旭生曾经参加过当时的学生运动，他为争取关税自主，在率领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中，竟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军警打掉两颗门牙。他“留牙蓄志”，将两颗打落的门牙一直留在身边，直到去世后才由亲属放入他的骨灰盒里。

1926年秋，徐旭生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次年，徐旭生提议组织起来成立学术协会，并到各地搜集材料，为精深研究提供条件。对外国人，愿与协会真诚合作者表示欢迎，对那些企图进行文化侵略、攫夺科学材料的人，则予以拒绝，致以“不使再溷吾土”。抱着这种宗旨和信念，经过一番斗争，与当时已进入中国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成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旭生任该团中方团长，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此后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

徐旭生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赴中国西北考察时留影（徐为中方团长）。在这幅照片下，徐旭生有一段题词：“这是我在额济纳河动身西行的时候我的朋友马益占给我照的相。他以后把照片寄给我，并且附了一首小诗：‘我师出发前，惹我颇缠绵。明知是暂别，心总不自然。’哪里料到这一别就成永别了，呜呼！徐旭生民国十九年八月五日。”

1931年2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徐旭生任合组后的北师大校长。同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师大师生热烈地投入抗日斗争。事变后两天，徐旭生即会同北大校长蒋梦麟，并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长、教务长等开紧急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1月，亲赴南京，请求增加北师大经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拒不接见，徐旭生愤而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

自1932年开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为研究员。

1937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长（北平解放后，又任北京研究院代副院长），并开始潜心研究古史传说，准备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

当时，极端疑古派学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长时代的历史，对文献资料视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见，或不引用。徐旭生撰写这部书的目的则是力图“矫正他们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使治此段历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轨，使夏及其以前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他说道：“我自1921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日我国的史学界受欧西科学的影响，对古史材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我个人也未能自外于时代思想的潮流。不过因为我在法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所以在北大教的总不出哲学史的范围，对于历史自身没有时间向前深造。1923年前后顾颉刚、刘掞藜二先生，对于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实在的人格的讨论哄动一时，我对此问题虽也深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工夫搜集资料，所以未能参加讨论。当时史学界的普遍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我当日觉得《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固然非当日的或离当日不远的著作，是由于后人的追记，篇首‘曰若稽古’四个字已经可以证明。但是他们的记录未必无根据，记录的时期最早也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号称“疑古玄同”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钱玄同赠予徐旭生的墨迹

在如何对待疑古派的是非功过这一问题上，徐旭生直言不讳地表示：“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他们工作的勤奋是很可敬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所用的治学方法却很有问题。主要的，去世的张荫麟先生已经指出，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对这一方法，法国史家色诺波说得不错：‘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19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是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他们看见了不合他们意见的论证，并不能常常地审慎处理，有不少次悍然决然宣布反对论证的伪造，可是他们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比方说，看见《尚书·立政》篇内含有尚贤思想，就宣布它已经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为战国人的伪造。可是，古人之所谓贤，也不过是说某人比较能干。……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称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比方说，禹治水的传说，尧、舜、禹三人相互的关系，在先秦诸子中，可以说大致是相同的，没有争论的。而疑古学派的极端派却夸张它们的歧异、矛盾，对于很多没有争论的点却熟视无睹，不屑注意！要知道春秋末期和战国时的学术空气是相当自由的，各学派中间的互相驳斥是并不容情的。一家造谣，正贻别家以口实，何以别家全闭口无言，默示承认？……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别原因以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别择，一古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如果拿希腊的传说来比较，关于提秀斯的神话，不比中国古帝传说中所掺杂的神话少，可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面，叙述雅典国家起源的时候，还提到提秀斯……”

所谓“传说时代”，徐旭生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没有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这个时代就叫作“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盘庚迁殷以前。

至于如何对待“传说时代”史料，徐旭生说，首先应当对神话与传说认识清楚并加以区分。当然，两者之间是相近的，颇难截然分离，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的夏王朝，当时在考古学上仍处于空白和模糊阶段，为此，徐旭生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首先要明确“夏文化”一词包括两个含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年代则包括禹以前，桀之后；如果指后者，它的地域范围较广，年代则始于禹，终于桀。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这些材料指明下列地区和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也就是说，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应分布在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关中平原。

徐旭生在仔细研究有关夏代的先秦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寻找夏文化的重点应放在豫西和晋西南两个地区。为了让这个理论得到事实的验证，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他不顾年老体衰，带着助手亲赴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从而揭开了实质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徐旭生一行数人在豫西这个既定的圈子里来往穿行，每日步行20多公里，每当遇到大雨连绵，鞋子陷进泥中行走不便时，徐旭生便干脆将鞋子背在肩上，光脚在泥泞中前行。这个为科学事业历尽艰辛而不辞劳苦的举动，令他的助手们深深地为之感动和敬仰。

就在这次行动中，徐旭生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砦、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做了田野调查。有一日，当途经偃师县境内，准备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他来到了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外面。徐旭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个外地老头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便主动上前询问。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这位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

二里头遗址所在位置平面示意图

“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位农民听罢后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徐旭生一听大为惊喜，急忙对眼前的农民说：“好兄弟，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能带我去看看吗？”

“中。”农民爽快地答应着，领徐旭生到了村东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并且还捡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从遗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纹、质地等特点判断，这是一处规模甚大的古文化遗址。

徐旭生在对二里头遗址做了初步判断后，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将调查的情况告知了工作站的赵芝荃等人。大家一听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长赵芝荃带领几名考古人员，随徐旭生赴二里头做进一步调查。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里处，西近洛阳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并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和“万方辐辏”之誉。传说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圣王皆在河洛地带膺图受瑞，并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由于武王曾在此处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因而这里也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后来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营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还在嵩山附近兴建测景（影）台，从礼制上确定此地为天下“地中”，并赋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等神秘意义。汉魏以后亦有不少王朝留意于此，在此建都，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

赵芝荃向作者讲述二里头遗址发现经过（作者摄）

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当赵芝荃等人随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外时，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一行人来到农民们正在挖掘的一个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们进入水塘的台阶，又看到塘壁上布满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轻轻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四散跌落下来。这个情景让赵芝荃等人兴奋异常，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都没遇到过这般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遗址，那又是什么？

离开水塘之后，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头村的四周做了详细调查，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长3—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从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以及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里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帝都。按照徐旭生在后来发表的调查报告，他认为这里应是商汤时代的都城“西亳”。从文献方面做了论证后，徐旭生又补充道：“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当时徐旭生对这处遗址做出的判断后来被证明有误，但由于他的首次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数十次发掘，二里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它不仅成为学者们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探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无法绕开的圣地。

注释：

[1]显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1846—1916）：波兰作家。由于“他史诗一般的作品表现出的卓越成就”获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