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它们的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们“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们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而一旦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关于谁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学术界公认王懿荣是最早鉴别和认识甲骨文的人。

王懿荣，山东福山人，字正儒，号廉生，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曾以兵部主事由京城回家乡办团练，受到皇帝的嘉奖，赏戴蓝翎，加员外郎衔。王懿荣长大成人后，曾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其人“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因为收集和研究了许多古代文物，又曾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潘祖荫、翁同龢、吴大瀓等人一起切磋学术，在金石文字方面有深邃的造诣，这才奠定了他后来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对甲骨文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据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皇家大学校长）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仍不见好，京城里有一位深谙医理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懿荣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直觉，他立刻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个意外发现使他兴趣大增，于是又派人将达仁堂中带有文字的龙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收购。不久，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又携带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十二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被王懿荣认购。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一千五百片。

王懿荣画像

王懿荣因病购药而发现甲骨文的故事在社会上传开后，出现了多种说法，也产生了多种疑问。有人认为，按一般的常识，像龙骨这样的中药，是要被捣碎煎服的，因而当它出药店的时候已化为碎粉了，如何能辨认其上有字？而有的人则著文说：“光绪年间北京并无‘达仁堂’药店，王懿荣因病到达仁堂买药一说仅系传闻。”另外还有人谈到是天津的两位学者王襄和孟定生首先从潍县商人范维卿处购得龟甲骨并定为“商简”等真可谓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形成了甲骨文发现史上的一段疑案。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有证据可考的是，王懿荣的儿子王崇焕在所撰《王文敏公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地方，发现殷代卜骨龟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携至京师，公审定为殷商古物，购得数千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开创之始。事在是年秋。

遗憾的是，这段记载并没有什么因病买药之事，只是说甲骨从商人手中购得。虽然当时王崇焕只有8岁，但主要情节应该是记得的。不过王懿荣本人确曾说过甲骨与药店有关的话：“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掘地得之。辇载炫鬻，取价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惟药肆买之云云。”可惜的是，这段文字仍未说明是不是自己因病而去药店买龙骨之事。但不管怎么说，王懿荣最早从古董商人范维卿处得到了成片的有文字的甲骨应是事实。

王崇焕在《王文敏公年谱》中所说的“小商屯”，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安阳小屯村。居住在小屯村附近的农民祖祖辈辈耕田掘地，经常发现有龟甲兽骨碎片从田间出现，但农民们却不知是何物，便把它们当成碎石瓦块一样扔到河边或用来填坑。

另据传闻，最早把这种甲骨当作药材送进药铺的，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不知是某年某月，这个在小屯村土生土长的李成，剃头的生意没有红火起来，身上的疥疮却日渐疯长，这疥疮虽不算大病，但又痛又痒，痛苦难当。由于无钱寻医买药，李成便在走街串坊的空隙，把那些扔在河边地头的甲骨捡起来用石头砸碎，碾成粉末，涂在身上疥疮处以止脓水。出乎意料的是，这甲骨的粉末不但止住了流淌的脓水，而且这疥疮也一天天结痂、消退了。这个意外的收获使李成大为惊喜，既然这骨粉能治疥疮，何不再进一步做些试验呢？于是他取出剃头刀将自己的手划破，再把事先碾碎的骨粉敷到流血的伤口上。很快，血被止住了，伤口也慢慢地愈合起来。

有了这般奇效，头脑并不愚笨的李成便打起了这些碎骨的主意。他将剃头挑子放在家中，找了个破篮子到河边地头将农民们抛弃的碎骨片一点点捡起来，然后送到县城的中药店去卖。开始药店掌柜的不知这碎骨是何物，无意收购，李成便当场表演止血的功能。药店掌柜见确有些功效，便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收购了碎骨片。待李成满意地走后，药店掌柜找来药书对照查看，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中药里说的“龙骨”。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物，很早很早以前，中国就有了关于龙的传说和神话。龙，是中国人的图腾象征，数千年历史赋予了它至高无上的威严。中国的皇帝们都喜欢把自己比作龙的化身，中国人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对“龙骨”这个名词，早在中国的古籍《山海经》一书中便有了记载。中草药里的“龙骨”其实大都是些古生物化石或上古时期的兽骨。很早的时候，民间就有“山野之间龙有蜕骨，可以入药”的说法。而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其所著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中就有“龙骨味甘平，能生肌防腐”的记载。直到今天，许多中药店仍然把它当作药材出售。

自从李成捡拾龙骨从药店里换回钱之后，消息很快在小屯村传开，既然有这样的好事，焉能放过，于是村民们纷纷出动，开始在田野里捡拾和挖掘起来。村民们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引起了古董商的警觉，而捷足先登的古董商当属潍县的范维卿。

