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京都，开始新的人生之路，关于他因谏迎佛骨而倒霉的一段历史也告终结。

但是，他谏迎佛骨而引起的是是非非却远没有随着他回到长安而告终结，这个在中国佛教发展传播史上极具典型和预言性的事件，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中国正统的儒道思想与外来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焦点，也是自佛教东传以来各种矛盾斗争激化到最盛程度的标志。而韩愈的思想正是历史上佛教敌对势力诸宗派的反佛观点和愿望的具体反应，因此，这一引人注目又轰动一时的历史公案，才引得千百年来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才有了诸多观点异彩纷呈地加以评说。

其实，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直面临着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的排斥和打击。当永平七年（64年）明帝夜梦金人并派遣羽林郎蔡愔等人西土求法，终于以白马驮经迎来佛教之后，就开始了五岳道士与佛教的设坛焚经之论战。此后西晋的佛道之争及萧齐的夷夏之争[1]、三破之论[2]，梁武帝舍道事佛，北齐废道……可谓烽烟迭起，争战不断。佛教与儒教、道教就是在这样一个起伏不定、烽火狼烟的大格局中，进行着它们的碰撞、倾轧、侵吞、分离和融合。佛教自来到东土，有过几次繁荣，又有几次沉沦和劫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先后有四位皇帝发动过毁佛灭佛的典型事件。他们分别是韩愈谏迎佛骨之前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韩愈谏迎佛骨之后的唐武宗、后周世宗，史称“三武一宗”之厄。

众所周知的是，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来支撑和维持。当寺院经济力量一旦过分发展和膨胀，就会引起统治阶级的不满，而当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化时，便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中国佛教史上之所以出现“三武一宗”的灭佛之难，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

历史上第一个帝王禁佛者当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颇有意味的是，他一开始并不讨厌和排斥佛教；相反，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佛者。太武帝初登大位后，经常像他的先辈那样请一些“高德沙门”进宫谈论，每当四月初八日的佛诞日，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示敬意。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中的坐佛与立佛。北魏时期建造，石质，是昙曜五窟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处，也被视为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表。两佛体格丰壮方拙，面容带有深目高鼻的特点，形象和服饰都反映了早期大型佛教造像的特色

太武帝的崇佛来自他祖先留下的传统。东晋末年，一个称为拓跋氏的族系崛起于塞北，并在拼搏厮杀中很快兼并了北方诸国，统一了中原，是为北魏。北魏的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深知自己是北方少数民族，难以驾驭广大的汉民族，因而他打出了佛教这面大旗，极力宣扬“人王即是法王”，试图以此来消除中原百姓的民族意识。鉴于这一思想的考虑，道武帝拓跋珪一直充当着护佛布道的旗手，并在登位之后广造寺院，剃度僧尼，弘扬佛法，以此完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思想上的融合。

历史上的佛教专家大都认为，和他的先辈在思想上本是一脉相承的太武帝，之所以从信奉佛教、尊崇沙门慢慢走向反佛甚至是毁佛的道路，与司徒崔浩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是分不开的；而崔浩之所以如此，与他的生活背景和个人的好恶又紧密相连，是他首先利用了一个叫寇谦之的道士，将太武帝一步步从佛门引入了道门。

寇谦之，生于前秦建元元年（365年），卒于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他出身于豪门士族家庭，在曹魏初年，寇氏家族是关中冯翊统治区的名门大户。这寇谦之在童年时就迷恋仙道，有弃世绝俗之心，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道教中能吞服成仙的药物，只可惜“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

正当寇谦之有志成仙而服食大量药物尚未成功之时，却发生了一次奇遇。原来在他将满二十岁的时候去姨母家做客，发现姨母雇一奇男，“形貌甚强，力作不倦”。寇谦之当即为此人的形貌和风采倾倒，并凭他多年的修炼，觉得此人非同凡响，便借机向姨母请求将此人领回自己家当差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那位奇男觉得寇谦之对自己不错，又迷恋道术，便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此人名叫成公兴，原是一名道士，后因得道而成仙，却在天界不慎惹起火灾，被判罚流放人间七年。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事实，成公兴大谈道家高深的理论，并以自己精通的《周髀算经》，来求解一个个假设的难题。寇谦之深信不疑，并要拜其为师。成公兴推托不过，便说：“先生有意学道，能否与公兴隐遁？”寇谦之当场答应。二人在斋戒三日后，共同奔赴华山。成公兴“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后来他们又移居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七年之后，成公兴尸解飞升，留下寇谦之一人继续“守志嵩岳，精专不懈”。

