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和三年（883年），曾经一度攻占长安并建立政权的黄巢农民军，在各路军阀的打击下，被迫撤离。临行前，一把火将长安城的宫殿、省寺、居第几乎烧了个精光。光启元年（885年）十二月，割据的军阀王重荣联合李克用打击宦官田令孜。田令孜先退守长安，继而又劫持僖宗出幸凤翔，走前再次焚烧坊市、宫城。至昭宗朝，长安更成为各路军阀拉锯式征伐的战场。先后有凤翔军、岐军相互焚烧，致使“宫室廛闾鞠为灰烬”，再是宦官韩全诲勾结神策军李继筠“挟天子以令诸侯”，第四次火烧长安城。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勾结宰相崔胤胁迫昭宗迁都洛阳，同时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行前“殿长安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城自此遂丘墟矣”。朱温毁城既是最后一次，也是毁灭性的一次，因长安的佛寺与宫室、民居错落而成，宫室、民居被毁，佛寺怎能独免？当前几次的战火过后，虽有修复，但无疑是宫室、民居先就，佛寺的修葺自是列在其次的地位。朱温毁城不久，即有留守官匡国节度使韩建改建长安城之举。这次改建，去掉了原来的宫城及外郭城，仅修建了子城（即皇城），其面积也仅为原城的十六分之一。这时的长安，即使还有佛寺残存，也应是残垣断壁、荒草萋萋了。

正当这战火连绵、举国慌乱、人民流徙之日，法门寺不仅未遭毁坏，反而大兴土木，扩大规模。算其功德，全在李茂贞一人身上。

李茂贞，深州博野（今河北）人，本姓宋，名文通，原为李克用部将，镇压黄巢起义后附唐，以功自队长升为军校。光启元年（885年），藩将朱玫反，唐僖宗被迫逃至兴元（今陕西南郑），宋文通又因护驾有功，由扈跸都头拜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洋州刺史等，并被唐僖宗李儇赐姓名李茂贞。扈跸东归，途中再受命攻杀叛将李昌符，又以功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成为节度使的李茂贞，诡诈狡猾，能软善硬，恃强凌弱，放任官兵迫害百姓，致使军无纪律，官无德行。如此一帮弱肉强食的乌合之众，之所以能够以凤翔为大本营，以宝鸡地区为中心，横行西部37年之久，就在于李茂贞本人是个善变投机的老手。

唐秦王夫人墓的砖雕端门。唐秦王李茂贞是唐末重臣，卒于924年，其陵墓位于宝鸡市北塬飞机场西端的陵原乡陵原村，死后与夫人葬在一起，为“同茔异穴”陵墓。2001年4月，宝鸡市考古队正式对秦王陵进行保护性发掘

光启四年（888年）二月，李儇回到长安，三月病死。其弟李晔即位，即昭宗，四月加封李茂贞为检校侍中，李茂贞羽翼变得更加丰满起来。此时的宦官杨复恭专制朝政，蓄养私党，昭宗为削弱他的势力，便任命其为凤翔监军。杨复恭看出了这位新皇帝的用意，心中颇为愤恨，在家装病两个月不肯上任，至大顺二年（891年）十月携家族跑到兴元（今汉中）发动了叛乱。

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昭宗李晔调遣李茂贞等讨伐杨复恭。李茂贞依仗自己的势力，趁机要挟李晔，讨价还价，昭宗只得任命他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李茂贞才答应起兵南征，并于三月二十五日攻克凤州（今陕西凤县），八月连占兴州、洋州、兴元，杨复恭兵败退阆州，后为西川兵所击杀。自此，李茂贞除割据整个宝鸡地区外，还拥有汉中、陇西地方，共达四镇十五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之志。

乾宁二年（895年），李茂贞联合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等节度使各率精甲数千人入觐，欲废昭宗而立吉王，后闻李克用起兵于太原勤王，才留兵宿卫而各返原镇。

秦王夫人墓壁上的砖雕“八抬大轿”

乾宁三年（896年）六月，李茂贞绝朝贡，谋犯京阙，凤翔军、岐军焚掠京师，宫室廛闾焚为灰烬。昭宗忍无可忍，决定派兵征讨。李茂贞自知力量不敌，忙上表称罪改悔，并献钱十五万，助修京阙。

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李茂贞在宦官韩全诲、李继诲的帮助下，劫昭宗车驾至凤翔。此时的李茂贞已给昭宗配备了以宰相韦贻范为首的一套百官班子，将李晔变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傀儡皇帝。

李茂贞虽挟了天子，但却不能号令诸侯。东平王朱温（赐名朱全忠）率兵来夺昭宗，将凤翔围困了二年多，李茂贞每战皆败，万般无奈中，遂于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与朱温约和，交出昭宗，斩宦官韩全诲等二十余人。

昭宗离开凤翔还京不久，即被朱全忠劫持至洛阳。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废哀帝李柷，建立后梁，改元开平，立都汴州城。大唐王朝遂宣告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代。

