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央日报》驻北平的记者以《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为题，发回本社一则电文：

孙殿英盗陵的公开报道

本社十二日北平电：东陵盗陵情形，据看守该镇之旗丁报告如下：

匪军五六千人，断绝交通。掘墓时首先将菩陀峪孝钦后之陵用猛炸药炸毁，地宫内石条供桌上所有殉葬宝物均被掠取。然贪心不足，复将梓宫劈破。据参与其事之士兵云：将梓宫劈破时，群向棺内掠取珍宝，致将尸骸扯出棺下，于争夺中致将尸首分拆，状极可惨。且有军官三人，互相残杀，已死于地宫内，其尸仍遗其中。又掘清高宗纯皇帝之陵，其掠夺情形，亦颇相类。高宗之发及肋骨等，皆抛于墓门外。

其余后妃各棺亦俱破坏。嗣又欲盗顺治陵，因有人谓：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系属空棺。该军等闻言，始赴康熙陵。不料甫加破坏工作之顷，由石下沟流出黄水，畅流如瀑布，该军正迟疑间，平地上水已积二尺余，且见水势汹涌不已，故未敢动，遂又转而之他。该军获得珠宝者，多已潜逃。本地为匪军充当苦力之穷民，尚有拾得宝珠者。

同一日，天津一家小报以《乡老口中盗墓之详情》为题，报道了东陵盗案的经过：

盗陵以前之手续 盗陵之主脑人于事前，曾派调查者数人，至马兰峪，乔扮政客，往游陵寝。护陵旗员，固犹能温饱，而夫役等，则久已送穷有文，平素最喜贪图小利，若酬以一二番饼，不仅可恣意周游，并能使其津津乐道陵宫掌故。即非尽属可靠，也可聊得大概。其冒政客之调查，固亦投其所好，而得刺探详情，复命报告主脑人，知工程坚实，非短时间与少数人所可蒇事，正苦无计。适当地为虎作伥，声应气求之地痞，密告该处附近，原有专习盗墓业者，今虽老而洗手（因已面团团作乡间富家翁矣），倘召得若辈至，当必有术善其后。主脑人遂命专访，得四十余人。然其来也，大半为人强威所胁，迨许以大家发财，始皆曰“愿为效命”。

将盗陵之会议 主脑人虽得盗掘老贼之助手，然证调查报告，知非个人所能独享。又虑知者多，届时珍宝满前，以原非节制之人，今复为盗窃之事，势必互相攘夺，激起绝大纷争。筹思者再，因于深夜召集会议，宣布发财计划。众大欢喜皆曰，半生幸福，为主脑人所赐，敢不惟命。遂共决议信约：（一）入内取物，议定须挨序渐进，不得争先恐后；（二）往取珍宝，只准暗中摸索，摸得何物即是何物，不得提灯执火；（三）每人只许赤手入内一次，任凭两手携取，不得另用包裹或器具；（四）除预定之人以外，旁人不得擅入；（五）如违反上述信条，由警备墓口者，处以枪决。

盗陵时之工作 某日傍晚，三千人包围马兰峪。守护陵寝旗员，知祸从天上来，大惊失措。嗣主脑人至，命拘旗员夫役于一室，令勿声张，否则杀无赦。一面即令工人随诸老盗坟贼，先掘那拉（即慈禧太后）墓。老贼辈知正面石门铁板，封扃严固，不易入手。因相度墓侧约二十步处，耒锄并举，仿掘隧道法，向目标进展。及抵内层寝宫，土质坚实，石壁竖立，乃用炸药轰裂。如是昼伏夜动着三宵，始穴壁望见金棺。主脑人入，命启棺。举斧力劈，牢不可启。遂出枪沿盖之封口，发弹数十，再依弹孔，刀斧并施，棺盖始得启也。

