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暴崩以及暴崩前后留下的种种疑点，成为当朝群臣和民间百姓猜测、议论的一个神秘话题，即使在一百年后，慈安的死因仍作为清宫历史上的一大悬案，让研究者为此争论不休。
那么，东太后慈安到底是不是正常死亡？如果不属正常死亡，又是谁谋杀了她？她的死与当时群臣公认的嫌疑者慈禧，是否有着不可言传的关联？
据清宫留给后世的史料看，咸丰帝生前，已渐渐看出了慈禧的野心和恃宠骄狂的性情，意将其废黜。聪明狡猾的慈禧闻知后，急忙拜托其妹也就是醇郡王福晋带着皇子载淳晋见皇上，意在牵动皇上父子之情，以子怜其母，打消废黜之念。尽管她一时达到了目的，但咸丰对她的宠爱却日益淡薄，甚至不再召幸她。当咸丰逃到热河行宫并行将归天之际，军机大臣肃顺又冒死进谏，说懿贵妃（即慈禧）恃子而骄，居心叵测，而当今皇后忠厚老实，丽妃更非其对手，要咸丰早为皇后和丽妃打算才好。为了说服咸丰，肃顺还列举了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等阴险刻毒的后妃相谏，暗示这个比吕后、武后毫不逊色的叶赫那拉氏，极有可能会在咸丰驾崩之后，干预朝政，将大清基业断送。如果真的如此，无论是当今皇帝还是臣僚，都将愧对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咸丰帝听罢动了除去懿贵妃之心，欲采取断然措施，但一向优柔寡断的咸丰在下定决心的最后一刻还是犹豫起来。他想起这位懿贵妃为自己生育皇子的社稷之功，又念及往昔帝妃的恩爱，不忍猝然下手。咸丰当时还天真地想，清廷祖制甚严，即使她真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轻易得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咸丰最终未采取肃顺的计策，而是设计了在他看来既能保住慈禧名分，又不至让她控制朝政的两全之计。咸丰帝临终前，召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于榻前，命焦祐瀛代笔草拟遗诏，立六岁的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军机大臣肃顺等八大臣辅弼幼主，并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以后下达诏谕以“御赏”“同道堂”两方印章为信符。其中规定“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这两章原为咸丰帝随身携带的私章，一般不用于政治活动，但在特定场合亦可使用这两方小印。此时咸丰帝把它作为皇权的最高象征，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和皇太子载淳，意在防范大权旁落于群臣和慈禧之手。
当这些都一一安排妥当之后，咸丰在弥留人间的最后一刻，又想起肃顺的劝谏。为防万一，他又将皇后慈安单独召于御榻前，屏退左右，面授机宜，同时亲手交给她一道密谕，上覆朱红印文“同道堂”三字。密谕写道：
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谕皇后：朕忧劳国事，致撄痼疾，自知大限将至，不得不弃天下臣民，幸而有子，皇祚不绝；虽冲龄继位，自有忠荩顾命大臣，尽心辅助，朕可无忧。所不能释然者，懿贵妃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朕实不能深信此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而已，否则，着尔出示此诏，命廷臣除之，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前，凛遵无违，钦此。
