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世界上许多伟大发现一样，郑州商城的最初发现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摆脱出来的郑州人民，又开始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家园。此时，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叫韩维周的教师，于教课之余，经常到旧城四周新开挖的工地边转悠，目的是寻找地下出土的古物。当然，他寻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为了收藏和研究。韩维周原为河南巩县马峪沟村人，自幼对古器物颇感兴趣，早年曾作为一名技工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并随考古人员学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抗战期间在村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县政府任参议，后到郑州南小街小学任教。他一度出任过河南省古迹研究会会员、郑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等，对文物有一定的鉴赏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责，他下课之后，总是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经初步分析研究，他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个商代的遗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想到这里，韩维周便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时在开封）做了书面汇报。
韩维周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等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当三人来到韩维周的住室时，只见满屋都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责任感，一时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河南省文管会得到此消息，高兴之余又多了一份谨慎，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们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先后派专家到郑州做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的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由此，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在北京大学进行考古知识学习之后，即到郑州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在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等人的带领下，训练班学员以二里岗为重点，拉开了对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为配合郑州城市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河南省文管会于1953年成立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由安金槐任组长，具体负责管理、组织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事宜。
安金槐，1921年9月生于河南登封，1948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某中学教师。1950年3月被选送到省会开封学习编写史志，同年9月调入河南省文管会，成为一名专职文物干部，从此开始了他五十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据安金槐回忆，他刚调入文管会时，很为自己的幸运而得意了一番，因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想留在省府机关，只能是梦想，何况他学的又是历史专业。进入文管会之后，他感到自己如鱼得水。所以，安金槐到文管会刚放下背包行李，就随队赶赴治淮工地泌阳的板桥水库进行发掘。那时的他对考古发掘尚是外行，没有区分地层的知识，只是挖东西而已。后来，他参加了当时在中国文物考古界颇为著名的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郭沫若、郑振铎、夏鼐、王冶秋、裴文中、贾兰坡等著名学者都亲自为他们授课。当时的安金槐除了刻苦好学外，又系统地学习过历史，同时还有一点治淮工地板桥水库的发掘实践，很快就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当1952年10月训练班结束室内学习后，开赴郑州二里岗发掘商代遗址时，安金槐便是其中的一员。当然，这时的安金槐只是一名普通的实习学员，他事业的辉煌以及他的成名还要在几年之后。
安金槐在工作室对郑州商城出土器物进行比较研究
由安金槐率领的文物工作组，通过1953年至1954年对郑州二里岗一带商代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征，清楚地判断出郑州二里岗的商代陶器稍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为了便于把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进行区别，考古人员即把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以最早发现地与发掘地的二里岗命名为“郑州商代二里岗期”，并依据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上下地层叠压关系和上下层内包含主要陶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时代上又将其区分为上、下两大层，即“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和“商代二里岗期上层”两期，从而使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成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标尺，并为此后在全国各地商代考古学所应用。
郑州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是一个普通的旧城所在地，即郑县，城市规模很小，没有人想到它竟会是历史上的帝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加之京广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这里交会，郑州市的城市建设规模日益扩大。随着郑州市城市基本建设的相继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任务也日渐加大。为适应工作的需要，1954年，省文管会决定，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扩大为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由安金槐任第一队业务副队长，继续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保护与发掘工作。1954年至1955年春，文物工作队在郑州旧城内外相继发现了大面积的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并有一部分相当于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阶段的郑州洛达庙类型遗址（相当于后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相当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通过发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层次相叠压的地层关系，从而为证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早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而又略晚于洛达庙文化遗址提供了地层学依据。
与此同时，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为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5年，一场政治审干运动把时任文物工作队副队长的安金槐拉下了马。他出身不是贫农，又当过一段时期的“南逃学生”，这些“罪状”使他被迫停职，每天所做的就是政治学习、反省、向组织做检讨，他的政治和学术生涯陷入了低谷。也就在这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的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了一片坚硬的夯土层和许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得知后，因无人可派，便让正在向组织上写检讨书的安金槐暂时前往进行考古调查，想不到这一查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郑州花园新村T3内商代夯土墙基夯层及夯窝
在人类没有发明烧制砖瓦之前，中国建筑的基本方法是夯土，亦称“版筑”。墓葬的回填土，也以夯砸实。所以，有经验的考古人员凡一见夯土，就知道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了。至于陶片，则是历史的脚印，有了它们，考古学家们就可以依据其器形、纹饰等种种工艺特点，把大约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区分开来，并确认某一文化层属于哪一历史时期。所以，当安金槐看到夯土、陶片后，就地开挖了10平方米的探沟，以考察遗址的布局。出乎意料的是，只见层层坚硬的夯土、清晰的夯窝，却未见夯土的边缘。为查清情况，安金槐又向东、西、南、北四面开出了探沟，并在南边找到了夯土的尽头，但东、西、北三面的夯土仍然不见边缘。这时，却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小墓压在夯土层上。通过发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由此可见，这里发现的夯土时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从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等遗物来看，没有发现比商代二里岗期时代再晚的遗物。以此证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应是属于商代二里岗期的。
