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曾侯乙治丧委员会于匆忙繁缛中，向国都郊外的墓坑投放青铜礼器、各种乐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迫使21位宫女姬妾、歌舞乐人或喝毒药，或上吊自杀之时。阴风阵阵，满城萧瑟曾国首都，外宾接待组的治丧人员也开始频繁而友好地接待着来自国外与盟友赠送的吊唁礼物。

简文里所说丧仪用车所驾之马的记录，大部分马名上有赠马者之名，而赠马者显然不属于曾楚两国之人，只有“宋司城”和“宋客”。他们赠马助曾侯之丧，也许是出于私人关系，并不代表国家。这个记载向后人透露了一个秘密，即当时曾国很可能已经不能越过楚国而跟其他国家直接发生外交关系了。

裘锡圭还从简文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现象，简文中记载了一些御车者的名字，其中有的人是有官衔的，如宫厩尹、宫厩令、新官令、右令、左令、邻连敖、陵连敖等。这些御车者按理说都应该是曾侯乙自己的属下，但是他们的官名却多与楚国相同。例如，楚有宫厩尹、左令、连敖等，在荆门包山二号墓楚简6号简文中，即有“新官连敖”的记载。又，秦汉之际楚地反秦将领有很多人当过连敖这一官职，这在《汉书·功臣表》中都有记载。由此可见，连敖无疑是楚国官名。在简文所记的赠马者中间，还可以看到更多楚国类型的官名，例如左尹、右尹、大攻、新造尹、宫厩尹、太宰、少师、左司马等等。联系御车者与赠马者的关系，此处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从官名上看，左尹、右尹等人似乎是楚国官员，但是宫厩尹这个官员，既是赠马者，又是御车者，按理说应该是曾侯乙的臣属。由此推断，左尹、右尹等人为曾侯乙之臣的可能性为大。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此时的曾国不但附属于楚，就连国内的官名也与楚国非常接近了。也就是说，当历史进展到战国初年，这个由周王朝分封的名为曾的姬姓国家，实际上已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了。

简文还明确告诉发掘者们，曾侯乙死后，他人所赠之车共26乘，自备之车共43乘，总数为69乘。另外有他人赠送和自备之马超过200匹，由于竹简出土时已残损，原来的数字难以精确统计，估计更大一些，因为墓中所出的戈头、殳等兵器以及箭镞都多于简文所记的数量。但墓中只有车马兵器而没有车马，按裘锡圭的说法，从《周礼》等书有关记载来看，简文所记的车马大概多数不会用来从葬，特别是像曾侯乙这种身份的君主，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车马埋在墓外专门设置的车马坑之中。惜发掘前墓地周围已遭到严重破坏，墓坑附近曾有车马兵器发现，当时未经发掘，详情已无法查明。[1]

当各种入葬事宜基本就绪后，在整个葬仪中最为重要的**大幕开启了——这便是死者曾侯乙进入墓室前的最后一道程序。按照当时的葬制和礼数，先是有专门人士为曾侯乙香汤沐浴，而后梳洗打扮，穿衣戴帽。帽子当然只能是一个，但衣服要穿多重，且是最为华丽珍贵的丝织品。与此同时，在衣内衣外的尸体四周，有规律地放置大小、形制不同的玉器、珠饰、骨角饰和少量金器等物。如玉梳置于头部，金带钩、玉首铜匕置于腰部，其他玉制饰件分别系于衣服和盖于面部，或放于适当的部位。放于死者脸部者，称为“缀玉面罩”；系于衣服者，谓“缀玉衣服”。最具特色的是用玉石雕刻了几十件小动物，分别置于死者的七窍和肛门与**上，置于口中者则谓玉琀，塞于口、鼻、耳、肛门与**者叫玉塞。

搞这套行头，主要有两个由头，一是来自儒家“比德于玉”的思想，《礼记·玉藻》有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从先秦到汉代，天子、王侯等贵族由先前佩玉发展到死后直接以玉衣作为葬服。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人迷信玉器能保护尸体不朽，所谓“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汉武帝时学黄老之术的杨王孙对春秋之际盛行的“不朽论”加以发挥，并放言：“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鼓吹的结果是许多人上当受骗，不惜血本、劳民伤财地用玉片制成玉衣玉服，结果尸体还是化成了灰烬，从已发掘的满城汉墓、南越王墓等多座君王墓葬中都得到了证实。