慈安接到密谕后，自是对咸丰感激涕零，因为有了这道密谕，便什么事情亦不用担心了。与此同时，咸丰帝又特别嘱咐慈安道：“若日后非如此行事不可，即召肃顺办理。”慈安自是含泪答应。
从以上密谕和嘱咐之言可以看出，咸丰对皇后和顾命八大臣是同等信任，而慈禧却面临性命之忧。如果处于政治危机之中的慈禧不识时务，硬要干预朝政，结局自然是明了的。倘慈禧被除，朝廷中势必形成诸臣上尊慈安，下辅幼帝之向，其计可谓万全，亦可看出咸丰帝的良苦用心和对皇后、八大臣所寄予的厚望。
但是，晚清的历史却没有这样写下去，后来人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种结局，那就是顾命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一败涂地，慈安不明不白地暴崩宫中。极令人追怀的是，在辛酉政变中，肃顺等八大臣曾计划软禁慈禧而独尊慈安，意与咸丰相同。这一点从肃顺在狱中见到载垣时所讲的那些追悔之言中完全可以揣度得出来。然而，令后人扼腕叹息的是，无论是慈安还是肃顺等人，最终都没能将计划付诸实现。他们在辜负了先帝重托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制造了一个悲剧。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慈安不但在慈禧的诱骗、劝说、鼓动下，同慈禧和恭亲王奕訢共同密谋发动了晚清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除掉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剪掉了自己的羽翼。而后来竟连关乎自己性命的最后一张护身符也未能保住，既使自己含恨归天，亦令当朝群臣和后世人们顿足捶胸。
那么，就慈安本人而言，以辛酉政变为起点，她一步步走向悲剧的过程，又是如何向前推延递进的？她与慈禧的决裂到底始于何时？
光绪六年（1880年）春，两宫太后和光绪帝亲往东陵致祭。当慈安和慈禧双双来到咸丰帝的定陵大殿时，慈安先在五供桌前的东侧站定，然后示意慈禧站在西边。这西边摆放的垫子要比东边的退后一些，慈禧见后，心中不快，执意要跟慈安并列拜祭。慈安觉得自己作为先帝皇后时，慈禧只不过是一个妃嫔，平时你在宫中专横跋扈、颐指气使还倒罢了，在先帝面前自应遵守祖制，不能有半点含糊。于是慈安以正牌皇后的名分发出警告，她用教训的口吻对慈禧说道：“你怎么越来越没规矩，违背祖制，成何体统？退到后面去。”慈禧听罢，心中自是越发不服，想要任着性子跟慈安争个高低，但看到慈安严肃的面孔以及群臣投给慈安欣喜、鼓励的目光，还是强压怒火，退到了后面。
在拜谒东陵回京的路上，慈禧乘坐在御轿中，对此次东陵之行越想越气，她垂帘执政的几十年里，已在几次重大事件上败于慈安并使自己受辱不浅。从太监安德海被诛，到同治皇帝大婚择后受挫，直到东陵拜谒受辱，每一件想起来都会让人怒火难平，怨恨难消。尤其是安德海被诛杀一事，让人痛心并感到恐惧。
安德海为晚清三大著名太监之一，就时间先后而论，居李莲英、张兰德之前。据清宫留下的史料和民间笔记等看，安德海自幼入宫，性敏狡巧，天生一副簧舌利齿，极受主子欢喜，故后来为慈禧垂目，宠信有加。促使安德海日后发迹和不可一世的，除了他为主子揉腿捶背、殷勤侍奉之因素外，主要是他在辛酉政变中为慈禧联络奕訢立下大功。就在这次关系着慈禧生死命运的政变前后，安德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替慈禧四处打探消息。从皇帝的日常言行，后妃的宫中秘事，到肃顺等人的一举一动，无一不被他设法探听并报告慈禧。也就在广泛的探听中，安德海得知了咸丰帝授给慈安的密诏和肃顺等人欲软禁慈禧的计划。慈禧闻报后在惊恐万状和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审时度势，迅速做出了拉拢慈安，联合恭亲王奕訢，共同打击肃顺等人的决策。