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女尸已秘密转移到医学院存放，狂飙停息，巨浪退去，对博物馆和发掘人员来说，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尽快清理、处理、保护文物，并将这一发掘成果用简报的形式公布于众，以便引起国内外专家共同的参与，对出土文物做进一步的研究和保护。

在所有出土文物中，除女尸之外，最急待处理和保护的当然属于丝织品。这些埋藏2000多年的丝织品，突然重见天日，从密封的地下那相对恒温、恒湿、无光、缺氧、无菌的保存环境，突然来到一个温度湿度变化无常，又直接暴露在光线、空气、带菌的环境中，这无疑是给处理和保护工作提出了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稍有延缓或处理不当，都会造成不堪想象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昌平明十三陵的定陵，通过考古发掘共出土了80余匹成捆的丝织品，像这样大批量的丝织品出土，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遗憾的是，这些丝织品由于处理、保护不当，全部毁坏无存了。而对于汉代丝织品的探寻，原来只是在中国西部发现了为数极少的丝绸残片，且这些残片的历史还属东汉时期，对西汉时期的丝织品尚未发现。马王堆汉墓竟一次出土如此之多的丝织品，在让人感到震惊欣喜的同时，也对它的处理和保护格外关注和重视。

尽管这些丝织品的许多品种和朽残程度，作为丝绸研究专家的王?也是首次遇到，但是他还是针对每件的保存现状、完残情况，经过细心揣摩，反复思考，很快制订出一个清洗、保护、修复的计划。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考古人员对被随葬食品腐败和尸体分解物污染的丝织品，大胆采用了对丝织品无损害，去污力强，易挥发，又能被水淋洗去掉的化学溶剂，进行脱脂去污，防止虫伤霉变。对那些湿时糟朽如泥，干后则脆如枯叶的部分内棺中的织物，为保存其形制和鲜艳的色彩，则采取传统的托裱方式保存。而对从椁室中的竹笥内出土的14件完整的袍服，46块成幅的绢、纱、罗绮、刺绣织物全部展开并采取清除杂物后，经药物熏蒸灭菌，再放在一个特制的箱匣里保存，从而避免了印花敷彩织物上矿物颜料的脱落。与此同时，在经过反复试验后，又对这些表面完整的丝织品，采用从生丝中提取天然丝胶做材料，喷涂加固的工艺进行保护处理，并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为对从尸身上剥下的400多件服饰残片予以保护，王?首创并自制聚乙烯醇缩丁醛丝网，进行加固和修复并获得成功。当这一切做完之后，为防止受污染的丝织物在库房内长霉生虫，他先采用聚乙烯薄膜袋封存，然后再将袋内的空气抽出，充满氮气，从而制造了一个密闭绝氧的小环境，达到了丝织物可长期保存的目的。

除丝织品之外，出土的大量漆器及漆器中盛放的食物等亦需要加紧处理、保护。由于漆器出土数量之多，器形之齐全，制作之精美，是过去所罕见，又由于这些漆器的胎骨多属于细胞结构的纤维质地，在经历了2000多年地下水及盐类的浸泡、侵蚀后，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这就给处理和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过去博物馆的技术保护人员，对出土的漆木器只是采取放在水中浸泡的方法保护，这只能算是短时期内的应付。因为这些器物长期浸泡在水中，就会继续遭受腐蚀，使体内的木质纤维分子降低和分解。要想长期保存漆木器，最有效的办法应是使其脱去水分。

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左一）与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进行清理保护

一号墓出土的“郢称”泥金板

“郢称”是楚国发行的黄金货币，在汉代初期仍然在上流社会流通使用。一号墓共出土两箱“郢称”金币和40篓泥“半两”铜钱，这些均是明器

泥“半两”钱（半两铜钱为西汉前期通行的货币）

墓中出土竹篓和篓内的泥“半两”钱

墓中出土的彩绘陶钫

在北京专家胡继高和馆内老技工张欣如的研究、切磋下，先后采用了自然慢速阴干法、醇醚法、膏模固定、快—慢—快醇醚联浸脱水法等不同的方法，终于使出土的竹器、漆木器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和保护。

