戟的争论以出土实物与铭文的双重证据而画上了句号。令考古人员倍感兴奋的是，当年与戟一同放入墓坑的三棱矛状青铜器，也作为无可辩驳的“铁证”，为世人解开了另一个湮没遁失千年的不解之谜。

殳头图示

史载，殳在商周时代已出现，春秋时代为鼎盛时期，秦汉之后逐渐退出战争舞台，成为一种前导和讲究排场，具有皇家威严象征意义的“殳仗”。至唐代尚有“殳仗”，即执殳的仪仗队，甚至在“元日冬至大朝会”时，竟有“二百五十人执殳”的壮观场面，后世流传的仪仗队之名就来源于此。遗憾的是，宋代之后，仪仗队的名字流传下来，但当年的殳和“殳仗”是什么样子，也像戟一样渐渐湮没于历史尘烟中不知所终了，后世研究者只靠猜测揣摩来注释这一流传了千余年的兵器，但无一得要领者。

清代的程瑶田、吕调阳等大儒，对古代“五兵”的考证曾下过相当大的功夫，惜程氏在其《考工创物小记》中对殳避而不谈，吕调阳在其《考工图》谈到了殳，并绘了插图，图中描绘的殳为一长杖形器。这个形状是否来自诸如沂南画像石墓那样的壁画不得而知，但显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1]

扬雄《方言》有二处谈殳，如“三刃枝南楚宛郢谓之匽戟，其柄自关而西谓之柲，或谓之殳”。又说：“佥宋卫之间谓之摄殳。”晋郭璞注：“佥，今之连架，所以打谷者。”清代程瑶田谓匽戟即鸡鸣戟。曾侯乙墓的发掘者之一程欣人谓：晋代郭璞所说的打谷用的“连架”，至今湖北、安徽等省部分地区仍流行这一二字方言，意即打禾场时拍稻、麦、豆等农作物的脱粒工具。此一器物，各地称呼略有出入，比如圻春、武昌、洪湖等地称“连场”，天门和沔阳、仙桃等地称“连篙”，均县等地称“连盖”。以上诸例旨在说明前人对殳的造型和用途的几种推想——长杖、戟柄或“连枷”。[2]

可能受郭璞的“连架”与湖北一带流行的“连枷”类说法的影响，近人周纬在所著《中国兵器史稿》中，对殳的形状做了相近的想象和推断，书云：“戈、戟、矛，曾经古人及今人之详细研究，出土实物亦多，形制铸造及其相关之艺术，均尚易于阐发研讨。殳则未见有人特为研究，殳果为何种长兵器乎？”又说：“周殳之出土者，未经古今收藏家或考古家图示吾人，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或研究所中，亦罕见此物。岂殳之为物，近于农器，出土时被人疑为刈田或捣稻之物，而不以为兵器，遂至收藏无人乎？考古之兵器，大都皆可两用，战时以之御敌，平时以之工作。此风远自骨兵石兵时代而来，如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镰、石锤、石刀、石棒、石戈等器均是也。铜器时代初期之兵器，亦未必不如是，如勾兵本重在勾在割，商勾兵颇近于镰刀之形，割禾割黍割稷，均属可能。戟亦可刺割兼施，矛亦可刺兽猎鱼。今戈、戟、矛均易考实，而殳独阙如，想必其形制及用途，更偏重于农林方面无疑……打麦拍稻，或砍树劈薪，均可用之也。”

1955年5月，安徽寿县西门内，由于治淮工程发现了著名的蔡侯墓。经考古发掘，墓中出土包括7件天子级别的升鼎在内的5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2件铜质殳头。但当时的考古人员并不知此为何物、是何名，乃在发掘报告中误当作矛的另一种形式（Ⅱ式）加以叙述描绘，并云：“二件皆三棱，出土时一件与镦一件同出，矛銎与镦孔内均作八方形，外有花纹。矛长13.5厘米、銎径2.8厘米、镦长4厘米、銎径3厘米。另一件部的残长9.3厘米。”[4]