在这个重大决策中，安德海为秘密联络奕訢献计献策，并亲自充当联络人，为后来慈禧在辛酉政变中反败为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铺垫，安德海才能在辛酉政变之后威福日加，无人敢违忤他，就连小皇帝同治，也对他敬让三分。安德海由一名普通的太监迅速升为总管太监，权势如日中天，张狂之态日渐显示于朝廷内外，即使在慈安面前，也不时地现出骄横的姿态和阳奉阴违的动作。在朝野上下都对安德海敬畏有加之时，唯恭亲王奕訢，挟“议政王”之重威，不把他放在眼里，安德海对此不是好自为之，反而以一种复仇心理，多次在慈禧面前进谗言，想置奕訢于死地。但几个回合下来，人们看到的不是奕訢的败北，而是安德海本人人头落地。
辛酉政变，慈禧和恭亲王奕訢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进行了短暂的联合，并取得了胜利。胜利之后，慈禧、慈安开始垂帘听政，而奕訢则获得了议政王之衔，并出任军机首辅，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以及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领神机营、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等要职，可谓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此时的奕訢在权势上已经取得了足以和慈禧抗衡的地位，并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态势。但慈禧既已在政变中立稳了脚跟，并垂帘听政，自然就想独揽朝纲，以皇太后的身份号令群臣。至此，她和奕訢在辛酉政变中的短暂联合，不可避免地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围绕着权力的冲突和争斗。
在奕訢看来，慈禧纵然有非凡的聪明和心计，但毕竟是一个女人，在大清祖制的处处限制和慈安的笼罩下，难有什么大的作为。而他自己在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后，一面不断取媚于外夷，让外国人作为后盾并支持自己的权势，同时又大力起用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全力合围攻打太平天国起义军，并终于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土崩瓦解，使大清帝国出现了“同治中兴”的短暂局面。在这个局面出现之时，作为议政王的奕訢，不免有些飘飘然和志得意满起来，言谈举止、为人行事渐渐流于放肆和粗疏。闻传有一次他来到宫中拜见两宫太后并在一起议事，由于口渴，竟大大咧咧地上前端起慈禧的茶杯喝了起来，直到慈禧在尴尬中露出了不悦之色，他才故作惊慌地将茶杯放回原处。基于这样一系列原因，慈禧感到应当尽早剪除券门外这只羽翼渐丰的猛虎了。
正当慈禧思虑以何种借口对奕訢下手的时候，她的心腹，翰林院编修署日讲官蔡寿祺，以敏锐的政治嗅觉猜中了慈禧暗伏杀机的心思，遂以几分以头颅赌成败的草莽匹夫气味，列举了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四大罪状，上奏弹劾。虽然这四大罪状皆为“疑虑”“猜疑”“疑惧”“疑惑”等不实之词，而无真凭实据，但对慈禧来说，仅是这些也就够了。于是，慈禧与奕訢之间第一回合的争斗拉开了序幕。
慈禧联合并说服慈安召奕訢来见。奕訢进宫后，慈禧面色严肃地对奕訢说道：“有人弹劾于你。”并将奏折拿给奕訢观看。但奕訢没有去接，却问道：“何人弹劾？”慈禧冷冷地答：“蔡寿祺。”奕訢大怒，高声说道：“这蔡寿祺非安分之徒，尚有流氓政客本色，太后怎能听信如此小人之污劾！”说完，欲行使“议政王”之威，将蔡寿祺逮而问之。面对奕訢骄横之态，慈禧自是勃然大怒，就是慈安也怒形于色。当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两眼垂泪说道：“议政王奕訢培植私党，擅权揽政，无人敢于过问，今次欲将其重罪处罚！”然后慈禧假同治帝之名，亲书谕旨将奕訢革掉一切职位，并命大臣和亲王、郡王替代奕訢诸职。在慈禧看来，这是继辛酉政变以来，又一次政治争斗中的胜利。
