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在《茶经》中除阐述了茶道艺术的五美和各种煮茶饮茶的要素和精义之外，还开列了28种专门器具及其规格、造型和功用。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可见唐人对茶具选择也同样重视。

唐代饮茶器具，民间多以陶瓷为主，而皇室贵族家庭多用金属茶具和当时稀有的秘色瓷及琉璃茶具，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系列茶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套出土茶具，是皇室宫廷茶文化的完美体现，也是大唐帝国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见证。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由僖宗为迎送法门寺佛骨舍利而供奉的御用系列茶具，配套完整，数量丰富，它在作为迄今为止唐代茶具考古最为重大的发现的同时，也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唐人的“吃茶”艺术进行了一次形象、生动、真实的透视和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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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器

金银丝结条笼子：通高145毫米，重335克，有盖、直口、深腹、平底、四足，盖为穹顶，笼有提梁，盖与提梁之间用链相连。整个笼子用极细的金丝、银丝编织而成。通体剔透，工艺精巧。它是供烘烤团茶[1]用的，并为唐僖宗所赐。

鎏金飞鸿毬路纹[2]银笼子：通高178毫米，足高24毫米，重654克，有盖、直口、平底、深腹、四足，有提梁。通体镂空，纹饰鎏金，点缀着飞鸿，栩栩如生，它同样作为烘烤团茶所用。

在此，应该提及的是，茶具中的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飞鸿毬路纹银笼子，其编织方法和1959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那用金丝编织的朝天幞皇冠[3]基本相同。而万历皇帝的皇冠出土时，专家们断定，此种编织方法至宋代才开始出现。其实，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来看，早在唐代，金丝编织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定陵万历皇帝皇冠发掘后造成的错误论断，在这里有了一个明确纠正的机会。

鎏金镂空鸿雁毬路纹银笼子

碾罗器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因唐代煮茶用团茶，所以在煮茶之前，要将团茶烘烤，再用茶碾子碾碎烹煮。它由碾子和砣轴两部分组成，与现在的中药碾子相似。茶碾子系钣金成型，纹饰鎏金，通体方长，纵横而呈“Ⅱ”形。通高71毫米，横长274毫米，槽深34毫米，辖板长207毫米、宽30毫米，重1168克，底面錾铭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由此可见，这枚碾子显然是文思院专为皇帝打造并用来碾茶的茶具之一。而从那银砣轴来看，分别由执手和圆饼组成，纹饰鎏金，圆饼边薄带齿口，中厚带圆孔，套接一段执手。饼面刻“五哥”字样，并带半圈錾文“锅轴重十三两十七字号”。前边已经介绍，“五哥”是僖宗皇帝未即位前的名字，因而可断定此物也是僖宗皇帝的。这枚砣轴小巧玲珑剔透，饼径89毫米，轴长216毫米，重527.3克，是典型的宫廷茶具用品。

鎏金飞天仙鹤纹壸门座银茶罗子：通体呈长方形，由盖、身、座、罗、屉组成，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四周饰驾鹤仙人及流云纹。茶罗子是在团茶碾碎后用来筛茶的，罗为双层，厚约20毫米，高约20毫米，中夹质地为细纱的网筛，极为细密，罗下有屉，可放茶面。

陆羽对饮茶人的要求是“精行俭德”。后人又将其概括为“五字精蕴”，即“清、和、俭、怡、健”，含义是清心养神、和气安性、俭德精行、怡情励志、健体长寿。这五字精蕴和后来在日本形成的茶道那“和、敬、清、寂”大体是相通的。

鎏金壸门座茶碾子打开后上置纯银砣轴

纯银砣轴

左图，银坛子一侧画像。右图，山西太原金胜村唐墓壁画局部，二者画像有相通之处

也正是由于陆羽提倡饮茶人要“精行俭德”四个字，故他在《茶经·四之器》篇中，主张这些器具要用木制或竹制。当时人们品茶，多是自碾自罗，而碾和罗的过程，也是品茶者酝酿品茶时所需要的那种情趣的过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些银制镀金并刻有花纹的豪华茶器，显然不是陆羽在《茶经》中倡导的那种茶具，其原因当然是帝王之家与平民百姓甚至官僚士大夫的不同，帝王一旦把饮茶变成一种享受，也会在品茶的过程中加入精美的茶器和豪华奢靡的气派，同时借助茶道反映皇权至高无上的威力。