汉代铜羽人。道教徒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飞升成仙，秦汉之后的神仙家和方士们相信，人通过服饵或修炼便可以轻身，肋生双翼，飞升上天，从而成为仙人，这件铜羽人即是这一观念的形象代表

尽管这是一个近似神话的故事，但后人撰写的《魏书·释老志》中确有这样一段记载。有历史学家考证，自东汉魏晋以来，确有不少方士入华山、嵩山、武当山等名岳大山修道，后秦时也有一位来自胶东蓬莱的方士在河南伊川一带传授道法，此人精通历算，号称“游遁大儒”，名成公兴。这或许就是寇谦之早年所遇的仙人成公兴，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寇谦之在名声渐隆之后，杜撰了他的老师本是仙人的故事。不管这位成公兴的身份和真假如何，寇谦之早年曾随方士在高山密林中修炼过仙术则是事实。

或许寇谦之感到自己修道成仙已无指望，或许他再也耐不住这深山的冷清与寂寞，而人世博取芳名的机会已经来临，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他在始光元年（424年）离开了隐居三十多年的嵩山，携带六十余卷《录图真经》前往京师平城，拜见刚刚即位的太武帝，并称自己在修道时，有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授给他《录图真经》，以其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与此同时，还大谈了一通修身炼药之术，销炼金丹之诀。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加强中原统治的拓跋氏而特意制造的谎言，没有立即让太武帝信服。在勉强接受这部书后，太武帝只是做了“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的安排。当时朝廷臣僚们得知这件事，也是一笑了之，并未放在心上，只是后来司徒崔浩介入，其事其人才非同小可起来，并因此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灭佛行动。

崔浩之所以不请自到地介入这件事，与其家世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他的母亲原是一个道教徒，他本人从小也偏好道仙之术，稍大后曾学过占星和阴阳术。也许正是凭着这个本领，他才一步步成为北魏明元帝的近臣，并备受赏识和重用。随着明元帝的一命归天和新皇帝的登位，崔浩遭到了从未有过的冷落，他正准备修炼、养生以待时机，寇谦之偏巧这时来到平城。一向工于心计又陷于不利处境的崔浩，仿佛看到一线东山复起的希望，他决定介入此事，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拜寇谦之为师，随后便向太武帝极力推荐这位师父。他在上疏中为寇谦之鼓吹道：

“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福）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慎之。”

北魏统治集团为夺取和统治中原，曾以轩辕黄帝的后裔自居。“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固以为号。”

崔浩的上疏正是抓住太武帝“侔踪轩黄”入主中原的心理，才极力鼓吹《录图真经》中的符命之说。其实，在这之前的寇谦之早就对拓跋氏王朝的心理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针对此点撰写了《录图真经》，崔浩的上疏只不过是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罢了。但正是这一提醒，才使正处于日理万机中的皇帝留心经书中的教义并对此刮目相看起来。

世祖闻之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魏书·释老志》曾做了这样的记载。看起来这位皇帝倒是极好糊弄，只是看了或听了《录图真经》的几个片段，就高兴地命人拿着礼物把寇谦之在嵩山的难兄难弟四十余人全部请进京都，并给予超乎寻常的款待。这个看似滑稽的事件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拓跋氏一直在为自己的统治苦苦寻找的思想和依据，终于由寇谦之以上帝的名义提了出来。这种基于各自的需要而导致的不谋而合，即使再糊涂的皇帝也不会放弃这种大好机会，反而要大大地做一篇文章。

由于皇帝的肯定和支持，寇谦之所创立的“天师道新法”便得到了北魏官方的承认并很快兴盛起来。而寒酸卑微的寇谦之本人，也随之摇身一变“为帝王师”，并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实际上太武帝身边的军事参谋和政治顾问。那个为寇谦之的发迹和得宠而奔走呼号的司徒崔浩，自然再次成了新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始光三年（426年），雄心勃勃的太武帝想趁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刚刚死去之机，出兵进击大夏。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部分臣僚特别是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的反对。太武帝举棋不定之际，便招来寇谦之问其出兵的得失。寇谦之回答得倒也干脆：“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不知这寇谦之是胆大妄为地信口开河，还是确有韬略和预见性，反正太武帝信以为真，并旋即率兵出击大夏。也该是寇谦之命运颇佳，大夏不久即被北魏兵击溃。旗开得胜的太武帝马不停蹄地发动对中原诸国的猛烈进攻，并终于在439年**平中原，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寇谦之、崔浩等随君伴驾，经常出谋献策、占星卜卦，颇得赏识。当战争结束之后，太武帝对仙道更是深信不疑，并越发崇拜起来。

