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既定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科研实施计划》，发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从1973年11月中旬起全面展开工作，并于13日召开了发掘动员大会。会上，李振军、陈滋德等分别做了长篇演讲，号召所有的考古、科研人员搞好此次发掘和研究，“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与会的考古工作者和科研人员纷纷表示“一定努力搞好这次发掘和科研……”，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工作者，都对这次发掘充满了信心。

由于马王堆从外表看上去只有两个大土包，所以在发现一号墓之前，人们就认定这里只有两个坟墓，也就是历史上流传的“双女冢”等原因。要不是1971年解放军三六六医院的官兵，在挖防空洞中意外地发现了掩埋在一号墓封土下的另一座大型汉墓，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座墓还将不被外人知晓。正是这个具有破坏性的发现，在使考古人员意外得知的同时，也将这个一号墓身旁不显眼的墓葬编为马王堆三号，而离一号墓稍远些的那个明显的大土包则编为二号。

马王堆三号墓发掘现场（傅举有提供）

为了获取准确而翔实的资料，在正式发掘之前，发掘领导小组派出部分考古人员，在三号汉墓范围内，用洛阳铲钻孔，取出不同层次的泥土，由湖南省地质局、气象局派来的专家收集样品，分别做土质、地温、湿度等测定。除此之外，又在三号墓东侧用争光10型钻土机钻了深度为9米的圆孔，以便做长期定点观察、测量深层地温变化。当这一切完成之后，发掘于11月19日正式开始。

这次发掘，无论是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心情，都与前次有天壤之别。此时的长沙地区刚刚进入晚秋季节，城内橘子红熟的橘子洲头，游人往来不绝。站在马王堆高大的土冢上，远眺碧空原野，淡淡的白云下，清澈见底的浏阳河缓缓流淌，起伏的山峦，红叶似锦，秋色灿烂，一派“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蓬勃美景。奉命前来的各地考古、科研专家、发掘队员、民工、院校师生、解放军官兵、新闻工作者等几百人和从湖南省机械建筑公司调来的两台红旗100型推土机及操作手，云集在马王堆前，等待发掘号令的下达。

1973年11月19日上午9时10分，湖南省委书记、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科研领导小组组长李振军，拿起铁锨来到三号墓前。随着几十架照相机、摄影机的蜂拥而上，李振军掘下了第一锨土，随即宣布：“二、三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

一号墓、三号墓打破关系剖面图

为了加快发掘进度，在考古发掘程序允许的范围内，先用两台大型推土机将三号墓的上层封土推掉，直至露出了一个方向正北的墓口为止。这个墓口南北长16.3米、东西宽15.45米，形制与一号汉墓大体相同。发掘人员用手沿墓口往下挖了一段后发现，三号墓在一号墓南4.3米处，原一号墓的封土堆由北向南倾斜，复压在三号墓上。三号墓高7.8米的封土中，其顶部2.5—4.3米是棕黄色土质。在这堆积层以下，是厚度为20—30厘米的封护一号墓墓口的白膏泥层。白膏泥下才是三号墓的原封土。从一、三号墓的地层关系推断，三号墓的筑造和入葬年代应早于一号墓。

当一、三号汉墓的关系被弄清之后，接着进行的将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发掘人员除一号汉墓发掘时的原班人马外，又增加了湖南省博物馆馆员、具有丰富考古发掘经验的高至喜、傅举有等人。由于高至喜此前在北京帮助国务院图博口筹备“出国文物出土展览”时，其出色的才华已被王冶秋和众多的专家认知，所以这次在面临二、三号汉墓的发掘中，王冶秋特地向发掘领导小组提议，让高至喜任考古组组长，主持发掘事宜。副组长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两位专家担任。根据领导小组规定，一切考古发掘人员，必须听从高至喜、王?、周世荣三人的指挥和调遣。

在高、王、周三人的指挥下，发掘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来自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80名师生、解放军工程兵某部近30名官兵连同50名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地运转。整个发掘工地人声鼎沸，机声隆隆，热闹非凡。除发掘人员外，众多的科研人员也云集现场，密切注视着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争相采样和收集标本。三个电影制片厂已成立了联合摄制组，声称要拍出新闻片一本，纪录片四本和科教片六本，并在拍摄和制作上大大超过此前所拍的一切电影纪录片。11月21日，电影、电视摄制人员乘坐由广州军区派出的军用直升机，专门拍摄了长沙地区的外景和马王堆全景。发掘工地也从不同角度搭起了三个高高的摄影架，摄影人员上上下下，忙碌异常，仅从施工前的原貌到发掘过程，摄像机就拍摄了四千多尺胶片。一些摄影记者也拍摄了大量照片。凡在发掘过程中所有新发现的迹象，都没有逃脱新闻工作者的视野。