当专家们正在夜以继日地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处理和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复原时，新闻单位也在抓紧拍摄电影和照片，准备向公众做全方位的报道。稍后，根据王冶秋的指示，张瑞同开始组织考古人员加紧了发掘简报的编写工作。

尽管只是一份简报，但由于墓本身的年代久远，出土器物较多，且内容庞杂，涉及许多门学科，要想在短时间内搞清楚并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并非易事。为此，王冶秋专门从北京请来几位专家，协助湖南方面工作，同时成立了一个临时编写小组。经过反复思量，编写小组决定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只对墓的年代、形制、墓主、出土的帛画（非衣）等少数几个重大问题，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其他只简单提及，留待日后正式写发掘报告时再详尽列出。

关于此墓的年代推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应定为西汉早期。尽管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墓室，带斜坡墓道，木椁周围用白膏泥填塞，这些都保存着晚期楚墓的制度。但墓道尽头几乎到达木椁顶，以及木椁周围先填木炭，再填白膏泥，填土用“五花土”夯筑等做法，却与楚墓不同。由此可以说明这座墓应晚于楚墓而具西汉墓的特点。

漆器上的“轪侯家”铭文

“轪侯家丞”封泥

“轪侯家丞”印文

另外，早些时候在长沙西汉墓中常见的陶鼎、陶盒、陶壶、陶钫等，都在这座墓中成批地发现。尤其是漆器和陶器的造型，都与已发现的西汉墓中同类型的器物相同。而“半两”泥钱、“郢称”泥金板、彩绘木俑以及丝织服饰的大量出土，都可证明这是一座西汉墓。尤其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墓中发现大量泥“半两”和泥“郢称”，独未见“五铢”钱。根据过去对长沙西汉墓的研究，汉初多出泥“郢称”，稍后的文景时期多出泥“半两”，武帝及其之后则多出“五铢”钱，从而可以确定此墓的年代当在武帝之前。墓中出土的竹简和木签上的文字，有些还保留着战国俗体篆书的遗风，同在此之前在居延、武威等地出土的书写成熟的隶书简文做比较，在时间上显然要早一些，这也是确定此墓为西汉前期的一个佐证。

更为直接有力的断代依据，是墓中出土的竹笥和陶罐上的封泥“轪侯家丞”和漆器上的朱书“轪侯家”等文字。从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字可以断定，墓中的那个女人，一定与轪侯或轪侯的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墓中的随葬器物似乎也是经由掌轪侯家事的“家丞”检验查封下葬的。再从墓中出土的一枚角质印章“妾辛追”来看，这个女人应是西汉历史上一位轪侯的妻子。显然，轪侯只是当时的封爵，不是人名，那么，这个被封为轪侯的人是谁呢？

汉代长沙国世系列表

附注：括号内为《汉书》所记

轪侯，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均有记载。其中《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轪国，汉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长沙相利仓为侯，七百户。高后三年为侯豨元年。孝文十六年为侯彭祖元年。元封元年侯秩为东海太守，行过不请，擅发卒兵为卫，当斩，会赦，国除。”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轪侯黎朱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高后三年，子孝侯豨嗣，二十一年薨。孝文十六年，孙侯彭祖嗣，二十四年薨。曾孙侯扶嗣，元封元年，坐为东海太守，行过擅发卒为卫，当斩，令赦，免。”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汉初的轪侯共有四代，除第一代轪侯的姓名略有不同外，其他无大的差异。因此，由上述记载可以推算出整个轪侯家族的世系年表：

第一代利苍（黎朱苍） 惠帝二年—高后二年（公元前193—前186年），在位8年。

第二代豨 高后三年—孝文十五年（公元前185—前165年），在位21年。

第三代彭祖 孝文十六年—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4—前141年），在位24年。

第四代秩（扶） 武帝建元元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40—前110年），在位30年，国除。

