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佛教在东土发展并逐渐走向繁荣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论述过北魏政权分裂后，东、西两魏佛教的发展状况，以及西魏文皇后失宠后，出走麦积山并削发为尼的故事，想来读者不会忘记。

556年，西魏的实权人物宇文泰死去，其三子宇文觉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创建北周政权。这个政权刚一建立，免不了又是一场相互杀戮的残酷争斗。宇文泰的侄子和一帮亲信在经过一番密谋后，先后毒杀了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最后拥立十八岁的宇文邕，是为北周武帝。

这位北周武帝登位之初，也像他的先辈那样，对佛教表示了崇敬之情。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尊崇儒术，并凭着他那不算太浅的儒学功底，经常召集群臣到正武殿听讲《礼记》，而讲解者正是北周武帝自己。

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的臣僚，看到这位新皇帝那越来越不同于寻常的举动，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了。为了迎接这个新时代，天和二年（567年），最善投机钻营的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北周武帝，大事渲染寺院僧尼过多泛滥，常常滋是生非，国库收入因此骤减的事实，并提出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而在儒教，尧舜时代没有佛教，可国家安定强盛；相反，南朝齐梁寺舍遍布，却导致亡国失祚……武帝看到卫元嵩的上疏深表赞赏，由此暗下了禁佛的决心。

北周武帝的禁佛不像北魏太武帝那样莽撞和生硬，而是采取慢慢降低佛教的地位和削弱佛教影响的方法，为禁佛的目的一步步做着准备。他先后八次召集百官、沙门、道士等，就儒、释、道三教进行辩论。

辩论的第一次是在天和四年（569年）二月初八日，武帝亲临大德殿，召请僧道名儒及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就儒、佛、道三教谁优谁劣的问题展开舌战，皇帝本人则是这场舌战的评判官。辩论开始后，各派高手互不相让，使出全身的本领想打垮对方，独领**。一时大殿之上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争吵不休。接着，三月十五日、三月二十日和四月十五日，武帝又亲自主持了三场辩论会，三教高手依然难分胜负。

天和五年（570年）五月初十日，北周武帝又主持了第五个回合的辩论。在此之前，有一个叫甄鸾的僧人曾上呈《笑道论》三卷，对道教的三洞说[1]给予猛烈抨击和嘲讽，武帝就以《笑道论》为主题，主持辩论。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吵闹之后，结果认定《笑道论》言辞偏激，中伤道士，当场被焚烧。这次大辩论，武帝排斥佛教的目的已表露出来。

建德元年（572年）正月，武帝行幸玄都观，亲升法座讲说，并与公卿、僧道相问难，这是第六个回合的论战。此时明眼人已经清楚，武帝借用道教的道观来举办三教辩论，这本身就表明了他重道贬佛的意图。接下来的建德二年（573年）十二月，第七个回合的辩论再次展开。武帝自登高座，命题让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论三教的先后次序。结果是争来争去，最后由武帝亲自敲定：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居后，这个次序的排定，在标志着佛教不再受崇的同时，还预示着更大的厄运即将到来。

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六日，北周武帝举行了第八个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三教论战。这次武帝先让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对论，张宾虽有辩才，却不是智炫的对手，不长的工夫便汗流满面，难以应付。武帝看张宾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口之力，溃败在即，便以皇帝的权威，出面斥责佛教之不净。智炫明知武帝偏心，但还是据理力争。此时的武帝有些恼羞成怒，决定不再做这无休止的辩论，于第二天便颁发了禁佛诏令。《周书》载道：

［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从这道诏令可以看出，当时的北周武帝是把佛、道二教一并禁止了，两教的经典、造像全部毁掉，并令沙门、道士还俗，那些被视为**行为的奉祀和崇拜，凡是儒家礼典上没有提倡和记载的，一律废除。北周武帝经过八个回合遮遮盖盖的辩论，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一场足以载于史册的禁佛行动。

