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

马王堆汉墓考古发现的消息公布之后，立即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据新华社统计，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纸及其他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女尸的面世，成为当年世界上最为轰动的一大奇闻。全人类的目光骤然投向世界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

在众多予以报道这一考古发现的国家和地区中，最为敏感和关注的当数日本。整个岛国的舆论界、历史学界、美术史学界及万千百姓的热情，被这股奇闻的冲击波煽动而起。东京各大报于7月31日均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8月1日，各大报晚刊，在头版头条位置或显著位置，以大量篇幅刊登了新华社发的一组有关照片。各电视台也放映了这一组照片，并播放了有关消息。这些报纸说，“2100年前的历史展现在眼前”（《朝日新闻》），“中国的奇迹！栩栩如生”（《产经新闻》），“精巧，灿烂，古代中国”（《读卖新闻》），“保存得如此完整，令人惊讶！（日本的）高松冢不能与之比较”（《东京新闻》）。各报还刊登了日本学者发表的感想。历史学家杉村勇造说：“这是了不起的。我感到惊讶！中国古代和战国时代的美术史要重新改写。”东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关野雄看了发表的传真照片说：“这是超乎想象的杰作。今后即使再挖掘一万处，也不会再发掘出这样高水平的东西来了。”他说：“今后如果进行医学解剖，也许可以知道2000年前上流阶级的人们的营养状况和死因。”又说：“盖棺用的‘T’字形的绢子，它在绘画史上的意义是空前的。”国立博物馆考古课长、考古学家三木文雄说：“女尸能保存这样好，其科学的处理方法之发达，令人感叹！”又说：“这真是一起世界性的发现。……湖南地方的诸侯坟墓如此华丽，所以肯定还会有其他更出色的遗迹。希望给中国的挖掘调查以声援。”国立科学博物馆人类研究室室长铃木尚说：“这一保存方法，与德川家康的埋葬方法很相似。”“可以认为，德川将军的埋葬，受了中国的影响。”另外，共同社8月1日发表的电文，以“和北京猿人并驾齐驱——赞叹长沙发现的古坟”的标题说：“中国湖南省挖掘出一座西汉时代的古坟（约两千年前）的消息，在我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街头巷尾的人们纷纷议论说：这真是中国的高松冢啊！掌握了详细调查结果的研究人员说：这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的一个与北京猿人并驾齐驱的重大发现。”

曾发现奈良时代高松冢的丰永雅雄博士也发表感想说：“希望从事调查研究的人以冷静的判断来进行工作。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到后代。”

稍后，日本京都大学东洋美术史名誉教授长广敏雄，在8月3日的《每日新闻》上，满怀对马王堆考古发现的崇敬之情，发表了长文《古代中国的奇观》：

七月三十日北京广播了中国湖南省长沙郊外马王堆地方发现了一座西汉惠帝时代（纪元前198—前188年）的古墓的新闻，古墓的主人推定是轪侯的夫人。看到这些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真令我为之惊叹不已。

首先令我想起的，是大约十年之前，也就是一九六一年同样是在长沙南郊出土，同样属于西汉时代贵族的一座古墓，它的漆画棺木在中国学术杂志《文物》上（一九六三年二月号）曾评价为前所未有的最完备的楚汉时代的漆画棺木。但是这一次发掘的汉墓棺木，上面丰富多彩的漆画比上次发现的更加完美得多了。

一九六一年发掘的那座汉墓，尸体收藏在两层木椁和两层木棺里面。这次则是三棺三椁。论坚固性，前者不能与后者相比，而且后者棺与椁之间又用厚厚的木炭和白膏泥加固密封，卧于内棺的女尸又用二十层各种丝、绢的织物包裹，下半身浸在红水之中。这种红水多半是水银和朱砂的溶解液。最令人惊异的是，那具女尸的皮下组织还有弹性。

我的看法是，这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女尸，因此，如果我的看法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古代中国就拥有很优秀的防腐技术。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很进步，这已经为考古学家所公认。由于冶铁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土木技术乃至发展了高度的美术工艺水平，也是不难想象的。这一次发掘的汉墓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之物，也正是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发展中的一个顶点，当然是要予以高度评价的。

另一方面，从这次出土的长沙西汉古墓中发现的外棺棺木表面精巧的漆画和内棺上覆着的绚丽多彩的帛画来看，这两样出土物，也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巨大收获。