墓中出土的殳（由左至右依次是箍球锐殳、刺球锐殳、晋首端和尾端）

1958至1959年，考古人员对安徽滩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中的第二号墓进行了发掘，在其中发现一件工式铜矛，据报告说，这件铜矛“三棱形，三刃一锋，圆銎中空，透至尖部。銎内残存朽柲，銎无穿，外围有半凸起蟠虺纹。通长14.7厘米，銎径3.6厘米”。[5]

1973年3月下旬，襄阳蔡坡四号墓中也出土过两件铜质的三棱矛，与其同出的有鼎、簋等重要礼器以及其他兵器多件。从出土的器物推断，墓主的地位当不低于寿县蔡侯。无论是安徽赵家孤堆出土的三棱形三刃器物，还是襄阳出土的三棱矛，皆为古代的殳，可惜当时并没有人能识别并说出它确切的名字。真正弄清楚殳之形状，则得益于曾侯乙墓的出土。曾在古代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千余年的早期殳，就是这种三棱矛式的长杆兵器。

当然，面对几次考古发掘实物而未能及时辨别清楚的情况，不能全部怪罪考古人员的无知和无能，实在是与文献缺乏和出土实物太少有大大的关系。民国时期的考古发掘不计，仅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长兵器已成千上万，而三棱矛殳仅寥寥10余件，足见其数量之少和弥足珍贵。究其原因，当是此类兵器主要由王公侯伯的近卫所执，非一般兵士所持，加以周、楚大墓发掘相对较少，故殳出土甚少。通过文献与出土实物印证，殳的鼎盛期主要还是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中的少见与珍贵，以及学术界对其认识的滞后，也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当北室的青铜兵器清理完毕后，考古人员在曾侯乙墓中室与北室分别清理出青铜礼器和用具134件，其中礼器117件，用具17件。两类的重量计有2344.5公斤。若加上编钟以及其他青铜铸件和兵器的重量，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0.5吨。这个记录在已发现的东周墓葬中是空前的。

殳与晋杸

如此庞大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葬于地下，令世人在震惊、赞叹的同时不免产生疑问，墓室内重达十几吨的青铜来自哪里？一个小小的诸侯附属国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青铜的秘密隐藏在何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答案很清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抢劫而来的，青铜的秘密就埋藏于山野大泽的荒草深处。

注释：

[1]《周礼·夏官司马·司戈盾》郑玄注：“殳如杖，长寻有四尺。”《广雅·释器》：“殳，杖也。”均指棍。考古发现，山东沂南东汉墓画像石和河南偃师东汉墓壁画中的伍伯，右手执便面（扇），左手提的就是一根同棍一样的殳。这个画像恐怕与事实有误，不足为信，既然是皇家卫队的仪仗，总得有种样子和讲究，不可能就是一根普通的棍子。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两次说到“殳梃”，并有“邦客与主人斗，以兵刃、殳梃、拳指伤人，以布”和“小牲畜入人室，室人以殳梃伐杀之”的记载。同时明确地解释说：“何为梃？木可以伐者为梃。”既然木棍做梃可以击，那么“殳梃”显然是梃冒金属首的殳。汉代天子出行，执金吾“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其所执之“金吾”就是两头饰金的无刃铜殳做仪卫用。东汉刘秀青年时代曾立下过“当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志向，这个“执金吾”就是为帝王出巡手执“金吾”开道的卫士头领，阴丽华则是刘秀邻村的一个姑娘。后来阴差阳错，刘氏不但如愿以偿娶了阴丽华，还居然推翻了王莽政权当了皇帝。世间的事就是如此不可思议。

[2]程欣人《古殳浅说》，载《江汉考古》，1980年2期。

[3]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4]《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安徽省博物院编著，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曾侯乙墓出土的七件殳头，除一件有带刺球的铜箍外，其余六件皆有带花球的铜箍，形同寿县蔡侯墓之“Ⅱ式矛”。

至于寿县蔡侯墓的墓主与年代，学界意见不一。陈梦家、孙百朋认为墓主是蔡昭侯，唐兰认为是蔡成侯，郭沫若认为是蔡声侯。但无论哪一种说法，蔡侯墓的年代皆在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这一范围之内，由此说明早在这一时代，殳已流行。（参见程欣人《古殳浅说》，载《江汉考古》1980年2期）

[5]《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载《考古》196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