贮茶器，贮盐、椒器

鎏金银龟盒：通高130毫米，长280毫米，宽150毫米，重818克，龟状昂首、曲尾，四足内缩，龟甲为盖，甲上有龟背纹。通体惟妙惟肖，酷似一只乌龟。此盒的妙用在于储放碾碎的团茶，茶装入后，既可揭甲盖提取，也可从龟口中倒出。从中国的古代直至今日，龟象征着吉祥长寿，而把龟的形象作为茶器的装饰图案，则表明了皇家祈求“圣寿万春，圣枝万叶”的心愿。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共出土两个，其一高247毫米，径132毫米，腹深112毫米，全重883.5克，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坛子为直口、深腹、平底、圈足、有盖。腹壁分为四个壸门，分别錾有仙人对弈、伯牙捧琴、箫史吹箫、金蛇吐珠等栩栩如生的画图，标志着中国画与金银钣錾工艺融为一体的精湛技艺。这就是供储放盐等调料专用的人物画银坛子。

摩羯纹蕾钮三足盐台

鎏金蕾纽摩羯纹[4]三足架银盐台：通高250毫米，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支架有錾文为“咸通九年文思院准造涂金银盐台一枚”。由于煮茶时，茶中要放盐、胡椒等佐料，据此可断定，这是专门供储放盐和胡椒所用的茶具。

烹煮器

鎏金蔓草纹长柄勺：全长357毫米，重84.5克，匙面呈卵圆形，微凹，柄上錾有蔓草纹图案，并刻有“五哥”字样，当为僖宗生前所用，后与其他茶具一同供养于法门寺地宫。主要用途是在煮茶时不断击沸汤面，使茶末融于汤中。

鎏金飞鸿纹银则：全长192.1毫米，横径26毫米，纵径45毫米，重44.5克，小巧精致，与长柄勺形状相似，“则”是投茶时的匕状量具，形如勺，柄前窄后宽，后端作三角形，前后两段分别为联珠组成菱形图案，间以十字花飞鸿流云纹。

鎏金飞鸿纹银匙

饮茶器

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通高117毫米，重149.5克，钣金成型、纹饰鎏金，为直口、深腹、平底、圈足、有盖。调达子是专供调茶和饮茶之用，这次出土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点茶[5]器之一。

鎏金十字折技团花纹小银碟

素面琉璃茶盏茶托

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通体呈淡黄色，有光亮透明感。茶盏侈口，腹壁斜收，茶托口径大于茶盏，呈盘状，高圈足。这是一套供人饮茶的器具，造型原始、简朴，质料微显混浊模糊，属唐代地道的中国式茶具制品，由此可见，中国的琉璃茶具在唐代已经启用。

除此之外，法门寺地宫中还出土了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等一系列秘色瓷器。这套瓷器色泽青莹柔和，造型古朴典雅，初步认定为茶具中的点茶器。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对饮茶器皿的质地色泽进行了评述：

碗，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绿）白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红，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从陆羽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唐代饮茶以及茶道对“色香味”的讲究和境界。茶道的最高境界则是首先在于茶叶汤色的自然本色——绿色，而能昭显茶叶这一自然之美的瓷器即为上品。当时越州窑烧制的青瓷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釉彩纹色更是千变万化，姿态纷呈，若作为茶具则的确有美不胜言之境，也难怪唐代诗人发出了“越瓯犀液发香茶”的赞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整套宫廷系列茶具的非凡魅力，形象地再现了已经逝去的久远年代里人类的精神历程，人们通过这套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而且茶史典籍未做记载的晚唐宫廷茶具，不仅可以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及宫廷生活的印痕，而且还看到了以感性形态存在于其中的人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了一种很高层次的审美愉悦。

这套茶具除质地高贵、造型精巧、纹饰流动等艺术特色之外，和其他出土的物件相比最为不同也最具独到之处的特点，则是整体和个体组成的阴柔之美。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当历史年轮行进到晚唐时期，昔日那种奋发昂扬、激越豪迈的精神和美学追求已不复存在，那种“枞金伐鼓下榆关”的豪迈气势，那种“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壮美境界，已经一去不返。时代的剧变，带来了精神家园的迁徙，人们在精神领域转向了新的思想追求，阴柔就成为时代转折期的一种新的美学标志与追求，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正是这一美学思想和特色的体现。无论是贮茶饼的笼子，碾罗茶面的碾子、罗子，贮茶面的盒子，盛盐、椒的盐台，或是饮茶用的调达子、琉璃茶托、茶盏及佐食用的秘瓷盘等，均精巧玲珑，飘逸轻盈。整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匹配协调，那婉转飞动的纹饰，那色彩绚丽的机体，无不折射出一种自身特有的动人心魄的阴柔之美，而在这种美的意境深处，又包含着黄老哲学中那无为的思想底蕴，这种思想也正是晚唐政治背景的映照，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政治挽歌。

地宫出土茶具纹饰白描图

多少年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唐代茶文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由于缺乏实质性文物的参考，人们对整个唐代茶文化的研究又大多集中在陆羽和寺院茶道的层面上。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唐代茶文化、唐代茶道集中体现在陆羽《茶经》之中，因而在评价、阐述唐代茶文化现象时，又多以《茶经》为评判标准，同时也以《茶经》为唐代文化研究的重点。