但是，出乎她意料的是，谕旨颁布的当天，惇亲王奕誴就上奏折为奕訢申辩。五天后，醇郡王奕譞又上折为恭亲王请命。接着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各上奏折，均请“酌赏录用，以观后效”。此后，诸亲王、众大臣亦纷纷上疏为奕訢请命申辩。因众论皆倾向于奕訢，事态随之急转直下，两宫太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改变初衷，重新起用奕訢，只是撤去议政王衔作为折中条件。至此，紫禁城内一场持续了三十九天的政治风波宣告平息。
对于这场政治争斗的忽起忽落，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尽管恭亲王竭尽全力应付了一场突然袭击，最后仍以慈禧的小胜而告终。但就慈禧而言，如此过早地发动攻击又未免有些草率和荒唐，同时也缺乏准确地审时度势，她低估了奕訢当时的实力及其影响。作为同治帝之堂堂皇叔的奕訢，不但在朝野内外形成了树老根深、党羽甚众的局面，同时建有匡扶社稷之功，且尚有洋人做靠山，绝非旦夕之间可以铲除者。即便慈禧的**威再大，势力再强，还是无法动摇奕訢之根本。以后的事实证明，慈禧与奕訢在权力之间的争斗，可谓波澜起伏，几起几落，双方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总是以平局而各自罢战和好。但这第一个回合的过招，在让双方都感知了各自的实力外，也让慈禧深知在对奕訢的争斗中，要越发做到谨慎小心，忍而不发，发而必中。同时奕訢也深悟到，触怒慈安确属下策，倘无慈安与慈禧合力，就不会造成这次争斗的险局，今后争斗的策略，首要的是争取慈安的支持，联手抗击慈禧。
恭亲王在经过一番隐忍筹划之后，渐渐靠拢慈安，并取得其信任和在许多事情上的支持。几年之后，奕訢见时机成熟，巧妙地抓住了安德海事件，开始主动向慈禧反击了。
同治八年（1869年），同治帝已近弱冠，两宫太后欲替他纳后选妃，并预备大婚典礼。这一切与太监安德海本来毫无相干，但这位太监总管在威福并享，恃宠骄横之余，深感宫中寂寞，欲上苏杭等锦绣江南风流显耀一番。于是，他寻机密请慈禧，拟亲往江南，为皇帝大婚督制龙衣。慈禧听后，很是为难，并告诉说：“我朝祖制，不准内监出京，你还是不去为好。”安德海听罢自不肯甘心，便鼓动簧舌进言道：“太后有旨，安敢不遵？但江南织造[2]，向来进呈的衣服，多不合适，现皇上将要大婚，这龙衣总要讲究一点，不能由之随便了事。而太后常用之服饰，依奴才看来，也多不合用，故奴才想前去督办，完完全全地制成几件，方好复旨。”慈禧向来喜爱打扮，听安德海要为自己也置办几件衣饰，心中有些活动。但一想到祖宗规制，又不便答应。安德海早已窥透了慈禧的心机，再次进言道：“太后究竟慈明，连采办龙衣一事，都要遵照祖制。其实，太后要咋办，便咋办，若被祖制二字束缚，连太后都不得自由呢！”慈禧本是骄横之人，听了这话，觉得也有道理，沉思片刻道：“你要去便去，只是事关祖制，尚须机密，倘被王公大臣得知，动起真来，我也不便保护于你。”
安德海闻获慈禧恩准，不胜欣喜，连忙叩头谢恩。慈禧话虽出口，但心中并不踏实，于是又嘱其沿途多加小心，以免节外生枝。那安德海口虽称一万个遵旨，心中却颇不以为意，觉得一旦出了京城，普天之下可任其调遣施令了。于是，他瞒着慈禧，在京城偷偷选了十多名妓女，于同治八年六月由通州出京，沿大运河向南进发，踏上了采办龙袍之路，也是他命中的黄泉之路。