范维卿本是一位农民，在山东潍县浮烟山北麓一个丘陵小庄居住，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人称二哥。因为家中几乎无地可种，兄弟们以推磨、做挑夫为生，唯有他入了古玩行当。当时潍县城内收藏之风大炽，古玩商业兴旺发达。清末时期，潍县城里有数十家古董店铺，周围十几个州县跑单帮的古玩贩夫也云集潍城，以此为据点周游四方。范维卿的经营方式是：四处周游，搜求古物，边收边卖。后来渐渐蹚出了自己的路子，将收到的古物主要贩卖给天津、北京的达官贵人和文人世家，尤以端方和王懿荣为主。由于河南安阳、汤阴一带经常有青铜器出土，范维卿便经常到此地收购。1899年，范维卿再次来到安阳寻找“猎物”，由于久收不到青铜器，在闲转中闻知龙骨能入药，便顺手收购了一批龙骨，送到了北京的药铺卖掉。接下来便有了王懿荣因病到药铺抓药并发现甲骨文的故事。

据当代青年学者邓华考证，王懿荣在发现甲骨文后，曾亲自到药铺问过货源来路，并叮嘱药铺掌柜：“若潍县古董商范某再来，必为引见。”按邓华的说法，1899年夏天，范维卿又去北京送龙骨，遂被药材掌柜引荐到王府，范氏与王懿荣的相识或许缘始于此。当王懿荣看到范维卿带来的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后，兴奋异常，当场指认上面一些近似钟鼎文的字体给范氏看，范维卿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自己顺手搞来的破烂骨头竟是很有价值的古董。王懿荣兴奋之中设宴款待范维卿，时值盛夏酷暑，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王懿荣不再顾及官体，脱掉上衣，让范维卿磨墨，在院中的树荫下赤膊挥毫，为范氏写了一副对联：“农事渐兴人满野，霜寒初重雁横空。”后来范维卿将这副对联带回家中，视为珍宝，代代相传，逢年过节必挂在堂屋里进香供奉，可惜此联在“**”中被当作“四旧”焚毁。或许，这副对联尚可证实当年的王懿荣因病服药而发现了甲骨文之事确为信史。但后来也有人从他写给范维卿的对联中，感到范、王相见应是在秋天而不是在夏天，否则，在酷暑当头、蛙叫蝉鸣之时，王懿荣怎会产生“霜寒初重雁横空”这不合时宜的奇想。看来王懿荣的儿子王崇焕的记述更合乎情理一些，这具体的时间应为“事在是年秋”。事实上，也只有秋天才可能出现“霜寒初重”和大雁横空南飞的场景。

王懿荣在得到甲骨并发现了上面的文字后，是如何鉴别“审定为殷商古物”的，后人难以知晓。有人撰文说王懿荣是受《尚书·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启示并结合对周代青铜器上的篆籀文字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尚难确定，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王懿荣以及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即对中国古文献的博学和在音韵训诂等方面有精深造诣，而这些正是甲骨文学者们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阶段，并遵循着某种规律性。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斯言甚是。

王懿荣书写的便笺

甲骨文被确认之后，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将其定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开了商代历史研究、确认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王懿荣搜求千余片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为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感无力回天，愤而投井自尽。

王懿荣与他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诀别了，甲骨文研究的命运也面临着是生还是灭的又一轮抉择。所幸的是，由于刘鹗的及时出现，甲骨文研究的历史按照王懿荣的愿望走了下去。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以所著《老残游记》闻名于世。早年的刘鹗精算学、水利，又懂医术，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曾在上海行医，后弃医经商，但尽蚀其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于郑州决口，著名金石学家、河督吴大瀓率民众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刘鹗投效于吴大瀓的门下，决心以己之长治理黄河。刘鹗的积极参与，使泛滥成灾的黄河郑州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刘鹗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为山东黄河下游提调，相当于知府的官衔，从此声誉大起。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时候，刘鹗正在北京候补知府。他是吴大瀓的学生，也涉猎于金石学，与王懿荣经常往来，后来成为至交密友。王懿荣殉难后，他极为悲伤。当时王家为了还债，就把王懿荣生前收藏的甲骨大部分折价转让给了刘鹗。

刘铁云画像与《铁云藏龟》书影

得到王懿荣遗留的甲骨之后，刘鹗开始广泛搜求甲骨，他委托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齐鲁、赵魏之乡”，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收集到约3000片甲骨，另外又派自己的儿子到河南一带去收购甲骨，不长的时间就总共收集了近5000片。

刘鹗收购甲骨，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收藏和把玩，根本目的是学术研究。1903年，他将自己收集到的甲骨进行整理分类，拓印了1058片，分成6册，以“抱残守缺斋”的名义石印，从而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书籍——《铁云藏龟》。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书虽然印刷不够精细，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毕竟为中国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书面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甲骨文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创了奠基性的学术道路。同时，也标志着甲骨文研究从以收藏为主的书斋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