由此表可以看出，第四代轪侯秩（扶）在位于武帝时，出任东海太守。太守是掌握实权的高级地方官，秩（扶）应住在东海而不可能再住长沙，其家眷留居长沙的可能性也甚小。结合墓葬和随葬品的年代推断，可以进一步认定此墓的下限年代在武帝之前，墓主人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第四代侯的妻子。

第四代侯虽已排除，在其前边尚有三代侯，墓中的女主人到底是哪一代侯的妻子，这是《简报》中必须说明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是，编写小组除自己的思考和见地外，又分别请各地专家发表看法，由于这些专家对此墓发掘出来的器物尚不太了解，一时难以做出较为明确的判断。而《简报》编写小组内部，又有不同的见解，并为此争论不休。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只做了墓主“可能是第一代轪侯妻子”的结论，并决定这个结论只向新闻单位提供，暂不写入《简报》。《简报》只慎重地提及“很可能是轪侯妻子的墓”即可。至于属于第几代的悬念，留待正式报告编写时，再做有把握的结论。

有关的几个重大问题，算是基本搞出了一个眉目。剩下的则是对那幅从内棺的棺盖揭取下来的极为珍贵的帛画的解释。此时，帛画已被专门从上海博物馆请来的专家窦志荣裱好。由于窦志荣在装裱中已对帛画进行了去污、清洗等多种专业性技术处理，使这幅在揭取时看来污渍斑斑且已被腐蚀的帛画，神奇般地重新焕发了原有的风采，画面依次排列的上中下三个部分，极其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对于这幅帛画极其复杂的内容和寓意，《简报》编写人员在大感头痛的同时，又展开了一场讨论。

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飞升图》摹本

早在1949年2月12日，长沙的土夫子谢少初等人，从长沙南郊的陈家大山一座不知墓主姓名的楚墓里，盗掘出一幅帛画。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现的第一幅帛画。以后，谢少初将这幅帛画卖给了古董商人蔡季襄。新中国成立后，蔡季襄参加了湖南省文管会，并把该画交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就在蔡季襄将帛画交出的同时，也写就了《晚周帛画冢》的研究性论文，文中在记录了许多原始资料的同时，最先提出了“帛画”这一概念性名词，这在帛画学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遗憾的是，蔡氏写出的这篇论文以及后来写出的《晚周帛画冢的报告》，其两篇在国内外帛画研究史上堪称开山之作的极富见地的文章，一直未能公开发表，蔡氏本人也因未获重用忧郁而死。

第一幅帛画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则是在郭沫若发表了批驳蔡季襄研究观点的《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一文之后。其文称：

四年前，在长沙出土了一幅两千多年前的古画。画底是丝织物，应该是古代的所谓“帛”，但颜色已经转化成土褐色了。画幅高约二十八公分，宽约二十公分。周围是毛边，虽然略有残损，但大体上是完整的。我现在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有经验的绘画员陆式董先生的摹本揭示出来，他是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帛画照片后所临摹出的，我们可以把那已经相当模糊了的画的内容，看得非常清楚。

画上有一位侧面的成年妇人，腰极细。妇人面向左而立。头后挽着一个垂髫，颇像希腊式，发上有冠，冠上有纹饰。衣长曳地，下摆像倒垂的牵牛花，向前后分张。腰带很宽，衣袖很大。袖上有些繁复的绣纹，可惜不甚清晰。袖口颇小。袖口和领襟都有黑白相间的斜条纹。衣裳也是黑白两色，在下裳的白色部分有些简单的旋纹。妇人的两手向前伸出，弯曲向上，合掌敬礼。

妇人头上，在左前面，飞翔着一双凰鸟。面向左，头向上。两翅上张，尾上有两双长翎，向前弯曲，几乎与头部相接触。两脚，一前曲，一后伸，都露着有力的脚爪。鸟的前面又有一条蛇样的动物，头向上，与凰鸟正对。头部相当模糊，左右有两只角。身子略作蜿蜒而竖垂。身子上有环纹六节。有一只脚，脚爪伸向着凰头。这无疑就是所谓“夔一足”的夔了（见图）。

