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周统帅禁军的大将赵匡胤，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极富戏剧性的故事之日起，后周王朝灭亡，大宋王朝建立了。

建隆元年（960年）六月，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不久，便颁布诏令：凡在周世宗时所废还未毁的寺院，立即停止毁禁，并着手修复。已经拆毁的寺庙，所遗留下来的佛像要妥善保存，并用金字、银字书写佛教经文。

在宋太祖保护佛教的政策下，仅建隆元年便在全国剃度僧尼8000人。紧接着，宋太祖又派行勒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大力弘扬佛教。

河北正定龙兴寺悲阁内铜铸菩萨，通高22米，为宋代所铸，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铜菩萨像，人们习惯称之为大佛

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刻《炽盛光吉祥消灾陀罗尼经》

在唐之前主要依靠抄写留传的佛经，到了宋朝，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传播的需要，雕版印刷[1]技术逐渐推广。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利用最新技术，敕命内官张从信在益州主持雕刻《大藏经》，前后费时12年。最初刻制佛经5000多卷，后来又增刻1000多卷，共达13万块雕版。这部佛经因刻于宋开宝年间，所以被称为《开宝藏》。又因刻于四川，故又称“蜀版大藏”。这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也是当时最全的一套佛教丛书。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发展的一大贡献。

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弟弟赵匡义继位，即历史上的宋太宗。宋太宗依然采取保护佛教政策，在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就剃度僧尼17万人。自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始，又在东京（开封）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 1年）以来中断了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由于宋太祖奉佛，西域、天竺僧人携带经文来汉地者络绎不绝。如天竺僧人法天、施护、天息灾，都曾入东京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活动，并有御派汉地僧人法进、常谨、清沼等人充任笔役，协助译经。

《开宝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宋太宗的后宫内，也有不少虔诚信佛的嫔妃佳丽。有故事传闻，南唐李后主曾手书金字《心经》一卷，将其赐给宫女乔氏。后来，这位宫女被宋太宗选入禁中，颇受宠爱。当李后主死去时，乔氏从内庭拿出所赐经文，舍身相国寺，并以工整的字迹，在经文后写下一段语意凄婉的话：“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故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后来有僧人把这一李后主书写、宫女乔氏添词的经文带到江南，放置于大禧寺相轮中。据说，该寺后来大火，相轮从火中堕毁，而经文仍完好无损。

继宋太宗之后登天子大位的宋真宗赵恒，不仅继续建造佛寺、翻译佛经，还亲自为佛经作注，又御笔撰写《崇释论》，文中反复论说佛教与孔孟之儒教“迹异而道同”。在他的提倡下，全国僧徒达到40万，女尼6万多，成为赵宋一朝僧尼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

接下来的宋仁宗赵祯，可谓是北宋中期的开明皇帝，他对佛教教义和僧尼倍加关照。及至宋神宗时，崇佛的热潮仍未消退。据传，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某一天夜里，司理院狱屋的高处有道道彩光闪现，京城官民为之惊骇。第二天，宋神宗的大赦诏令颁下，京师上下都为此感到奇怪。宋神宗命人到彩光出现的地方搜寻，结果得到一纸，上有38个字：“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法有缘，佛法相因。行念观世音，坐念观世音，念念不离心，念佛从心起。”又据载，元丰三年（1080年），钦差大臣王舜封巡视东海普陀洋面，突遇狂风巨浪，几欲将船掀翻。船上的人连连向普陀山观音大士叩祷，终于平安济渡。王舜封回到朝廷奏报此情，神宗感激观音菩萨保佑大宋使臣，当即动拨帑银，在原来小庵院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修整，完工后赐名“普济寺”。

北宋晚期的哲宗赵煦，也曾在皇家大院设立道场，并亲临道场听经。宋时刻的《宋稗类钞》卷七记载：绍圣改元九月，禁中为宣仁做小祥道场。宣隆报长老升座。上设御幄于旁以听。其僧祝曰：“伏愿皇帝陛下，爱国如身，视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忧勤。庶尹百僚，谨守汉家之法度。四方万里，永为赵氏之封疆。”即时有僧问话云：“太皇居何处？”答云：“身居佛法龙天上，心在儿孙社稷中。”当时传播，莫不称叹。