慈禧后死后之惨剧 棺盖既启，见那拉（慈禧）面色如生，知口内必含有奇珍异宝，始能保此容颜。因俯身探手，力挖其口，顾紧闭不能启。从者觅铁锤至，向那拉颊上左右各一击，声格格然，而齿牙尽落。主脑人以中指探入，挖出如龙眼大珠子一颗，又紫色宝一块，棺中较佳各物，择优掠去。呜呼，慈禧死后二十年，犹受此两锤，亦云惨矣。

翠瓜珠履之巧得 盗墓人中有一机警者，知暗中摸索，真伪莫辨，因密藏小手电灯于袴裆中，故虽检查，亦难发觉。迨入圹后，捺机遍烛，见棺内有翡翠西瓜两个，大为圆径六寸，其色泽与真者无殊，知为稀世珍品，即双手各托其一。转身复见一小首饰盒，亦并纳诸掌中，始欣欣然出。又一人入内后，手触慈禧太后之脚，遂脱其鞋，珠宝满帮，据传瓜为慈禧生前最爱之物，价值当在百万。

随着各家报社、通讯社的推波助澜，东陵盗案骤然成为1928年夏季最令世人瞩目的重大事件。各地街头的报贩们，在热浪滚滚的大街小巷窜来跑去，争先恐后地呼喊着：“看报！看报！今天的京报！快看东陵被盗的最新消息！”“看报！看报！看东陵盗案的最新奇闻，慈禧皇太后被两名士兵**！”“看报！看报！……”报贩们一边擦着额头上灰黑的汗滴，一边把印有黑色大字标题的报纸撒向人群。

“喏，两代君王的陵寝！”

“价值两亿五千万两银子的稀世之宝！”

“这可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一些连欧洲和东洋的皇室见都没有见过的奇珍异宝啊！”

“但是，这些珍宝现在被盗了，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幸啊！”

…………

所有买到报纸的人，都对这一盗陵事件投以惊诧的呼叫和真诚的哀婉之情。

国内的报纸大事渲染，国外的报刊也不甘寂寞，纷纷加入了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英国伦敦的一家发行量超过三百万份的晚报，除文字报道外，还配有一幅漫画，画中的士兵们在揭开慈禧的棺盖时，慈禧的僵尸竟一跃而起，目眦尽裂，做欲扑欲咬状，睹之令人心惊肉跳，瞠目结舌。

如果说英国报纸的报道具有传奇和浪漫色彩，那么日本的报道和评论却让国人感觉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时天津的《日日新闻》转载了日本报纸的一篇评论，文中论述道：

此次褚玉璞部下发掘东陵，为世界极恶，人类所不敢为……倘褚玉璞军队长存天地之间，直使东洋道德趋于灭亡，宜国民志士群起而伐其罪。宣统皇帝亦不能减其悲痛，倘南京政府置之不问，则不及数月，必至灭亡，可断言也。如虎如狼之褚玉璞军队发掘清室东陵，将价值三四千万元之宝物，运来天津方面，售卖各节已详记各报。得此消息之宣统皇帝，异常悲痛，已自前日起在张园服丧，并设祭坛以慰祖宗之灵。皇帝及群臣悲愤之余，当与山西方面交涉，并组织调查委员会，不日诸委员即由山西军队保护，同赴东陵查勘实情矣。对此人道之蟊贼及东洋道德之破坏者，志士仁人，应速奋起，盖东洋道德之精神，即在崇拜祖宗四字，吾辈东洋人，已尊崇数千年于兹矣！今日文化日增，为毫无疑义之事。乃近年……一以战祸频仍，一以国家之不统一，各种邪说横行，而以国民革命军为尤甚。专以破坏为能事，并无从来之道德思想及主意，苟能填一己之私欲，即为满足。是诚陷入畜生之道中，为世界人类所不敢为之。发掘墓地之大罪，已在各省开始行事……据力之所能记忆者，略举一二如下：冯玉祥军队在河南发掘袁世凯之墓，掠取其中之宝物；济南发生事变[1]之际，蒋介石军队发掘日人墓地。以上等等，是其大概。其荒谬无状，宛如明末之闯、献[2]。现代中国人，如斯之堕落，已无向上之象。尤以此次倡扫除赤化之褚军，竟至掘清室之陵墓，实为无可容恕之人类蟊贼，东洋道德之破坏者。东方志士，亟应奋起以兴义军，一举而加以讨伐，斯为重要之事。若中国自己不能实行，则有崇拜东洋道德之日本人将代其伐罪也。民国与清室之关系，今毋庸赘言，辛亥之役，清军之冯国璋已完全将武汉革命军征服，继因段祺瑞之倒戈，不得已而退位。遂立优待条件，民国之待遇清室，应永久照外国皇帝之例，以优待之。乃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倒戈后，遂以补助军费起见，肆其毒牙，致皇帝出奔天津，而掠夺清室之财宝。凡此种种，完全为民国毫无信义之证明。国家无信义，恰如人之无道德，危及立国之基础。今民国对清室如此，所谓中华民国者，实为一土匪盗贼之团体，不能谓之为国家也。