这次重大汉墓发现的所在湖南省长沙地方，原是古代的楚国。郭沫若先生写的历史剧《屈原》的主人公屈原自己演出的爱国至情悲剧的舞台也是在湖南，湘江在长沙之旁流过，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大小湖泊构成的风物诗也是产生于此地，由于秦、汉等大帝国的兴起，楚国虽然处在失败者的地位，但是楚国的文化，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直能连绵地独自保持着。这次西汉轪侯夫人墓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和美术有如路标一样，充分显示出楚国灿烂文化这一巨浪的光辉。

就在这篇长文发表之后，许多报刊跟着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马王堆汉墓的长篇论文，将普通、简单的报道引上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使马王堆汉墓发现的热潮久持不下。在这股热浪推拥下，日本《朝日周刊》竟别出心裁地插办了一份《轪侯报》，进行不定期地出版发行，这份报纸对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发掘以及出土器物，做了详尽而全面的报道。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乐此不疲地纷纷撰文，对墓的建制、年代、墓主人的身世和身份等，做了大胆的探索和设想。有人认为，墓主人是第一代轪侯之妻，有的则认为属于第二代或第三代，其中著名学者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则横空出世地认为墓主人是轪侯利苍的女儿，嫁给了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儿子吴臣，成为王妃。其理由是：轪侯是列侯，要治国，而他的封国是湖北浠水，死后不可能埋在长沙。即使西汉时期诸王列侯有“多居长安”，“不就国”的习惯，也只能是为长沙相的轪侯利苍本人死后葬长沙，其妻子应葬在原封地，也就是湖北浠水，且轪侯本人葬长沙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条理由是，轪侯利苍当时出任长沙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峰尖地位，有资格把女儿嫁给第二代长沙王。其次，从这座墓的规模形制以及棺椁、殉葬品等来看，也应是王妃一类的身份。至于墓中出土的“轪侯家”“轪侯家丞”等铭文和封泥，自然是王妃死后由娘家送来助葬的礼品……

就在日本学者大炒马王堆汉墓并呈火爆之势时，中国国内更是热闹非凡，除了那些争相一睹女尸风采的普通群众街谈巷议和新闻媒体的纷纷报道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文化艺术界、医学界及其他学科、部门的各路学者凭借身在中国的特殊条件，或亲赴长沙考察，或凭借各种发掘资料，围绕这一重大发现，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在亲赴长沙考察后，首先对日本学者宫川寅雄的论点发难，声称宫川寅雄的说法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其根据是吴臣死的时候，利苍还没有当长沙王国的相，到吴芮的孙子，也就是吴臣的儿子当长沙王时，轪侯利苍才当相。既然此前未当相，其他理由自然就不能成立。

张传玺教授在否定了宫川寅雄的观点后，在长沙考察期间，还受湖南省博物馆的邀请，对马王堆汉墓的墓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用平直的白话说道：

利苍这个人的来头，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汉书》注讲姓利的是楚国公子封于利，当时贵族以封地为姓。利苍可能为其后。秦末农民起义，利苍是否参与了？没有记载。据推论可能参与了，属于项羽的一部分，在项羽的军队中当将，在楚汉战争中投降了。这样推论的根据是：《汉书》记载汉初封了143个侯，是分批封的，每批都有共同的特点，共同的功劳。项羽的部将投降过来所封的侯都编在一起。项它是项羽手下的上党郡太守，投降后，刘邦封他平皋侯，位次121号，食邑580户。并且注明“功比轪侯”。意思是以轪侯为标准。轪侯位次120，食邑700，和项它位次紧挨在一起。显然也是投降过来的。他们这些人封地的位置也靠在一起，都是河南南部到湖北一带。利苍封侯的时间：《汉书》记载为惠帝二年以长沙相侯。不确。他封侯应在刘邦在世之时。因汉初王国相地位很高，如曹参原是王国相，一下子就提升为中央丞相。所以都是先封侯，后当相。直到汉武帝时才有先当相后封侯的例子。

至于利苍封轪侯后，到任长沙相前这一段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也许就在湖北当郡守。

轪侯的世系：第一代轪侯利苍是长沙国的第二任相。第一任相叫吴郢。（当时不叫相，叫柱国。）吴郢封义陵侯。

第二代轪侯叫豨，没有当长沙相了。接替利苍当长沙相（第三任）的是河南一个都尉越。豨干什么去了不清楚。但他的儿子后来在中央当大官，他不会什么官也没有当。很可能还在长沙任职。