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帛画上的云纹绣衣梳髻贵族妇女

郭沫若根据该摹本上所绘的兽仅一足，将此动物定名为夔，并把该画定名为《人物夔凤图》，其中的内容则说成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凤代表正义，夔代表邪恶。他在文章中总结性地说：

陆式董摹本

要得天下安宁，论理必须经过斗争。如果有使天下不安宁的恶灵在宇宙中存在，那么善灵的出现便必须驱逐恶灵，而使之逃遁或至于死亡。凰鸟和恶灵斗争的故事，在古书中我还不曾见到过，但在这幅帛画里面，是很鲜明地表现着的。

画中的凰与夔，毫无疑问是在斗争。夔的唯一的一只脚伸向凰颈抓，凰的前屈的一只脚也伸向夔腹抓。夔是死沓沓地绝望地拖垂着的，凰却矫健昂扬地呈现着战胜者的神态。

的确，这是善灵战胜了恶灵，生命战胜了死亡。和平战胜了灾难。这是生命胜利的歌颂，和平胜利的歌颂。画中的女子，我觉得不好认为巫女。那是一位很现实的正常女人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妖异的地方。从画中的位置看来，女子是分明站在凰鸟一边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画的意义是一位好心肠的女子，在幻想中祝祷着：经过斗争的生命的胜利、和平的胜利。

李正光摹本

朱雀图（甘肃武威出土，此图绘于东汉时期的木案上）

就在郭沫若发表此文近30年的时间内，所有的图书报刊凡发表这幅帛画时都采用这个摹本，人们对这个摹本以及郭沫若的推断深信不疑，此画此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直到80年代初，这幅帛画经过科学处理，线条和图像均已清晰可见，这才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经湖南省博物馆技师李正光重新临摹后，人们看到原画摹本有许多遗漏和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将龙误摹为夔，进而导致了郭沫若对该画主题和性质认识的失误。这幅帛画被研究者熊传薪重新命名《人物龙凤图》后（见图），以后各家均以李的摹本为标准，图名皆从熊传薪的观点。从此，对此幅帛画主题和性质的认识出现了质的飞跃。

当然，《简报》编写小组的人员，这时尚不知郭沫若此文及由他命名的那幅《人物夔凤图》的错误，况且，这幅图的内容复杂程度亦无法跟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帛画匹敌。根据有些专家的解释，这幅帛画应属古代人引魂升天的铭旌。《周礼·春官·司常》：“大丧，共铭旌。”《礼记·士丧礼》：“为铭各以其物……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画的左右和下面都置飘带，上有横杆的位置，并且有用来挂的带子，这正好是铭旌，也称为幡。铭旌是出殡时放在发引行列的前面，落葬后就覆于棺之上。这个习俗，在封建社会的丧葬制度中十分普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南北许多地方仍普遍实行。1959年秋，甘肃武威磨咀子23号墓出土一幅铭旌，除了上面篆书“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等字之外，在上端的左右角画了两个圆圈，一个圆圈里画朱雀，一个画苍龙，“四灵”画了一半。看来较早的习俗是铭旌上画日、月，后来风气变了，铭旌上面四灵，但亦要先画上两个圆圈，结果只能画上朱雀和苍龙。跟甘肃武威出土的铭旌有所不同的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T形帛画，除在上面两角增加了日、月、金乌、蟾蜍之外，又画上了太阳和月亮，铭旌上画了太阳和月亮。大约是画工考虑到这样太单调，得更丰富绚烂些，于是发挥他的创造力，不仅在太阳里画了金乌，月亮上添了一只蟾蜍，还在太阳下面增加了一棵扶桑树，在月亮的旁边添上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神话故事的主角嫦娥。这幅铭旌上关于日月的部分，看来就是这样画上去的。

帛画右上方太阳位置

这一幅帛画的主要内容是三段人物画。对这三段人物画，专家们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最简单的看法认为都是描写墓主人在家里的生活的三个片段：