日本报纸这篇带有明显的刻毒和侮辱语言的评论，引起了许多国人的不满和愤怒，同时也博得了多数清室遗老的喜爱与赞赏。许多皇室遗臣和遗老借机给国民政府发电、发函，以偕日本人之势，逼迫南京国民政府尽快处理此案，修复东陵。一个叫陈厉人的遗老，竟通过报馆发出了一份《敬告四万万同胞请捐款助修清陵启》文：

呜呼！吾中国民族四万万人为欧美诸国冠，欧美人所惊诧，我同胞尽知之，然亦知此四万万人之所从出乎？考明陈建《通纪》、王圻《通考》[3]，当明全盛时人数约三万万，自万历帝而后，政治不纲，横加征敛。闯、献二贼，乘之而起，芟夷斩伐，所至靡遗。清顺治帝入关之始，即歼二贼，且尽除明代苛政，以苏吾民，于是吾民获登衽席。然十八年统计中国人数，只二千一百六万余人耳。康熙帝嗣位，南平吴三桂及郑克塽，北破噶尔丹与俄罗斯。大难既平，深求民瘼，蠲租赐复[4]，史不绝书，有普免天下钱粮之恩，有子孙永不加赋之谕[5]。雍正帝复定“丁随地起[6]”之法，以宽贫民，若贫者无田，即无丁税。乾隆帝踵成之，而又继康熙帝之志，登极之初，即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次。计一次所免二千七百数十万两，五次共免一万三千余万两。至于一隅偏灾，其所蠲赈者复不可数计。而又有十全武功，使四夷宾服，海宇晏然。故乾隆帝五十八年统计人数至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余人，比顺治帝时增十五倍。盖三帝深仁厚泽，休养生息，凡百五十余年，故滋生至此数也。逮嘉庆帝修《会典》[7]时，中国人数计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余人，比乾隆帝时又增五千四百余万，然犹不及四万万人之数，至道光帝二十五年编审统计中国人数乃达四万两千一百三十四万余人，此皆见之清《通考》[8]、《会典》及王庆云《石渠馀纪》、王先谦《东华全录》[9]者。盖清室至是阅六帝计二百余年，凡吾高曾祖考以来，享太平之福，以保田宅，以长子孙，跃登此四万万人之数，为欧美人所惧者，何一非清帝恩泽涵濡所赐乎？自是而后外患乃生。道光帝、咸丰帝忍耻行成，为民请命。及同治帝中兴，南除发、捻[10]，西靖回、番。光绪帝继之进复新疆。甲申一役，又败法人于镇南关，国威复振。不料二十年甲午，日人夺我高丽，割我台湾，于是光绪帝力图变法，以兴国势。其后西太后复赞成立宪，以予民权。及宣统帝三年，革命军起，隆裕太后不忍征伐以苦吾四万万同胞，而慨然以天下让，此皆无负吾民。今民国建立十七年矣，清遗之臣，死亡略尽。国基定矣，而革命家犹假九世复仇之邪诬，而忘十世受恩之深重。始之以废优待，继之以逼移宫，今复加之以盗掘山陵，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不特此也，考《会典》及《东华全录》顺治帝元年即定守昌平州明陵兵额及祭典，康熙帝三十八年复委官防护江宁明太祖陵，专事修圮。雍正帝七年又下诏保护历代帝王陵寝及明诸陵，如有不周，即将该地方官严处。及乾隆帝五十年北巡至昌平州，慨明陵之颓圮，即大行修复，诏称费至百万，亦所不吝。同治帝三年收复江宁时，东太后与西太后垂帘听政，以明太祖陵被毁，亦谕即日修理，其卫护周至如此。今清东陵内乾隆帝陵、西太后陵俱被炸掘。报纸言一翠玉西瓜值万万元，其余珠宝亦值千万，而不言售者何人，价安从定，此诞妄之谈，断不足信。惟其云尸骸狼藉，惨不忍言，斯乃凶恶所必至，固无疑义者也。近闻阎总司令锡山复电清室陈太傅宝琛等云：即缉凶究办，派兵保护，以杜将来。此民国执政义所当为，吾民可毋庸置喙。惟是优待不行，宣统帝蛰居天津，如窭人子。闻搜内帑，得五千元，派员修复。而民国百端待理，未议助修。因是海内孑遗诸老，思集涓埃，以为报效。而晨星寥落，来日大难，事必无济。窃思掩骼埋赀，世人以为义举。殷富之家，苟动其恻隐，如香港新界均安坟墓，有一人捐助数万金而不吝者。我四万万同胞乎！此清先帝后，固吾辈高曾祖考以来，受其煦育，以有今日者。若漠然视之，吾恐欧美人谓我四万万同胞如凉血动物，绝不足畏……夫以我四万万同胞之众，苟出其先朝所赐千万分之一，即可以完固山陵，而又使欧美人知黄族之可畏，而不敢犯。所谓义举，尚有逾于此者乎？吾为此故，用敢推原四万万人之所从出，而请我同胞助修东陵，以匡民国之所未逮。近宣统帝纡尊降贵，苟集有巨赀可径行汇寄，无事代呈。又当时让位，帝号仍存。世俗不察，或呼废帝，或斥其名，于义为不顺，我同胞直道而行可也。中国四万万人之一，垂死老民陈厉人谨启。