曾侯乙的尸体尽管没有套上完整的玉衣，但周边零零碎碎的玉块、玉片、玉琮、玉璞等也够花哨的了。尤其口中的玉琀格外富有特色，共有21个玉制动物拥挤于死者口中。其中玉牛6、玉羊4、玉猪3、玉狗2、玉鸭3、玉鱼3，可谓“六畜”俱全。当发掘人员把曾侯乙尸体从棺椁中抬出进行清理时，这些小动物仍含在墓主的口中。当然，一个人的口内含有如此多的动物，可知其物形体不可能太大，最大者比黄豆略长，最小者与绿豆、稻米相若。尽管形体如此之小，但每一件做工却极为细腻，雕琢精致，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如狗做后倾状站立，前肢微屈，臀高于肩，抬头张嘴，一副昂首吠叫，咄咄逼人的气势。其他的如牛、羊、猪等，皆憨态可掬，一副温驯的姿态。据考古人员推断，曾侯乙口中放置这些玉雕牲畜的目的，除了保护尸体永垂不朽之外，还有“六畜丰盛”，希望死者在地下阴间继续享用之意。

《墨子·节葬下》说：“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埋葬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又《吕氏春秋·节丧篇》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若把曾侯乙墓的实际情况与文献记载对照，两者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秦殉葬制度分等级而行，曾侯乙墓殉人21个，殉狗一只，规格已行同天子之礼，属于严重“超标”行为。但既然普天之下已是“礼崩乐坏”的局面，也就各显神通，顾不得许多了。

当一切收拾停当，开始入殓，即把死者放入早已备好的内棺，在一片哀号哭叫声中，棺盖合上，抬入外棺，封闭，准备起运。

如何把铜木结构、重达6吨的双重套棺运往墓地，这是曾侯乙治丧委员会人员必须要提前周密考虑的重大问题，外棺盖四周镶嵌的牛鼻形铜钮，当是专门为拴系绳索所设置的构件。当曾侯乙墓发掘时，吊出的外棺向室内运送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就是传统的滚木。即先在外棺的铜足底部放厚木板，厚木板下用几根粗于碗口的圆木当滚筒，用人力以绳索拉动，棺在力的作用下渐渐前行，终被拖入室内。当年曾侯乙出殡运送这具套棺，很可能就采用这种办法，在棺上套绞索，用几十或上百的人力来拖拽。当然，必须提前修好通往墓地的道路，做到平坦宽敞无障碍，这一点并不困难。