在寇谦之等人的鼓动下，太武帝开始自称太平真君，也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元年（440年）。

太平真君三年（442年），耐不住寂寞的寇谦之出面奏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授符书，以彰圣德。”也就是说，太武帝要在京都平城设一个天师道场，并亲临道场受箓。

太武帝闻奏不久，即“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这段话的意思不只是指太武帝本人照寇谦之所说的一切去办了，还明文规定，往后的各位皇帝都要如此做。这种“君权神授”的特殊形式，可以向世人表明：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不是抢来和偷来的，而是由伟大的汉族神太上老君亲自授予的；它是正统的、合理合法的，甚至是有交接手续的，以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服务。

就在寇谦之、崔浩大受皇帝宠爱之时，佛门教派的势力依然在朝野内外存在。佛道两家谁上谁下、孰先孰后，历来都是各派教徒争执的焦点。权势日渐膨胀的寇、崔等人，见皇帝已被自己从崇信佛门中一步步引出，即将遁于道门，排佛心理日趋加重。为了独尊道教，打倒佛教，他们怂恿太武帝对佛教发动了残酷的镇压。

羽人、应龙（汉画像石，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墓出土）

羽人、正廉（南阳出土汉画像石）。图中一羽人戏飞鹰，右为一牛引颈猛抵，左刻一人张口奔跑

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太武帝终于颁发了禁佛的第一道诏令：“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强迫青壮年僧侣还俗，并责令他们充当劳役或从军征战。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极力主张下，太武帝连发两道禁佛诏敕。其中第一道诏敕规定：从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巫觋，凡私养者，限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报告官府。过期不报者，不仅被窝藏的沙门僧或师巫等处以死罪，窝主还要遭到满门抄斩之灾。第二道禁佛诏敕则进一步规定，严禁僧侣或巫觋进入一般人的住宅，并强令他们老老实实地居守在庙宇里。

从这两道极其严厉的诏敕来看，太武帝的佛缘已断，彻底遁入道门之中了。他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于同年九月，在崔浩等人的煽风点火下，下诏将佛门高僧玄高和慧崇幽禁起来，并施以酷刑。玄高大师曾一度身居宫廷，调解皇帝与太子的矛盾，慧崇则是当时朝中尚书韩万德的老师。这两位年迈的高僧被囚禁不到半个月，便在京都平城死去。

如果崔浩等人和太武帝的禁佛就此停止，也许还有其可原谅的理由，崔浩本人也不至于遭到满门抄斩之祸，可惜此时的君臣谁也没有顾及这些，他们依旧沿着这条道路疯狂地向前急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门大劫难到来了。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驻守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的将军盖吴谋反，关中狼烟顿起，一片混乱。翌年三月，太武帝亲率大军前往镇压。当他进入长安时，因军队暂时休整，马丁便将其坐骑牵到一座寺院的麦田里放牧。当太武帝为看马而来到寺院时，却发现和尚们正在请随从官员喝酒。对于官员与寺院僧众的异常亲热的举动，太武帝觉得有些蹊跷，急忙派人查验僧众的住室，发现了大批的弓矢矛盾等兵器。太武帝先是大惊，接着是大怒，愤然吼道：“这些兵器本非沙门所用，难道他们要与盖吴合谋反叛吗？”遂责令官兵彻底清查这座寺院。这一清查，寺院内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出来。先是查得大量酿酒用具，以及州县地方长官和富豪寄托或隐匿的财物，其数量竟达数万之多；后是发现了寺内的密室，这些密室多为“与贵室女私行**”之用。当这一切全部暴露后，太武帝已是愤怒至极，而当时随从身边的崔浩立即感到这是消灭佛教的天赐良机，便趁机鼓动太武帝立即**灭佛教，以绝后患。于是太武帝当即下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沙门，毁弃佛像。”并令太子拓跋晃行令天下四方，一体推行毁佛措施。