本来日本报纸的评论已引起了许多国人的不满，这位垂死老民的一番叙说，不但未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反而越发加重了国人的愤怒。垂死老民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从大清开国到溥仪退位，历代帝王对国人的“深仁厚泽”“寸草春晖”，不禁将盗陵的是与非，引到了满汉的关系问题这个老路上来。看来这个陈厉人确是到了垂死之年，进入了既老且昏的阶段，这明显不合时宜的旧事重提，使一些原本对东陵被盗哀婉、痛惜的人，开始反唇相讥，兴师问罪了：“当年清军入关，兵进中原，不但有‘扬州七日’，更有‘嘉定三屠’，几十万中原父老死于清军的刀剑之下。乾隆更是屡兴文字大狱，多少文人墨客、学子士人无辜屈死狱中，甚至已故的文人学子，还遭到戮尸鞭体的悲惨结果。如此‘深仁厚泽’‘春晖恩惠’，怎能令人忘怀？如今乾隆、慈禧二主陵墓被掘，也算天意促成，罪有应得……”如此相似的言论，连日不断地出现在报端，一时形成了另一种街谈巷议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当时天津《北洋画报》有一篇颇具代表性的名为《东陵被盗之因果》的文章称道：

……总而言之，漫藏诲盗，古有明训，帝后骄奢**逸，死且不已，则其被发被盗，不过时间问题，吾知其伏难获免也。坟墓被掘，遗骸被渎，本世间惨无人理之事，然在渠帝王之辈，则咎由自取矣。苟渠辈生前，创设博物院，取宝物置其中，公之世人，则何由而遭此劫耶？至于被盗宝物，失者已失，不易收回。纵有所获，谅亦人人所欲得而甘心，于公奚补？此次东陵被掘，纯属盗窃行为，初无任何政治意味。然陵墓宫殿，胥当视为一国文化之遗迹，不当籍口革命，加以毁坏；且世界尤无此先例，愿国人勿自召蛮族之讥也可！