一号墓、三号墓模型

鉴于一号墓发掘的后期曾遭到万人围观的困扰，故此次在发现墓室文物之前，在施工现场架设了铁丝网，白天晚上都派有民兵和由省军区派的官兵武装警卫。工作人员都颁发了出入证和特别通行证，因此，虽然人员众多，但秩序井然，工地上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

继华国锋之后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对这一发掘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曾多次到现场视察和指导。省委书记李振军、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及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等，亲自领导了整个发掘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发掘人员就挖到了墓室，从发掘的情况看，墓室内填土上层为经过风化的暗红色网纹红土（长沙俗称嫩朱加子土），下层为朱加子土、白膏泥混杂的五花土，夯层为30—50厘米，下层发现清晰的夯窝，直径5.8厘米，未见有盗洞。墓口之下为三层台阶（比一号墓少一层）。从墓口至第一层台阶高40厘米，以下每层高70厘米，宽1米左右，稍有倾斜，台阶为网纹红土版筑。三层台阶之下是稍向内收缩的竖穴，竖穴口东西宽9.24米、南北长10.2米。墓口东西宽14.8米，南北长16.3米，略小于一号墓（一号墓墓口南北长20米，东西宽17.9米）。在北面发现墓道，道口被一号墓破坏。墓的方向为北偏东4.5度。墓口至白膏泥层深约6.5米。

就在考古人员沿着墓道继续下挖时，突然在墓道的土壁上，同时发现了两个洞穴。这两个洞穴有电线杆子洞一样粗细，相距2米左右。望着这两个黑乎乎的窟窿，考古人员先是大为吃惊，心想是不是遇上了盗洞。但仔细观察，又不像盗洞，因为盗洞不至于这样细小。有人猜想是老鼠洞或獾洞，但鼠或獾的洞又没有这样大。正在大家争相猜测、争论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考古队员陈慰民走过来看了看说：“这不是盗洞，也不是鼠獾洞，很可能是守门的偶人洞。”

“什么是偶人洞？”有人问。

考古人员在墓道内往洞中灌石膏以还原木雕偶人像

考古人员用石膏还原的木雕偶人像显露

“现在一时说不清楚，你们去弄些石膏来，用水和成浆，浇灌进去看看再说。”陈慰民吩咐道。

负责施工组工作的侯良带着两个人，到三六六医院骨科要来了一部分速凝石膏并很快和成浆，在陈慰民的指导下灌入洞中。可能石膏浆和得太稀，灌入后久不凝固，陈慰民对考古人员说：“你们先在洞的四周慢慢挖，等石膏凝固后全盘端出来。”

约两个时辰，洞穴四周的土层全部被挖出，石膏浆已经凝固。陈慰民观察片刻说：“可以端上来了。”

几位老技工按照陈慰民的吩咐，极其小心谨慎地将石膏从土里端出来。这时，大家果然看到了两个形同人状的雕塑“偶人”。只见东侧的“偶人”高约1米，头戴鹿角，跪在地上，两手左右平伸。西侧的“偶人”也呈跪坐状，高高的鼻梁，圆睁的双眼，使人望而生畏。正在工地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下了提取的全过程。

“嗨，你怎么知道是这种东西？”有人望着出土的偶人，禁不住问陈慰民。

陈慰民的表情显得很平静，淡淡地说：“我在学校学外国美术史时，曾遇到过关于偶人的事，是古希腊还是从古埃及的墓葬中出土过，记不清了，但脑子里有这根弦。所以这次见到这两个洞便想到这个方面上来了。现在看来这两个偶人原是用木块缠绕草绳，外边敷草和泥而成，头部则是用木块雕成的。由于年久日深，木块烂掉了，就成了今天见到的这两个洞穴。”

