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纵横家书

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主要记载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等人的书信、说辞的古佚书，共27章，17000多字。其中11章的内容可以在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中找到，不过文字有所出入。另外16章则是佚书。全书各章不按国别、时序编排。根据其内容、书例等情况，可以清楚地划为三个部分。它的前面14章是较早流传的有关苏秦的资料；从第15章到第19章，每章后面记明了字数，末尾又有这5章的总字数，可见当有另一来源；最后八章明显的是另外收集的材料编成，其中前三章与苏秦有关。通观这部古佚书，应是一种以苏秦游说资料为主的战国纵横家言论的辑本。为了便于称引，研究者就替它题了个名字叫《战国纵横家书》，各章也加了章名。书中讲到了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秦魏伐楚的史事，它的成书年代当在秦末汉初。书中避刘邦讳，而不避刘盈讳，应是汉惠帝时的抄本。

纵横家是盛行于战国时代的一种流派的名称，据说导源于古代善于辞令的使节职官。战国中后期，齐秦二雄，东西对峙，楚、宋、燕、三晋（赵、韩、魏）南北其中，出现了齐秦东西联合兼并弱国，弱国南北约盟联齐制秦或是联秦制齐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争取友国、孤立敌国的谋略，形象地称作“合纵连横”，把那些出谋划策、周旋于列国之间的游说之士称作纵横家，甚至把这种以游说君主、谋取仕途的“门路”也叫作“纵横之学”。后来习惯上又把战国秦汉间的策士都算作了“纵横家”——诈谋权变者流。苏秦就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纵横家。据说，他是东周洛阳人，鬼谷先生的门徒。曾游说燕齐楚三晋合纵拒秦，被举为纵约长，身佩六国相印，“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最后死于齐国，比他的同学、也是敌手——另一个著名的纵横家秦相张仪（？—公元前309年），早亡几年。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这些传说有不少是出于后人的伪托。苏秦的生平事迹就连作《史记》的司马迁也没能够搞个明白，他在《史记·苏秦列传》中写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可见苏秦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所推崇的抗秦人物。他的游说词和书信随着“纵横之学”从战国延至汉初，仍是一种“热门”的显学而广泛流传，并成为士大夫们辑录学习的主要资料、模仿操练的一种脚本。因此，它会同《老子》等书一起出土是不足为怪的。

苏秦画像

《战国纵横家书》里有关苏秦的言行占了将近2/3的篇幅。这些资料反映了公元前28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苏秦为燕王到齐国去进行间谍活动的经过；齐湣王亡国前夕的局势变化；齐、燕、三晋（赵、韩、魏）五国合纵击秦的部分细节以及相互之间钩心斗角的一些内幕，内容十分丰富。

燕昭王破齐是战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由齐秦对垒变为强秦独霸，客观上为秦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史书上对这件事记载极不详备，至于苏秦，倘若按照传记上所说，这时已成亡鬼，因此，他在这个事件中的活动便只字未提。而从出土的帛书看，苏秦正是这幕重要“历史剧”中的主角。由此可知这批资料就连司马迁也没有全部见到过，从而也可进一步推断，这部文献已经湮没2000多年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无疑使战国史的研究者开拓了新的眼界。在此之前，对战国史实的编年主要依靠《史记》和《竹书纪年》。《史记》中战国年代排比错误很多，相沿甚久，难于校正。而《竹书纪年》所见只是辑本，而且史事终于魏哀王（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下距秦始皇的统一还有78年。因此，历代研究者在使用《纪年》以订《史记》编年之失时，既有不少困难，亦不可能臻于完备。三号墓帛书的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丰富资料，对旧有文献大有补缺订误之功，尤其是其中大部分资料的年代都在公元前299年以后，恰好是《纪年》所未记录的时期。若就史料之详细、情节之生动而言，其价值明显远在《纪年》之上。

张仪画像

令整理小组的研究者深感意外的是，这27篇文献包括书信、游说词、对话记录等，有专门记言的，有记言兼记事的，还有记言、记事并附议论的。绝大多数篇章均无作者或游说者的姓名。次序杂乱无章，编排也不按时间先后，有几篇已残缺不全，内容不能十分明了，个别错字和脱落之处，也未一一订正。还有几段文字被抄书者颠倒了位置，经过仔细观察，才找到其原来正当的位置。由此可见，帛书可能是从竹书原本转抄来的，竹书已有错简和脱简，帛书的抄写者就沿袭下来了。

战国时代贵族没落，武士失职，游说实为当时贵游之士有效的利禄之途。如果说春秋时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士君子必须学习的学科，《战国策》便是这个时代游士必须认真揣摩的典籍。

