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茶经》的问世，随着茶道文明的普及和发展，对茶叶的生产制造、茶叶的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在中唐出现了八大茶区和几条大的贸易路线。据陈椽《茶叶通史》的估算，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已达200万市担，人均竟达3.64斤，不仅创造了历史的最高峰，而且制茶工艺和茶道艺术也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故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规定，凡民间种植的茶树，全部要移至官营茶园，民间存茶一律焚毁，这便是大唐历史上的“榷茶制”。这一法令，将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全部归于官府。榷茶制先是用于内贸，后茶马贸易[1]兴起，又开始用于边贸。与此同时，唐朝廷也开始对茶叶征税，以解决财政困难。[2]中唐以后，唐朝廷曾四次颁布关于茶的法令，可见茶在国计民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制定的《茶税法十二条》中曾明文规定：“私鬻之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从这项严厉的法令中可以看出，茶税对于唐朝廷的财政是多么重要，由此也可以看出，植茶和饮茶风尚在大唐帝国正在走向繁荣。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背景和现状，作为特产并在大唐帝国达到鼎盛和繁荣的茶叶，同丝绸、瓷器等精美绝伦的物品一样，走出本土远销海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唐茶文化也在这股必然的趋势中，在异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关于中国茶种传播的第一个国家，史学界公认的是朝鲜，而后是日本、西亚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邻国。史载：新罗国27代善德女王（632年）时代，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了茶种，种植于韩国的河东郡双奚寺，由此开始了朝鲜半岛茶树的栽培与饮用的历史。当然，中国茶树的栽培和茶道艺术，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传播地当数日本。另据可考的资料记载，唐代高僧鉴真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东渡日本，在传授了佛教的同时，也带去了茶种和茶文化。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也就是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日本天台宗的开山鼻祖最澄和尚和其弟子义真，乘遣唐使船来中国求法。在次年回国时，最澄不仅携回了天台宗经疏论及其他佛教经典，在比壑山开创天台一宗，大弘教化，而且还从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茶种，栽于近江（日本滋贺县境内）的台麓山地区。应该说，最澄和尚是日本植茶技术的第一位开拓人，日本茶文化历史的序幕也是从这里真正地揭开的。

与最澄和尚同年来中国，而于日本嵯峨天皇大同元年（806年）回国的日本僧人空海，不仅带回了密教佛法，也带回了唐朝的饼茶和茶种，分种各地，还有中国制茶的石臼和蒸、捣、焙等制茶技术，并全面地在日本传播中国茶艺。空海和尚在弘仁五年（841年）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宇悉昙字并释义》等书时，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就有“茶汤坐来”的字样。可以说最澄和空海乃是日本栽茶和传授茶道的始祖。随后，最澄和空海的弟子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远、宗睿等人，在入唐求法回国后，也都带了茶种和茶道艺术。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重要僧人，为中国茶艺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就是早在光仁天皇宝龟初年（770年）就入唐求法，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与最澄和尚同年归国的永忠和尚。

永忠和尚在大唐居住长达三十年之久，平时不仅嗜茶，也深入研究唐朝的饮茶风俗和技术。回国时，他带去了唐朝的茶种和乐器，并开始在日本传播。而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道正式走进宫廷并受到皇室的青睐，应该始自嵯峨天皇，也正是他的推波助澜，才使茶道在日本扎下了根。此时的嵯峨天皇对大唐文化格外青睐，不仅是最初品茶饮茶的第一位天皇，其宫中的礼仪及服饰也采用唐的形式和制度。不仅如此，这位天皇还特别喜欢吃中国饭菜，又对唐文化钻研颇深，堪称当时书法、汉诗书作的第一才子。正是由于这位天皇对中国唐文化的偏爱，才有了《日本后记·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四月》里的一段记载：

癸亥，幸近江国滋贺韩畸，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司奏其风俗歌舞，五位已上并掾以上赐衣被，史生以下郡司、郡司以下赐帛有差。

日本遣唐使在码头登船（日本画，原图设色）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求学大唐归国后的都永忠，不但和天皇有所接触，还因亲自给嵯峨天皇煎茶而受到了赏赐。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道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嵯峨天皇已经开始把这种文化融入日本文化之中了。

正是由于僧人的引进与皇帝本人的嗜好，茶道在日本开始发展并发达起来，因而就有了关于茶树栽培和茶园设置的记载。《日本后记·嵯峨天皇弘仁六年五月》中有“五月壬寅，令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的字样。又据《拾芥抄》载，当时的首都一条，正宗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置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宫廷之用……尽管如此，茶树的种植与茶道的传播，毕竟受到了时间、地域、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这个时期的种茶和饮茶也还局限于寺院僧人和宫廷之间，并未在全国普及开来。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和范围，足可以确认在815年前后，日本已有了饮茶风俗的事实了。