当北周武帝禁佛、道二教的诏令发布后，在一个月内，全国上下，不论是官立寺院还是民间寺观，一律砸毁佛像、焚烧经典，强令僧人、道士还俗，或为民，或充作军士，寺院的财货全部归于官府，寺院则赐给王公大臣做宅第，数以百万的僧众还俗后，多数应征入伍，成了职业军人。

对于北周武帝的禁佛，多数佛教史家认为与这位皇帝崇信儒家学说有关，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是，此时的武帝正欲大规模地攻取从东魏脱胎而来的北齐政权，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有相当的财力和军卒，而在当时已占相当分量和比例的寺院、道观，以及僧众、道士，正是强化国力、增加军卒的最佳选择场所和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北周武帝的禁佛，与其说是独尊儒术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为了富国强兵所采取的措施更具真实。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果然发动了对北齐的战争，同时也颁布了在北齐境内大规模毁佛的诏令。在原北齐所辖地区的一切佛像、经典全部**尽，所有僧尼一律勒令还俗，或为民，或充军，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整个佛教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供养人头像。北魏，泥塑，高7.8厘米，出土时供养人身体部位已失，仅剩头部

山东青州龙兴寺基址出土的菩萨立像。东魏，石质，高70厘米，出土时四肢已被砸断并遗失

北周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随着新皇帝的登位和复佛的诏令，佛教又如野火烧过的冬草，很快从根部生出新芽并迅速成长起来，直至迎来了隋唐佛教的鼎盛和繁荣。

隋朝佛教的繁荣，在杨氏父子两朝始终没有衰落。大唐佛教最鼎盛的，当属武则天一朝，其后的中唐时期，也就是自“安史之乱”的肃宗开始到宪宗，对佛教又掀起了一个新的**。这个**随着韩愈的“谏佛公案”而渐渐沉寂，使佛门遭到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打击，法门寺地宫及佛骨舍利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浩劫。

让我们抛却北魏和北周两位武帝的毁佛经过，接着唐宪宗一朝和韩愈的“谏佛公案”往下叙述。随着宪宗的死去和其子穆宗的即位，韩愈虽已平反昭雪重新回朝为官，但他的反佛言论并未得到执政者的响应，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朝廷为避免佛门僧尼的鱼目混珠和滥竽充数，而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整顿。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敕令京师两街各建方等戒坛，命左右街功德使选择有戒行者为大德主持考试，凡童子能背诵佛经一百五十页者、女童能背一百页者，方能准许剃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佛门的混乱，同时也使僧尼在入寺前就掌握了部分佛教知识，为以后的继续度化打下了基础。

青州龙兴寺出土的胁侍菩萨像，出土时周身多处毁损遗失

中唐以后，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政治上的腐败，各地寺院也渐渐变成了娱乐场所，原有的那种神圣、肃穆、威严已不复存在。僧尼们为招引庶民百姓、达官贵人，往往卖法阿俗，也就是将佛教的讲说世俗化，这种“俗讲”逐渐受到公众的青睐，甚至出现了由皇帝本人敕命而进行的俗讲，有的俗讲僧还被赐予“赐紫”“引驾[2]”“大德”一类古怪的官名。朝野内外，上自天子妃嫔，下到刁民**，都争相拥入寺院，迷恋于说法、譬喻及刺激感官的音乐和唱词。

在这股悄然兴起的俗讲狂潮中，有一位叫文淑的僧人脱颖而出，大有鹤立鸡群之感，连敬宗皇帝都因他的盛名而亲临寺院聆听。而这位文淑所讲的正如《因话录》所载，“假托经论，所言无非**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想不到堂堂大唐皇帝也混同于“愚夫冶妇”以此为乐了。

一件神圣的事物，如果被它的操作者变得低级下流、**不堪，便注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和厄运。唐敬宗一朝将本来神圣、肃洁的佛教变成了**的性感官刺激物，这无疑将招致佛门和僧民们的厄运浩劫。