可以想象的是，曾侯乙出殡的那天，从曾国都城到擂鼓墩墓地，四方百姓怀着复杂迷茫又有些失落的心情一层层站立路旁，东张西望欲瞧个稀奇。一骑马队冲出城门，身后紧随着高举刀枪戟殳的武士，滚滚尘土中，鼓声齐鸣，喇叭呜咽，白色的灵幡迎风飘**，一具巨大的棺材在数百人拉动下缓缓前移。棺后是一群披麻戴孝，哀号不绝的亲属与各色臣僚侍从。巨大的漆棺在汗水流淌与泪水飞溅混合的肃穆哀苦气氛中终于到达擂鼓墩墓地。在一阵手忙脚乱、大呼小叫的折腾之后，架在墓坑之上的巨大套棺随着一根绞索突然断裂，“咕咚”一声摔入墓坑东室之内，半尺长的铜钮利剑一样斜插入墓壁椁板之中，严丝合缝的棺盖板随着棺身下沉的重力“咔嚓”一声被撕破，裂开了一道拳头般粗细的大口子。面对这一突然而至的凶相，哀号之声顿绝，现场鸦雀无声，一片死寂。众人惊恐又莫知奈何，主持者已是全身筛糠，面如死灰，汗如雨下。少顷，当主持者于惶恐不安中企图指挥众人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个庞然大物“改邪归正”时，所有的人出尽招数，用尽力气，但斜趴在坑中的巨棺已如泰山压顶，岿然不动。无奈之下，曾侯乙的亲族与重臣只好决定放弃，就此掩埋。于是，上百人开始按照原计划开始行动。在把所有该放置的小件陪葬物放置完毕，而后于墓坑之上加封椁盖板，铺竹席，丝绢与竹网，再用6万多公斤的木炭铺填于椁顶与椁壁之间，最后覆土掩埋加固。当这一切做完后，曾侯乙墓的地下宫殿已完全封闭于山冈旷野之中，春秋晚期一个诸侯国的秘密就这样悄然消失在历史视野之外。[2]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训，外棺的开裂与倾斜为尸体的腐烂埋下了祸端，令曾侯乙阴魂与家族人员都意想不到的是，另一场灾祸随之而来。这个深入山冈地表以下13米的墓坑，内椁底板直接建在坑底岩石上，没有像椁顶和椁墙四周那样填埋木炭或白膏泥并加以夯实，只有中室局部椁底做过类似努力。这一明显对尸体防腐构成巨大威胁的重要缺陷，是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施行，还是设计者眼见坑底岩石干燥无水，而自以为是地认为万事大吉？或许由于墓主家族产生内讧，各自争抢财产与权力，矛盾激化，而只顾眼面之事，顾不得棺下情形？

总之，一根又一根的宽厚木质椁板直接铺在了坑内的岩石之上，而墓坑的位置正处于风化岩石地质带上，红色的岩石具有透水性。墓坑四周岩石本身和地下都含有大量水分，且擂鼓墩山冈地下水又埋藏较浅，最浅处埋深小于0.5米。也就是说，当曾侯乙梳洗打扮，进入幽暗的地下宫殿，准备在阴间这个小型世界好好安息享乐一番之时，墓底和坑壁四周开始通过微小的空隙向坑内渗水，且以每昼夜2～3立方米的速度推进。约经过242个昼夜，墓坑内的水位已涨至2.19米，这正是墓主外棺的高度。

假如棺椁下葬时没有开裂倾斜，曾侯乙尚可一如既往地躺在棺内，优哉游哉地过他阴间的钟鸣鼎食的生活，做着一个个桃色美梦。很不幸，棺盖撕裂，缝隙难填，从地下与四壁悄然无声漫过来的冷水，先是探头探脑蛇一样一缕缕地钻入棺内，继之凛冽的激水“哗”的一声翻棺而过，呈瀑布状涌跌入棺内，很快将相当于卧室的内棺包围，惊恐中的曾侯乙急忙探身察看，发现寝室之外已是水漫金山，将自己围困于室中。欲想翻身冲出内室，无奈早已被冰凉的大水所困，动弹不得，曾侯乙只好望水兴叹，自认前世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作孽太多，遂把自己那具酒肉充塞的臭皮囊蜷缩于内棺一角，不再动弹。[3]

当坑内地下涌出的水流上升到2.2米之时戛然而止，且永久停留在这一水平线上，这个高度仅比墓主外棺高出0.01米。阴间之事如此之巧，曾侯乙所受惩罚如此之妙，仿佛是一只被绳索拴住头发梢的吊死鬼，在晃悠中慢慢饿毙。而曾侯乙的臭皮囊也将在凛冽的清水浸泡中，一点点腐朽成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全报”。是也！而阎王殿内各司室的主持者们如此审事之明，执法之严，惩罚之巧妙，出乎阳间众生之预料，令人拍案叫绝。[4]

100多年后，身穿老鼠衣的盗墓贼在月黑风高之际，掘开了曾侯乙墓穴，凿断了椁板并捞取了少量器物。继之，大雨来临，水流顺洞灌泄而下，墓坑积水暴涨一米多，直至升至椁盖板将整个墓坑全部浸泡为止。污泥浊水的进入和水位上升，加剧了曾侯乙那具臭皮囊的腐烂。