根据流传画像复原的日本遣唐使乘坐帆船图

894年，大唐王朝进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晚期，日本遣唐使终止，中日两国信使交往亦随之断绝，只有双方民间的贸易往来还时断时续地进行。到了宋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又出现了新的气象。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本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奝然一行五人，浮海来到中国，立即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并“抚之甚厚”。自此，日本僧人来中国求学与宋朝渡日传法的僧人络绎不绝，出现了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又一个新的繁荣景象。

日本遣唐使来华途中

尽管宋代的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但是，茶叶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却显得日趋重要，并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随着产茶区域的日益扩大，出现了许多以茶为主业的农民和大规模的官营茶园，致使茶叶的产量大大增加。又由于宋辽两国互市，宋民可以用茶换取辽货，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宋朝茶叶贸易的发展。在这种大背景、大气候下，宋代的制茶技术比之唐代又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团饼茶的制造工艺较唐朝有了更大的革新和改进，制作更为精美，形式更加艺术化，团饼的饰面开始出现龙凤之类的花纹，龙凤团饼即由此诞生。而宋代的饮茶风尚，其传播范围比唐代更广，普及面更大，饮茶的艺术也更为精深老到。沏茶时对火候和茶具格外讲究，饮茶的艺术境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由此，在唐代兴起的茶宴、斗茶之风便由上层社会普及到民间，并出现了中国茶道史上的艺术奇峰。这个艺术奇峰，不仅可以从斗茶和茶宴中领略饮茶的精妙意境，更重要的是从坐茶馆和品茶里体会到饮茶的悠闲之情、诗禅之意。饮茶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无法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前来中国留学的一个日本僧人，在掌握了中国的茶道精神后，将这种艺术和文化在日本进行了全面普及，为中国茶文化在日本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位僧人就是被日本人民誉为“日本的陆羽”和“日本的茶祖”的荣西禅师。

荣西，永治四年（1142年）生于备中国（今日本冈山市）吉备津神社的神官之家。八岁随父读《俱舍颂》，十一岁师事本郡安养寺僧静心，十四岁时，他为探求佛教知识而立志出家，并到比叡山受戒，改乳名千寿丸为荣西。这比叡山当时为天台宗传播佛教的最高学府，以曾留学中国的最澄为首，名僧云集，特别是圆仁慈觉大师、圆珍智证大师等曾长期入唐留学。荣西深受其影响，对唐宋文化十分推崇仰慕，立志来中国学习。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即日本高仓天皇仁安三年四月，荣西终于如愿以偿，搭乘商船来到中国，在明州天童寺、育王寺和天台山万年寺等参拜，求得天台宗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在求学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日本求学僧重源（源空弟子，后任负责东大寺再建的“大功进”），九月，二人结伴回国。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即日本文治三年三月，已是四十七岁的荣西再度乘船入宋，拜天台山万年寺虚庵怀敞禅师为师，受传临济心印[3]，修“看话禅[4]”。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即日本建久二年，荣西归国，并正式创立临济宗。

荣西留学中国期间，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小康时期，江南各地均设置了茶园，饮茶风尚已扩展到普通庶民，制茶饮茶之风随处可见。荣西在中国先后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时间里，在钻研浩瀚的佛经之余，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进行茶道的研究。他跟中国禅师学习茶的栽种、品制技艺，不仅懂得了一般茶道技术，而且领悟了禅宗茶道之理。回国时，除佛教经典外，还带回了大量的茶树种子。对此，日本有明确的记载：“荣西入南宋，发四明，登岭，经茶山，见其贵重之而丕有药验。秋七月，归楫（指回国）之日，遂斋持茗数棵，移植之久世郡宇治县。”他不仅将宋代茶种带回日本宇治县，培植了至今被称为日本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还将宋代的饮茶方法之一末茶法[5]，以及茶具、饮茶风俗传入日本，并根据宋朝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寺院茶道。