继唐敬宗之后，即位的唐文宗已经觉察到父皇给佛门带来的巨大危险和潜在灾难。于是他果断采取措施，诏敕天下僧尼一个不漏地试考经文，如不及格，勒令还俗，试图使佛教发展正常化。遗憾的是，这位慧眼大智的皇帝，在整肃僧尼队伍过程中，又感到力不从心，已成气候的“俗讲”派僧尼和它的拥护者，对这道诏令进行了强硬的抵抗和机智的周旋，文宗的整肃计划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增加了各派之间的矛盾甚至仇视，当这个无法控制的矛盾激化到顶点时，佛门和僧尼的灭顶之灾也算是正式到来了——这便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昌法难”。

随着文宗皇帝的死亡和其子武宗李炎的继位，中唐时期结束了。作为晚唐的第一个皇帝，武宗在执政期间做的最为重大的事，恐怕就是对佛门的**灭。

在叙述武宗对佛门**灭过程之前，不妨先看一看这场法难的真正内幕。

唐武宗本人素来偏好道术，排斥佛教。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唐武宗登基，这年秋天，他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道场。第二年，即改元后的会昌元年（841年）正月初四国忌日，唐武宗按照惯例敕命行香[3]设千僧斋；到了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于宫内集两街大德及道士四人谈经对论，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当时，在中国传法的南天竺沙门宝月闻此极为不满，于是不经同意，便擅自入宫，从怀中抽出表进呈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其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宝月收禁五日，不放其归国，并把他率领的三个弟子与通事僧等人各打七棒和十棒。宝月的逞骄犯颜，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武宗与道士赵归真过从甚密，赵归真和其弟子不时地为**灭佛教煽风点火，并以“李氏十八子运尽”、由“黑衣天子”理国，附会为唐第十八代皇帝武宗将被僧人夺位篡权，挑拨武宗与僧尼的关系。赵归真曾在禁中设坛，要“练身登霞，逍遥九天，康福长寿，永保长生之乐”，当他的作法最终失败后，便借口释教黑气“碍于仙道”，唆使武宗灭绝佛教，以便升天成仙。正是在这些挑拨、唆使下，武宗加紧了排佛的行动。

当然，会昌法难得以付诸实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据粗略统计，截至武宗一朝，唐朝和尚被朝廷封官的达30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甚至有的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僧众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就不能不引起臣僚的憎恶和皇帝的担忧，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武宗走向灭佛道路。

促使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应算是寺院经济的极端膨胀和僧尼的**放纵。由于中唐时期特别是唐宪宗一朝大力扶植佛教，致使佛教势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的极盛时期。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5000座，小型庙宇多达4万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共占有良田数千亩，形成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下田劳动，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由于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不仅触犯了地主和贵族的利益，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与皇权利益严重对峙。在这种可怕局面下，佛门僧尼又不廉洁自律、谨慎行事、一心事佛，而是迷恋咒术、烧炼、鸟文等邪术，有的僧尼犯**养妻，不守戒行，甚至抢劫妇女，打砸烧掠，流氓成性，犯罪不止……这些自毁形象的表现和庞大的经济势力，在使朝廷和贵族阶级感到不安和憎恶的同时，也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初三日，在当朝宰相李德裕的奏请下，唐武宗敕命发遣保外无名僧，谕令不许置童子沙弥。

五月二十日，武宗将大内、两街供奉的大德裁撤20人。

六月十一日，武宗寿诞，按惯例僧道各2人入宫御前论议。同去年一样，道士得紫，僧人空手而归。

十月九日，唐武宗再度敕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养妻、不修戒行者，勒令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亦令其还俗，充入两税户[4]。