第三代轪侯彭祖，景帝中六年到中央当太常，直至死。《汉书》搞错了，搞成了“轪侯吴利”。

第四代轪侯扶为东海太守，因过错废。

一号墓墓主人究竟是第几代轪侯的妻子，我们倾向第二代。

第三、四代可以排除，因都在别地当官，第三代当太常，是中央九卿之一，官很大。

为什么说是第二代轪侯而不是第一代，有三个理由：

1.封泥有三种，大量为轪侯家丞，个别为“右尉”等，列侯家办事的人有五个等级，如家丞、洗马、门大夫……家丞为头头。主人死了。他检验送葬品，合乎道理。

“右尉”可能为轪侯国的一个尉。轪侯国的地域是一个县（轪县），这个县的县令与列侯不是臣属的关系，不同于诸侯王和诸侯相。所以轪侯与软县县令不发生太多关系。大县设左、右尉，小县只设尉。轪是大县，因此设了右尉。每年租子由轪运至长沙，可能由右尉押运，民伕，也由右尉押送，与轪侯发生关系多。因此有两个箱子上是“右尉”的封泥。在所有封泥中，只看到轪侯国人物的活动痕迹，而无长沙王国相府官僚的活动痕迹。因此，似为轪侯不当相时所葬，可排除第一代，保留第二代。

2.这个墓和砂子塘汉墓比较，埋葬制度，棺椁、器物都差不多，基本是同时代的。但封泥不同。这座墓封泥为家丞，砂子塘墓封泥为“家吏”，家丞与家吏是否有时间先后问题？因汉朝制度在文帝时才正规化，列侯家丞五人以家丞为首的制度也从这时才正规化。在此之前，可能“家丞”“家吏”混用。因此，可以认为两墓同时代，但砂子塘稍早，也可能只早几年。如果这样，也可排除第一代轪侯，保留第二代轪侯。

3.泥钱。文帝时才用半两，这墓所出均为文帝半两，而利苍在高后三年即死了。因此，可以排除第一代轪侯。

困难的问题是：死者是女的。我的推论是以男女年岁、死亡时间差不多的假设为前提的。

其实，张传玺的论断是故宫博物院著名文史专家唐兰论点的延续和补充。在张传玺到长沙之前，《文物》月刊社曾邀请各路专家，针对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组织过几次颇具规模的座谈会，张传玺属于首批被邀请的专家之一。也就在这几次的座谈讨论中，唐兰曾向张传玺就墓主问题说：“我认为，这座墓葬应定名为西汉轪侯妻辛追墓。因为出土遗物中在奁里有一方印，上面写的是‘妾辛追’三字，辛追显然是墓主的名，姓什么就不清楚了。”

“墓的时代我认为是汉文帝时。死者应是第二代轪侯豨的妻子第三代轪侯彭祖的母亲。因为她死时五十来岁，既不可能是彭祖的祖母，也不可能是彭祖的妻。墓里随葬品没有金银铜玉等，这就是我确定墓在汉文帝时的原因。根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在做生圹（霸陵）时就不许放金银铜锡等，而单用瓦器以表示他的所谓敦朴。汉代皇帝在即位后不久就做生圹，当时王侯们当然要遵守他定的制度，不敢超过。轪侯豨死时是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他的妻子的死当在其前后，正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是第一代轪侯利苍（黎朱苍）的妻子，则利苍死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早于此21年，当时还不会有这种情况。而第三代彭祖的死，在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晚于此24年，第二年就是武帝元年。日久玩生，这种制度已不会严格遵守，只要看武帝时中山靖王墓，随葬铜器之多，就显然不同了。从这点上，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墓的时代是公元前165年前后。”

唐兰（中）与王冶秋（左一）、郭劳为（左二）、谢辰生（右二）、冯先铭（右一）等文物局人员在香港（引自《回忆王冶秋》）

唐兰的观点恰与张传玺的论断不谋而合，另外几名专家对此观点也纷纷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一时，关于墓主属于第二代轪侯之妻的论断占据了上风。但是，也就在这几次的论战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表示对唐兰、张传玺等人的观点不敢苟同。其中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在这次讨论会上认为：从《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中可以看出，轪侯利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惠帝二年四月封，以吕后二年卒，受封共计八年。《汉书》作轪侯朱仓。今本《汉书》作?朱苍，司马贞在唐时所见，尚不称为黎朱苍，或系别本。疑朱为利字偏旁相似之脱文，黎字隶书或写作，上半从利。今以史汉两本及司马贞所见《汉书》别本稽合考之，利仓或作黎仓，朱字则为衍文。太史公与惠帝时代相近，当以《史记》作利仓为是。利姓在汉代极少见，与利几皆为西汉初期之列侯（利几见《史记》高祖五年纪）。利苍当为长沙王吴臣及吴回之相（长沙王吴芮都临湘，即今长沙市），因身任要职，故不就封轪国，家属死亡，即在长沙埋葬。但嗣侯利豨等，可能至轪县食邑居住。观于《汉书》侯表，记宣帝元康四年利苍玄孙之子竟陵簪褭汉再绍封侯国，知利苍子孙由轪县迁至竟陵占籍。本墓中所出竹简，其字体虽用草隶书，其假借字，仍多沿用战国楚书诡异之古文，正属于西汉时期作品，因此认为轪侯利苍妻子之墓，比较合理。