一号汉墓出土帛画中部

上面一段的中间，在两个人的后背，有两个竖着的东西，可能是画的两个阙，或是代表墓主家的大门。蹲在旁边的两个人应是守门的，大约是轪侯家臣门大夫的部下，正在当班。按汉代侯国，一般有家丞、庶子、行人、洗马、门大夫；门大夫主要负责守卫工作。

中间一段，正中画着一个身材高大，吃得肥头胖耳，身上穿了绣花或织锦衣服的老妇人，手中拿了拐杖向左立，看来就是这墓的墓主、轪侯的妃子。看她的年龄，同发掘出来的尸体相貌也基本符合。对面跪着两个人，好像在那里向她禀告什么事。这两个人能直接和她谈话，其身份可能是家丞、庶子之类。老妇人后面立着三个侍女，她们是卫护主妇和听候她使唤的。这里所画的就是墓主本人的形象及其生活。

第三段，七个人分站在左右两边，前面放着一排壶、钫和鼎等，后面案上摆有耳杯和壶等。壶和鼎等都是盖着的，耳杯也是摞在一起的，所以不是在那里进食。从整个布局来看，可能是厨房。

这三段画描绘的都是墓主的生活。中间墓主画像，代替了铭旌上所应该写的墓主姓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画的上部正中，有一个人身蛇尾的画像，位置在日与月之间，应当是个神像。在出土的较大的长沙楚墓、河南信阳楚墓、湖北望山楚墓里，都有木雕的镇墓神。镇墓神手中常握有蛇。按古代对蛇颇多迷信，如刘邦斩白蛇起兵就是。《易经·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蛇出入土中，被人们奉为镇神。帛画上人身蛇尾像，很可能就是这之前楚墓里镇墓神的发展，这样更符合人们所想象的神像。在帛画的最下面，有一个矮而肥的人，用两手托着一块板，从他的形象看来，可能是侏儒。《淮南子·主术》：“短者以为朱儒枅栌。”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就是建筑上所说的侏儒柱，在这幅图里侏儒是用以填空和装饰的……

很显然，以上的解释未免有点过于简单，而喜欢寻根问底的专家自是意犹未尽，于是，围绕着这幅帛画又展开了进一步争论，其争论的具体问题是：

关于帛画的内容有八种不同的解释：（1）“天上、人间、地下”说；（2）“蓬莱仙岛、天国”说；（3）“天上、过渡段、人间”说；（4）“天上、人间祭祀、水府”说；（5）“地府或阴间”说；（6）“吉祥”说；（7）“仙岛迎宾”说；（8）“墓主生活”说。对于帛画中的具体图像，也有不同的看法。

1.人身蛇尾像是谁？

帛画顶部正中那个人身蛇尾像。对他的解释至少不下七种：（1）认为是《楚辞·天问》和《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所说的烛龙；（2）认为是伏羲；（3）认为是女娲；（4）认为是日神羲和；（5）认为是地母或地府女神；（6）认为是黄帝；（7）认为是南方民族的傩神，或认为是镇墓神。

2.帛画右上角是九日、十日，还是满天星斗？

有的根据《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认为帛画右上角是画的扶桑树，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有的根据《淮南子·本经训》羿“射十日，中其九”的传说，认为帛画右上角画的是被羿射落的九个太阳，它们来到阴间，所以地府有“九阳代烛”的说法，整个帛画画的都是地下景物；有的认为墓主是南方民族人，右上角画的是南方民族古代关于“九个太阳”的传说；有的认为在日月之间的右上角画的是“满天星斗”；有的认为是画的“北斗七星”，因为《穆天子传》有关于天子葬盛图，画日月七星的记载；还有的根据《楚辞·招魂》“十日代出”的说法，当一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九个太阳在夜间休息，认为帛画画的是夜间休息的九个太阳，一个太阳已经站立在扶桑树巅，准备去换班，而白天正在值班的一个太阳则尚未归来。