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太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态度和措施，仅仅表现了他对佛门的背叛，那么，现在则由爱至恨，在这单独的背叛之后又加上了一层憎恨。太武帝在诏敕中说道：往昔汉明帝信奉邪伪，紊乱天道。佛教本是虚妄的，但末世的昏君或乱主却多被其所惑，以致政教不行，礼仪大坏，鬼道（佛教）兴盛，蔑视王者之法。从这以后，代代兴祸乱而行天罚，民人多灾多难，王化之地亦极为荒凉，乃至千里萧条，不见人迹。这一切，都是由于崇佛所致。

被愤怒、憎恨的火焰灼烤得近乎失去理智的太武帝，仿佛是在对天盟誓，他声称要除伪（佛教）定真，以复远古伏羲神农之治，并声色俱厉地说道：“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段后来载于《魏书·释老志》的诏敕，意思是说今后如果有人胆敢侍奉胡神（佛陀），以及塑造泥铜佛像者，一律满门抄斩。所谓佛祖，只不过是汉朝时无赖子弟如刘元真、吕伯强等人，听信胡人的妄言，又附会老庄的虚假之言而加以演化而已。如果不是非常之人，是做不出非常之事的，除了我太武帝，谁能将这历代的虚假之物毁掉摒弃？因此，诏令征镇诸军和诸州刺史，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毁佛，并焚烧一切佛寺、佛像、佛经，寺内沙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挖坑活埋。

这道敕令的颁发，使恨不得在一日之内**尽天下佛教的崔浩，自是欣喜异常。在他从政为僚的岁月里，似乎没有其他的事比太武帝这道诏敕更能让他感到刺激，感到开心，感到自己的地位之高和权势之重了。

《飞升图》，清道光版本《性命圭旨》。据道教著作《列纲谱传》记载，历代成仙者多达十万余人，只是由于修持的功行不同，成仙者的飞升也不一样。最高境界者是白日冲举而升天，或乘龙，或乘鹤，或控鲤，或驾云，或御风，或乘龟等，以此实现飞升成仙

正当崔浩得意忘形、**威大发之时，他的老师寇谦之却害怕了。他怕的不是佛教本身，而是已被佛教度化的千万芸芸众生，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已深入他们的心中，表面上的破坏和毁灭，只能使他们暂时将心灵封闭起来，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旦斗转星移，这佛教精神和仇恨的种子便以迅猛之势冲溢而出，形成一股浩**威猛的气势，给被仇恨者带来的后果将是极为可怕和不堪设想的。寇谦之不枉在深山荒野中苦练了三十多年，对这一点人生哲理和天下众生的心理还是有所把握和洞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后怕，不得不一反常态地对幸灾乐祸的崔浩警告说：“你必将因毁佛而缩减寿命，遭受刑戮，一同尽灭！”作为学生的崔浩对寇谦之的警告颇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极力鼓动太武帝灭佛。从此，寇谦之和崔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此时太子拓跋晃受太武帝之命**灭佛教。在京师平城以监国身份执事国政的他，早年就对佛教颇有好感并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坚决反对毁佛行为，并再三向父皇劝谏，希望收回成命，停止禁佛。遗憾的是他的劝谏没有被太武帝采纳。

眼看佛门大难临头，不忍心杀戮的太子在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禁佛诏令稍做稽压并有意放出风声，使得各地佛门僧尼能够预先获悉灭佛灾难而速谋对策。太子的良苦用心，使京都平城的僧侣由此得救，大量的佛像、经典也得以秘藏起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沙门闻讯也纷纷流亡他乡，从而避免了杀戮之灾。

在崇高山上经常坐禅的僧周，风闻朝廷禁佛，对众门徒说：“大难将至！”立即率领弟子数十人直奔寒山（今陕西略阳县南）。此山位于陕西西南部，终年积雪不化，道路奇险异常，溪谷深不可测，朝廷的灭佛队伍无法进山搜索，僧周等数十名流亡沙门僧才免遭杀害。

尽管太子晃在毁佛事件中，以其特殊身份对佛教多加保护，但不久之后，太武帝的毁佛敕令还是在全国各地推行开来了。正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各地的佛塔、佛像、佛经纷纷被破坏和焚烧，北魏境内的僧尼全部责令还俗。一旦有逃匿者，必将派人追捕，一经擒获，立即斩首，并将首级挂在树上示众。河南常山寺的僧人慧芬，于太武帝毁佛之际匆忙出逃，当行至乌江岸边时，后面的数十追骑也已赶到。前面江水滔滔，看不见一叶帆影，要潜水渡江又不可能，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慧芬双眼一闭，心中默默念佛。片刻工夫，江中流箭一样驶过一条小船，慧芬猛地跃入船上，遂顺江而下。后面的追骑乱箭齐发，无奈小船已去，箭落江中，慧芬大师由此得以免祸，并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白马寺隐居下来。