著名历史学家杨伯峻也提出了同陈直基本相同的看法，并在陈直论述的基础上，又较为详尽地做了补充。他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是轪侯的妻子，是毋容置疑的。但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第三代，则难以判断。从两方面看，可以基本肯定其为第一代轪侯妻子的坟墓。其理由是：

从这座墓的营造和随葬物来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巨大的。轪侯的妻子尚且如此，若轪侯本人的丧葬，又将怎样呢？以一个七百户的小侯，未必能有这种隆重。因此他认为，这种奢侈豪华的埋葬，主要由于墓主丈夫之为长沙国相，次要才在于他之为轪侯。《后汉书·百官志》说：“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

按照杨伯峻的解释，西汉初年诸侯王国的丞相，或叫作国相。又省称相。据上所引文，王国的官，只有相是由皇帝任命的，所以相在王国诸官中地位最高，《汉书·百官表》说，“诸侯王，丞相统百官”。因之国相的人选是很重要的。汉朝初年，刘邦的亲信，很多人都任过“国相”。《汉书·曹参传》说曹参为齐相，《韩信传》说陈豨为代相，《郦商传》说郦商“受梁相国印”“受赵相国印”，都可以证明。诸侯王的相国不但统率该国的大小官吏，治理百姓，还可调动军队。曹参做齐相，齐国安定，史官不归功于齐王，而归功于曹参。刘邦要陈豨监护边疆军队，便叫陈豨为代相，陈豨因此调动边疆军队造反。这都可以说明国相权柄之大。《栾布传》说栾布做了燕相，至将军，高兴地说：“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厚报之；有怨，必以法灭之。”栾布早已做过将军，他之所以“快意”，就是由于做了燕相。为一国之相，竟能如此作威作福，生杀予夺，一切任性，一个小侯哪能与之相比！总之，作为长沙王国的相，剥削范围和对象要比七百户的轪侯多若干倍，剥削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因之，他的剥削所得总量必然比他食邑所得量高出若干倍。只有这样，才能对他家属的丧葬有如此巨大的浪费。

杨伯峻就自己的观点继续解释道，从“竹笥外面全部用染色的绳子缠缚，并加封泥……封泥文字多数为轪侯家丞，个别作右尉”等也可以看出，轪侯妻子的埋葬，费用虽然大半出自其丈夫为长沙国相剥削所得，但名义仍以轪侯为光彩。而经纪丧葬人员，既可以有轪侯的属员，也可以有长沙国相的属员。“轪侯家丞”就是作为轪侯的属员，“右尉”就是长沙国相的属员。这就可以说明墓主丈夫的身份，既是轪侯，又是长沙国相。第二代、第三代轪侯是不是可以继续做长沙国相呢？在汉朝，侯爵可以世袭，官职不能世袭。从现存两汉史料来看，子孙继承父祖的官职，并无此例。当然，也有可能第二代或者第三代轪侯在某一时候被皇帝任命做长沙国相，但这只能是一种假设。高后时，做长沙国相的是醴陵侯越，（见《汉书·功臣表》），已不是轪侯了。那么，这一墓主的身份，为第一代轪侯的家属，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一号墓西边箱北部竹箱出土情形。竹箱叠压三层，排列整齐，上压7只，中层16只，下层10只，共33只

一号墓出土的竹箱。个别大的箱子长69.5厘米，宽39.5厘米，高21厘米。外用绳有规则地捆扎，有的箱内还用黄绢衬里

就在各路专家、学者为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女主人到底属于第几代轪侯之妻争论不休时，有一位叫陆甲林的大学历史系教师，又像当初日本学者宫川寅雄一样，横空抛出一个令四座皆惊的观点，使得争论双方不得不暂时罢阵收兵，竖起了耳朵细听陆甲林的论述。陆甲林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人究竟是谁？”为开语，接着说道：