郑州商城石板水池及遗迹平面分布图（黄河医院段，局部）
这一商代夯土层的发现，引起了文物工作队的高度重视。这大片夯土层是做什么用的？专家们曾做过数次推论，开始认为这一夯土遗存有可能是一座商代大墓坑中填打的夯土，因为在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大墓中就曾发现填打的夯土，并且在郑州已发掘的商代随葬有铜器的墓中也曾发现填打的夯土，以此推论，这一带发现的商代夯土有可能就是一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墓。为了寻找商代大墓内填打夯土的分布范围，文物工作队的考古人员开始根据商代夯土的边沿继续向夯土周围进行地下考古钻探。通过钻探得知，这一商代夯土层，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边沿，宽20多米；而夯土层的东、西两侧则一直延伸着，始终找不到边缘。继续钻探至1955年冬，已钻探出商代夯土东西长100多米，其东、西两端仍继续在延伸着。这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才意识到这里发现的延续如此之长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
那么这里的夯土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当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根据已发现的商代夯土东、西延伸的情况，并结合夯土附近的地理环境——南侧是一片地势较高的地带，北侧则是一片比较平坦而低洼的地带，该低洼地带向北延伸20余公里，直至黄河南岸——推测，这条夯土堆积层有可能是为了防止北面黄河泛滥而作为防护堤使用的。为了继续了解所谓“商代夯土堤坝”的东西延续情况，从1956年春开始，安金槐等人继续进行地下考古钻探调查。通过近半年的追踪钻探，他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商代夯土东端在向东延伸到白家庄之后，又拐角向南延伸，直到和郑州旧城的东城墙下面叠压的商代夯土相接；当商代夯土延伸到郑州旧城东南角下部时，则又向西拐，和郑州旧城南墙下面的商代夯土相重叠。而在白家庄西已发现的商代夯土层西端，又发现商代夯土穿过金水洞继续向西延伸，经杜岭村北又拐角向南伸展，直到和郑州旧城的西城墙下相叠压的商代夯土层相接连。当商代夯土继续向南延伸到郑州旧城的西南城角下面时，则又向东拐，也和郑州旧城的南城墙下面相叠压的商代夯土相连。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安金槐与他的同事们才恍然大悟：在郑州发现的由商代夯土层构成的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700米、略呈南北纵长方形的夯土遗址，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为了进一步证明郑州商代夯土城垣的地层叠压关系，安金槐等人在对商代夯土城墙钻探的基础上，于1956年秋，又在四面城墙上选择适当地段的各两三条探沟进行发掘。通过发掘获知，郑州商代夯土城垣时代的上限，也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
从钻探的整个情况看，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围郑州一圈，全长6960米，包含范围比郑州旧城还大三分之一。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当时中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遗址。由于已被国内外考古界与历史界所公认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安阳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夯土城垣遗址，这次突然在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郑州商代前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遗址，让人感到大为惊讶的同时，也为之大惑不解。于是，学术界特别是考古界对郑州商代夯土城垣到底是不是商城的问题引爆了一场大争论，而主流观点则是持否定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省文物队不敢以集体的名义提出商城的定论性意见向权威和主流观点挑战，只有安金槐在反复斟酌后，以个人的名义写了论文《试论郑州商城遗址——隞都》寄往北京，但北京的文博刊物鉴于各种不同意见，迟迟不敢刊发此文。1959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郑州视察工作，听了安金槐关于商城的汇报后反问道：“你到底拿准拿不准？”安金槐果断地说：“作为商城没问题，我拿得准。”王冶秋点了点头，表示默认了这个结论。在王冶秋的关照下，1961年，安金槐的论文终于在《文物》月刊上得以发表，但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反击和争论。就在这个争论尚无结果之时，“**”爆发，争论双方一同被打翻在地，在知识分子各自性命难保、生死未卜的境况下，谁也不再管有城还是无城了。直到1972年政治形势稍有好转，安金槐根据王冶秋的指示，对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进一步开挖探沟解剖发掘，并邀请有关考古专家到郑州商城遗址现场考古勘察和论证，加上后来《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的发表，才使郑州商城遗址逐步被国内外文物考古界所公认，并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
郑州商城宫殿平面图（上）和复原图（下）
郑州商城水井示意图
当郑州商城被发现和证实之后，以安金槐为首的河南省文物队考古人员，才联想起既然郑州商代遗址中部有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座商城遗址，那么城内也应该有商代奴隶主贵族的宫殿建筑区或宫殿基址等遗迹。于是，从1973年春季起，他们开始在商城内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调查与试掘，以寻找商代宫殿建筑基址。
在考古钻探调查中，考古人员于商城内东北部一带发现了地下埋藏有商代二里岗期的宫殿夯土基址的迹象。通过两年多的地下考古钻探与试掘，在这东西长800余米、南北宽500余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较普遍地发现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筑遗存。稍后，在配合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又发掘出许多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基址。如在商代宫殿区内偏西部发掘出的一处保存较完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约65米（东端尚未到头），南北宽13.6米，夯土基址下面的基础槽深约1米。在夯土基础面上的靠近南、北两边沿处，各有一排东西成行和南北相应的柱础槽坑。经科学计算，这应是一座东西长60余米、南北宽约13米，竖有南北两排木立柱的大型宫殿建筑夯土基址。
郑州商城窖藏出土的青铜鼎（左）和青铜鬲（右）
类似的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在商代宫殿区内陆续钻探发现和发掘数十处，特别是在宫殿区周围已发现有部分宫城夯土基址和水管道设施。因此考古人员认为，在郑州商代城内东北部所发现的商代夯土基址的密集分布区，应是商代二里岗期奴隶主贵族的宫殿区或宫城区遗存。除此之外，在郑州商城内外的发掘中，还发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场地和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礼器。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获知，郑州商代遗址应是一处商代前期的重要城址。鉴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规模宏大，各种遗迹与遗物的内涵丰富，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遗址。至于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遗址，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商代中期“帝中丁迁于隞（或嚣）”的隞都遗址，而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则认为是商代第一个王“商汤建都于亳”的亳都遗址。但无论争论双方孰是孰非，就郑州商城的发现而言，无疑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由于这个发现第一次找到了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历史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也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诚如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所言：“它的发现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来打开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历史文化的大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安阳殷墟的发现是更上一层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