敕令下达后，有左街功德使奏报说，所属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确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达1232人。右街功德使奏报称，还俗者达2259人。唐武宗听罢再次敕令：寺院所蓄奴婢，僧人许留奴1人，女尼许留婢2人，其余一并放归本家，无家者由官方赁卖。

应该说，此时的武宗在反佛的问题上只是牛刀小试，并未大动干戈。从敕令的内容来看，对佛门以及僧尼的处理并不算过分，即使在这个时候，一些僧尼还可以带着大笔的钱财还俗度日，而寺院中的僧尼还有奴婢专门为其服务，可谓待遇不薄。可惜的是，骄横惯了的僧尼并不领武宗的情，他们想方设法给予对抗和蒙蔽，大有和武宗以及朝廷决一雌雄之势，并期冀换来像文宗一朝那样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和各种对抗措施，只能加剧僧尼们自身的悲剧，加快毁灭的步伐，因为此时毕竟不是文宗而是武宗一朝了。

牛刀小试后的武宗，对佛门开始步步紧逼、大动干戈了。

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唐武宗通过功德使颁令，僧尼业已还俗者，不得再行入寺。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派人查问京城各佛寺外国僧人的来由。六月十一日唐武宗寿诞，召僧道入内论议，依然是只赐紫给道士。当时，有太子詹事韦宗卿向唐武宗进献《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唐武宗连看都没看一眼，当即命人将两部佛书焚毁，并颁布了令佛门弟子绝望的敕令：

韦宗卿参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戾典坟[5]之旨。簪缨[6]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

唐武宗在这道敕令中把佛教视作“邪说”，认为“外方之教，安可流传”。他斥责佛本是西戎人，其经疏为胡书，说韦宗卿不知共遏迷聋，反而收集妖妄，抟惑愚人。可怜可叹的是这个韦宗卿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候做出这种不恰当的事情，他当场被贬为成都府尹，离开了京师长安。随着韦宗卿的被贬谪，唐武宗又补发敕令，将宫内佛经、佛像一律焚毁。

就在这年四月，昭仪节度使刘从谏死，三军以从谏之侄刘稹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授节钺，但朝廷没有批准三军的请求，反而令刘稹护送刘从谏之丧前往洛阳。刘稹见朝廷不给面子，又故意要挟，于是在盛怒之下抗旨作乱。唐武宗下令出兵平叛，双方经过一年多的厮杀，于会昌四年（844年）七月才平息此乱。在此期间，刘稹府的部分兵丁、家人见大势已去，便纷纷潜逃至佛教寺院避难。唐武宗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敕令两街功德使查禁城中僧人，凡是朝廷“公案”上无名者尽行勒令还俗，遣送回原籍。各道、州、府也一同行动，清洗僧尼，对来由不明的僧人，一律捉拿问罪。从这一年起，两街惯例的佛法讲说被废止了。

位于陕西周至县的仙游寺。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立为行宫仙游宫。后变为寺，仍因其名。1998年因建水库，在寺内塔下地宫发掘出佛骨舍利十枚

自会昌四年（844年）开始，唐武宗进一步加快了毁佛的步伐，法难之中，法门寺的厄运也随之降临了。

这年三月，唐武宗在敕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的同时，又敕令：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寺中原有佛指节，皆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述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如有送供者，当处捉获，脊杖二十。于是，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敢再送供。准敕勘责彼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煞，具姓名闻奏。

唐武宗对法门寺等灵境采取的措施，与已提到的平定潞府刘稹之乱有极大的关联，即使进行“戡乱”，也只有在“敕准”的情况下才能入寺勘验僧人，这一点，说明法门寺作为一所宫墙外的内道场，依然具有皇家寺院的资格与名分。既然是皇家寺院，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因公扰僧的，但在“会昌法难”中，法门寺的这种特权被取消了。特权一旦被取消，它的厄运和其他寺院一样，在一年之后将全面降临。