安德海一行几十人乘坐两条太平船，船上插着两面大旗，一面上书“奉旨钦差”，一面写着“采办龙袍”。两面大旗之上又挺起一面玲珑小旗，中绘一个太阳，太阳下面又精绘三足乌鸦一只，意谓“西王母（慈禧）取食之使”。船两旁又插有无数的龙凤旗帜，随风飘扬。整个船上前有娈童，后有妓女，鼓乐齐鸣，笙歌不绝，声势煊赫，气焰灼烧。沿途除骚扰地方百姓外，还明目张胆地勒索地方官衙捐赠钱财，一时闹得运河两岸乌烟瘴气，官府百姓叫苦不迭。安德海则有恃无恐，狂妄至极。
这时的安德海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尚在京城张罗船只、妓女、随从之时，恭王府的眼线早已密报于恭亲王奕訢。奕訢对安德海扰乱朝纲，拨弄是非，早已恨之入骨并想予以惩治，但总是苦于没有机会，想不到这安德海却送上门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恭亲王抓住这千载难逢，也是大清建国二百多年闻所未闻的太监胆敢出京这一上苍所赋予的契机，进行了慎重的谋虑和严密的部署。恭亲王决定欲擒故纵，先放安德海出京，造成违犯祖制的事实，然后再见机行事，按大清律法置他于死地。
安德海在得意之中自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险局，依然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地出直隶、下山东，沿京杭大运河向南疾驶。船过德州，被知州赵新所闻，遂亲率衙役前往查拿，但尚未拿获，船已远去，赵新只好亲自骑马进省府济南向巡抚禀报。这山东地面与直隶大不相同，直隶道近京师，要员重臣多属慈禧嫡系，而山东巡抚丁宝桢廉刚有威，生就一副不喜趋奉的倔强脾气。他是凭着自己的文治武功而获朝廷升擢。丁宝桢素与恭亲王奕訢亲善，这次安德海尚未出京或者是刚一出京，他已接到了恭亲王奕訢的密信，并做了各种准备。
当丁宝桢闻报后，一面书写公文交与东昌、济宁各府县，跟踪追拿，一面亲书密折，差人乘快骑八百里火速送往京城恭王府。奕訢接到丁宝桢奏折之后，立即入宫晋见太后。可巧慈禧正在后园看戏，不及所闻。奕訢即禀报慈安太后，并递上丁宝桢所奏密折。慈安阅毕奏折，没有半点惊讶之色。奕訢心中明白，同治帝的劝说果然有效。因为在此前，他已跟同治帝密商捕杀安德海，并由皇上出面劝说东太后，以取得她的支持，慈安已经默许。故此，奕訢才将奏折呈来。慈安此时十分谨慎，但态度却非常明朗，一扫往日处理政务犹豫不决之旧态，对奕訢说道：“安德海理应正法，但须与西边（慈禧）商议。”奕訢闻听，忙答：“安德海违背祖制，擅自出京，罪在不赦，应即饬丁宝桢拿捕正法为是。”慈安沉吟良久才说：“西边最宠爱安德海，若由我下旨严办，将来西边必然恨我，故我不便做主。”奕訢知道东太后在假意推托，便进一步劝说道：“即是西边也不能违背祖制，倘要祖制，则无安德海，有安德海，则不要祖制，还请太后速即裁夺。”为了打消慈安的顾虑，奕訢表态式地补充说：“若西边有异言，奴才当力持正论。”慈安慎思片刻，终于下定决心，令军机拟旨，颁发山东。奕訢速命内监取过笔墨，亲书谕旨：“太监安德海擅自出京，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着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速派干员，严密拿捕，就地正法，毋庸再行请旨。”奕訢写完，让慈安阅批钤印。钤印之后，奕訢顿觉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走出宫来交予原密报之人，让其火速带回。
山东巡抚丁宝桢接到密谕，只轻轻说了句“安德海命休矣！”，便立即派总兵王正起率兵追捕，王正起等人追到泰安地界，才赶上安德海的船只，并令其靠岸。安德海闻知，大声喝道：“哪里来的强盗，敢向我船胡闹？”王正起高喊一句：“本总兵奉旨捉拿安德海，你就是安德海吗？”安德海看了看甲胄鲜明的王正起和所属官员，冷笑道：“咱是奉旨南下，督办龙衣，沿途并未犯法，哪有拿捕的道理。你一个小小的总兵有什么本领，敢来拿我？”王正起不再答话，便令官兵锁拿安德海。安德海大怒道：“当今皇上也不敢拿我，尔等如此无法无天，妄向太岁头上动土，难道是自寻死路不成？”官兵被他一吓，不敢上前。王正起两目圆睁，推开官兵亲自上前，一把将安德海的蓝翎大帽打掉，又飞起一脚将其踢倒，号令官兵取过铁链，将安德海锁住，其余一行人统被拿下。王正起下令水手将船驶向济南。
