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三号墓的椁室打开之后，夏鼐大师看到边箱中的文物有的已经腐朽变质，有的凌乱不堪，做到保持原状地提取已是极其困难。而此时三号墓的发掘，由于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战术，发掘领导小组的领导，已很难对整体给予控制和调遣。云集长沙的各路专家，谁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办法，谁也不想听谁的指挥和调遣，谁都想亲手提取文物，过一把第一个发现者的瘾。整个发掘现场就是在一种热闹与相互抵牾中，使一些不该损坏的文物竟在提取中遭到了损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鉴于此情，夏鼐大师向发掘领导小组建议，再次强调加强统一指挥和统一领导，所有专家都要听从考古组安排的同时，又让王?要通北京的长途电话，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组组长王振江火速赶赴长沙，协助现有人员提取墓中的文物，准备解决即将遇到的特大困难。当然，夏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此议，心中还有一个未能说出的想法，这就是让王振江到来后，同白荣金和王?密切协作，尽可能地在发掘现场发挥考古所的作用，也好证实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这句古训。事实上，当时中科院考古所的整体实力，在国内外是公认的，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技术上，都堪称国内最顶尖的一支队伍。而后来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这支队伍江河日下，跌于低谷，甚至无法跟地方队抗衡。这个令人深思的话题，暂且不提。只说王振江接到电话，自是不敢怠慢，立即乘坐火车赶赴长沙，然后进入发掘现场。

王振江在家中向作者讲述当年发掘马王堆三号墓提取器物的故事（作者摄）

此时的王振江尽管只有43岁，但已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从事了22年的修复工作。当年仅21岁的他于1951年进入考古所后，便开始跟随著名考古、修复专家白万玉学习考古技术和出土器物的修复。而白万玉年轻时代是跟随大名鼎鼎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古发掘，并得到安特生田野考古学和文物修复技术上的真传。尤其在文物修复方面，白万玉具有中西合璧的丰富经验和非凡造诣。王振江正是在这样一位导师的指导下，与伙伴白荣金一道开始了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生涯。据白荣金后来对圈外人士称，王振江此人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头脑灵活，喜欢钻研，在文物修复技术上多有创造，而对于出土文物的起取更是拿手好戏，堪称一绝，大有令人高山仰止之感。早在1962年，王振江受考古所的派遣，单独到湖北郧县协助湖北省考古发掘队调查、发掘战国墓。也就是这次湖北之行，他了解到湖北省考古队于几年前在郧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发掘了一个战国时期墓葬，墓葬棺椁尚存，里边有一个呈跪状的骨架半埋在土中。当时的考古队人员对如何将这副骨架完整地提取出来毫无办法，若将棺椁连同里边的人骨一起用车拉到县城博物馆，一是道路难行，再是这棺椁有几千斤重，要想拉走又谈何容易？在万般无奈中，考古队只好决定暂且封存，待有机会遇到高手再行解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振江来了。

当王振江听了考古队人员的叙说后，经过一番琢磨，决定亲自做个示范，将人骨架完好如初地运回博物馆。于是，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他和一名助手用地板车拉了50斤石膏和一堆稻草，来到了墓葬所在的那个乡村原野。在墓葬的棺椁前，王振江对跪着的人骨架做了测量和察看后，到附近乡村找工具做了一个箱框，将骨架套在其中，用稻草一点点地填入人骨架的上下左右和中间的空隙部位，待填实后，将石膏和成浆，然后倒入稻草和人骨之上，封上箱盖。待石膏浆凝固之后，将下面四周掏空，然后轻轻一撬，人骨即在石膏及木箱的护围中原封不动地脱离了棺椁和棺下的泥土，之后再加上底板，原来看上去是连在一起有几千斤的庞然大物，一下子减轻到只有200多斤。用石膏包裹的骨架被轻易地搬上地板车，两人拉着向县城走去。如果单凭这一点，似乎还显不出王振江特殊的心智和本领。当地板车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上行走时，突然滑入沟中，地板车的车轴断裂，板车连同人骨一同翻转过来。当王振江换了板车重新将躺在沟中的那箱石膏包裹的人骨拉回县城后，将石膏慢慢剥下，发现人骨架依然是墓中出土时的姿势。自此，用稻草和石膏浆固定零散或将要零散的器物，成为他考古修复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方法之一。

如果说湖北郧县人骨架的固定与剥离的成功，是王振江出道以来的牛刀小试，那么，他在1965年山西侯马发掘战国墓葬中就大显身手了。就在这个曾因发现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和盟书而轰动世界的著名考古发现中，几乎在墓葬中所有出土的人骨架，他都是采取湖北郧县农村墓葬中的办法，用稻草和石膏浆凝固后，轻而易举地提取并运回博物馆的。