“搞这么两个木头人放在这里做啥？”有一年轻的考古队员问道。

“可能是幽冥世界的守门人。”陈慰民依旧淡淡地说着。

“我们在此前发掘的楚墓中，也有类似的镇墓兽，它们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为什么古人要在墓中放这类东西？”有人仍余兴未尽地问着陈慰民。

陈慰民轻轻摇了摇头说：“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待会儿夏鼐老师来后，请他给我们解释吧。”

一个小时后，夏鼐从湘江宾馆同王冶秋一道来到发掘工地，考古人员讲了偶人出土的经过后，让夏鼐解释刚才的问题。

夏鼐望着大家投来的崇敬的目光，沉思片刻面对大家说：“这个讲起来很复杂。不过简单地说是与死者生前的信仰、观念有关。人死后，孤单一人，进入那阴森恐怖的地下世界，想起来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人们就制造一种保护亡灵的明器，叫作‘刍灵’。据《礼记·檀弓》记载：‘束茅为人马，谓之刍灵，神之类。’这种用茅草扎成的‘刍灵’，大概是护卫亡灵最早的明器。后来，刍灵逐渐发展为方相。《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出丧的时候，‘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立乘四马先驱’。《周礼·夏官·方相氏》也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据汉代郑玄解释说，方相氏之所以要蒙上熊皮，是为了‘惊驱疫疠之鬼也’。所谓‘时难’，是‘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所谓‘先柩’，就是人死出丧之日，用车子载着‘方相氏’，作为先驱前导，这是因为‘丧所多有凶邪，使之导也’。如汉朝蔡质写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记载：汉‘阴太后崩，前有方相车’。所谓‘方相车’，就是载着‘方相’的车子。所谓‘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方良乃是幽冥世界中的厉鬼，方相用兵戈驱走墓中的厉鬼。《风俗通义》也说：‘方相氏，葬日入圹，驱魍象。’魍象是厉鬼方良的别名。一般在葬礼完毕后，‘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风俗通义》），或者像这个墓一样，埋在墓室入口处的两侧。《幽明录》记载：‘广陵露白村人……得一朽烂方相头，访之故老，咸云：尝有人冒雨送葬，至此遇劫，一时散走，方相头陷没泥中。’方相在墓中的作用就是驱逐厉鬼，保护墓中亡灵。方相当时俗称魈头或触圹。这个墓墓室入口处两侧的偶人，可能就是方相氏，作为镇墓之用。”

《招魂》插图（清·门应兆作）原文：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

解释：幽都，指阴间的城府。土伯，地下魔怪之王。约，又作肑，即肚下的肉。九约，指肚下九块肉，像牛乳一般。觺觺，角尖锐的样子。敦脄，可能是一种地下魔怪的名称。血拇，血淋淋的指爪。駓駓，跑得很快。参，同三。此，指土伯、敦脄。甘人，把吃人当作品尝美味

夏鼐说到这里，稍做停顿，又补充道：“不过有人认为，墓室门口的偶人应叫土伯。根据宋玉的《招魂》中说：‘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汉代王逸解释说，‘地下幽冥，故称幽都。’‘言地有土伯，执卫门户，其身九屈，有角觺觺。’也就是说，土伯是卫护幽都门户的卫士。从宋玉《招魂》的描述看，这个墓的偶人，的确很像土伯。偶人头上有长长的鹿角，‘其角觺觺’，就是头上的角长而尖锐。兽角在先秦和汉代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如南方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头上均有鹿角，显得很威武。‘其身九曲’，马王堆三号墓的偶人，身子是用草绳拌泥土缠绕而成的。这不正是‘九曲’吗？另外，宋玉所记乃南方楚国的风俗，而西汉初期的长沙国是楚国故地，所以在墓中设立‘执卫门户’的土伯，很可能是汉初仍然沿用楚的葬俗。”

最后，夏鼐总结似的说：“方相也罢，土伯也罢，这两个跪坐在墓室门口的偶人，是幽冥世界的守门人，则是确定无疑的。”

夏鼐讲到这里，众人无不为这位考古大师渊博的学识所折服。侯良等人将两个偶人用车运往博物馆，其他人则继续向下发掘。

当发掘人员将墓穴中的网纹填土清理之后，出现了一层网纹红土与青灰白膏泥的混合层，在这混合层的上部，发现了一片瓦片，从瓦片的特征来看，是一片汉瓦。几乎与此同时，在墓坑的一角，又发现了一枚铜钱，是西汉文帝时使用的四铢半两钱。这类铜钱在以前发掘的墓葬中曾不断出现，因此无须详细鉴别就很容易被考古人员一眼认出。尽管大多数考古发掘人员对此不以为意，但前来参加发掘的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徐毓明（外号老夫子），还是坚持小心翼翼地将这枚铜钱捡起，并盛放在一个玻璃器皿中。