刘鹗《铁云藏龟》一书的首页

刘鹗《铁云藏龟》中刊出的几片甲骨文

在开始搜求甲骨时，刘鹗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终揭开甲骨文字的奥秘。但收购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图，唯恐将甲骨的出土地泄露后断了自己的财路，便将甲骨的出土地点谎称为河南汤阴或汲县，对真正的产地安阳守口如瓶，从不泄露半字。在当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古董商的谎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为真，王懿荣至死也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并有“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的感慨。而天资聪颖过人的刘鹗也对古董商人的谎言深信不疑，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称甲骨的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县之牖里城”。由于这部书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流风所及，刘鹗的“汤阴说”成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据，这个说法不仅误导了中国人，就连日本人也受到了蒙蔽。但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总要剥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编织的谎言最终被戳穿，而戳穿这个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商人们自己。在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劝诱下，古董商人终于吐露了真言。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他自幼以收藏金石铭刻为癖嗜，曾做过清朝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官。他精通国学，后来与日本和欧美的汉学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这使他在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成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当然，一般人对他的认识，更多的是从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中，从他为清王室复辟忠诚而执着的努力中得知的。

罗振玉年轻时在刘鹗家当过家庭教师，因此后来他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鹗的儿子刘大绅。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罗振玉才得以于1902年某日在刘鹗家中见到了从王懿荣府中转购来的甲骨。出于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和超前的思想意识，罗振玉极力怂恿刘鹗将其所藏甲骨拓印出版，并亲自为其所藏甲骨文进行墨拓。他曾满怀感慨地说：“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在罗振玉的鼓动和亲自示范下，刘鹗的《铁云藏龟》才得以石印出版。付印之时，罗振玉还专门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说：“金石之学自本朝而极盛。成同以降山川所出瑰宝日益众，如古陶器、古金版、古封泥之类，为从来考古家所未见。至光绪己亥而古龟古骨乃出焉，此物唐宋以来载籍之所未道，不仅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历史……古卜筮之制，故书散失，其仪式多不可考……”罗振玉认为，甲骨上的文字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字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一跃而变为可资研究的重要历史资料。

可以说，刘鹗在甲骨学研究史上的功绩，与罗振玉的提示及帮助是分不开的。遗憾的是，刘鹗虽亦为忠义之士，却因后来擅开皇仓赈济百姓而被清政府流放新疆，以致客死他乡。

接触到甲骨文后，罗振玉凭借自己较丰厚的家资和卓越的学识，全力以赴投入甲骨的搜集和研究之中。同先前的王懿荣、刘鹗等人一样，对甲骨的出土地点，罗振玉也轻信了古董商的谎言，认为地点在河南卫辉和汤阴一带，由于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了很大局限并出现指导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罗振玉在1903年还认为甲骨文是“夏殷之龟”，把此种文字的时代确定为夏、商两代。直到1908年，罗振玉经多方探寻，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正如他在后来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图录》的序言中所说：“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1910年，罗振玉再次询问来自河南的古董商，进一步证实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阳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

殷墟所在位置图示

殷墟出土的卜骨。刻辞内容是商王命令官员认真教育王族成员：“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一般多为卜辞，单纯记事者很少见。宰丰骨匕所刻乃是记载帝乙或帝辛时，宰丰受到商王赏赐的事情。这块牛骨所刻文字，已有精妙的间架结构，熔奇变的章法、布局于一炉，显示出卜辞的书法在结构上重心安稳、错落有致，有疏密得当、蹙展分明的艺术效果

随着甲骨出土地点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罗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认为甲骨是“夏殷之龟”的观点，而确认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这一年，罗振玉应日本学者答林泰辅的约请，写出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时的他已释读出一定数量的甲骨文单字，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在这部著作的“序”中，罗振玉进一步考证小屯村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罗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了50天，不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万多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1914年，罗振玉通过对大量甲骨的进一步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武乙之都”，并在新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又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宣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做实地考察，从其后来的著作《五十日梦痕录》中可以看到，罗振玉上午9点左右到达安阳并住进人和客栈，吃完饭，立即找了一辆车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做了实地考察后，还顺手拣了一块古兽骨和一捧无字甲骨——这是甲骨学者第一次将足迹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罗振玉不仅是早期著名的甲骨文资料收集者，也是最早探知和考察甲骨文出土地的学者，甲骨文的释读自他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从此之后，学者们不仅通过古董商，而且派人直接去安阳小屯收集甲骨，从而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并扩大了对甲骨的搜求范围。罗振玉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名做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发表、1927年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总共释读了561个甲骨文单字，指出商王名号22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并发现了王亥之名，这项成果成为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在此基础上，罗振玉还开始注意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并提出了著名的“由许书（指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治学方法。这个方法成为后来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宝。罗振玉从1906年开始广泛地购藏甲骨，直到1940年去世，先后收藏甲骨达30,000多片，并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编著的《殷墟书契前编》以及后来的《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殷墟书契菁华》，是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正如甲骨学者王宇信所言，罗振玉的研究成果，“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升起，并为后来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殷商的历史之门显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窥视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年的殷商王朝的历史之门彻底撞开了。

