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济率考古队于1929年10月7日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考古人员踌躇满志，热情高涨，渴望一举揭开商王朝的隐秘之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导致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发掘时，史语所“四巨头”在发掘工地留影。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李光谟提供）

事件的大致起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发掘之初，曾与河南省政府商定，所获甲骨器物暂存安阳中学。但考古队为研究方便，于第二次发掘之后，将部分甲骨和器物从安阳中学取出运回了北京。这个消息很快被安阳中学校长报告给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深受旧的挖宝传统思想影响的何日章听罢大怒，立即将此事呈报给河南省督军韩复榘，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不利于李济等考古人员的坏话。韩复榘本是个粗人，一听说河南地盘的宝贝被北京方面的来人拿走了，当场下令：“河南是咱们的地盘，要挖宝，不用他们，咱自己来。”有了韩督军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很快率领一干人马杀奔安阳小屯开始挖掘起来，同时勒令李济等外省人“立即收摊回京，不准在此随便盗抢宝物”。如此一来，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成了盗宝者，而河南省博物馆的一干人马却成了捍卫真理的卫士。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在僵持不下之时，争执双方各给自己的上司拍发电报，寻找支持。李济宣布发掘暂停，考古人员就地待命，自己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将发生的具体情况向傅斯年做了汇报。

鉴于已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争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最后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呈请国民政府，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其继续保护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坏。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几条协议，大致内容是中央研究院在发掘的同时，应注意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所获古物双方共同拥有等，一场冲突遂告平息。

就在这段纠纷突起，中央和地方反复交涉的不短的时间内，李济见安阳殷墟无法正常工作，便移师山东济南，开始展开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城子崖遗址的最早发现者叫吴金鼎，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追随李济攻读人类学。吴金鼎来自齐鲁大地，虽客居京城，但对自己的故乡仍一往情深，很想找机会寻求故乡文明之根。就在1928年的时候，机会悄悄地向他走来了。

这年的暑假，吴金鼎回到故乡度假，为了实现梦中的理想，他利用闲暇，在山东平陵故城和历城县龙山镇一带做考古调查。当他来到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时，发现河边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边与南边高出地面3—5米，远远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残废的城垣，经仔细观察，他发现断崖上有残存的灰土和陶片。这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开始沿着西、南两面的断崖进行多次调查，并在城子崖下层发现一种非瓷非釉、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颇有意味的是，这种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一同出土。这个现象无疑向吴金鼎昭示，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很快，吴金鼎将这一调查情况向他的老师李济做了汇报。恰在这时，安阳殷墟的发掘由于河南省政府特别是何日章等人的搅和而无法进行下去，当李济和董作宾从安阳返北京向傅斯年报告情况，途经济南时，顺便到龙山镇城子崖做了复查，并认为吴金鼎所言极是，如果实施发掘，收获一定不小。在得到傅斯年的同意和支持之后，李济迅速调集安阳殷墟大部分人马，挥师城子崖，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重大遗址发掘。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鬶

当然，李济此时挥师城子崖，其情感和动机是复杂的，除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虑寻找处女地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此前安特生在黄河中上游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那么黄河下游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难道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怀着对“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服气的心理，李济才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

由于有了安阳的教训，这次史语所采取了与当地合作的方式共同发掘，于是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为考古发掘队筹集发掘经费，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于同年11月开始首次发掘。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与此同时，殷墟方面的第五次发掘也大规模地展开，中国的田野考古学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迎来了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

城子崖发掘的结果证明，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的特点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黑陶文化——的标志，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殷墟文化有着某种关联的卜骨和长450米、宽390米、基址10米的版筑夯土城墙，这一发现，“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为学者们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之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高柄蛋壳陶

《城子崖》发掘报告书影

当然，就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因而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梁思永于1931年春天在殷墟后岗主持发掘时，首次在中国运用标准的考古学手段，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色，对地层进行划分，以超凡卓绝的天才，发现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很明显，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带着这个疑问，梁思永在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发掘时，将殷墟和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做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同。他回到安阳殷墟后，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同乐寨又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了在后岗村发掘中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三叠层按先后存在的时间顺序划分的科学依据。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时间框架，并使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动起来。正如李济所言：城子崖的发掘使“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与确认，“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龙山文化高足杯（诸城呈子出土）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局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龙山—商文化的承接性历史框架，在解决了中国文明史重大旧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三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中间尚有大的缺环和空隙，而什么样的文化又能连接和填补这些缺环与空隙呢？

在1932年春进行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个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科学考古的价值。因为有了宫殿就进一步证明殷墟作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从这次发掘开始，工作的重点由单纯地寻求甲骨和器物渐渐转变到揭示和研究这些宫殿基址上来。由于这些宫殿是在很长时期内陆续建造而成的，旧的毁弃后新的又重建，前后交叠，已看不清原来布局。随着发掘探沟与探方的展开，殷墟的神秘面纱才被一层层揭开。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终于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记载。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抗战前发掘安阳殷墟王陵区M1002大墓形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的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有500多人。他们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这些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但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殷墟王陵区M1004大墓出土的鹿鼎与牛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的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片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的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到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的不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安阳殷墟所经历的10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的保护。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世人所广泛瞩目。

殷墟王陵区文物遗址分布图（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殷墟前15次发掘的资料于1949年大都运到了台湾，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后来在台湾的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从1950年开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千米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成果出现。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才能又一次浮出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