3.关于月亮的神话

帛画左上角画有一弯新月，月里有蟾蜍和兔子，月下有一个飞腾的女人，显然，这是古代关于月亮神话的内容。另外，对这个画面有五种不同的解释：（1）根据《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的记载，认为是画的嫦娥奔月；（2）认为帛画月中已有蟾蜍，则说明嫦娥奔月之时，蟾蜍已早据月宫，因此认为蟾蜍并非嫦娥所化；（3）认为既然月里已有蟾蜍，月下的女子不应是嫦娥，而应是神话传说中“生月十有二”的月神常羲；（4）根据汉魏以来画像石、画像棺、壁画上常见的月神擎月的画像，认为应该是托月女神；（5）认为是苗族神话中的天神“金沙”，传说天神是墓主的灵魂，她正在飞向天国。

4.**巨人是谁？

在帛画的最下部，有一个站在两条大鱼上的**巨人，他是谁？有的根据《列子》《山海经》等书的记载，认为是上承蓬莱仙岛的禺疆；有的认为“是祝融，不是禺疆”，因为《山海经》的禺疆是人面鸟身，而“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是火神，他“正举着烹调好了的供品，献与墓主人”；有的认为是地神或地仙；有的认为是鲧，鲧治水不成，死后被罚去服顶托大地的劳役。

后羿射日（汉画像石，河南南阳出土）

5.是“天门”还是“鬼门关”？

帛画上部有两人相对而立，其背后各有一“山”形物，合起来像一个阙。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天门”或“阊阍门”，守门者叫“阍”，或叫“大司命”“少司命”，但有的认为，“是神荼、郁垒与双虎组成的‘鬼门关’”。

一幅帛画竟产生了这么多的说法，《简报》编写小组人员感到无所适从，只好斟酌再三，对每一项内容尽可能地择取一个准确的观点。尽管如此，对有些问题还是感到难以取舍。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画面最上端的人身蛇尾怪像和右上部那个大太阳下的八个小太阳。

关于那个人身蛇尾的怪象，多数人认为是神话中所说的“烛龙”，依据是，《山海经·大荒北经》曾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冥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但有人则根据《楚辞·天问》等史典，认为不是烛龙而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等等。对于根据画左上角那个包含一只金鸟的大太阳和下面可能是扶桑树的周围那八个小太阳，大多数人解释为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其根据是《淮南子·本经篇》中有“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的记载。这个故事分明是说，尧的时候，有十个太阳一同出来，造成地上天天大旱，树木焦枯，为解决这个矛盾，尧便命神箭手后羿射去了九个，只留一个太阳照耀大地。但《简报》编写小组人员却只在画面上看到了九个太阳，显然与传说不符。如果说后羿此时正在对太阳射杀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射杀了一个，但整个画面又看不到后羿的半点影子。那么这个画面到底表现了什么？如果否定了太阳说，认为画面上之物应为北斗七星等，也觉得不尽准确。编写小组人员四处询问有关方面的神话专家，得到的答复同样是各不相同。在举棋不定之时，博物馆方面得知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关于马王堆发掘以及出土文物的电影已剪辑完成，并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审查了此片，正式定名为《考古新发现》。郭沫若此前做过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帛画的考察，对帛画有较深的研究，这次也一定从影片中看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并对相关的内容有所思考和认识。于是，《简报》编写小组人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通过书信询问有关争论不休的问题。

烛龙华光（明·萧云从作）

原文：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注释：烛龙，神话中的神。《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羲和，神话传说中替太阳驾车的神。若华，若木的花，传说若木生长在日入的地方。

萧云从自注曰：“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取王逸之说，又云：“僧繇作《山海经》有此图。”