以往的唐代都城长安长生殿设有内道场，专门安置佛像佛经，并抽调两街诸寺高僧37人，轮流入内持念。而这次武宗竟下令焚烧全部经教，拆毁佛像，并将在大内的僧人驱逐回本寺，道场之内改放道教始祖老子之像。

这年六月的寿诞日，唐武宗只召道士而不再召僧人入内论议，并敕令僧尼不许街里行、犯钟声，如有外出者，需于钟声未动前返回。各处僧尼不得在别处寺院留宿，违者治罪。

同年七月，唐武宗颁发敕令，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及不入寺额者，其僧尼均勒令还俗。按照有唐一代的称谓，凡由官府所批并赐僧众名额者为寺，由私人或民众共同建造的佛庙称为招提、兰若、野邑、山房等等。此敕令颁发后，仅长安城内就毁掉私人佛堂300余所，四方之内毁掉的就无法计算了。

同年十月，唐武宗又诏令，拆毁天下小型佛寺，经文佛像移于大寺，各寺大钟转送道观。其被拆佛寺的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一律还俗，遣回本籍。对于年老且精于戒行者，分配到各大寺，虽有戒行而年少者，也一并还俗回籍。这一次，长安城又拆小寺33所，其他城乡拆毁庙宇更是不计其数。

与这次毁佛相反的是，道士赵归真对武宗说：“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赵归真见皇帝对自己的言辞颇有好感，并进一步迷惑鼓动皇帝说，倘炼丹服食，可求长生……武宗终于被他的话所打动，即令赵归真于大内筑造仙台，以炼制丹药。至此，唐武宗对佛道两家恶好的巨大反差，一览无余地显露出来。

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唐代密宗菩萨像，应是宫中供奉的佛主。该像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出土时已无头断臂，但从残存的S型身条和呈流线状的服饰中，透出大唐盛世女性的神韵风采

唐武宗和佛教的短兵相接，并对佛教施以最为严厉的屠灭，在会昌五年（845年）全面展开了。

这年三月，唐武宗敕令天下寺院不得设置庄园，并令盘查清点天下寺舍的奴婢和财物，京城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令中书门下检查，同时将城中寺舍的奴婢分为三等，分别收遣。自四月一日起，年龄在40岁以下的僧尼，尽行勒令还俗，返还原籍。于是，长安城每天约有300多名僧尼还俗，直到十五日才暂告一段落。自十六日起，令50岁以下的僧尼还俗，至五月十日方止。自五月十一日起，令无度牒者还俗，最后勒令有度牒者亦须还俗。到五月底，长安城内的僧尼已是一扫而光了。本土的佛僧不再存在，对于外国来的胡僧，唐武宗同样做了驱逐的诏令，凡无祠部牒者，亦须还俗，送归本国。如有不服还俗敕令者，朝廷在各佛寺大门上张贴的牒文是：“科违敕罪，当时决杀。”

八月，唐武宗再次下诏，对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的佛门子弟给予最为致命的打击。诏敕中称：

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武宗认为，由于全国的和尚数量越来越多，寺院遍布，不仅在修建中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量金银财宝都流入寺院。与此同时，僧徒们又与官府勾结，害人坏法，威胁国家安全，不予以打击，大唐王朝就难以稳定和巩固。唐武宗的这道敕令，也许真正道出了他反佛和毁佛的初衷。既然佛教势力发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为朝廷的执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闲视之，灭佛已成为国家所需和时代的必然。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数千亩、财产无以计数，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

关于“会昌法难”的具体情况，当时正在大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以其耳闻目睹的事实，曾做了翔实的记述。圆仁于开成三年自日本西渡大唐求法，可惜他生不逢时，来到中国后正遇上“会昌法难”，并于会昌五年五月底，被大唐朝廷以无祠部牒为名，勒令还俗回国。回国后的他，根据自己在大唐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了在佛教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著作的产生，为后来者研究“会昌法难”的细节，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会昌法难”给佛教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远不止这些。考古人员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咸通启送真身志文》碑则进一步说明，这次法难其惊心动魄是难以想象的。其碑文载：