又是2000多年过去了，现代考古人员打开墓穴，进入棺内，看到了一堆被浸泡成黑黄色的碎骨。一扇埋藏在尘烟雾霭中的历史之门由此开启，湮没千年的秘密得以揭开，曾侯乙墓葬发现发掘的故事就此结束。

2007年5月21日—9月3日一稿

2008年1月16日—3月31日二稿

2009年4月29日—5月3日三稿于北京亚运村

注释：

[1]1999年，在曾侯乙墓西侧开掘明沟时，发现了陪葬坑。经考古人员发掘，在一排五个陪葬坑中，坑口深度距地面仅15～60厘米，坑口一般长4.3～6.1米，宽4.1～5.8米，位置与曾侯乙墓呈对应关系，坑内结构规整，皆属于人工开凿，观察其规律，应是一次性开凿的。据考古发掘人员在报告中说：“K1—K5南北排成一列，基本处于同一中轴线之上，主向均为北微偏东，与曾侯乙墓方向完全一致。此排陪葬坑位在曾侯乙墓正西，位置与曾侯乙墓恰好对应……从坑的形制和各坑包含物看，这些坑作为陪葬坑的性质是无疑的。”（张昌平《曾侯乙墓陪葬坑发掘记》，载《神奇的擂鼓墩》，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2年印刷出版），惜毁坏严重，无法做更详细的研究。

五个坑中，被定为K1的坑共清理出青铜构件460余件，主要属于储存战车的车库及修理战车用的工具，其余四坑因破坏严重，青铜器物出土稀少，只有几十件陶器出土。五处陪葬坑的下葬年代为战国早期，即与曾侯乙墓同时代。不过就陪葬坑出土的器物而言，与曾侯乙简文中记载的车马器物的数量、形状仍不能契合。据发掘者分析推断，在曾侯乙墓四周，皆有陪葬坑，如果一一清理发掘，或许会有一个令人惊喜的结果。

[2]1981年7月30日，驻擂鼓墩空军雷修所工程师刘秀明在召集民工于院内挖坑准备栽电线杆时，于地下80多厘米处挖出了铜鼎、盘、缶等九件青铜器物。经考古人员前往勘察，认定是一个古墓，遂定为擂鼓墩二号墓。钻探发现，此墓中部有一条两米多长的扰乱沟，可能早年被盗，但扰乱范围较小，墓内仍残留大量珍贵文物。报告后，由省、地、县三家考古人员郭德维、刘彬徽、陈中行、冯光生、王少泉、曾宪敏、李祖才、王世振、左德田、王新成、黄建勋、黄敬刚、张德珍等予以发掘。

据发掘报告说：“经考古专业人员的调查和钻探，认定此处为战国墓葬无疑。残存墓口长为7.3米，宽6.9米，残存深度仅为1.4米，为岩坑竖穴木椁墓，东距曾侯乙墓仅102米。”又“墓底为正方形，边长为6.2米。墓底还填有约20厘米的青膏泥。墓内棺椁已腐烂，椁内有棺痕二具，大小各一具，应是一主棺和一陪葬棺。主棺内留有人牙三枚，陪葬棺内留有人牙一枚。经科学清理后，出土遗物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容器、其他杂器、车马器、陶器、玉石器等类，共计2770件。这是继曾侯乙墓之后又一重大发现，位居随州发现大型墓葬第二位，因而定为擂鼓墩二号墓”。（此前发掘的曾侯乙墓定为一号）在出土的24种70余件青铜礼器中，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了9件升鼎、8件簋，号称“九鼎八簋”，此标准已达到了天子的礼数。同时出土编钟36件，其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被称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与曾侯乙编钟合称为“百钟”。还出土了编磬12件，数量仅次于曾侯乙墓。结合其他出土文物，考古人员推断该墓墓主是一位诸侯。

又从墓主残存骨架等发掘物分析，很可能是曾侯乙的妻子。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的中段，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晚于公元前400年。从二号墓规模和出土文物规格、数量等分析判断，已大不如曾侯乙墓，这表明在二号墓下葬时，曾国已十分衰弱了，显示出临近覆灭的迹象。那么，曾国是否就在二号墓下葬不久就灭亡了呢？考古发掘证实，的确如此。