对于朱全忠的篡夺活动，李茂贞虽极言讨伐，实际上自知力不能敌，按兵不动，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在挟昭宗迁都洛阳至同光二年（924年）对后唐上表称臣的二十年间，李茂贞虽未被列入五代十国国君之中，但他盘踞关中，在凤翔设府署官，出入用皇帝仪仗，称妻为皇后，俨然一个小朝廷。他以秦王自居，以唐王朝的正统为号令，仍沿用昭宗的天复年号不改，以示与后梁政权势不两立。关中的险要地势，使他能够在乱中保静，肥沃的田地，又可使他没有用度之愁。在这期间，他曾多次企图乘乱并取，一统天下，但因力量终不及朱温的后梁和李克用的后晋，屡屡不能施展。要想在乱中求存，除了需要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力量作保障，还要一根维系人心的精神支柱，而建立起这根支柱的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事佛。李茂贞走上事佛的道路由此开始了。

在这事佛的决定性过程中，还有两个因素不可疏忽不计，其一就是在此之前凤翔府僧宁师关于李茂贞当为王者的传言。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一《宁师传》载：宁师，岐阳人，天复初年暴卒于山寺。三日而苏，遂向官府报告入冥司事，称其为冥司追慑，并令使者引其巡游署之李茂贞、李克用、朱全忠、王建和杨行密等上殿，使者声称诸人将为王。此后不久，李茂贞果然被封秦王，李克用为晋王，朱全忠改唐为后梁，王建创立前蜀，杨行密建吴，“诸皆符合”。尽管明眼人深知此传言为无稽之谈，这位僧人却由此声名大振，“秦、陇之人往往请（师）入冥，预言吉凶，更无蹉跌”。李茂贞对此传言亦深信不疑，以为是佛祖在暗中保佑自己，遂定事佛之心。而自天复元年之后，列强中最大的两股势力李克用和朱全忠逐鹿中原，争夺天下，李茂贞偏处西北一隅，没有卷入战争的旋涡，因而物资丰厚，民众安居乐业。在这样一种环境和经济实力下，李茂贞才可将事佛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并将修复在唐末战乱中毁坏的法门寺视为最为重要的一环。《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碑曾这样记叙道：

唐秦王李茂贞墓中出土的乐俑

今则王天潢稟，异帝裔承荣。立鸿勋于多难之秋，彰盛烈于阽危之际。遍数历代，曾无两人。增美储闱[1]，传芳玉谍[2]。将中兴于十九叶[3]，纂大业于三百年。竭力邦家，推诚君父。身先万旅，屡扫搀抢[4]。血战中原，两收宫阙，故得诸侯景仰，八表风随。当虎踞于山河，即龙腾于区宇。朝万国而无惭伯禹，叶五星而不让高皇。恶杀好生，泣辜罪已，然而早钦大教，风尚空门……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李茂贞摆出一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姿态，在近二十年中，几经修复法门寺这座古刹“灵境”，见诸碑文记载的有：

天复元年（901年），施相轮塔心堂柱方一条。

天复十二年（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浇塔修复阶舍二十八间；至十三年（913年）工讫，主修人为旧寺住持宝真大师和赐紫沙门筠等。

天复十四年（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又修复寺宇至少十八间、两天王像两铺，塑四十二尊贤圣菩萨，画西天二十八祖兼题传法记及诸功德，并皆彩绘毕。

天复十七年（后梁贞明三年，917年），造八所铜炉等，并于塔内外塑功德八龙王。

法门寺唐代风格的建筑

天复十九年至二十年（后梁贞明五年至贞明六年，919~920年），盖造护蓝墙舍四百余间，又甃塔庭两廊讲所等。

天复二十年开始，修塔上层绿璃?瓦，历三年而完成，达到了“穷华极丽，妙尽罄能，斤斧不缀于斯须，绳墨无亏于分寸”的佳境。

在修复法门寺期间，李茂贞“昼夜精勤，躬亲缮葺，不坠祗园之教，普传贝叶[5]之文”。他分别于天复十九、二十年四月八日佛诞日，遣功德使李继潜和僧录明□大师、赐紫沙门彦文、首座普胜大师、赐紫沙门寡辞分两次施梵筴[6]《金刚经》一万卷，十方僧众受持于塔前。