尽管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起至哲宗一朝都崇尚佛教，但由于北宋末年政治动**，经济衰退，至神宗即位初，佛教已显出没落的趋势，全国僧尼人数由原来的46万之多，减至不足26万人。又由于这种没落是全国性的，就法门寺而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跟五代十国时期几乎相同的是，历史文献中也绝少关于北宋时期法门寺情况的记载，要窥知此时法门寺的法事等项活动，就不能不借助于有幸留传下来的寺碑铭文。

法门寺内至今尚存的宋代刻碑有二方，一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二为庆历五年（1045年）的《普通塔记》。此外尚有碑虽佚而文已著录或见于目录的有《买田地庄园记》《灵异记》等近十方。其中《灵异记》《买田地庄园记》《普通塔记》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法门寺在北宋前、中期的佛事盛况。如《灵异记》载：

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或供会辐辏，缁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洎百年已还，迄于今日，檀那[2]相继，未尝废坠。

这段碑文表明，仅供会日前来浴室院就浴的僧俗就日有千数，那么，如果将没有就浴的人算在一起，就不仅仅是个千数的问题了。可见当时法门寺对僧俗的影响依然很大，否则，怎会那么多人在此就浴？从百余年来“未尝废坠”一语来看，这种盛况是带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这一推断，还可在《普通塔记》中得到证实。记中载道：

重真寺天王院沙门智颙……复常悲其寓泊僧骨弃露零散，乃于寺之南城外不尽一里募施，掘地为圹，际水起塔，出地又丈余，砖用万余口。既成，近左收捃得亡僧骨仅四十数，于庆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建道场，请传戒师为亡僧忏罪受戒。塔顶开一穴，以备后之送骨……今智颙师……作普通塔，使游方之徒来者、未来者死悉有所归，其用可嘉也。

这段碑文的意思已表述得很清楚，即在普通塔修建前后，前来法门寺瞻礼的游方僧很多，死于此处的亦不在少数。如此众多的人在此处死去，可见这时的法门寺是怎样出类拔萃，又具有怎样的感召力。依次还可推断的是，唐末时期李茂贞重修的寺宇，破坏性当为不大，而这个时期唐代二十四院的规模亦应基本保留了下来。

法门寺具有如此大的寺院和如此多的僧众，其经济上的开销从哪里来？以怎样的经济形式支撑着寺内法事的正常运转？这诸多的设问，恐怕要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是朝廷的拨款，再是前来朝拜者的施舍，而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寺院拥有的土地。这一点，从法门寺在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所立的《买田地庄园记》碑可得到证实。碑的原文曾这样记载：

重真寺真身塔寺兼都修治主、赐紫大德志□……与师兄志永、师弟志元，辍那衣钵，去寺北隅置买土田四顷有余，又于西南五里已来有水磨一所及沿渠田地。……具列□琰所有土田段数如后：寺南魏衙东边地二十亩，寺后东北上地一段计八十五亩，东北上地一段计四十五亩，东北上地一段计五十五亩，东北上地一段计三十亩，东北上地一段计□□□亩，正北上地一段计二十五亩，正北上地一段计七亩，西北上地一段计五十亩，西北上地一段计三十五亩，西北上地一段计二十亩，庄子一所，内有舍八间，牛口一具，车一乘，碌碡[3]大小五颗……田地、水磨及牛□合计钱七百九十六贯五百文足。

由此文可以看出，这四百多亩土地都是属于重真寺（即法门寺）内“真身塔寺”的，而这个时期，唐代建成的二十四寺院应该大部分存在，真身塔寺不过是二十四寺院之一。它既然有独立的田产，其他院也应该一样，如此算来，整个重真寺的田产就完全有可能多于这个四百亩数字的几倍或几十倍。试想，如有了这样一份田产做经济后盾，整个寺院的运转是不成问题的。