洎武皇帝**灭真教，坑焚具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于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成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

这段碑文的大意是，“会昌法难”中，唐武宗曾敕令毁碎佛指骨舍利，但受命者却只是毁碎了佛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搪塞过去。而那真正的佛骨却被秘藏起来，至咸通年间才在旧隧道的西北角处找到。

这看似简短、平淡的文字，若细一琢磨，便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的一幕幕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故事。一个个悬念促使我们去做一番寻根问底。首先是唐武宗对谁下达了要毁灭佛骨的命令？受命者是怎样来到法门寺的？法门寺僧众又如何得知了这个消息？这影骨是以前制造的，还是地宫被打开后现场制造的？“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的主谋者，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还是法门寺僧人？或者双方共同密谋？不管怎样，法门寺地宫发生的事变，主谋者和参与者是冒着杀身的危险而发动的，倘有半点闪失，无数人的头颅将要落地，真身佛骨也将毁于一旦。尽管从后来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法门寺地宫的大多器物——甚至包括地宫石门都遭到了大劫，但那枚释氏的真身佛骨却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佛教的幸事。1987年4月28日深夜，当考古人员韩金科呼叫打开照明灯，从地宫的西北角一个隐秘的地方搬出一个宝函时，那枚在“会昌法难”中劫后余存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就躺在里面，《志文》碑记载的内容被现实所验证。当然，那时的韩金科和考古人员还不知道这个重大发现，要等谜底揭开，还需一些时日。

“会昌法难”使法门寺同全国各地的寺院一样，遭到了殿宇被拆、地宫被毁、僧尼还俗、佛教经典湮灭散失的厄运——这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所受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这场“法难”，从表面看来是由于武宗信仰道教，加之道士赵归真等人趁机怂恿鼓动所造成，但实际上则是佛教势力和大唐朝廷势力之利益矛盾冲突的总爆发。任何事物，超过一定限度，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导致了灭门之灾，而朝廷势力过分地打击佛教，对大唐的统治也极为不利。双方在冲突中的过分行动，则又预示着必然要有一个大的反复和重新解决矛盾的开端。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当毁佛行动还在进行之时，唐武宗便因服食赵归真等人供奉的仙药暴疾而死，其叔父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唐宣宗即位后，立即诛杀鼓动武宗灭佛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并于当年五月下令恢复京都寺宇。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唐宣宗再次下诏：“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敕令颁布之后，各地方寺宇开始全面恢复。由于佛教的复兴，其他各个方面都一反常态，朝着有悖于会昌一朝的方向发展，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一反复，使国家本来处于虚弱之态的财政蒙受了巨大损失，整个大唐王朝也被折腾得步入衰途。

注释：

[2]引驾：唐代僧职。源起于贞观中，太宗封天台宗六祖为引驾大师。引驾大师其员有四，故又称四大师。

[3]行香：礼佛仪式，起于南北朝时。其方法是主斋者执香炉绕行道场中，或散撒香末，或自炷香为礼，或手取香分授众僧，故亦称传香。帝王行香则自乘辇绕行佛坛，令他人执炉随后，代行上述之动作。

[4]唐初实行“均田制”，并搭配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课征赋役。到武周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失去田产而流亡的农民众多，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逐渐破坏。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不可能。大历四年（769年），开始按亩定税，为两税法预做准备。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年）颁行两税令，其主要内容是各州县不分主户、客户，都按现住地立户籍；不分中男、丁男，都按贫富定等级。民在夏、秋两季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都按钱计算。而僧尼领有政府核发的度牒，本非一般的民户，可以免除徭役。

[5]典坟：《五典》《三坟》二书的合称，泛指一切古籍。

[6]簪缨：古代官吏的冠饰，比喻显贵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