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安阳小屯发现甲骨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由于成功的释读和研究而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之时，来自瑞典的一位地质学家、探险家也在中国四处打探“龙骨”的消息，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叫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1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出任该校教授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5月，受瑞典政府的派遣，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主要调查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

初来中国的安特生曾雄心勃勃，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大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特生通过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接触交谈，发现许多问题和他想象的相差甚远，尤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近一个世纪，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清楚地知道，田野考古学对古文明的发掘，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早在1830年，法国史前考古学的创始人布歇·德·波尔特[1]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这个举动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早了30年。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斋，奔向田野，其足迹几乎散布世界各地。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海因里希·谢里曼。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来探求鲜为人知的文明历史的首创者之一。1858年，他和他的妻子思加斯·托米诺根据《荷马史诗》透出的隐隐信息，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并于几年后在小亚细亚希沙立克丘的地层下面发现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15年后，夫妇俩又发现了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后海伦的金冕。于是，谢里曼夫妇的名字响彻欧洲并震动世界！

1871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津巴布韦文明遗址。[2]这一发现，在欧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着，1882年美国学者唐纳利在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地处旧文明大陆的埃及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并由此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的理论。他推断这个大洲就是哲学家柏拉图提到的阿特兰提斯，当这个大洲沉落海底后，双方中断了交往，从而发展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个推断得到了西方多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肯定。

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其价值和意义。而正是这个非凡的时期，不仅外国人，就是中国人自己，对恢宏、浩**的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依然感到茫然。因而当时的国际学术界认为，中国没有明确的石器时代遗迹。

安特生在帮助中国政府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及组建现代矿业的同时，还主动在北京当起先生来：他给中国的同行介绍西方有关的先进科学知识，讲解西方田野考古的历史和先进技术。当他协助完成了中国最早开发的现代化铁矿之一——龙烟铁矿的筹备工作后，又开始组织一帮人马，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

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中国所倡导的田野考古工作渐渐得以开展起来。他到中国的第一年，便第一个发现了基质岩有机物的起源。同年，他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海普隆田野。在他的指导下，各种不同的矿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和开掘出来，惊喜交加的安特生将这些化石不断地从北京运往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供维曼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

从1914年到1918年的4年间，正是由于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做出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和价值的田野考古示范，才唤醒了长期沉湎于古典书本中的中国同行学者，致使他们在新的学科面前做出了新的选择，从而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就安特生而言，以上的工作成就仅仅是他整个人生辉煌篇章的序幕，更加伟大的成果还在后面。

就在安特生做一系列田野考古示范的同时，他的目光也越来越集中在一样十分奇特的东西上，这就是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多年的“龙骨”。

1918年2月，安特生终于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外籍学者吉布教授那里见到了他寻觅日久的“龙骨”，并得知这“龙骨”就出土于北京南部的周口店龙骨山。从此，他与周口店结下了不解之缘。1921年，安特生邀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进行发掘，在著名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安特生曾用手掌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做了如下天才的预言：“我有一种预感，人类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正是得益于他的天才预见，才最终引发了1929年“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世纪大发现。

众所周知，“北京人”头盖骨是中国学者裴文中等人按照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历尽艰辛而发现的，这项巨大荣耀安特生之所以失之交臂，其原因是安特生在周口店的发掘陷于短暂的迷茫之时，由他派往河南省考察的人发现了大批的三趾马化石，安特生的兴趣遂由周口店转向河南。于是，刚刚来到中国祖先门前的安特生，探寻的脚步又向别处拐了弯，从而和“北京人”的发现失之交臂。令安特生感到欣慰的是，他这中途改弦易辙，又催生了20世纪另一项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重大发现。

那是1920年秋天，安特生派他的中国助手刘长山去河南洛阳一带调查“龙骨”的出土线索，并收集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同时让他注意有无石器时代遗存。年底，刘长山在河南农民手中买了大量的三趾马化石，连同600余件石斧、石刀带回了北京。“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农民那里买来的，”刘长山对安特生说，“这个村叫仰韶村。在那里，农民搜集了他们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遗物”。

安特生（左）与助手在察看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安特生见到这些石器后，顿时两眼放光，他对刘长山说：“我们已找到了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石器遗址，看来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没有发现石器遗址的时代应该结束了！”第二年，安特生来到了河南渑池县，随后便前往离县城6公里的仰韶村考察。在距仰韶村1公里的地方，横亘着一条峡谷，这条无名的峡谷后来由于安特生的到来而被世人所注目。在这个峡谷的北面，安特生惊奇地发现谷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明显地**着，并和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凭着这些特征，他当即做出判断，这就是石器时代的堆积。安特生对谷底做了进一步的搜索，很快便在堆积物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而且这块陶片那被磨光了的表面居然清晰地绘有一方黑色的花纹图案！安特生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会在同一地点！

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

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昭示着一种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古代文明吗？

怀着深深的困惑和好奇的心情，安特生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日夜琢磨和研究从仰韶村带回的那些古老器物。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份由美国地质学家庞帕莱于1903年和1904年在俄国安诺地区（现土库曼斯坦安诺地区）所进行的那次著名的探索考察的报告，报告中所载的彩陶图片，使他眼睛为之一亮，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发现的彩陶竟出奇地相似！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他强烈地预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仰韶村野外调查时所摄

左起：袁复礼、安特生、老王、村长兼当地福音牧师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动的**，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偕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伍，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安特生专门作了著述。从著述中，可知他当时真实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921年10月27日来到了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而且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上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期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清晰可见。我深深感受到了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我很难想象石碑群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的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个地区早期人类的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

安特生组织人员在仰韶村外发掘（引自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

仰韶史前遗迹的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更具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开始，而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说明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绝非主观的推测和怪诞的想象。从仰韶遗址后来发掘的资料来看，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的边沿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的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使之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公认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而且还为中国的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20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安特生惊喜异常，根据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未发现青铜制品和文字等特点，他认为其时代应当晚于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观点。至于这一文化的来源，安特生在一度的困惑和摇摆后，宣布赞同某些西方汉学家的“文化西来”的假设，即仰韶遗址所发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其发祥地可能在中亚，经新疆、甘肃一带，最后传到中原地区，并融入以陶鬲为代表的汉文化圈之中。1924年，安特生把这一观点正式写进他所著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这一“文化西来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仰韶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这一观点。一时间，“中国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这个观点随着另外的考古文化遗址磁山遗址、老官台遗址等的发现，被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不过，这已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仰韶村的民居（引自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

注释：

[1]布歇·德·波尔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1788—1868）：法国考古学家、作家，曾首先提出人类史前史可根据地质年代进行测算的概念。

[2]津巴布韦（Zimbabwe）为班图语，意为“石房子”。非洲东南部一大片石头建筑的废墟，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建于8世纪，但在那之前约600年，这里已有人居住。1986年，这个遗址成为津巴布韦的国家保护区，并被指定为世界遗产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