毋庸置疑，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描述茶的专著，《茶经》在茶文化中有着其他著述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作者本身的地位、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也决定了其著作不可能全面总结、反映唐代茶文化的全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系列茶具，是陆羽及其同时代的人所未曾见到的。而今天的茶文化界，由于缺乏资料和实据，对唐代宫廷茶道及宫廷文化一直缺乏深层的了解和研究，甚至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一项空白。法门寺地宫宫廷系列茶具的出土，给了今天的人们认识唐代宫廷茶道和以此为代表的唐代茶文化的一个绝好时机，从而可以改变茶文化研究一直停留在一个单一的层面和缺乏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背景和一个民族文化大背景下把握茶文化的全面认识。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系列茶具，为我们勾勒出了唐代宫廷茶道的鲜明轮廓和辉煌气象。唐代宫廷茶道是在陆羽《茶经》茶道的基础上，结合了唐代宫廷礼仪的产物。它是对陆羽《茶经》茶道的一种完美的实践，同时也发展了陆羽的《茶经》与茶道，既然茶道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现象，就必然具备较深的思想内涵以及较完整的艺术表现形式。唐代宫廷茶道体现了茶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结合，是茶文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的发展与传播。宫廷作为封建社会最高层的代表，无疑地就成为当时社会时尚与文明的典范，是文化思想传播和推广的中心，是社会意识的源头。茶文化一旦从民间走进宫廷，便成为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股文化的移植，除了表明大唐的茶文化发展得更加成熟外，还极大地扩大了茶文化的社会影响。而从地宫中唐懿宗期望佛祖保佑的“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愿望，以及唐僖宗将茶道具体供奉佛祖的虔诚态度来看，茶文化由民间、寺院上升到宫廷，是宫廷的自觉行为，又是能够使这种文化继续发展的原因。宫廷茶道首先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精极的程度，它既体现了在茶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和、敬”精神，同时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宫廷礼仪，反映了儒家“重礼仪，明序伦”的“礼乐”精神。这一点，也正是茶文化得以在宫廷兴行的原因之一。这种深层次的中国传统茶道精神，清晰地反映出唐代宫廷正是当时茶文化发展的最高形式，也是茶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套金碧辉煌、华美富丽的唐代宫廷御用茶具，真实地反映了宫廷饮茶的风俗和习惯，证实了陆羽在《茶经》中所述的饮茶之道。其大体的步骤为：先将茶叶烘焙，放在茶碾中用砣轴碾成粉末，然后将碾碎的茶叶放进茶罗子细罗，经罗底筛下的茶叶粉末落入抽屉中。吃茶时，从抽屉中取出这些粉末状茶叶入炉烹煮，并加盐、椒等佐料，调成糊状一并吃下，这便是唐人饮茶的大体过程、方法和规程。而通过饮茶联结友情，品味人生，观照人类社会自身，是唐代渐成的文人茶道的特色；饮茶过程中超脱世俗的宁静，是寺院僧侣茶道的特色；兼具表演性、等级性、和亲性[6]，则是宫廷茶道的主要特色。因而在唐代社会中，茶道表现出了阶段性、阶层性、地域性，不同的阶段、阶层和地域，始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团茶：唐代多将茶制成茶饼，饼有方、圆两种，其中方饼常被称为“銙”（又称片茶），圆饼则称为“团”。平时穿成串，以笼具储存。

[2]毬路纹：又作球路纹、毬露纹。以一大圆为单位中心，上下左右和四方配以若干小圆，圆圆相套相连，向四周循环发展，组成四方连续纹样。宋代之前这个图案很流行，在金银器、丝织品、建筑装饰等方面被广泛应用。

[3]朝天幞皇冠：又名“翼善冠”，原置于万历头骨右侧一个圆形盒中。通体以极细金丝编结而成，重826克，半圆形帽山上立着两个状如兔耳的金丝网，两耳之间高悬一颗明珠，两条金龙足登帽山。

[4]摩竭纹：又作摩羯纹。摩竭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或曰鲸鱼，或曰巨鼇。这种水怪透过佛教经典、印度与中亚的工艺品，以及天文学上黄道十二宫的摩竭宫等管道传入中国。

[5]点茶：唐代后期风行的饮茶法之一。即以茶瓶（俗称壶或注子）煮汤（热水），茶末撮入碗，再持瓶注汤，同时利用调达子在茶水中搅动，再品饮之。

[6]和亲性：指茶在开源、节流、进贡、和亲、输边、外交、奉佛诸作用中的一项。又因茶多子，故用“多子多福”之意，常在婚仪中做聘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