许多同志根据一部分出土器物上有“轪侯家丞”的封泥和“轪侯家”的朱书，认为应是轪侯的家属或是轪侯的妻子。我认为仅凭这些，根据似不充分。理由如下：

1.漆器上书写他人名字的情况过去早已有过，多半属于他人赠送的随葬品，如长沙西汉刘骄墓中，随葬的漆盘书写他人名号“杨主家般（盘）”。由此可以看出，书写“轪侯家”的漆器，也可释为该物为轪侯家赠送。

2.从出土实物资料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应超出于轪侯妻子之上。

①这座汉墓封土高约二十多米，折合汉尺相当于7丈。按汉律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周礼》郑氏注），轪侯是“四姓小侯”，属列侯之一，其妻子坟高只能是四丈，即便略为超出，也不可能如此之高。

②按汉之棺椁制度为天子五棺三椁，诸王、三公四棺二椁，九卿诸列侯三棺一椁……。据此，轪侯的妻子只能三棺一椁，而一号汉墓四棺二椁，则应属于王公一类家属的棺。

③《后汉书·礼仪志》：天子“以木为重，高九尺”，一号汉墓棺椁通高2.8米，合今尺为8尺4寸，折汉尺相当于9尺，接近于皇帝的标准。

④汉代棺饰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侯）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箜篌）漆。”轪侯顶多相当于中二千石。因此轪侯妻子的棺饰应为箜篌漆，不髹朱，也无云气画。但一号汉墓棺内部均髹朱漆，第二、三层棺面均饰云气画，全属第一等。

⑤《汉官仪》称：“天子十二旒，三公九（旒），卿、诸侯七旒。”轪侯同于九卿和列侯，其“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周礼·典命》），现在这具女尸缠着九道丝带，说明她只能是后妃或王公家属一类人物。

⑥据《后汉书·舆服志》称：“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毂、缯，采十二色，重绿（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袍）。”轪侯属列侯，其妻子的礼服在品种上只能服锦、缯而已，不能服绮、罗、縠诸品种，但一号汉墓的丝织品则绮、罗、縠、锦、缯等品种样样俱全。因此，从丝织品上也可证明墓主人身份应在“公主、贵人、妃以上”。

一号墓墓主入葬示意图

3.据《太平寰宇记》载，“在（长沙）县侧十里”有“双女坟”，“双女墓即汉长沙王葬程、唐二姬之冢。坟高七丈”。这段记载同马王堆汉墓的实际状况完全相符。其相符点为：①在墓的年代上，汉长沙王葬程、唐二姬时代与一号汉墓定年为西汉年期相符。②在墓的外形及高度上，两墓“坟高七丈”与马王堆东西两冢均“高约20多米”相符（当时七丈折合现在的六丈多）。③在墓主的身份上，程、唐二姬的身份与现有坟高，棺椁及随葬品的规模、样式均相符。④在墓的方位上，县侧十里与该墓在东郊距市中心约四公里也完全相符（当时十里折合现在四公里多）。⑤马王堆有东西两冢，大小差不多，因墓的方向正北，两墓即是西左东右。若是夫妻关系，按“古时尊右”的惯例应是西女东男；但现在从东土冢挖出来的却是女尸，故证明其不是夫妻坟，而与“双女坟”的记载相印证。

程、唐二姬同是汉景帝的妃子。《史记》《汉书》均称：“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程唐二姬之间有这样一种特殊关系，因之，她们死后并葬于“双女坟”也就有其可能。这具女尸出自东土冢，即右墓，按古时尊右的惯例，当然应为程姬。程姬是皇妃，同时又是三个诸侯王的王太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葬仪的样式规模，以及豪华的随葬器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均同程姬的身份相符。

程姬为什么会死葬长沙？我认为她可能是由于应唐姬之邀出访做客，突然染疾身亡而落葬长沙的。

至于墓中某些竹笥和陶罐上有“轪侯家丞”的封泥，可能由于程姬或唐姬死于汉景帝末年，这时第三代轪侯彭祖被调任太常，掌宗庙礼仪，负责主持皇帝、后妃等皇族显贵的丧仪，故像验收查封竹笥、陶罐等随葬品这一类具体“小事”就自然由“太常（寺）丞”也即“轪侯家丞”来办理了。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是汉景帝的妃子程姬。

就在陆甲林这横空出世的声音辗转半年之久，最后终于通过《文物》月刊传出时，时间已悄然进入了1973年的9月。原来论争的双方以及静观战局、跃跃欲试的后备力量，都无心掉头再次恋战了。因为此时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发掘长沙马王堆二、三号两个汉墓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在上报国务院后，很快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不难想象的是，为此争论不休的那个女尸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一定会在二、三号汉墓的发掘中，得到一个令人信服而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