当然，使王振江声名大振的则是1978年起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早期墓地的发掘。就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了多种彩绘木器。这是中原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所见最早的木器标本，对于研究中国北方漆、木器起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由于发现的标本埋藏于地下已历4000多年，出土时木胎已完全腐朽，仅仅保留下器表一层极其微薄的彩绘颜料，厚度不超过1或2毫米。要想把这些木器的原型清理出来，并取得较完整的资料，其难度可想而知。在此之前，考古界常常因无法起取而舍弃这类已经朽败的木器遗存。但是，前去参加发掘的王振江凭着先前练就的高超技能和现场探索的方法，终于将已发现的鼓、几、案、俎、匣、盘、豆、豆型器、仓型器等几十件、组器物成功地提取了出来，并基本保持了埋葬时原来的器物形态。陶寺龙山文化早期墓地器物的成功提取，使整个中国考古界为之轰动。王振江在一举成名的同时，也赢得了一个“智多星”的美名。

现在，“智多星”再次出山，来到马王堆三号墓的发掘现场。他将同他的伙伴白荣金、王?勠力合作，在这人才济济、专家云集的幽深墓室，做一场足以令四座皆惊的精湛表演。

椁室内西边箱西北角有堆竹简，看上去有几百支，出土情形与一号墓东椁室漆器上的一组散落的遣策情形相似。由于编缀的绳子已经腐朽，竹简已散乱在一些漆器上面。为了便于以后的研究，自然不能像搂草砍柴一样，只要搞到筐里就算完事。而是要按原来的编缀顺序和现状整个地提取出来。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却极为困难。谁都知道，这堆竹简既不能收拢，也不能分散，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错位，而一旦错位，就会给以后的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和麻烦。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在场的考古人员大都不敢担当此任。这时，王?把目光转向刚来不久的王振江说：“老王，你来试试吧。”王振江并不推辞，只说了句“好吧”，便开始准备提取工具。

当工具准备好后，只见王振江蹲在椁板的竖档上，先在竹简裂开的一个最大的空隙中隔上一块薄木板，将原散乱的竹简分成两堆，然后用镊子将一片片棉花蘸水，小心地填入竹简的空隙内充实，直到竹简不再因外界力量的影响而大幅度摆动和错位为止。当这一切做完后，再在两堆竹简的外部分别糊上几层绵纸，当绵纸达到一定厚度时，再在其外部刷上一层薄薄的石膏浆，待石膏浆凝固硬化之后，即形成了两个像鸡蛋皮一样的外壳。由于竹简是在边箱中，箱底比较平整，王振江找来两块薄木板，分别插入竹简的底部，这样，两个完整的“蛋壳”就轻易地被托了出来。待竹简被运回博物馆后，外边的石膏壳极易剥落，一切的绘图、照相、鉴别、研究，也就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经考古研究人员白荣金、周世荣对提取竹简的记录、编排、复原、鉴定，发现王振江提取出的这批竹简共403支，外有6支木牍，共计409支。竹简长27.4—27.9厘米，颜色浅黄，皮色灰绿。木牍长28厘米左右，宽2.5—2.6厘米不等。根据上面的文字研究得知，出土的竹简和木牍原来是记载随葬品的清单，古时候叫作“遣策”。

“遣策”竹简，逐条具体地记载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有关车骑、乐舞、僮仆等侍从，以及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物，是一号墓简文所没有的内容。食品、服饰和各种器具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内容。经与出土实物初步核对，除“土牛”“土马”之类未见实物外，其余大体都能对照起来。但带有“右方”字样的小结文字，此墓所出简文不像一号墓那样多见，而是另外记在木牍上的。

有两支小结木牍，记载了盛放各种食品的竹笥、瓦器和布囊的数目，放置的地方及物品来源，如“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十三合受中，五十四合临湘家给”。汉代的“临湘”就是现今的长沙，这对判断死者亲属关系也是很重要的线索。

