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考古人员心中忐忑不安，但还是以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悲壮心境，继续发掘下去。从清理的部分看，墓坑呈椭圆状直筒形向地下伸展，到距墓底约3米处时，又变成了方形。在墓坑的膏泥填土中，不断发现一些同三号墓一样的青绿色的竹棍、竹片和原色的木屑、草根等物，引起考古人员格外重视的是，在膏泥层中还发现了一柄填土时使用过的夯锤，这柄夯锤用铸铁制造而成，出土时尚未生锈，外形呈圆台状，颇似一个口大底小的圆筒，看样子原来在上面装有一个长长的木柄，以便手执。但此时木柄早已腐烂成泥，无法找寻，只留夯锤尚留人间。经测量，夯锤底部的直径为5.5厘米，而填土中那一层层尚能分辨的夯窝直径也是5.5厘米，二者正好吻合。同时还可看出，墓坑坑壁在经过版筑后，要用这种夯锤从侧面仔细地锤打一遍，而后再用细小的圆木棒加以夯打，以便做到牢固可靠。同三号墓发现的铁臿一样，这个小小夯锤的发现，也是中国汉代考古中罕见的生活劳动工具实物。

在二号墓封土中发现的夯锤

本来这个上圆下方的墓坑，已使人感到新鲜离奇，而墓坑中的填土也别出心裁地让人难以捉摸。其特别之处在于，每一层夯土都像圆顶帐篷那样，中央隆起，四周下垂，全没有一、三号墓那样平铺的印痕。如此离奇的墓葬形制，在场的人包括夏鼐和经验丰富的老技工，都前所未见。如何解释这种独特的墓葬形制，现场发掘的考古专家提出了多种看法，其中傅举有发表的意见最令人感到满意。这个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对古代丧葬制度的研究颇有不凡的见地。他首次提出这是按照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观建成的理论，并认为早在秦汉之前，人们的天宇观已经形成。在古人看来，天是苍穹，呈拱形，像个倒扣的蛋壳。地是方的，有如棋盘。天际之处，连接四海。其史料记载的“三光隐映，以为昼夜”，正是对此宇宙观的描写。如汉代张衡的《东京赋》曾有“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的句子。从这个句子中可以看出，汉代的明堂复庙等建筑，已经是上圆以像天、下方以如地的格局了。古人根据视死如视生的灵魂不朽的观念，此墓也就模仿人世间的建筑格式，建筑成这种“天圆地方”的形式了。二号墓这种奇特墓葬形制的发现，也使考古人员想起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秦始皇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记载，也许秦始皇陵地宫的建筑，正是按这种天圆地方的规制建造而成，所不同的是内中的规模和装饰，要比二号墓气派和豪华一些罢了。但无论如何，这种如二号墓一样的建筑格局，盛行年代不会太长，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看，似是战国到汉初这一短暂时期内特有的产物。因为战国前未有史料如此记载，汉初之后，则被一、三号墓那样的新的形制替代，自唐至明清时代，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变化。

同三号墓相同的地方是，在进入二号墓室的墓道口两侧，同样有两个空洞，由于有了此前的经验，考古人员将洞中注入石膏浆，待凝固后，将四周的泥土掘开，里面分别露出了头插鹿角，用木头和泥草造成的呈跪状的守门人，一个高1.18米，另一个为1.05米。

当考古人员把墓坑中填塞的白色和黄色的膏泥清理之后，又露出了椁室四周厚10—70厘米的木炭，待把木炭清理完毕，里边露出了棺椁。由于墓穴的白膏泥原本就密封不严，加上后来盗墓贼掏挖的几个盗洞均已深入进来，所以棺椁早已塌陷。待清理后发现，棺椁上层已残腐，但底板尚完好。整体共有四层组成，自上至下底板宽分别为0.72米、0.95米、2.04米、3.69米，其一、二层的厚度基本相等，约为8厘米，三、四层的厚度分别为22厘米。根据上述情况，有的考古学家们认为一、二层为棺板，三、四层为椁板，有的则认为一、二、三层为棺板，第四层为椁板。但不管是二棺二椁，还是三棺一椁，若争论下去，似乎没多大的意义。发掘者们要做的，就是抢在冰雪到来之前，尽快结束田野工作。因为此时已是1974年1月上旬了。