北宋一朝共历九帝168年，除第八帝徽宗一度排佛外，其余各帝皆推崇佛法。当然，徽宗并不是一登龙床就排佛的；相反，他亦对僧尼表示敬重。史载大观年间（1107~1110年），有僧人道楷名声远扬，宋徽宗仰慕其名，赐予“定照禅师”称号，又赏给紫衣牒一套。想不到这僧人道楷不识抬举，对徽宗的封号赏赐均予回绝，没有接受天子的一番好意。宋徽宗一怒之下，当即下诏将此僧治罪。但不久，徽宗又将其特赦，放归庙庵。道楷七十六岁时过世，临死留下遗言：“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北宋皇帝。在位期间任用奸臣，尊奉道教，引发并平定数起农民造反。独创书法“瘦金体”，有“屈铁断金”之誉。传世书迹有《真草千字文》《临写兰亭绢本》等

宋徽宗后来走上了排佛崇道的道路，是否与这个事件有关，现已无从可考。有史明载的是皇帝身边如蔡京、童贯等一批奸佞小人，和后来得宠的道士林灵素等人的影响，才使他渐渐排弃佛教而笃信道教的。开始时宋徽宗曾一度令佛教与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将佛号、僧尼的名称都道教化。作为一国之君的这个做法，对佛教无疑又是一次极重的打击，并使之很快衰落下来。虽然不久即被新上台的宋钦宗恢复原状，但北宋的统治也随着徽宗、钦宗两帝被金兵俘获掳去而宣告终结了。

法门寺山门

有些奇怪的是，宋徽宗的排佛没有在法门寺史志上留下一点痕迹，相反倒是有一段关于这位皇帝亲临寺院朝拜的故事流传下来。在可查的《扶风县志》《关中胜迹图志》中，法门寺的条目之下，竟出现了“宋徽宗尝有赞[4]，又手书‘皇帝佛国’四字额于山门”的记载。有些非官方的史料，还对这一事件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将当时的名妓李师师也扯了进来。文中说宋徽宗陪李师师游山玩水，自京师达长安，为说明其“皇权神授”，遂来法门寺朝拜。相传法门寺曾经有块卧虎石，是隋文帝杨坚从麟游仁寿宫运来成实道场的。那卧虎石是块天然的石头，形状好像一只猛虎，昂头蹲卧，尾盘足下，好不威风。每当隋文帝驾幸法门寺，朝拜听经时，必来此落座享用。后来经过四次大的毁佛运动，那卧虎石被毁坏并遗失。这次宋徽宗要驾幸法门寺，地方官员接到诏令后，为投圣上所好，便派民夫在秦岭选了一块大青石，火速运到寺院，摆放在大佛殿前，让工匠打磨光滑，供宋徽宗朝拜听经时所用。

传宋徽宗为法门寺山门题写的“皇帝佛国”

听说宋徽宗这位不理朝政，不顾百姓生死，整日**逸作乐、采花盗柳的昏庸皇帝要驾幸法门寺，便激起了当地百姓的怨恨。在派去打磨大青石的工匠中，有个叫石头的男娃，生得剑眉虎目，机智过人。其父早年是闻名乡里的石匠，石头自小随父学艺，在四方庙宇、楼阁、大院刻制石碑和石兽。因其聪敏机灵，几年之间就学成了一套娴熟的技艺。当他前来打磨青石时，灵机一动，趁人吃饭休息的工夫，从怀里抽出了小刻刀，用一种被称作“水隐法”的技术，悄悄地在大青石上刻出了一只猴子。这种“水隐法”的奥妙之处在于，物件刻好之后，往往平时看不见形迹，只要用水一浸，方可显出原形。

宋徽宗驾幸法门寺后，在名妓李师师和大小官吏的奉陪下，来到大佛殿前，端坐在那块光滑平整的大青石上拜佛、听经。当一切完结后，宋徽宗提起御笔，为法门寺题写了“皇帝佛国”四个大字，便携李师师起驾回京。

传宋徽宗题字的落款为“天下一人”

宋徽宗走后，地方官僚为取悦这位当朝天子，命人将那块大青石用水清洗，准备作为“圣品”以示供奉。就在几个民夫清洗时，却惊奇地发现那块大青石上出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猴子。地方官僚见状，大为惊诧，不敢作为“圣品”供奉，亦不敢提及此事，大青石便一直沉睡在法门寺院内。由于百姓痛恨宋徽宗，便将那块大青石称为“卧猴石”，以戏谑一代昏君。宋亡后，人们渐渐将昏君忘掉，又把那“卧猴石”改称“卧虎石”了。直到现在，那块大青石还卧在法门寺大佛殿东房檐下，倘用一碗清水泼上，一个鲜活的猴形即可显现出来。