古人以为人死之后只是在阳世间肉体的死亡，而灵魂却要到阴曹地府投胎转世。故当人死亡之后，其有身份的墓主生前的家人或管家，都要写一个到地府去的报到书，与墓主一起入葬。在这种报到书上，一般都要写着死者入葬的时间和撰写者的姓名等。这支木牍的头一句“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应专指墓主入葬的时间。据考古学家高至喜、傅举有等查阅汉代文献，得知“十二年”以前没有确切年号，由此可知这是汉武帝始创年号以前的纪年。再查阅西汉前期没有年号的纪年，只有汉高祖十二年和汉文帝初元十六年。根据椁室边箱出土漆器上的“轪侯家”的竹笥上“轪侯家丞”的封泥推断，在汉高祖时，利苍还没有封为轪侯，也就是说轪侯这个名称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这就排除了上书的时间是汉高祖十二年的可能。此外，墓中还出土了汉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根据一个普通的常识，在古墓没有被盗的情况下，墓主入葬前已发明、制造或使用的器物，可能被埋入墓中。反之，墓主入葬后才产生的器物，是绝对跑不到墓中的，除非后来因人或动物的活动，混杂进去一些东西。如盗墓时，盗墓者可能将一些工具丢在里面。一个老鼠打洞，可能将一枚晚期的小铜钱带入墓中等等。故此，考古发掘特别是遗址发掘，考古学家特别注意地层中有没有晚期的东西混进去；否则，将影响地层的断代。从墓中出土的钱币看，汉文帝自然晚于汉高祖，如果墓主在高祖十二年入葬，在三号墓未遭盗掘的情况下，文帝时期才产生的四铢“半两”钱，何以会跑到椁室之中？由此可以推断，木牍上的“十二年”应为汉文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至于后面所记的“二月乙巳朔”的具体时间，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汉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的历谱，知汉初在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是行使颛顼历的。颛顼历是我国古代六大历法之一。它以一回归年为365天又1/4日，一朔望为292.499/940日，以立春为一年节气的计算起点。自秦统一中国后，颛顼历成为第一个颁行全国的历法，直到汉武帝时，才被更精确的太初历代替。按照颛顼历的朔闰推算，二月初一应是乙巳日，而木牍上的“戊辰”则是二十四日。整个句子合起来应是该墓主葬于汉文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而后面句子中的“奋”字，似是墓主人生前家丞的名字。“主葬君”应是指阴曹地府专司管理那些到地府来报到的官吏。这支看来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木牍，为研究者判明墓主人身份及其一、二号墓下葬的时间关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话题再回到发掘现场。事实上，对于王振江的精湛表演，并不是所有在场的专家都给予喝彩，仍有少数专家对此表示不屑一顾，而仍在各显神通地争相提取器物。当大多数器物被提取之后，抵牾的焦点便落在了本次发掘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边箱一个编为57号的漆奁中。

这个漆奁长达60.2厘米，通体黑素无纹饰，原夹杂在一些漆器中间，从外部形状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当把这个漆奁打开后，里面铺盖着一件丝织品，将丝织品揭去，露出了由五个空格组成的空间。

在其中一个空格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卷竹简，从外观上看，其数量少于此前在西边箱发现的竹简，但散乱的程度几乎相似。由于漆奁较西边箱狭小了许多，提取更加困难。鉴于王振江此前在西边箱提取竹简时的高超技术，这两卷竹简的提取，看来还是非他莫属。王振江蹲在漆奁边看了看，见这两卷竹简虽然散乱不堪，但整体关系尚能分辨，从竹简中松散的丝绳看，这应是两卷完整的竹书。众所周知，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但造纸术的发明是产生于东汉时期的事情。据说是一个叫蔡伦的太监发明的。但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程学华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的墓葬中，发现了较为粗糙的像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从而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说法，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200余年。尽管灞桥纸的发现轰动了考古界和科技界，但从所发现的纸的质量来看，似只是一种雏形，还很难普遍应用，而真正的普遍应用至少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既然如此，在这之前人们如何用文字记事呢？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早在殷代，已经有著名的刻在甲骨上的记载，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传播文化的主要是竹、帛。竹指的是把竹子削成片，用来写字，这便是所谓的竹简。这种方法的应用，据考证至迟在西周就开始了，到春秋时已十分普遍。如在墨子的书里，就不止一次提到“著于竹帛”。要写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书，通常要用许多支竹简。为了不致散乱，也为了阅读的方便，当文章或书写成之后，就要用丝绳或者皮带，按文字的先后次序将竹简编辑起来。这种编就的竹简就称为“韦编”。竹简被编成卷后，称为竹书。由于竹简容字少，体积大，所以书写、阅读、携带都不方便。如传闻孔子在阅读《周易》时，曾先后将用牛皮丝带编成的竹书，翻断过三次。据说当年的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公文，以一石（520秦斤，约合现代50多斤）为度。西汉时，著名的滑稽书生东方朔，曾写过一篇奏章给汉武帝，共用竹简3000支，由两位大汉才抬进宫去。竹书的笨拙与沉重可见一斑。此时，王振江所见到的两卷带有丝绳的竹简，应是竹书无疑。不过没有东方朔弄的那卷书庞大。看上去也就是一二百支的样子。由于年久日深，只看到竹简上有密密麻麻的墨书点，书写文字一时无法详细分辨出来。

