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老子》的两种写本，都是用墨笔写在帛上。一本是带有隶书笔法的小篆，研究者称为甲本。一本是隶书，称为乙本。甲本的帛多有破损，文字多有残缺，乙本的帛大体完好，文字大都清晰。从这小小的差异中可以推断，甲本抄写年代在乙本之前。

老子像

老子帛书

秦王朝统一文字后，规定小篆为社会上的通用文字，但官吏办理徭役和讼狱等事务，则用隶书。字体的演变，必然是舍繁难而取简易，所以到汉朝初年，隶书盛行，而小篆渐废，抄书者自然也用隶书而不用小篆。此次出土的《老子》甲本是小篆，乙本是隶书，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者认为甲本在前、乙本在后的理由。不过这两点仅指一般情况而言，从三号墓发掘时的情形看，乙本放在漆盒里，甲本卷在木片上，甲本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多破损则难断定。再者，汉初也有些人会写小篆，甲本是不是抄写者特意用小篆？所以仅凭以上两点还算不上有力的证据。但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写者避汉朝皇帝名讳的情况。甲本中所能辨得清的“邦”字22个，而汉高祖的名字正是刘邦。就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名字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是不能书之于著作上的。根据三号墓出土的木牍记载。墓主人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很显然，甲本《老子》应成书于刘邦称帝之前，即公元前206年之前。

帛书《老子》乙本，已用“国”字替代了“邦”字，这表明其成书于公元前206年之后。但书中任意使用“盈”字和“恒”字，而汉惠帝和汉文帝的名字恰为刘盈和刘恒。据此可以推论，乙本成书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87年之间，显然比甲本成书时代要晚。

《道德经》局部

关于老子其人，世人多不陌生。依据《史记》的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比孔子稍微早一点。他做过周政府守藏室的史官，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到周政府所在地洛阳去，曾经向他请教过礼。他告诉孔子说：“一个了不起的商人，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空无所有；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内藏道德，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愚蠢迟钝。你要去掉骄傲之气和贪欲之心，这些对你都没有益处。”

老子在周政府待了很久，看到周室日渐衰微，于是就离周西行，将要出函谷关的时候，守关的将军对他说：“你平时不留文字，现在快要隐居了，勉强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写了一本书，分为上下篇，内容谈的都是“道”和“德”，共5000多字。后世称为《老子》或《道德经》。书写好以后出关西去，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传说他活了160多岁，也有人说活了200多岁，这是因为他修道并且善于养生的关系。

在孔子死后129年，周政府有一个太史名叫儋的出关见秦献公，于是有人传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世人也不晓得哪一种说法对——这就是司马迁关于老子其人其事记载的大体经过。这位太史公抱着存疑的态度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包括司马迁本人）搞不清楚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者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老子的身世如此混沌不明，曾使他本身的存在与否都成了问题，他是不是手著了《道德经》就更成问题了。于是对于《老子》一书，有人以为是太史儋所作，有人以为是庄子的门徒所依托，也有人以为是吕不韦的门客所纂辑，更有人以为是汉人掇拾而成。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纷纭众说中，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还是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因为其中有些文字必定出自老子之口，庄子以后的人是无法说出来的，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等都是明证。如果仔细推究一下战国时代的道家之学，就可以看出列子的贵虚，是老子贵柔思想的演进；杨朱的为我，是老子无为哲学的发展；庄子的旷达，是老子自然主义的开拓。诸家学说“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庄子传》）。而《道德经》无疑是诸家学说的摇篮。

当然，老子书中也有后人杂入的文章，如二十六章的“万乘之主”，全书常见的“侯王”等词，显然都是战国时代的成语，而不是春秋末年所能有的。另外也有注文时混进去的，如三十一章的“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等，文中既用“言”字，当然是注文无疑。不过这些文字并不多，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还是老子，只不过有很少的部分是后人所撰，或注文时混入的罢了。

人们看到一般通行的老子书，都分上下篇。上篇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下篇的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后人就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合起来称它为《道德经》。

这部《道德经》仅5000多字，但它却以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极富启发性的人生体验，精辟而富有诗意的语言阐述了老子的宇宙观、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围绕“道”这一中心概念，阐明了老子关于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存在方式、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与解决方式等，通篇充满了辩证的逻辑力量与深邃美妙的诗意，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这部著作进行解读和阐释，并为此留下了许许多多见仁见智的注译。