继这枚铜钱之后，在混合层的中部，相继发现了几十片碧绿的树叶、一段青色的竹子和许多小竹片，这些2000年前的树叶和竹子，仍旧保持着青绿的颜色，联想到一号汉墓那具完好女尸的保存，可见这白膏泥的防腐性能是何等神奇。更为神奇的是，经科研人员借助电子显微镜观察，这些古代竹片的细胞，其形状和结构都与新砍伐的鲜竹几近相同，不过，这些树叶和竹片，在出土一段时间后，由于受到空气的侵袭，很快变干、变黄、变黑了。尤其重要、也是让考古人员自三号墓的发掘以来首次感到振奋和激动的是，在墓坑的北壁，发现了一把完整如新的木柄铁臿，这是在国内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几乎就在铁臿发现的同时，又发现了一个两边有提手的圆形竹筐。显然，无论是木柄铁臿还是圆形竹筐，都是2000年前人们用以筑墓的主要工具，只是不知当时筑墓者出于怎样的一种原因，将这两件工具遗落在填土中，留给了后人一个考察研究的机会。

周世荣在封土中发现一段青色竹子（周世荣提供）

三号墓封土中出土的铁口木臿

铁臿，现代称为铁锹，全长139.5厘米，若按汉代的尺寸计算，约为6尺左右，重量接近1.5公斤，拿在手中摆动，其轻重颇感合适。铁臿呈凹字形，经鉴定为铸铁制成，刃宽13.5厘米，高为11厘米。臿口柄和臿面（木叶）是用一整块化香树料制成。其通身的制作颇合乎科学原理，在着力点的设计上，臿口的左肩比右肩稍宽，左肩部位伸出一块三角形的角踏，便于着力。同时臿面窄长，适合切挖膏泥、塘泥等板实的黏土。在平衡的设计中，左肩低于右肩，这样可将压力分散，使得木柄与臿面连接处不易折断。另外在臿面上清楚地刻着一个“五”字，似为工具的编号。关于这种木柄铁臿的使用，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韩非子·五蠹篇》中曾有“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身自持筑臿”句。《汉书·沟洫志》在描述汉武帝太始二年开凿白渠时，借助民间编传的一首歌谣，称颂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的功绩和工程现场的情景，其歌词中就有“举臿为云，决渠为雨”的美丽诗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在古代农业建设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劳动工具，渐渐被新的劳动工具替代，它的自身却沉入历史的烟尘之中。后人只能偶尔从砖刻上看到它的形貌，而未曾见到过实物。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陕县三门峡庙底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种舌形石铲，残长29厘米，安上木柄，样子与作用都和臿差不多，这可能是臿的原始形状。在西周—战国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一种凹字形的铜或铁的器物。铜的多出土于西周春秋遗址中，湖北蕲春毛家咀一座西周木构建筑遗址中出土过一件铜质的凹字形器。铁的多出土于战国中晚期的遗址或墓葬填土中。过去由于缺乏这种器物的完整资料，往往称为“斧”或“锛”。其实，它们当中有的应是臿的铁口（或铜口），只是由于天长日久、木柄腐朽了。直到这次在三号汉墓中出土，人们才看到它本来的面目，并发现这种铁臿在今天的江南水乡，仍然有人在使用，只是整体形状略有改变罢了。

劳动者使用铁臿的情形

扬子山着帽着帻着巾短衣农民陶俑，中间为持臿者

周世荣测量于封土中发现的一个圆形竹筐（周世荣提供）

至于在填土中发现的那个竹筐，出土时已被泥土压扁，其中有半边残缺不全。尽管如此，考古技术人员还是根据它的整体形状做了较为准确的推算，筐的口径约为43厘米，通体用楠竹青篾编结，其编结方法为周身用20道筋篾和9道绞篾编成人字形交叉绞口。筐孔较大，边沿上有对称的绞篾提手两个，通体结实牢靠，显然是装土载土的实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