丁宝桢闻知安德海已被捉来，即传两旁侍役，出坐大堂。王正起将安德海五花大绑带上堂来，丁宝桢喝问道：“安德海就是你吗？”安德海看了看两旁的侍役，然后将头扭过去，故意不看丁宝桢，嘴里却骄横地骂道：“丁宝桢，你连安老爷都不认得，还做什么混账抚台？”
这时丁宝桢不再言语，而是起身离座，高声宣读密谕，当读到“就地正法”四字时，安德海才有些惊惧地转回头，讷讷地说：“咱是奉慈禧皇太后的懿旨，出来督办龙衣，丁抚台，你是在欺我吗？”丁宝桢这时才冷冷地笑了笑，向前一步说道：“朝命已说是毋庸再请，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安德海至此才明白，这丁宝桢不是儿戏，肯定是朝中有人做了手脚，想到这里，冷汗冒出，脊背发凉，全身战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苦苦哀求饶命。丁宝桢回到堂上，望了望叩头不绝的安德海，轻轻说了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晚了。”说罢，大喊一声：“来人，推出去给我砍了！”话音刚落，几个侍役过来，将早已吓得昏死过去的安德海拉出大堂，随着一声号令，安德海的头颅迎刃而落。其余随行人员，暂羁狱中，待候请旨发落。当复奏到京后，恭亲王再禀报慈安太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旨将随从太监全部绞决。其余男奴、妓女，有的充戍，有的释放，此案迅疾了结。
安德海由被捕到被杀，慈禧始终一无所知，直至案情已结几日，始由太监李莲英闻报。慈禧闻后先是大惊，而后又疑惑地说：“这件事东太后全未提及，想来系是外面谣传，不足凭信。”立命李莲英速去探明确凿。李莲英奉旨来到恭王府探问，奕訢全然相告。李莲英复奏慈禧。慈禧闻听，拍案而怒，恨恨地说道：“东边瞒得我好苦，我向来道她办事和平，孰料她亦如此狠心，我与她决不干休！”说罢，竟气恼得昏了过去。
恭亲王奕訢与慈禧第二个回合的交锋，虽然以奕訢胜利而告终，但确也加剧了矛盾和彼此的仇恨。更为重要的是，慈安无形中被推到了争斗的前沿，慈禧越发意识到自己面临处境的险恶，从而在更加慎重地韬光养晦的同时，也埋下了为打破这个新的联盟而置慈安于死地的伏笔。当后来围绕同治择后的争斗，慈安、皇帝、奕訢再度结成三角联盟，致使慈禧费尽心机却又一败涂地之时，慈禧更加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强大敌手和险恶处境，并加剧了她设法打破这个政治联盟的决心。所幸的是，同治在忧郁和患疾中过早死去，新登基的光绪未成人，不谙世事，她面临的只是慈安与奕訢的联盟。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在拜谒东陵中，再一次受到抵制和打击后，已忍无可忍，终于做出了除掉慈安的险恶抉择。只要慈安被除，奕訢虽然树大根深，但毕竟失去了最强有力的靠山，如果他还胆敢跟自己这个唯一的尚在执掌朝政的皇太后交手，奕訢必败无疑。
慈禧深知，慈安之所以在几次事件中都表现得坚定异常，除了身为咸丰帝的“正牌皇后”这块“王牌”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手中的那份先帝密诏。这份密诏已成为她多少年来威慑一切敌对势力的“撒手锏”。也正是鉴于她握有这柄威力无比的“撒手锏”，慈禧才感到虽有除她之心，但无灭她之力，稍有不慎，自己将轻而易举地死于她的“锏”下。故而这些年来，慈禧在日渐骄横的同时，又总是对慈安的攻击做出退让。既然今日自己已决定予以反攻，就势必首先夺其锐器，使她丧失决战中最为重要的条件和力量，然后给予致命的打击……