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中，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形势，纵横家在发动合纵连横的斗争中，更是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前人游说君王的书信和游说词收集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所以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在皇宫的书库里就发现有记录战国游说词的各种不同的册子，其名称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有以国别分类的，也有杂乱无章的。所谓《国策》《国事》，该是以国别分类编辑的；所谓《事语》，该是按事实分类编排的；所谓《短长》《长书》《脩书》，就是记载纵横家言的。短长，就是“权变”的意思，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六国年表序》）。刘向以这类书中“有国别者八篇”为基础，把其他各种册子的资料按国别、年代加以补充，删去重复，编辑成了《战国策》33篇。因为这是根据不同来源的册子汇编而成，内容比较复杂，当然免不了有重复的地方。就此书的流传脉络来看，刘向校录的《战国策》书流传至北宋时几无善本，高诱《注》亦无全书，曾巩访之于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后来王觉又得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并见姚本《战国策叙录》），这些士大夫或馆阁诸公的家藏本，可能有出于刘向编录以外的民间传本。姚本于第二十一卷末注云：“集贤院本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由此可以看出这样差互而全不同的传本，绝不是同出于刘向校录本的。

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大业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挽救自己的灭亡，因而纵横家的活动盛极一时，苏秦的游说词便广泛流行开来。从历史的具体情形看，三号墓出土的这部帛书之所以会用近2/3的篇幅来记录苏秦游说词，不是偶然的。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苏子》就居于首位，篇数最多，多到31篇。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纵横家。

正因为苏秦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的游说词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难免有许多是假托他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感慨。关于这点，前人已经做过许多辨伪的工作。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词。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词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的出土，向人们提供了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从而使研究者对这个长期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苏秦主要活动的年代，由于后人“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的缘故，被弄糊涂了。司马迁把他说成与张仪同时代，且是敌对的人物，死在张仪之前。事实上，和张仪主要敌对的人物不是苏秦，而是公孙衍和陈轸。当张仪在秦国当权的时候，苏秦只不过是个年轻的游说者。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25年左右。苏秦是在齐国因“阴与燕谋齐”的“反间”罪而被车裂处死的，其时当在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开始大举攻齐的时候。撇开后人杜撰的苏秦游说各国合纵的长篇游说词，从今本《战国策》所载其他有关苏秦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秦的主要活动是在齐湣王统治齐国的时期。他和孟尝君田文、奉阳君李兑、穰侯魏冉、韩珉、周最等人同时参加合纵连横的活动。三号汉墓出土的这部帛书中有关苏秦原始资料的发现，当是这个看法的有力证据。

关于苏秦之死，据最可靠的记载，应在齐湣王时代。《吕氏春秋·知度篇》说：“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宋亡于公元前286年（齐亡应指齐湣王失国而言），湣王亡于公元前284年。《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上距齐亡仅45年，“齐用苏秦而亡”是《吕氏春秋》作者见闻所及的历史，而且这也不是孤证。苏秦以反间致死，还是西汉时人喜闻乐道的事，《史记·邹阳传》说：“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淮南子》书一则曰：“苏秦以百诞成一诚。”（见《说林篇》）苏秦始终为燕反齐，这都是《史记·苏秦传》未曾传世以前西汉人所传的历史，这段史实应当也是可信的。

苏秦为燕合纵反齐，屡见于张仪连横说词中，《楚策》载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王时说：“苏秦封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故此可以推断，苏秦之死必当在公元前285年燕师初入齐境，湣王败逃以前，苏秦反间形迹暴露之后，因此，苏秦为齐车裂而死，也就易于理解了。

苏秦死后，三晋权变之士，争言合纵。既惊服其合纵反齐成功之大，不得不学其术，而表面上又要讳学其术。而齐复国以后又是为合纵说者必须依靠的与国，更须讳共反齐事实。因此，在《史记·苏秦传》中对于苏秦致死原因，就有一个新的解释：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这样巧妙的新解，就把苏秦的反间罪名轻易地开脱了。苏秦从此也就成为合纵说的箭垛式的英雄人物，从此为合纵说者，也不再“讳学其术”了。

今本《战国策》和《史记》，所记苏秦、苏代的故事往往混淆不清。今本《战国策》中，有些记的是同一件事，有时作苏秦，有时作苏代，前后混乱。还有不少《战国策》上作“苏秦”，而在《史记》中又改作“苏代”，这类例子很多。《田世家》记载有和帛书第二十二章相同的游说词，游说者是苏代，他自称：“今者臣立于门。”但是，帛书作“今者秦立于门”，游说者自称为“秦”。那么，这个游说者原来该是苏秦，又是被司马迁改作“苏代”的。

还有第十四章记载游说者对齐湣王说：“臣使苏厉告楚王曰：……”在苏氏兄弟三人中，苏秦是主要的，苏代和苏厉常为苏秦奔走，分担工作。这个游说者派遣苏厉去报告楚王，也该是苏秦。

如果把帛书第五章和今本《战国策》《史记》作文字上的比较，也可以看出这部帛书所根据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资料。帛书很可能在文景之间就失传了，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的史料，因而把公元前3世纪初苏秦的事迹，推到公元前4世纪末，把五国伐秦错成六国合纵，还推早了45年。时序错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

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战国策》的研究校勘，还有一桩文字公案，即清代乾嘉年间的大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考定，在“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一章，原文中的“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应为“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其原因是人们把“龙言二字误合为詟耳”。王念孙父子的考证纠正了沿袭2000多年的一个错误。但在当时由于缺少权威性的证据，只能作为一家之言。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人们发现果然是“触龙言”，而不是“触詟”时，这才想起200多年前王念孙父子的考证，并为王氏父子创立的高邮训诂学而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