史载随国“终春秋之世犹存”，“其后不知为谁所灭”。近世研究者只大致推断在战国后期灭于楚，惜无可靠的依据来证明其说。

1997年，随州市擂鼓墩文物管理处对擂鼓墩古墓群进行了调查、勘探，发现方圆四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内共有四个墓区八处墓地，皆分布有东周时代的墓葬，其中有与曾侯乙墓规模相仿的大型冢墓，也有成片分布的中小型岩坑竖穴墓。能判断时代的一个标志是：在已探明的吴家湾等三处墓地分布的中小型墓葬，皆远离大型冢墓而自成一体，明显不属于某一冢墓的陪葬墓。考古学家、擂鼓墩墓群的主要勘察者王新成对作者说：“从已探明的吴家湾、蔡家包等墓地中小型墓葬的遗物来看，这些墓葬年代跨度不大，都属于战国中晚期墓葬。这进一步说明，它们的年代都应在曾国灭国之后，因为在曾国国君陵园之内不可能同时出现与陵园性质无关的墓葬。”又说：“这些中小型墓葬陶礼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簋、壶，铜兵器中常见剑、戈等，其中剑身形制与江陵一带所出楚式剑完全相同。在葬俗上出现了过去曾国墓葬所未见过的墓道。这些说明中小型墓葬应当属于楚墓的范畴，而这批墓葬的代表人应当是楚灭曾后的曾国遗民的墓地。”

另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昌平推断：“这些不带土冢的中小型墓葬，不附属于大型墓冢，其社会及文化属性能在曾国被灭之后的楚墓范畴。《水经注·郧水》有随国‘楚灭之也’的记载，正与这一现象吻合。但这批墓葬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却应当是灭国之后的曾人。”（张昌平《擂鼓墩墓群的再发现》，载《神奇的擂鼓墩》）

据推断，擂鼓墩墓群这些中小型墓葬的年代在战国中期晚段，而二号大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期中段，因而可以说，当二号墓的墓主，这个推断中的曾侯乙夫人下葬不久，曾国便彻底亡于楚了。

[3]曾侯乙墓发掘总指挥谭维四说：“曾侯乙本人不仅是个音乐爱好者，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否则，他的后人就不会把均钟（定律器）及两件瑟坯放在他的身边而带入坟墓了，他本人也就不会一反常制在编钟编磬上不铸纪功铭文而铸刻大量乐理乐律铭文了。”（《曾侯乙墓》第119～120页，谭维四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话恐怕未必，以上理由自是不能说明曾侯乙就是音乐家。就像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皇帝，不能称为爱情专家；而以酒为池，与臣僚们趴在池边牛饮的商纣王，不能称为美酒鉴赏家一样。根据“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理论，要说他是蜀国刘禅或是隋炀帝一样的荒唐人物也未可知。

[4]谭白明：《曾侯乙墓墓坑木椁脱水工程解开历史谜团》，载《神奇的擂鼓墩》，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2年印刷（内部出版发行）。根据当年达成的协议，1998年，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几家科研单位人员，对随县曾侯乙墓坑内遗留木椁进行脱水保护，以便对外开放，搞旅游活动。借此机会，科研人员对坑内积水问题进行了科学测验，从而解开了一系列历史之谜。勘探与检测标明，因地下水位高于墓坑，在重力作用下，坑壁四周的地下水就会不断渗流于墓坑，直至与地下水持平。从当年残留在椁墙的水锈痕迹看，水深约2.2米即可达到饱和与持平状态。通过对墓坑进行抽水试验，即抽干墓坑中的积水，观察墓坑水位的涨落变化，从而得出墓坑周围补充进墓坑的水量是每昼夜2～3立方米，而墓坑的容积为475立方米，按每昼夜2立方米的流量计算，将475立方米的空间注满水，只需237.5个昼夜便可完成。当墓坑被盗掘后，因上部雨水灌入坑内，使坑内的水位再度上涨，直至升到椁盖板为止。困惑了考古学家20年的不解之谜至此得以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