王国维，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他7岁入私塾就读，16岁考取秀才。1898年2月，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司书、校对的差事。在上海期间，王国维结识了罗振玉，不久即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于1900年去日本留学，由此扩大了他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眼界，罗、王的师生加兄弟之谊因此建立。1906年，罗振玉奉学部之命北调京师，王国维与之同行，其后的八年之间，罗、王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在此期间，王国维曾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南书房行走”等职。

王国维（左）与甲骨学家罗振玉1919年于日本京都合影

王国维早年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相当广泛，自1902年在南洋公学虹口分校任职时起，便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主攻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并努力将学到的新思想用以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王国维留给后人的《观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文学、诗词、戏曲等等都做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都是盛极一时、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灭亡。不久，王国维随罗振玉携家眷东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间，王国维开始了他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学术生涯。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基和本身的勤奋学习，以及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方法，加上罗振玉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同时又有罗振玉所藏的大量图书资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在京都的几年间，王国维在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的研究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他日后的顶峰之作铺平了道路。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归国，受聘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编《学术丛编》，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1917年2月，王国维撰成盖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此之前，尽管罗振玉于1915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已指出了卜辞中商王名号22个并发现了王亥之名，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整个商王室世系从整体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资料加以论证从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确认下来。这个遗憾和空白最终由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予以填补并发扬光大。王国维首先突破了罗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将卜辞对照的文献范围，由《史记》一书扩大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并扩大到铜器铭文的范围之中。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发现了《史记》中误记或以通假字记载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号。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稿初成之后，王国维即寄给罗振玉，请其斧正。罗振玉读罢，神情为之大振，惊为旷世之作。他在给王国维的回信中写道：“昨日下午邮局送到大稿，灯下读一过，忻快无似。弟自去冬病胃，闷损已数月，披览来编，积疴若失。忆自卜辞初出洹阴，弟一见以为奇宝，而考释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贯通，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固知继我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从信中可见，罗振玉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而王国维得到复信后，同样是“开缄狂喜”。

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经过王国维的考订，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19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甲骨文的研究虽不是自王国维肇始，在他之前，刘鹗、罗振玉、孙诒让等人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利用考古学上的新材料与旧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相互验证，即用地下文物和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阐明殷商历史的真相，走上科学治史的道路，则由王国维启之。正是有了王国维这位旷世奇才的开创性功绩，甲骨学的研究才有了其后的辉煌成就，殷商历史的大门才轰然洞开，湮没三千年的秘密得以揭开，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的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的突破。当年王国维曾用宋代晏殊、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句，来表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从王国维所分列的三种境界，可以看出他自己在学术和人生之路上的追求。或许正是由于他对学术和人生奥秘的深刻洞悟与不懈努力，才在学术上构建起了自己的名山大业。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中论证商先公先王谱系所利用的由三个断片缀合的甲骨摹本（《殷契粹编》第112片）

其释文是：乙未，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十，小甲三，□三，且乙十。

关于王国维的功绩，正如另一位甲骨学研究大师郭沫若所评价的那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抉发了三千年来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疑古风潮大行其道的当时，王国维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确是一部信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正如著名甲骨学者董作宾在其所著《甲骨学五十年》中所言：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初步研究上，能够把王亥二字看作一个人名，把孙诒让认为立字者，断定为王字，这已是不容易了。王氏更把《殷本纪》讹为振字的，考定就是王亥，尤其令人惊奇……这算是王国维氏在甲骨学研究的征途中，最为惊人的表现……可见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的，并不是绝无根据，这足以唤醒一般极端疑古人士好以神话解说古史者的迷梦了”。

1925年冬，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时陈寅恪尚未到校。（引自《清华年刊》1925年26期。南按：原载后排左二为陆维钊有误）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确定，无疑为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者从传统古典经籍考订的书斋里走了出来，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密切注视着新出土的资料，以新的学术指导思想和方法，开始穿越历史的迷雾，渐渐迈上了“信古”“释古”的道路。

遗憾的是，王国维，这位学术界罕见的旷世天才，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于1927年6月2日，在他50周岁的鼎盛英年，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和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