万年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万年山麓，发端于东晋，始建于唐，南宋时曾列入“五山十刹”，兴极一时，日僧荣西、道元曾先后来此求师学法。荣西回国后，除了研究佛教经典，还带回中国的饮茶风习，并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研究茶的功能，把从由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的茶籽在日本种植。进而根据中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寺院的饮茶仪式。在其晚年所著《吃茶养生记》中，说茶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并称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药之本源”。因了荣西的研究和努力，茶在日本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日本建历元年（1211年）正月，荣西禅师用中日两种文字著成《吃茶养生记》一书，建保二年（1214年），又重加修订。书成后，献给源氏幕府的将军源实朝，由源氏出资加以刊印。

《吃茶养生记》一书的诞生，成为继唐朝陆羽《茶经》之后，又一部千古不朽的关于饮茶文化的名著。荣西在书中旁征博引陆羽《茶经》以及《尔雅》《博物志》《神农食经》《唐本草》《本草拾遗》等古代文献，论证了茶的起源、功能并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在中国时的实际考察结果，全面记录了茶叶的采摘、蒸焙、烹煮、饮用的方法，同时论证了茶叶的产地具有自然之美、人性之美，吃茶乃是人生大美的享受，饮茶是人的养生之道、长寿之道的理论，以此向国人宣传饮茶具有提神、健胃及利眠、利食的妙处。他大力宣称“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而已”，茶乃“上天的恩物”“圣药之本源”。据传，《吃茶养生记》初成书时，和荣西极为亲近的将军源实朝因宿醉而剧烈头痛，治疗无效，荣西劝其饮浓茶，并将自己撰著的书赠给源实朝，让其依法饮用。将军依法饮用不几日，头痛很快好转。因此，源实朝大为赞赏饮茶的妙用及《吃茶养生记》的不凡，主动出资刊印此书。也正是由于源实朝将军的鼎力相助和亲自鼓吹，《吃茶养生记》一书很快风靡日本，饮茶风尚在原有的基础上，从此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和推进，使单一的粗放型的饮茶方式，进入了一个具有文化和艺术意味的新天地——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的雏形形成了。

继荣西之后，日本高僧高辨（又称明惠上人，荣西弟子），又提出了饮茶十德的理论。同时在日本宇治广泛种茶，以寺院为中心推广饮茶，对日本饮茶风尚的传播和茶道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曾师承荣西并渡海至宋将曹洞宗引入日本的道元禅师，又将饮茶作为禅僧必守之规，制定了吃茶、行茶、大座茶汤等仪式，将茶道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再后来，日本居士千利休（1522~1591年）“初入大德寺古溪和尚禅门，受珠光茶法于武野绍鸥，完成茶道”。千利休由禅道中引出茶道，形成了“和、敬、清、寂”的茶道精髓，揭示了人间生活的本质和寻求自身和平与安定的愿望。

1738年，永谷宗丹创造了“煎茶”法，并被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直到今天，这种饮茶风习还在民间广泛流传。

日本著名的茶道研究专家、神户大学教授仓泽行洋先生，把日本茶道的形成过程及特征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做了如下精辟的论述：

日本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这个母体衍生出来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移居到日本以后非常强健，已成长为一种综合性文化。她具有深远的精神性和浓郁的艺术性，我们把这种茶文化叫日本茶道。但是我要解释一下，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精髓部分，也有其糟粕部分。到目前，在日本并不是所有的茶道都能称得上茶道，也有一些不入流的茶文化现象。

关于中国茶道传入日本有两次清楚的记录。一次是在日本的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唐代。再一次是镰仓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代。在平安时代，把茶传到日本的有三位僧侣，一位是永忠，一位是空海，一位是最澄。这三位都是佛教的僧侣。在镰仓时代把茶传到日本的是荣西，他是日本禅宗的创始人。这样一看，把茶传到日本的都是僧侣。

民间饮茶图

日本的茶文化一开始就与佛教结合起来了。就茶道的历史来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成立了草庵茶道。我想最精粹的日本茶道就是这种草庵茶道。创立草庵茶道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珠光，一个是绍鸥，一个就是千利休。这三个人都与佛教有很深的关系。珠光本身就是一个和尚，他的老师也是个和尚，绍鸥和千利休也多次去参禅。千利休参禅的师父说他是三十年饱参之徒。草庵茶道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的茶道，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在草庵茶道里除了佛教之外，还有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这里不再赘述。

十五、十六世纪在日本形成的这种草庵茶道到底有什么特色呢？我认为：

第一，茶道是自然的，尊崇自然的。比如说，在日本用木头盖房子，一般都要把木头刨平磨光或者涂上一点油漆。但在茶道里一律不做这些加工，而是从山上砍下来就用，也不剥皮。我们特别喜欢用这些原木盖茶室。在茶室里使用的东西，也不用光滑整齐的，而用特别粗糙的，形状也不规整。第二，茶道特别讲究谦和、谦虚，绝不夸大某些事情。比如说在这里开一个茶会，在墙上要挂东西，则只挂一张字画。只拿出必备的、不可少的茶具。在插花的时候，我们不是插得花团锦簇，而只使用一枝花或者是两枝花。除此之外，吃饭时，菜色也越少越好。