还有西域高昌国出身的法朗，在太武帝禁佛敕令颁布后，向西逃出国境进入龟兹，并在此终老一生。许多西部僧尼为了避祸，也一并逃往龟兹隐居。

由于太武帝毁佛的敕令，没过多久，北魏境内僧尼死的死、逃的逃，再也见不到一个了。

那个凭着手腕使太武帝掀起全国性灭佛大劫的崔浩，亲眼看到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在全国得以实施，心中的恶欲更加膨胀，他开始在朝野内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在地方要位中安插亲信，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一步步向死亡的深谷滑去。

崔浩的死因看起来极为偶然，但却潜伏着不可替代的必然。他主持编写有魏以来的国史，却有恃无恐地把胡族出身的北魏先祖许多本该避讳的地方照实列述。他触犯了皇帝本人，也触犯了整个拓跋氏族的天颜和自尊，所以，遭到几乎所有敌对势力的同时攻击。在浩大威猛的攻势下，他再也稳不住阵脚，他的大劫来临了。太武帝在震怒之中，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将崔浩诛杀，他的结局被其老师寇谦之不幸而言中。只是，此时的寇谦之已于两年前（448年）仙逝，无缘见到这善恶相报的历史场景了。

就在太平真君诛杀崔浩的同年，迫于压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太武帝突然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侍杀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孙濬即位，是为文成帝。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废佛令，恢复佛教。

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拓跋宏下诏将天师道场移到恒山。据说，号称“国师”的寇谦之临死之际留下遗言，请朝廷在恒山修一座特殊的寺庙，“上延霄客，下绝嚣浮”，以此种方式融合儒道释三教，平息佛道两家的仇恨兼及与中原民众思想的交汇贯通。出于统治的需要，孝文帝根据寇谦之遗训，下诏在恒山道场的基础上修建了崇虚寺。时正在恒山主持道场的寇谦之弟子李皎为完成业师的遗愿，对崇虚寺的修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从选址、设计以及宗教内容的构思，在领会业师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将三教合流的思想巧妙地体现在一座空中寺庙里，把道学、佛学、儒学、力学、美学融合在一起，使寺庙达到了“美在和谐、巧夺天工、妙在移情、感悟人生、玄在大同、三教归宗”的玄境。后来该寺不断扩大规模，人们根据崇虚寺建筑悬空的特点，改称悬空寺。

悬空寺。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悬空寺在北岳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悬崖峭壁间始建（在今浑源县城南五公里处），最高处的三教殿离地面90米，因历年河床淤积，现仅剩45米。整个寺院上载危崖，下临深谷，背岩依龛，寺门向南，以西为正。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依照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紧连，仅152.5平米的面积建有大小房屋40间。悬空寺的总体布局以寺院、禅房、佛堂、三佛殿、太乙殿、关帝庙、鼓楼、钟楼、伽蓝殿、送子观音殿、地藏王菩萨殿、千手观间殿、释迦殿、雷音殿、三官殿、纯阳宫、栈道、三教殿、五佛殿等。自古以来，悬空寺一直被列为北岳恒山的第一奇观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由大同迁都洛阳，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中原的同时，文化也得到更大规模和范围的融合。迁至洛阳的孝文帝在下诏开凿龙门石窟、雕刻佛像以示供奉的同时，又频诏在洛阳城南新建道场，定员为160人。到了北魏孝武帝元脩永熙三年（534年），孝静帝元善见由洛阳迁都邺城，建立东魏，在邺城南建立道场，定员仍为160人。东魏武定六年（548年），朝臣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到了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5年），道佛论争再起，道教失败。文宣帝下令废除道教，于是齐境再无道士，当年寇谦之费尽心机建立的新天师道教团，至此烟消云散。

注释：

[1]夷夏之争：南朝宋末年，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相互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然立场偏袒道教而贬抑佛教，尊华夏而远夷狄。此论一出，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析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等痛加驳斥。

[2]三破之论：南朝宋末年，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以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此论一出，刘勰作《灭惑论》、僧顺作《释三破论》、玄光作《辨惑论》等痛加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