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凭借田野考古手段和赫赫战果在学术界呼风唤雨之时，安阳小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之后，随着国内外收藏家、金石学者以及达官显贵、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安阳小屯有字甲骨价格暴涨，一路狂升，竟达到了一个字二两银子的价格。由此，盗掘掠取甲骨，便成为当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安阳小屯等地的甲骨被从地下一批又一批地掘出，又一批又一批地流散于民间和市场。盗掘的狂潮使价值连城的甲骨遭到极大的破坏，安阳殷墟遗址也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不仅许多具有科学考察价值的遗存被破坏，与甲骨共出的大量殷代遗物也同样遭到了毁坏和流失的厄运。更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外国人的染指，许多有字甲骨和文物流失海外，难以回归。

就在这紧要关头，随着与地质学、生物学密切相关的西方田野考古学经安特生等人在中国的示范和传播，一批思想敏锐的中国学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并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洹水之滨的殷墟。三千多年来，甲骨就埋藏在安阳县小屯村这个小村落四周（董敏提供）

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商代历史的文字资料和其他实物资料，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殷商都城以及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并进而研究整个殷商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了尽快制止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流失和劫掠，对安阳殷墟整体上的保护和以现代科学考古手段进行发掘已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1928年5月，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出任该所代理所长。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年轻时便被学界誉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就读，在校期间，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扛着大旗，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五四运动后，他赴英国和德国留学7年，主攻心理学，兼涉哲学、历史、政治、文学，其间，德国史学大师郎克的重史料、重考据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给了他很大影响。1927年归国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史学两系主任。当时的中山大学是以新思想吸引所有青年人的学习中心，傅斯年就是从这个中心走出，开始了他更广阔的学术和组织管理生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一创立，傅斯年立即网罗人才，成立考古组，并以机智敏捷的头脑提出了一个被同代和后代经常引用的口号：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后来的实践证明，傅斯年的这句口号或者说是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在史语所起了巨大的作用。或许正因为傅斯年除了有渊博的古籍知识外，还了解西方的科学方法，这就注定了他在同时代的学者中，成为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之一。

当史语所尚处于筹备阶段时，傅斯年就决定派董作宾到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地进行实地调查。当时，这个决定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尤其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30年对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傅斯年与罗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并坚持己见。在这样的情形下，董作宾按预定行期赶赴安阳。

董作宾，原名守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市人。自幼家境贫寒，曾辍学经商，但仍坚持自学。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著名学者王国维。1925年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次年回河南中州大学任文学院讲师，讲授语言学、史学课程。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师、中山大学副教授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后，被聘为通讯员。正在这个时候，他奉所长傅斯年之命赴安阳开始调查工作。

据李济回忆，1928年董作宾才30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天然的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而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宾而不是派其他的学者赴安阳进行调查有两个简单的原因：其一，董作宾是河南人，这在许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其二，董作宾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家或古物学家，但他头脑灵活，在学问的研究中富有热情而又有理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作宾于1928年8月12日到达安阳。

到达安阳后的董作宾首先访问了当地不少绅士，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以伪造甲骨但不认识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蓝葆光。通过访问，他获得了大量关于甲骨盗掘、贩卖及贩卖渠道等情报。之后，董作宾由一个向导带领来到了城西北的花园庄和小屯访问，据董作宾在报告中称：“花园庄有一私塾，塾师阎君金声，招待余等入舍，颇客气。……余则私询儿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见，不敢言。继有一儿，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残字，予给以当百铜元一枚。他生皆窃出，归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阎君归，亦取来二三片，云是小儿捡得者，与钱二百，小儿欢跃以去。由学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寻求甲骨出土地点。经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妇，询曰：‘汝村中小儿女，曾有捡得田中龟版龙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将来，予买少许。’妇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盘，中有碎片数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赝品，付洋五毫。顷刻间，男妇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环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时常来收买，能出高价，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块，盖土人发掘时所弃，而为小儿女拾得者也，故贬价售之。……以铜元十枚之酬金，请霍氏之子女为向导，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为一沙丘，与罗氏（振玉）所谓之棉田，张君所谓有禾稼之土迥异。岂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证据者，一为新近土人所发掘之坑十，一为予在坑边捡得一无字之骨版也。”

通过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那样已被挖尽，而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看，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是必要的，且意义十分重大。鉴于此情，董作宾立即向历史语言所写了报告，并拟定了初步发掘计划。

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后，极大胆且富创新精神的傅斯年非常惊喜，立即决定开始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经与中央研究院总部多次磋商，成功地得到了1000块银元的经费，这笔经费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已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正是凭着这笔经费，由董作宾组织的6名考古队员携带购买的测量、摄影及其他必需的物品，于1928年10月7日到达安阳，开始了对小屯的发掘。这是继安特生将田野考古学在中国成功示范14年之后，由中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发掘。这次发掘不仅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这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殷墟考古史上的首次发掘，前后进行了24天，共发掘40个坑，揭露了280多平方米的面积，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件，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董作宾作为这次发掘的负责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做了不少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上作为第一篇文章刊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著名的殷墟遗址铺平了道路。

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聘请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第二次发掘。

李济，字济之，比董作宾小一岁，1896年生于湖北钟祥县，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赴美留学。他先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渐渐对民族学和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专业，并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1929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小屯）出土器物初步分类情形，此次发掘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蹲在地上工作者为李济

最初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后入清华大学任讲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大学五大导师。作为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的学者，1926年，李济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主持发掘了山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的序幕。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后，李济立即赴开封和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预测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阅读了董作宾撰写的报告，相互接触交流的基础上，李济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做了三个方面的设定：

一、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二、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订了第二次小屯发掘的计划并很快付诸实施。在董作宾的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甲骨3000余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1931年，殷墟开始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此时的发掘队员增加了不少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他们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殷墟遗址更多的了解走向田野。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分为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且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发掘。就在这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从实践中摸索出辨认版筑夯土的规律，这一点对古代建筑多是夯土结构而不是砖石结构的中国考古极其重要，它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9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开工现场。后排为李济等发掘人员与冯玉祥派来保护出土文物与发掘人员安全的官兵

在发掘的五个区中，最令人瞩目也最让后代考古学者称道的是后岗村的发掘。这个工地的主持者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次子，1904年生于澳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在美就读期间，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问题做过特别的研究。为了解国内考古的具体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同时整理清华大学所藏的由李济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并写成专刊发表。1930年夏季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并于同年秋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其间，转道通辽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1931年春将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写成后，便赴安阳殷墟主持后岗区的发掘。

由于梁思永是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学者，所以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上都比其他学者更胜一筹。在发掘中，梁思永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按照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堆积关系”。这个方法一直被后来的考古学者当作圭臬沿用至今，其意义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发掘本身，它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又迈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就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而言，梁思永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