郭沫若很快复信给予了解答。他对那个争论不休的人身蛇尾像的回答极为干脆：“是女娲，不是烛龙。”同时进一步解释道：说烛龙者多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其实是不正确的。烛龙何能处在天界至高而正中的地位？烛龙之职，在“烛九阴”，屈原在《天问》中已根本怀疑过它的存在：“日安不到？烛龙何照？”（太阳哪有照不到的地方，要你烛龙来照什么？）现在画中有日有月，左右并照，更何需乎烛龙的存在呢？我看毫无疑问地应该解为女娲，《天问》中也说到女娲在天上称帝，虽然采取着怀疑的态度。

伏羲女娲帛画（新疆吐鲁番出土。画中的伏羲和女娲，明显带有西域人的特点）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登位为天帝，是谁倡导而推崇的？）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人体而蛇尾，是谁设计而创造的？）”

上两句，旧说指伏羲，或谓指舜、禹，其实说的都是女娲。把上下各两句颠倒一下，意义就很明白了。王逸注引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女娲曾为至上神的天帝，这是母系社会的反映。后来成为伏羲与女娲，汉墓壁画多作男女双人像，都是人身蛇尾，下体的蛇尾每每是两两交缠在一起的。有时候男女分掌日月，共理阴阳。有时候男女分执规矩，共管乾坤。（古人言天圆地方，规矩以画方圆，故以规矩表示天地。）有时候在男女像之外还配备有小儿像。王逸的儿子王文考（延寿）所作《鲁灵光殿赋》中，叙述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可见殿中的壁画上也画有伏羲与女娲的夫妇像，是否交尾，没有明言。鲁灵光殿建筑于汉景帝年间，与马王堆汉墓的年代相距不远。但其地在鲁，所表现的文化意识便大有悬隔。

天帝化为夫妇，这是把民间传说同儒家思想杂糅起来了的结果。儒家思想重男轻女，如《周易·系辞传》《荀子·成相篇》都只提伏羲而不提女娲。南方古代文物，保留着民间传说的成分较多，如《楚辞·天问》与马王堆西汉帛画，便只提女娲而不提伏羲。后来伏羲与女娲并提，是对于儒家思想让了半步，更后全步退让。女娲作为天帝的存在便完全渺茫了。

至于帛画右上方画面所画之物，应为太阳，并非北斗七星。其中之意，应为后羿射日之说，至于传说中的九日为何少了一个，我无研究，兴许那一个是藏到树叶后边去了吧……

郭沫若在解释了《简报》编写小组提出的一切问题后，最后竟以政治诗人的**和想象说道：“作画者对于屈原的批判精神似乎有所继承，他不必有意识地、但却形象化地表现出了人间与天界都是建立在巨大无比的劳动力之上。那位支付着巨大劳动力的巨人，可能就是神话传说中的禺强，但其实可以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无分男女的整个被压迫阶层的象征。但从画面看来，那个巨人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如果觉醒了，他把两手一松，人间与天界即使是男性中心，也都会全部垮台。”

鉴于郭沫若在史学界的权威，编写人员接到答复，遂不再争论，决定按其说法公布，只是在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之后，又加上了一句：“是一个藏在树叶后面，还是另有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定稿之后，立即送北京交王冶秋审查。王冶秋看后，为慎重起见，又呈报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带病审阅了此稿，结果发现“素纱禅衣”原稿有误。他明确指出“禅衣”与佛教有关，这里应改为“衣”，同时，周恩来对出土的那幅帛画定为“是我国古代帛画中空前的杰作”改为“前所未见”的杰作。

当周恩来批阅的稿件退回后，王冶秋立即组织人员对原稿的“禅”字进行考证，结果发现确是与佛教有关，而古代有关这类服饰的史料中也明确载为“衣”。面对此情，当时的编写人员包括王冶秋在内，无不惊讶与敬佩地说：“周总理是天下第一忙人，连一个小点都不放过，可见我们以后的工作也是万万不能大意的。”

《简报》经过修改后，终于定稿，并交付文物出版社出版。同时，经向有关方面请示，《简报》编写小组将有关情况和资料向新华社提供，正式向外界公布。7月30日，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了如下消息：