经考古人员观察和测量，整个二号墓的墓坑是带墓道的竖穴，方向正北，距现地面深16米，上部的形状为不甚规整的椭圆形，南北长11.5米，东西宽8.95米，近底部3米构成长方形墓室，长7.25米，宽5.95米。尽管这个墓屡遭盗掘，但仍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件器物散落于棺椁之间。看来盗墓跟考古发掘的不同之处，也在提取器物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再细心胆大的盗墓贼，也不会将墓中的一切器物全部盗走，这除了时间上的仓促外，还有一些器物盗墓者认为是没有多大价值和可以舍弃的。

正当考古人员在椁室中四处寻找和提取零散的器物时，1月10日傍晚，阴沉的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至后半夜，雪越发紧了。到11日清晨，大雪已呈铺天盖地之势，远山近丘，荒野田畴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此时朔风骤起，雪花飞扬，气温突降到零下4—零下5℃，这是长沙多少年来未遇到过的大风雪天气。考古人员在暗叹倒霉的同时，心中清楚地认识到，墓室里的珍贵文物和崩塌的泥土混合在一起，大部分还没有提取出来，而南方的气候又跟北方不同，一旦风停雨歇，冰雪融化，这10多米深的墓坑就有崩塌的危险，万一发生崩塌，不但里面的文物取不出来，而且发掘人员的生命也受到严重威胁。鉴于此情，发掘领导小组果断做出决定，调集最精干的力量，冒雪加紧清理墓室，务必抢在这场冰雪融化前清理完毕。为鼓舞士气，发掘领导小组中的几名军人领导者声称：这次清理，如同抗战中一样，这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雪花覆盖了二号墓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冒雪在墓内清理（傅举有提供）

于是，考古人员拖着连日来疲惫困乏的身体，再次振作精神，进入墓坑，欲进行这自1972年1月马王堆汉墓发掘以来的、跨度为三个年头的“最后一战”。天上的飞雪依然飘卷回旋，凛冽的北风仍旧呼号不止，马王堆四周的树木已挂满了晶莹亮丽的冰凌，朔风吹来，树枝摇撼，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几只乌鸦尖叫着在树木冰凌间穿行，越发给这个世界增加了恐慌与凄凉。

此时，考古人员蹲在墓坑，紧张而又一丝不苟地按照考古程序，搜寻和提取多数已被倒塌的棺椁和泥土压碎的器物。在雪水浸泡的污泥中，那镏金的嵌玉铜卮、错金的铜弩机，那银质或铜质的带钩，精美灵秀的铜鼎、玉璧、漆器、陶器等，在考古人员的耐心寻找下先后出土。由于墓坑相对地过于狭小，考古人员又在其中不住地来回搜寻，落入坑中的积雪渐渐融化，原来略显干燥的泥土被雪水浸湿，原来浸湿的部分已变成泥水混合的烂泥摊，许多零碎的器物沉入泥水中难以搜寻，考古人员不得不采取在池塘中摸鱼一样的办法，弯腰伸臂，将双手插入泥潭中一点点仔细小心地摸索。每日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搜寻打捞，几乎所有的人全身都变成了泥人，腿脚麻木，双手被冻得发红、发紫。有的考古人员因在棺椁之间抠取器物，手指被腐朽有毒的木片刺破，鲜血淋漓，痛苦不堪，并且日后手指因中毒而腐烂，留下了无穷的后患与遗恨。

二号墓发现的铜弩机

尽管大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发挥了最大潜力，但几天下来，墓中还有器物未能取出。眼看又一个黄昏将至，被融化的积雪浸泡过的墓壁已出现裂痕，说不定哪一刻，整个墓壁就要崩塌，可能危及考古人员的性命。在这种险情日重的非凡时刻，站在风雪飘零的墓坑之上、负责指挥的李振军感到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在同王冶秋等人做了商量后，决定立即调来起重机，将棺椁吊出墓坑，同时将墓室中的污泥浊水，全部装筐装桶用起重机吊出，同棺椁一并装入卡车，拉回省博物馆再做清理。经过一番紧张的忙碌，二号墓于夜色降临前算是全部清理完毕。这一天是1974年1月13日。