在这里我要举出我的老师久松真一先生对茶道的论述，他给茶道总结了七个特点：第一个是不匀称，第二个是简素，第三个是枯高，第四个是自然，第五个是幽玄，第六个是脱俗，第七个是静寂。这七个特点表现在草庵茶道外在的东西。现在讲一下内在的东西。十六世纪来到日本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对茶道做了这样的评价，他们说茶道是一种宗教。当然，他们认为茶道是一种表现形式。这佛教是指在家的佛教，但是茶道本身是佛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却得到了基督教教士的高度评价。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茶文化、茶道能够综合东方的佛教思想，也能够包容西方的基督教的思想，它是一种具有融合力的伟大文化。

最后我想讲讲茶道的“道”字在日本有什么意义。日本茶道中的道与中国茶文化中所说的茶道的道有一点相异处。中国道教中的道，有人说是指万物的归宿，是万物的根本所在。中国儒教中也讲道，但与道教中的道有所不同。这里所说的道是人的生活的一种准则，一种道德的根本所在。佛教中的道是印度梵文菩提的意思。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被翻译成中国固有的道，后又意译成觉悟的觉，在佛教中是悟了的意思。三种宗教都把道这个字用来表现它们各自宗教中最深邃的思想和观念。日本茶道的道是指一种行程，它包括两个部分，即去之路与回之路。通过修行茶道逐步迈进悟了的世界，得到纯净的心。再以其纯净的心去实践更高层次的茶道，甚至扩展至茶以外的一般生活领域。我将此概括为茶至心之路，心至茶之路。前者的茶可称为小隐，而后者的茶即大隐。关于小隐、大隐之说也是来自中国的。按照中国的说法，凡是住在山林里，把自己的身子隐藏起来的叫小隐，而住在繁世之中的那种隐者叫大隐。为什么大隐比小隐还要高一筹呢？这与大乘思想有关。

最后，我要说，茶文化是东方的自然本位主义所派生出来的最伟大、最精粹的文化，同时茶文化将要在今后的世界潮流中起领衔作用。茶道不仅是传统型文化，而且也是未来型文化。茶道就是修心茶，天天用茶道修心，走过这个路程就是茶至心之路，心至茶之路。

注释：

[1]茶马贸易：唐代时，饮茶风气由南传至北，进而影响到边疆的少数民族。唐末内战外患频仍，需马孔急，不得不向西邻诸国购买。他们经常以马易茶，于是形成了所谓“茶马贸易”。这种茶、马互市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将西疆收入版图才停止。

[2]唐代对茶叶征税始于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税其一，由盐铁转运使主管茶务。兴元元年（784年）改元大赦，停止征收茶税。贞元九年（793年）复茶税，在产茶州县及茶山外商所经要路设置税场，分三等作价，十税其一，岁得四十万贯，成为国家的大宗收入。到了武宗即位后，榷茶专卖制度确立，全部茶叶由官府收买，再转卖给商人，并对茶商征收重税。但随着唐末藩镇割据的形成，地方茶税多被截留，中央政府所得无几。

[3]临济心印：禅之本意，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以心为印，即所谓的“心印”。临济宗为禅宗五家之一，故亦传授心印之法。

[4]看话禅：中国佛教修持方法之一，又称参话头、看话头、参话禅、举话头。先引起疑情或提出问题，而不给予答案，若能答出，便是开悟了，或是见了性；如此，便是心心相印，并与祖师之心相印。回答可以是偈句、禅语，甚至是姿势或手势。古代修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论禅定上的功夫如何，往往参一个字或几个字，便即开悟明白，脱胎换骨。

[5]唐代制茶，按陆羽《茶经》记载，乃晴日采茶，经过“蒸之（将鲜叶放在甑釜中加热以去除水分）、捣之（将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拍之（以模具将茶叶拍制成团茶）、焙之（将团饼烤干）、穿之（以绳线将团饼穿起来）、封之（封存备用）”等几道工序，制成茶饼。也有蒸而不捣或不拍的散茶和末茶，两者有粗细之别。宋代后期，团茶、片茶一味追求精细，价格昂贵，销路日窄，其主导地位遂由散茶和末茶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