面对满城风雨，中外瞩目的东陵盗案，无论是清皇室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在急于寻求一个快捷的处理办法，以平息这场从天而降的狂飙巨浪。

注释：

[1]即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借口保护侨民，于1928年4月下旬出兵济南，寻衅闹事。5月3日，日军大举进攻，在济南**掳掠，屠杀中国军民六千一百余人，南京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十六名外交人员一起遇害。

[2]即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明崇祯年间，陕西大饥，高迎祥率众起事，自称“闯王”，李自成、张献忠皆属之，号“闯将”。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高迎祥在盩厔（属今陕西周至县）战败，被俘就义，李自成承袭闯王名号。

[3]指陈建的《皇明通纪》、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通纪”“通考”均属通史类，书中汇集考核历代之典章制度，旨在以实学致用，通古今之变。

[4]蠲租赐复：即由朝廷下令，免除百姓的田租、赋税或劳役。

[5]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康熙）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即依照上年所报丁数，固定丁银（对丁男征收的代役金）税额，则百姓不必隐匿户口以逃避徭役。

[6]丁随地起：又称摊丁入地、摊丁入亩、地丁合一，即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统称为“地丁”，一并输纳征解。自后丁徭与地赋（按亩征收的农地税）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既简化了税种和稽征手续，取消了豪强地主逃漏丁赋的特权，亦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这是清代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在中国赋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均以人丁、地亩、户籍作为征税标准。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即1522—1620年，实施“一条鞭法”，通计一省税赋，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了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但限于各地之经济条件，此法并未通行全国。清代的地丁制，其实是一条鞭法的延续与发展。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四川、广东等地首次试行摊丁入亩之法。雍正元年（1723年），从直隶巡抚李维钧所请，准于直隶地方一体仿行，翌年令各省次第推行。唯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丁、地分征。地丁制虽各省实施程度不一，但到乾隆十年（1745年），除了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外，已基本上通行全国。

[7]指托津等奉敕纂的《钦定大清会典》。“会典”是记述典章制度之因革损益情形的官修史书。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曾五次修纂《大清会典》，书中将典则与事例分开，称“会典”和“会典事例”，以典为经、例为纬，分门别类，按年排比，便于查阅。

[8]指乾隆朝时嵇璜等奉敕撰的《皇朝文献通考》，和清末民初人刘锦藻撰的《皇朝续文献通考》。

[9]《东华全录》：即《十一朝东华录》，“东华录”是编年体的清代史料集，有蒋录、王录两种。“蒋录”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蒋良骐任纂修，就《清实录》及其他官书文献，摘录清初六朝五帝（太祖至世宗）史料，成书三十二卷。以国史馆在东华门内，故名。光绪年间，王先谦据改修本《清实录》，仿蒋氏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辑为《东华录续编》，凡二百三十卷：对“蒋录”则重新加以详编和补充，增为一百九十五卷，于光绪十年（1884年）成书，称为《九朝东华录》，后潘颐福辑《咸丰朝东华录》，王先谦亦加以增补，凡一百卷，再加自辑《同治朝东华录》一百卷，合称《十一朝东华录》。全书于有清代二百余年间大事，年经月纬，约略可见，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籍。

[10]捻：指捻军。“捻”为淮北方言，一捻就是一群人的意思，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则一二百人不等。康熙年间，淝水和涡河流域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匠人，经常结社组成“捻党”，在皖苏豫鲁鄂等省边界地区贩运私盐，清代中叶受太平天国影响，于咸丰元年（1851年）起而抗清，转化为捻军。同治五年（1866年）秋，捻军分为东、西两部。直至同治七年（1868年），东、西捻始被李鸿章淮军和左宗棠楚军剿灭。捻军是太平天国军在长江北岸的有力同盟，历时十六年，活动范围广达八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