墓中的污泥浊水拉到博物馆后的第二天，考古人员又进行了清理。这次清理当然不再采用摸鱼抠蟹的方法，而是把一个铁筛放于水管龙头前，把污泥一点点倒入筛中，再借用水管的水慢慢清洗，这个方法的使用，使内中的大小器物无一遗漏地被筛选出来。包括墓坑中已被发现提取的器物在内，二号墓共发现漆器200多种，能够识别出器形的有耳杯、盘、奁、圆壶、器座和匕首等。其中耳杯约100件，盘约70余件。从这批漆器的特点看，以夹纻胎为主，花纹较粗犷，多为凤鸟纹、几何纹、云纹等，但未见一、三号墓出土漆器中的锥画纹，也就是习惯上称的针刻纹。个别器物上还加饰铜扣和螺钿，但都没有书写任何文字。此外，还有先前未发现的残竹简、泥半两钱、泥金饼以及木梳、篦等物。其中残竹简书写着墨书，似是记载了墓主人与长沙王的某种关系，但因竹简残缺太多，无法做更准确的认定。

当从墓中挖出的污泥全部被淘洗完后，考古人员特别是发掘领导小组成员，在心情稍感轻松的同时，也不禁悲从中来，原期望已久的尸体出土，在三号墓落空之后，又将希望寄托在二号墓中。想不到这个从外表看去令人充满信心与希望的二号墓，几乎是腹中空空，不但未见到一点骨渣，就连期望中的器物也没有一件出土。其凄惨落寂之状，让人扼腕叹息。可以想象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做出那“争取取得比上次更大的成绩”的批示时，是不会想到这个结局的。如果说三号墓虽然没出土尸体，但其出土的帛画特别是帛书的价值，填补了尸体空缺的不足，并与一号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考古景观的话，那么，这个奇形怪状，看似颇为唬人的二号墓的发掘，实在找不出一点理由和一件文物可与一、三号墓相提并论。想到连日来在冰天雪地中付出的辛劳，令人感到晦气又悲苦，真可谓百感交集、哭笑不得。

面对此情此景，王冶秋、李振军怀揣着复杂的心情在省博物馆一楼大厅内来回踱步，可以想见，他们同样于心不甘。就在这众人感到沉闷、压抑之时，突然，李振军像想起了什么，急忙来到考古队员身边说：“将那些破碎的椁板也抬来冲洗一下，说不定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一提醒，众人尽管觉得有些道理，但似不再抱有大的希望。几个人无精打采地将椁板抬到水龙头前，开始冲洗起来。令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哗哗的水流声，椁板上的污泥在被一点点冲除，也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就在椁板底部的污泥中，考古人员胡德兴等发现了对整个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至关重要的三颗印章。经鉴定，一颗是玉质私印，盏顶方形，长宽各2厘米，上刻阴文篆体“利苍”两字。另两颗是铜质明器官印，龟纽镏金，长宽各2.2厘米，分别刻阴文篆体“轪侯之印”和“长沙丞相”字样。三颗印章的发现，在确切地证实了墓主人是西汉初年轪侯、长沙丞相利苍的同时，也揭开了千百年来蒙在马王堆汉墓之上的最后一层面纱。它以无可争辩的铁证向人们证实，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正是轪侯利苍一家的葬地。也正是这一非同凡响的发现，使所有的考古发掘者，都忘却了连日的艰辛与内心的凄苦，精神为之大振。王?满怀激动的心情说道：“这次可算找到了三座墓的眼睛了。”连日来一直心情沉重得脾气有些暴躁的王冶秋听后，不禁开怀大笑。回想当年，在一、三号汉墓发掘之后，虽然墓中随葬器物上写有“轪侯家”的物主标记和封有“轪侯家丞”的封泥，但仍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器物是轪侯一家送给长沙王的礼品，自然更有人依据文献记载，坚持认为是“双女冢”“二姬墓”以及“长沙王妃”之墓等等。正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此次三颗印章的出土，在使一切的争论和猜测都不辩自明、烟消云散的同时，也使二号墓乃至整个马王堆汉墓的规格和考古价值，当之无愧地列入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二号墓发现的三颗印章：“轪侯之印”（左）、“利苍印”（中）、“长沙丞相印”（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