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局部

在三号墓发现的众多帛书中有一幅帛书原无标题，一共有4500字，经整理人员考察内容定名为《周易》。《周易》一书分《易经》《易传》两大部分，最初编成于殷周之际，后成为儒家“六经”之首，原为古人向神灵卜问吉凶的方法，分龟卜和占筮等。从帛书的字形字音及避讳与否等方面初步判断，《周易》抄写于汉文帝时，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一种本子。

《周易》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部“天书”，其文句简朴又古奥，多数人识其字而不明其义，难于卒读又令人望而生畏。此书之所以被誉为“天书”，这是因为它有一套特殊的符号，即卦爻结构，这些符号同远古占卜方式相联系，让人觉得十分神秘。其古奥词句所反映的思想文化内涵，甚为玄妙，若不经深入研究，往往难得要领。而《周易》本身产生的历史，也是一个奇迹。《汉书·艺文志》就称它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杰作。传说上古伏羲氏画出八卦，中古文王和周公重卦系辞而演为六十四卦的《易经》，近古孔子阐发其义理，写成“十翼”，是为《易传》。《周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之书，后来逐渐演变成哲学典籍，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之久，就其酝酿成型到丰富完善的过程而言，是任何其他古代典籍所不可比拟的。

当然，仅凭这个演变过程，尚不足以形成此书的崇高声誉。《周易》之所以成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天书”，还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内涵。《周易》问世后，最早见于鲁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的《左传》记载。近3000年来，研究《周易》者代不乏人，为阐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学著作，不下3000种，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易学史。所谓“易学”就是历代学者对《周易》一书所作的种种解释，这些千差万别的解释，形成了一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论体系。《四库全书》将其概括为“二派六宗”。到了近代，不少中外科学家将《周易》象数同现代自然科学相结合，在传统的象数派和义理派之外，又出现了科学易学派，此派发展迅猛，方兴未艾。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齐全，其主要特点有两个：第一是卦的序列和现在的不同，而且没有分上下篇，它将八卦按先阳后阴的原则分别，即以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为序，作为上卦，每种上卦，分别与乾、坤、艮、兑、坎、离、震、巽配成下卦，保持了比较原始古朴的形式；第二是有《卦辞》和《爻辞》，内容和现行本基本相同。

《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阴阳两仪，其爻一虚一实，除去它的神秘色彩，阴是偶数，阳是奇数，两仪、四象，八卦，正好是几何级数，再排列就成了六十四卦，每卦有6爻，一共384爻，这便构成了排列组合知识的起源。在西欧国家，12世纪以前对排列组合知识还十分贫乏，直到1713年伯努利写了《猜度术》后，才有了显著进步。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由八卦演变出来的六十四卦。也就是这一个个卦象的演变，为后来的象数科学家们提供了有益的思维模式。象数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特殊方式，是古代先哲智慧的结晶。它借助《周易》的卦象和爻象，进行形象思维，取象比类，触类旁通，进而推动理性思维的发展，这种推行方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对科学思维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在古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都曾经普遍地加以运用。打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难发现：天文学家，借用象数显示星移斗转的周期；历法学家，借用象数描绘阴阳消长、物候变化的节律；医学家、气功师借用象数总括人天统一的节度；乐律学家，借用象数表示律吕损益的法则。古代的治河专家，在统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这样浩大的系统工程时，若无精密的象数思维的锻炼，要使工程指挥若定，万无一失，则更是不堪想象，所以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专家，多是训练有素的易学专家。

令人备感兴趣的是，人们日益发现，一些现代自然科学通用的方法，往往可以从《周易》哲理和《周易》象数中得到某种启示，或者说有某些相通、相似之处。

发明微积分和计算机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在17世纪末年，接到法国传教士鲍威特（Bouvet）由中国寄给他的《周易》卦象图后，欣喜异常，从中悟出从0到63的二进位制，因此创造了欧洲二进位数学，不久又制造出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乘法计算机。他于1697—1702年间，连续给在中国研究《周易》的友人鲍威特写信，称赞《周易》的奥妙时，特别谈到他的二进制算术与中国古代《易图》的关系。他在信中说道：“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4000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伏羲《易图》，虽耗费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吧！”鲍威特送给莱布尼茨的两个易图，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两图均由宋代邵雍所绘，载于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莱布尼茨用二进制算术符号1代表—（阳爻），用0代表——（阴爻），正好可以将六十四卦卦象用数码代替。他所说的“完全一致”，就是这个意思。2000多年前承传下来的易卦符号，可以用最新的二进制算术法则加以破译，这在人类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世界科学家的注意。

但更具有戏剧性的是，莱布尼茨在和住在中国的鲍威特通信时，为了表达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敬仰心情，特地给清朝康熙皇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寄来他研究八卦的数学论文。他认为二进制开创于伏羲，而归功于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不料康熙皇帝批示：“天下之事，何必师事夷人。”竟拒之于千里之外。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和《六十四卦》同抄在一幅帛上的，还有一篇未标题名的古佚书，书中文字分36行排列，约2500字。经整理小组专家张政烺先生的初步考证，这就是《易传》的其中一篇，取名为《二三子问》。

由于帛书《二三子问》处于该件帛书折叠的最外层，所以残破较多，有大块缺字。又因无别本可供参考，整理相当困难。其原件分作四块高24厘米、宽约10厘米的长方形残片，尽管整块的帛书大多得以完好地拼裱，但许多小块的帛书残片多有误拼、倒拼、错拼之处，从而给帛书的释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释读《二三子问》的过程中，整理小组的研究人员陈松长等，不得不再次利用照片剪贴、拼复等手段弥补了20多处残缺、遗漏和错误，尽管这些拼缀并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比原件进了一步，多少恢复了一些帛书原貌。

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帛书内容来看，《二三子问》虽与帛书《系辞》同出于一墓之内，且都属《易传》的内容，但若将同墓出土的帛书《二三子问》和帛书《系辞》做些简单的比较，便会发现其各有千秋非一人所作。这一点，从帛书《系辞》和《二三子问》中对同一句卦爻辞的不同解释可以得到说明。此外，整理人员还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二三子问》乃是一篇有别于传世之本《易传》，属于早已失传而复得的汉初易传著作。

也许正是帛书《二三子问》与帛书《系辞》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整理人员才又从这久已失传的佚书中发现了一个隐秘。这个隐秘就是帛书《二三子问》的学派性质是很明显地属于儒家学派的。理由之一是，该篇很明确地标明了答难释《易》的人是孔子，尽管这并不是孔子自己所记，但撰写该篇的作者至少也应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至少也是儒学阵营中的人，不然他就不会抬出儒学的权威孔子来做解释人。理由之二是，该篇的内容没有丝毫的道家释《易》的痕迹，通篇全是从圣君治国、举贤任能、施教安民等方面对《周易》进行儒学政治哲理的发挥和引申，如占筮、卦象、爻位等易传的内容，在这里全然不见。因此，帛书《二三子问》的面世和研究，又为孔子作《易》提供了坚实而可信的例证。由此，以著名学者陈松长为代表的部分帛书整理、研究人员提出，应该重新评价和肯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尽管孔子作“十翼”，一时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证据，但从帛书《二三子问》中的记载可知，《史记》的记载大致不谬，孔子至少曾对《周易》做过一些口头阐释，他的弟子及后人曾对之做过记录整理或补充加工，这些记录无疑反映了孔子的儒学思想，通行本“十翼”显然是这种记录的结果，而帛书《二三子问》更是这种记录的现存最早的抄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