从李茂贞对法门寺旷日持久的修复来看，“会昌法难”和唐末战乱，确是给法门寺以重大破坏，尽管早在懿宗迎佛骨时，于咸通十五年（874年）“诏凤翔节度使令狐绹、监军使王景珣充修塔寺”，但远未能恢复寺宇的本来面貌，以致在相距三十年后，李茂贞又不得不大兴土木进行修复。当然，这次修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残补旧，而是几近重建。从碑文仅存可辨的数字来看，修复面之广、工程量之大、时间之长不能不令人震惊。诸如盖造护蓝墙舍四百余间，以边长各百间、每间四米计，该寺院的面积已达十六万平方米。即使如此，也未能恢复到唐代的原有规模。这次对寺宇的修复，重点是放在真身院内，仅就这一小区域而言，基本上再现了盛唐的风貌。而从记载的施梵筴《金刚经》一万卷及十万僧众于塔前受持的情况看，李茂贞已把法门寺当成他所控制政权的“国寺”，加之这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又设在凤翔，法门寺的佛事之盛又显出了往日的繁华，其弘法的重点可能转移到密宗金刚界法一面，目的似在以弘扬密宗佛教，为李茂贞本人及其政权祈福消灾，以便在乱世中延生长命并立于不败之地。佛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再次清晰地反映出来，可惜的是，这个独立的政权仅存活了二十年便夭亡了。

元至元六年（1340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卷首插图

当占据北方的后梁被后唐灭掉之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又连续更替了后晋、后汉、后周三个朝代。这一时期，各统治者相继并吞、攻战、厮杀，百姓无力安心生产、耕种，佛教勉强维持。到周世宗时，佛教的厄运再度来临。这位皇帝对佛教推行大力整顿的政策，向各地僧尼发出一连串的禁令，对佛事采取了种种限制，并于显德二年（955年）颁布了禁佛诏令：

自今不许私度僧尼，及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无敕寺舍并须停废。

周世宗在诏令中规定，若要出家，男子年龄在十五岁以上，须背诵佛经一百张或读五百张，女子年龄十三岁以上，须背诵佛经七十张或读三百张。在出家时，要陈状呈上，由本郡考试，成绩上报，最后由祠部发给牒文方得剃度。同时诏令，除官府允许存留的寺院之外，民间的铜铸佛像全部没收入官，用以铸钱，等等。

从史料记载看来，当时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僧尼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泛滥，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兵役。另外，汉地崇佛，大量金铜用于铸造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这也是促使禁佛的一个原因。

与“三武灭佛”不同的是，在较理智的思想支配下，增加了新的禁毁内容。前几次灭佛的出发点大都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但这次除了这些以外，还特别申明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迷信色彩浓厚的过激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排佛禁佛的呼声就没有停止过，而其主要根据便是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批判僧尼坐食不劳和迷信鬼神、残害肢体的做法。周世宗的这次禁佛，史书中很少提到他与儒教有什么关系，但是，就反对迷信、注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传统这一点，其脉络是清晰可循的。因此，周世宗明令禁止烧身、炼指等迷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是以往禁佛帝王所没有注意和实施的。

在后周世宗的禁令下，寺院建造要经国家批准，僧尼出家要经过严格的读经测试，私度僧尼绝对禁止，这一系列的规定，阻断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出家之路。这些措施实施后的结果，使国内寺院几乎减少一半以上，僧尼自然也大量递减。在周世宗禁佛的当年，全国共废佛寺3336所[7]，存者仅有2600多所，僧尼减去大半。此次灭佛，距“会昌法难”一百余年。佛教经过几次打击，致使历代名僧章疏文论几乎散失殆尽，各种佛学经论也多遭湮灭——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帝王废佛事件的结局。

在可查的史料中，没有提及周世宗禁佛对法门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以想象的是，在这样一次全国性禁佛运动中，已失去“国寺”地位的法门寺即使幸免，也难逃渐趋衰落的命运。

注释：

[1]储闱：太子居住的宫闱，即东宫，故又可用以称太子。

[2]玉谍：应作“玉牒”，古代帝王宗属世系的谱牒，采用编年体形式，凡政令赏罚、封域户口、丰凶祥瑞等一代大事，都加以记载。

[3]十九叶：唐自高祖建国，历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至昭宗时已有十九世，故名。

[4]搀抢：亦作搀枪，彗星的别名。隐喻有除旧更新之义。

[5]贝叶：贝多罗树（一种阔叶棕榈树）之叶片的简称，后泛指一切佛教经典。古印度人不谙造纸之法，其流通佛经的方式，系将经文刻写在贝叶上。

[6]梵筴：又称梵夹、梵箧、经夹，即贝叶经。其制作步骤可分为采叶（当贝叶呈浅棕色时，从叶柄割取，并去掉粗梗）、蒸煮晒干（使质地柔韧，不易断裂）、磨光、裁割（按一定规格裁成条状）、烫孔（在叶侧烫一至二孔，以备装订之用）、刻写（以铁笔为工具）、上色（以灯烟调肉桂油，或说以木炭调松香油，涂在叶片上，使凹刻的字迹显出黑色，油渍并可防潮防蛀）、装订（封面、封底常用优质木板或象牙板，两边打孔，然后以绳贯穿捆扎）。以上过程执行完毕，即可归类及收藏。

[7]此数字系根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纪》，但薛居正《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作30336所，两者记载有异且差距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