韩非的《解老》、《喻老》是最早的《老子》注，其后，为《道德经》注疏、诂解者蜂起，2000多年来能见到的已逾百家。《汉书·艺文志》就曾记载《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37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等等。可知在汉代时，《道德经》已有多种不同的传本。从总体上看，《道德经》的传本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王弼本为代表的文人系统（傅奕、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属于这一系统），其特征是：文笔晓畅，不减助字，字数逾5000之数；二是以河上公本为代表的民间系统（严遵、景龙碑、遂州碑和敦煌本属于这一系统），其特征是：文笔简奥，语助词从删，字数依于5000之数。王弼本系统偏重于“学”（道家），河上公本系统偏重于“教”（道教）。河上公本系统的“减字”（删减语气助词）、“古字”（如“無”作“无”“芸”作“云”之类）特征表明了道、俗的分别。因此，如果把《道德经》看作一部道经来诠解的话，则应取河上本系统中的一种传本来作为底本为宜。但河上公本人的身份和时代后人知之甚少，只知他是一个传说人物，相传他曾拒绝了汉文帝邀请其做官的好意，只答应为文帝作《老子》注。但他的注本在《汉书·艺文志》中却未见载录，这就让后世的研究者怀疑其注本，可能是别人假托其名的伪作。即使是假托的伪作，从河上公本的成书年代看，也不会早于东汉，而很可能和王弼注本成于同一个时代，那便是魏晋时期。关于这个问题，历代注家学者曾进行了长达千余年的争论，直到马王堆三号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后，研究者才蓦然发现，它比任何已知《老子》一书的版本要早四个世纪。既然如此，关于河上公本与王弼本谁早谁先的争论，显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

让研究者感到稀奇的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是上篇，《道经》是下篇。这种编次是不是《老子》原书的编次？有研究者认为，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传本。这种传本论述道德，总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庄子》论述道德，也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传本。《韩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大概是道、法两家对于《老子》书各有所偏重。《老子》上篇讲“道”的文字多些，所以后人称作《道经》。下篇讲“德”的文字多些，所以后人称作《德经》。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的编法来看，可能属于法家的传本。

战神蚩尤

道家道教的传统中虽然包含了许多对现代世界非常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是真正认识到这些成分的有效性并有意识地加以吸取、利用和发挥的人并不太多。其原因尽管来自诸多方面，但对道教经书译解的艰难恐怕是最基本的问题。

早在100年前，严复就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感叹：“读古书难！”他总结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历时久远，简牍沿讹”，文字错脱较多；二是“声音代变，则通暇难明”，音义变化较大；三是“风俗殊尚，则事亦参差”，社会环境变化较大。重要典籍虽然历代“训疏”者勤，仍不免“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对道经来说，研究的难处还要增加两条，那就是它的杂多性和传播方式的神秘性。当年号称“文通万国”“学超三教”的胡适博士在广求佛禅之后，曾“发心”攻读《道藏》，结果是碰壁而归，胡适博士带着一肚子的不解和迷惑，对道书发了一通“多半是半通不通的鬼话”的牢骚而不了了之。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古代佚书四篇。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四篇佚书与《老子》乙本同抄在一幅帛上，共175行，有11164字，除少数几篇文字略有残缺外，大部分都保存得相当完整，但没有总的书名。1974年8月28日，《文物》编辑部邀请参加帛书整理的部分专家，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座谈。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故宫博物院历史学家唐兰首次断言，以上四篇佚书，正是佚失2000余年的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在道家之内的《黄帝四经》。它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

从这四篇古佚书的内容看，第一篇《经法》，讲的是法，是《老子》所不讲的。第二篇《十大经》，主要讲的是兵，讲黄帝擒蚩尤的故事。《老子》主张不争，这里讲的却是“不争亦无以成功”。第三篇讲权衡轻重的《称》。第四篇讲《道原》，是讲体系的。尽管唐兰的这个推断，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但从出土的材料、证据和后来的研究成果看，唐兰的结论还是最为可靠的一种。

黄帝擒蚩尤（汉画像砖）

汉文帝时崇尚黄老，所以把黄帝四篇和老子两篇全抄为一卷，这就是所谓的“黄老”著作，即“黄帝”“老子”的著作，属于道家的哲学流派。它是战国到西汉哲学流派中一个很著名的学派，尤其在汉文帝之时，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哲学学派，并是当时政府向全国推行的哲学。遗憾的是，千百年来，除了一部《老子》外，黄帝的书一部也没有留下来。因此，后世只知“老学”，不知“黄学”，并且对2000年来是否确有“黄学”存在，表示怀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四种早已失传的黄帝书，在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的同时，也解开了哲学史上的千古之谜。荀况在《非十二子》篇中，曾激烈地批判子思、孟轲的“五行说”。但是，什么是子思和孟轲的“五行说”，由于思孟原书早已散失，后人无法解释清楚，这成了哲学史上千古之谜。有的学者在研究帛书《老子》甲本卷后的四篇古佚书中，发现竟是有关思孟五行说的著作。

早在1700年前的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国人曾在河南汲县一个坟墓中出土竹简十余车，一时震动朝野，但以后几乎都散失殆尽。清朝末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晋木简及敦煌藏书，则大多被帝国主义者连抢加夺地捆载而去。正因为如此，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才显得弥足珍贵和重要。《老子》佚本的发现，对研究战国至汉初法家思想的演变，探讨当时统治阶级崇尚黄老之学的阶级实质等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