三号墓发掘人员打开存放帛书的黑色长方形漆奁

王振江对着竹简观察了一阵，感到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显然不宜再用在西边箱提取竹简时，中间填棉花，外部刷石膏浆制成“蛋壳”的老法。必须采取新的提取方法。想到这里，他将自己的老搭档白荣金叫过来，面对竹简共同观察、分析和探讨，终于想出了一个既简单又保险的方法。正在王振江、白荣金两人准备工具的同时，有的专家认为王、白两人已是黔驴技穷，很难想出巧妙的方法予以提取，便主张干脆将漆奁搬出倒扣过来，这样如同竹筒倒豆子，里边的器物全部可以一次性倒出来，免得许多麻烦。这个主张自然遭到了王、白两人和大多数专家的反对，王振江当场表示：“我们已经想出了提取方法，现在便可施行。”

主张竹筒倒豆子式提取的专家在依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又瞪着怀疑的目光问：“你们的办法真的行吗？”

白荣金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在这里看着，要是拿不出来，我俩立即卷铺盖回家，决不在这里混饭吃。”

见王、白两人态度如此坚决，持异议的专家也不再说话，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王、白两人施展绝招。只见王振江先将四层绵纸用镊子小心地压入竹简的空隙，依然采取固定的办法，然后用一根细铁丝制的形同钩子状的“递线器”，将细线从竹简的底部穿过去又提上来，如此往复，像农村捆柴草一样在两卷竹简的四周分别捆扎了四道，最后将线头打成活结。这样竹简既牢固又可提取了。

“请上眼看清楚了，只一提就可出来。”王振江对众人说着，轻轻往上一提，一卷竹简果然完好如初地被提了出来。紧接着白荣金也提出了第二卷。众人见此在大为惊讶之后，算是真正领教了王、白两人高超的技艺。致使此事过去20多年，每当提及马王堆三号墓的发掘，考古学家高至喜、周世荣等人，对这一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三号墓出土的性医学专著《合阴阳方》部分竹简

经研究者后来的初步鉴定，王振江、白荣金从57号漆奁中提取的这两卷竹书，由190支竹简和10支木简组成，其记载内容与中国古代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相似。其中第一卷130支的内容为《十问》《合阴阳方》，第二卷67支的内容为《杂禁方》与《天下至道谈》。其中《十问》除了托黄帝与岐伯（俗称天师）的问答外，还记载了夏、商、周以来许多帝王与医家——如齐国的名医文贽与齐国国君的对话，以及其他传说中的人物谈论养生（生理、病理）、服食、呼吸、吐纳及**方面的医学理论。《天下至道谈》阐述了“合男女必有则”，也就是男女**时必须遵守的科学原则。《合阴阳方》则主要是探索男女**时的生理变化和应注意的事项等。整个《养生方》系汇编性资料，来源于不同的手抄本，如关于男女**原则中“七损八益”的记载，散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书。由于这些书中对“七损八益”的具体内容记载缺乏和混乱，故历代各家解说不一，争论不休。随着马王堆三号墓中《养生方》的出土，2000年来的不解之谜终于揭晓。从竹书记载看，所谓七损，即：一曰闭、二曰泄、三曰渴、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所谓八益，即：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智（知）时、四曰畜气、五曰和沫、六曰藕气、七曰寺赢、八曰定顷。

以上七损中的闭、泄、渴、绝等也散见于《素女经》《玉房秘诀》等医书，如《素女经》中记载：“百闭者，**佚于女自用不节，数交失度，竭其精气，强用力泻，精尽不出，百病并生。”“气泄者，劳倦，汗出未干交接，令人股热唇焦。”“气绝者，心意不欲而强用之，则汗泄气少，令人心热，目??（冥）……”该书还较详尽地列举了各种防治诸“损”的房中导引法，并谈到若“善用八益去七孙（损），则可做到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长乐”等等。

过去有医学研究者认为，最早开展性医学研究的是英国一个叫艾利斯（1859—1940年）的医生。有的则认为是美国的玛斯特和约翰逊两位医生最早创立了性科学研究这门学科，其根据是以上两位医生于1960年合著出版的《人类性反应》一书。但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这部《养生方》来看，早在2000多年前，这门性医学学科已被中国不知名的性医学专家创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