长沙市郊出土一座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汉墓

在这座古墓葬里，从尸体、棺椁到大批的随葬器物，都保存比较完整，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对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有极重要价值。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电 一座距今两千一百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葬里，从尸体、棺椁到大批的随葬器物。都保存比较完整，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对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以及医药、防腐等方面都有极重要价值。现在，我国的文物、考古和科学工作者正在对这一重要发现进行研究和整理。

这座古墓埋葬女尸一具，外形基本完整。尸体包裹各式丝绸衣着约二十层，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水里。经研究，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楚。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出土后注射防腐剂时，软组织随时鼓起，以后逐渐扩散。估计死亡年龄在五十岁左右。

墓的结构复杂，从突起地面的墓顶到椁室深二十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三椁三棺层层套合。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厚三十至四十厘米，共约一万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六〇至一三〇厘米。可能是由于木炭和白膏泥密封层的防潮防腐作用，以及其他防腐处理，使尸体、葬具以及大量的随葬器物得以保存完整。

这座墓的随葬器物，数量很多，共有千余件，多放在外椁与棺之间。其中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明器等等。丝织品包括目前所了解的汉代丝织物的大部分品种，有绢、罗纱、锦、纺、绮等，花纹鲜艳繁缛，制作技术精巧。最珍贵的是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呈“T”字形的画幅长两米多，上宽九十二厘米，下宽四十七厘米，角上缀有飘带。帛画内容丰富。整个画面，从下到上.表现了地下、人间、天上的景物。这些景物有的出自神话传说，如“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等故事。有的出自当时阶级社会的生活。有的想象，有的写实，线条流畅，描绘精细，色彩绚丽而对比强烈。不知名的画家把这些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此完美地组织在一个画面上，实为我国古代帛画中的前所未见的杰作。这是我国现存的两千一百多年前唯一的一件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珍品。内棺的四壁和盖板上，分别贴有一层铺绒和羽毛贴花绢。铺绒用于镶边，羽毛贴花绢作菱形纹，由金黄色、黑色、翠绿等色彩的羽毛制成。这种装饰在木棺上的铺绒和羽毛贴花绢，迄今还是第一次发现。

竹木器中，主要是木俑、竹简和竹笥（竹制的箱子）三大部分。其中比较珍贵的是一百二十多个身穿彩衣或彩绘的木俑。有二十六个木俑组成了一个奏乐歌舞班子，在它们的对面，放置着漆几、屏风、手杖、香囊、奁盒和满盛食物的漆案。竹木器中，还有一个二十五根丝弦的木瑟，一个前后两排，共二十二管的竽和一套十二支竹管制成的音律管，这三件保存十分完好的管弦乐器，为我国古代音乐史增添了实物资料。

漆器有一百八十多件，绝大部分是木胎，光亮如新。彩绘的花纹变化多端，线条勾连交错，构思巧妙，造型异特。陶器的种类很多，长沙西汉墓中常见的陶鼎、陶盒、陶壶、陶钫等，在这墓中成批发现。很多漆器、陶器中，有的盛有糍粑、酱菜、桃、梨、杨梅、瓜、鸡蛋、稻谷等粮食和食品，出土时还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随葬品上，有写着“轪侯家丞”“轪侯家”字样的封泥和墨书题字。据《汉书》和《史记》记载：“轪侯”是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封，传四代即废。墓中女尸极有可能为第一代“轪侯”——利苍侯的妻子。《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轪侯黎朱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汉书》的黎朱苍即《史记》的利仓）由此可见，轪侯是汉初诸侯王中一个封地仅有七百户的小侯。他的妻子死后，动用这么多的人力，消耗这么多的财物，这就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逸及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大量珍贵随葬物品，出自汉初劳动人民的精心创造，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力。几千年以前的地下珍藏，在广大文物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的努力下重见天日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回到了劳动人民自己的手里。

这个尸体和出土的文物，有关单位正在整理和研究。暂时不公开展出。

随着这个电文的公布，在使世人将目光骤然投向东方中国的同时，也引爆了一场关于马王堆汉墓发掘的世界性的大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