自光绪六年两太后拜谒东陵回京后，慈禧似乎完全忘却了东陵发生的不快，对慈安有说有笑，百般殷勤奉迎。慈安本是厚道之人，望着眼前这位“好妹妹”的宽容大度，不禁对自己在东陵时那有些过激的言行心怀歉意，也就有意与其亲近。就在这个时候，慈安身患感冒，慈禧闻知，亲自为之挑选御医诊治，并不时前去慈安病榻前端汤递药。一日，慈安忽觉病情痊愈，精神清爽，便来到慈禧宫中道谢，却见慈禧紧锁双眉，一只臂肘还用白绷带吊着。慈安惊奇地问道：“妹妹，这是咋回事？”慈禧故作一惊，顺着慈安的目光望了下自己的臂肘，故作掩饰地轻轻说道：“没什么。”便不再言语，并将臂肘扭向一边。慈安越发奇怪，一定要慈禧讲出事情的原委，慈禧却总不肯讲。这时只听慈禧的太监李莲英上前回奏道：“圣母皇太后知母后皇太后患病不愈，听说用亲人臂上的肉入汤，可得速愈，就忍痛割下，让奴才熬了汤送给母后皇太后……”李莲英刚说到这里，就被慈禧假意喝住。慈安的心灵却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几步向前拉住慈禧的手，热泪簌簌地落在慈禧臂肘的白色绷带上。慈禧趁机伸出另一只手，抚摸着慈安的肩头，眼含热泪说道：“这大清天下全依仗姐姐，只要姐姐身体安泰，让妹妹再割下几斤肉来，也心甘情愿……”说毕，二人抱在一处，哽咽不止。
第二天，慈禧来到慈安宫中回拜。慈安昨日受此感动，自是百般热情亲切。两人从先帝咸丰一直唠到光绪一朝，越唠越投机，越唠越亲切。慈安头脑一热，竟将咸丰帝密诏从密匣里取出示于慈禧道：“这些年我们姐妹相处甚洽，彼此尊重，无有不快之事。看来当年先帝是被肃顺那伙人欺骗了，故留诏于我。这几十年都过去了，我还留它做什么？今当面让妹妹验看了，不如焚毁了吧。从今以后我与妹妹绝无二心，共同辅佐大清社稷。”说罢，将密诏当场焚烧成灰烬。一旁的慈禧自是热泪纵横，感激涕零。当然，她感激的不是慈安焚诏明心，意欲与自己永远修好，而是感激苍天何以偏爱于自己，一个小小的计谋，竟让几十年的强硬对手，瞬间自毁了长城。这时的慈安尚不知道，她的这一鲁莽之举，决定了她的不幸，也决定了恭亲王奕訢的不幸，更致命的是，决定了整个大清王朝的不幸。
慈禧见慈安的“撒手锏”已弃，知道自己的对手已成笼中之困兽，只要再略施小计，不难剪除。于是，她在等待契机的同时，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谋。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九日，慈安微患感冒之疾，但在服过御医所开药后，顿觉好了一半。第二天睡过午觉，几近痊愈，于是由宫女陪侍至院内观赏金鱼。主仆正在谈笑之际，首领太监走来问道：“西边送来的食物，是否留下？”慈安平时最喜闲食小吃，午睡起来正需此物，遂命太监揭开食盒。只见精致的大瓷盘内，盛着数块玫瑰色饵饼，香气袭人。慈安竟不顾太后应有之体统，拈起便吃。谁料刚吃几块，就觉头疼心躁，接着手足即呈抽搐状。太监们一面将慈安扶回宫中，一面紧急通知敬事房传御医请脉，同时派人到西宫奏报慈禧。去往西宫的太监刚到宫门时，就被李莲英拦住。“我家主子大病未愈，如若东太后之小疾再张皇其词，势必加重我家太后病情。”李莲英说完，又以太监总管的口气告诫其他的太监：“此事不准多言多问，谁要是充大个儿的萝卜，闹出事来，小心自己的狗头。”
其实，李莲英对东宫可能发生什么，心里极其清楚，东太后慈安所吃的饵饼中掺有毒药，而毒药正是他本人秉慈禧的旨意，亲自到御药房药库捡出，秘密送到长春宫小厨房的。
慈安回到东宫，中毒不治，于当日傍晚暴崩而亡。光绪七年九月十七日卯时，葬于东陵界内的普祥峪定东陵地宫。
慈禧和慈安的两座陵寝并列东西，面南背北，中间只隔一条用于排水的马槽沟。慈安身为东宫太后，却葬在了西面的普祥峪陵寝，而慈禧自然就占据东面的那座菩陀峪陵寝了。东太后西葬，西太后东葬，这个看似颇不在情理的葬制，不免引起后人的迷惑和议论。