不难看出，这宋徽宗与卧猴石的故事显系虚构而成，其蓝本应是来自宋徽宗题写的“皇帝佛国”四个字。而这四个字是否宋徽宗来法门寺所题，亦实属一桩疑案。从史料来看，宋徽宗共在位25年（1100~1125年），正史中并未发现有其巡幸关中的任何记载，更未有其亲睹寺宇的只言片语。既如此，何以作赞？又怎会亲题“皇帝佛国”四字？几乎众所周知的是，宋徽宗即位之初，尚能崇信佛教，并数次驾幸过汴京佛寺。但自大观四年（1110年）以后，即以“士庶拜僧者，论以大不恭”，而“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并“讽道篆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宣和元年（1119年）春，更改佛号为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与此同时，这位皇帝对于儒教更是宠爱有加，几乎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如到国子监把祭祀孔子的大殿改名为“大成殿”，并亲笔为此题写匾额；去哲宗封孔氏后裔为奉圣公、不得做官之制，恢复仁宗时期封衍圣公之制；赐钱三百万重修邹县东北孟子庙和用二百万钱再在邹县南门外新建孟庙等等一连串的行动。在这样一片尊儒崇道排佛的气氛中，很难设想此时的天子又跑到关中的法门寺题写匾额。按照法门寺文化研究专家陈景富先生的观点，在法门寺诸多宋碑中，大部分看起来虽无足轻重，但都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事件，并流传至今或者存世很久，如果宋徽宗真的为法门寺作了赞，或题了额，这当是有宋以来的头等大事，必然要立碑刻文以示铭世的。但就是这样一件大事，非但今日的研究者没有见到碑石，而且元明之际亦未有记载，即使在金石录的著作中，也同样找不到半点踪影。元代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由钱塘人黄树毂辑录的《扶风县石刻记》当是极为详尽的金石辑录，而在此中同样无宋徽宗的赞和额。非但如此，即使作于宋徽宗执政晚期的《圆相观音菩萨瑞像颂》碑[5]，也未留下当朝天子的赞或额的一丝痕迹。这些事例又无不在说明，宋徽宗为法门寺作赞和题额的说法是难以让人置信的。至于名妓李师师是否来过法门寺，则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悬案。在笔记小说《都氏闻见录》上，曾记载名妓张好好和李师师前来法门寺朝拜过，并在四级木塔上凭栏远眺，又在塔柱上刻词留念，等等。妓女进寺烧香拜佛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只是张好好与李师师是否真有此行，亦难考证。不过，就法门寺的兴衰而言，这两个名妓来与不来，并不算什么轰动四方的大事，这里权且放下，不再提及。

法门寺仿唐建筑千佛阁。据考证，宋代木塔结构与其相似

注释：

[1]雕版印刷：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创始于公元7世纪间的中国，曾经历了印章、墨拓石碑、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发展阶段。早期雕版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制佛像、经咒、发愿文、历书等。其底版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制版和印刷的程序是先把字写在薄而透明的棉纸上，字面朝下贴于木板，用刻刀按字形把字刻出，然后在雕版加墨，再覆盖纸张于版面，用刷子轻匀揩拭，揭下来，文字即转印于纸上，并成为正字。

[2]檀那：佛教称谓，指佛门中人对布施者的称呼，即俗称的“施主”。

[4]宋徽宗《赞真身舍利》：“大圣释迦文，□□等一尘。有求皆赴感，无刹不分身。玉莹千轮在，金刚百炼新。我今恭敬礼，普愿济群伦。”

[5]据《扶风县志》卷十一记载，《圆相观音菩萨瑞像颂》为杨杰秘本，熙州慧日禅院僧彦泯作颂，宋政和八年（1118年）立碑，其颂词曰：“妙觉慈悲主，身云莹碧霞。光轮停夜月，璎珞缀千花。无畏全心普，分形应类差。圆通斯第一，名号遍恒沙。处处传消息，头头感叹嗟。和风飞语燕，斜日噪寒鸦。昂首清尘眼，称名断苦芽。谛观圆满相，砧杵落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