慈安葬入地宫后，在当时颇为流行的传闻有二：一说好强争先的慈禧早就看中了东太后慈安那块风水宝地，东太后活着的时候，她不敢声张，而等慈安暴崩，她便不再顾及祖宗家法和制度，抛开“东为大，西为小”的成规，竟把东太后葬在了西边，而把东边的风水宝穴留给了自己。另一种说法是，慈禧到东陵相看风水时，就相中了东边的那块风水宝地，但慑于祖宗家法，一直不敢开口和慈安相争。相传有一次，两太后下棋，慈禧忽然心生一计，装出开玩笑的样子对慈安说：“姐姐，咱姊妹俩以三盘二胜定输赢，谁赢了就可提出一个要求，输者不能拒绝，你看如何？”憨厚老实的慈安不知是计，漫不经心地答道：“可以，我若输了，你提什么我都答应。”“那好，可别反悔。”慈禧补充一句。慈安依然没当作大事地保证道：“决不反悔。”二人达成协议，开始在棋盘上杀将起来。慈禧深知事关重大，因而全神贯注，使出浑身解数，终以二比一险胜。慈安边收拢棋子边问慈禧要什么。慈禧沉默了一会儿，答道：“我不好意思说出。”慈安不以为意地说：
慈禧、慈安两位太后二陵分界排水沟
“你就尽管说吧，姐姐保证不会食言。”慈禧听了，不再做沉默状，而是装出一副哀怜的样子说道：“好姐姐，求你把东边的那块万年吉壤让与妹妹吧！”慈安一听顿时傻了，想不到她会提出如此重大的事来，这可如何是好？慈安沉默片刻，说道：“姐姐既有言在先，也不好驳你的要求，只是这祖制难违，我也做不得主。”慈安本来想抬出祖制堵住慈禧的嘴，这是一个既不失信又站得住的绝好理由。但慈禧却来得更绝：“这祖制虽如此，但总得有些因人而变的地方，若纯依祖制，咱姐妹俩何以能垂帘听政？你我的陵寝自是咱姐妹两个人的事，与祖制何干？与别人何关？好姐姐，你就让了我吧。”慈安听了，不再言语，犹豫了好长时间，终于做了让步：“那就依妹妹吧。”于是，慈安崩亡后便入葬西边的陵寝地宫之中了。
其实，这些故事只不过是民间的传说而已，实在难以作为官方史料而信以为真。清朝入关并建东陵以来，自顺治的孝惠章皇后独自建陵之后，凡比皇帝晚逝的皇后，都无一例外地单独建造陵寝，并以先皇帝的陵寝之名和自己陵的方位命名。如孝惠章皇后的陵寝在顺治帝孝陵的东侧，就定陵名为孝东陵，其他如“泰东陵”“昌西陵”“昭西陵”等陵名，均是以当朝皇帝的陵名加方位而成。因咸丰帝的陵寝称定陵，慈安、慈禧两陵均坐落于定陵东侧，故统称定东陵。因为陵名的确定是以咸丰帝的定陵为中心而不是以整个陵区为中心而得，那么，慈安葬于西边，从地理位置上就更靠近咸丰帝的定陵，而慈禧葬入东边，就相对地距定陵，或者说距咸丰帝要远些。因慈安生前的地位一直高于慈禧，这个葬制是合乎情理的。况且皇陵中的神路设施，均按“以次接主”的规制而成，咸丰帝的神路接顺治帝的孝陵神路，而慈安的神路又接咸丰帝的神路，慈禧的神路又接于慈安的神路之上。由此更可看出，慈安尽管葬在了西边，不但不能说明其地位低下，反而证明她的地位要高贵于慈禧。这也正是决定她葬于西侧的根本原因。
注释：
[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1861年1月20日），清廷为办理洋务及外交、通商事务，由恭亲王奕訢等人奏请获准，仿军机处而设立的中央机构，后来成为清末实际上的内阁，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亦不对它直接负责。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按《辛丑条约》的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2]江南织造：官名。明代于南京、杭州、苏州各设专局，置提督织造太监一人，均由宦官充任，掌织造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衣料。清入关后沿置，本由工部管理，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隶内务府，于江宁、杭州、苏州三处各设织造监督一人，简称“织造”。例以内务府司员简派，为钦差，一年更代，与地方长官平行，权势大于明代。不仅管理织务、机户、征收机税等，亦兼理采办及皇帝交办的其他事务，且监察地方，可专折奏事，行文中称“织造部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