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发掘之时，考古人员发现大多数兵器都放于北室中，共有3304件之多，尤其是长杆兵器全部放于北室。从种类上区分，有矛、戟、殳、晋、杸等，其器头均用青铜制造，器尾的材料不同，有的为青铜，有的用骨或角制作，如此众多的兵器放于一处，意味着北室当是一个武器库兼储备室。

在这个武器库兼储备室中，青铜箭镞及成捆的箭矢，总计达4507支，比整个中国考古界在所有东周墓葬中出土的箭矢总数还多。成捆的箭矢每捆50支，其中大多数保存了当年镞在矢上的原貌，箭镞完好地安装于箭杆身上，不只能窥其整体，连箭杆末端捆扎的羽毛也竟然完好无损，使世人能目睹古代矢镞的原始风貌，殊为难得。尤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箭镞中的品类多种多样，既有常见的三棱形和双翼形，也有较少见的四棱方锥形和圆锥形。三棱形中，又有三倒刺、六倒刺和九倒刺之区别，这是以往发掘的东周墓葬中鲜见的形式。

30件戟的清理出水，曾一度令考古人员格外关注，与以往所有发掘的出土物都大不相同，戟头有的由三戈一矛组成，有的无矛而由三戈或两戈组成。从保存的情况看，无论是4米多长的带杆矛戟，还是3米多长的带杆青铜戟，皆完好无损，如同刚刚放入墓室般光亮如新。而戈头、戟头还完好如初地捆扎在兵器杆上，这的确是个重大发现。因戈杆本身极不容易保存，凡墓中出土而戈头仍扎于杆上者就更为稀少，自宋代以来，人们对戈头的捆扎方法一直争论不休。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只有少数几座墓葬有出土过，但因保存不好，无法全部明了当初原形。曾侯乙墓60多件完整戈的出土，使这一历史悬疑顿然冰释，而关于戟这一兵器本身的争论，至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曾侯乙墓发掘不久，由于中国西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了部分青铜戈，考古学家王学理曾对此做了初步研究，并联系其他各地包括曾侯乙墓在内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戈的来龙去脉及遗留于世的难题进行了诠释。按王氏的说法，戈之为器，实乃中华远古民族的一大发明创造。考古发掘得知，在号称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国，这种兵器都没有被发现过，在欧洲和亚洲西北部的古老民族中也没有类似的兵器出现。有考古学家在中国的亚洲邻邦，如朝鲜、日本和印度等国古代遗存中发现过铜戈，但显然是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而在自己的青铜文化中生产的勾兵。如果说中华民族发明的戈有分店的话，这些亚洲邻邦国家生产的勾兵就是分店，只是这分店制造的戈根据各自的条件、喜好不同，而稍微变了一点样式罢了。

戟头

戈头各部位名称

戈之安置方法和各部位名称（引自《中国兵器史稿》）

战国时期，刺、援合体的铁质“卜”字形戟开始出现，它不但逐渐取代了青铜戟，而且也彻底淘汰了青铜戈。及至隋唐时期，长兵器除矛、矟和长刀之外，在战争舞台上称雄一时的戟也被排挤出实战的行列，并很快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宋之后，世人只闻戟之名而不知其形了。多亏《考工记》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文字记录：“冶氏为……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锊。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1]

后人谈及周代车兵五种，只是根据文献记载言其为戈、戟、殳、酋矛、夷矛。宋代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引初唐颜师古之说曰：“五兵谓弓矢，殳、矛、戈戟也。”至于这五种兵器的器形是什么样子，历来对弓矢、矛的看法没有异议，对酋矛、夷矛的说法有争论，但未形成气候。唯对戈戟与殳的争论此起彼伏，近千年来一直没有消停过。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地下古物不断出土和考据学盛行，戈戟器形之争呈愈演愈烈之势。不少学者对《周礼·考工记》加以注释，甚至附以图解。著名学者戴震和程瑶田等对此花了大量精力，但因实物湮没日久，文字资料又相对缺乏，不免有臆测的成分。戴震在其《考工记图》一书中，就把戈与柲的关系绑错了位置。程瑶田曾引宋儒黄伯思的《铜戈辨》之说，释解戈戟制度，力辟宋前之谬论，并根据刺兵兼勾兵之理想，拟一戟制图以示世人。此图略作十字形，虽内稍长，却与后来出土的周戟及战国戟的形制完全相同。程氏的设想原已接近了实物本身，完全可看作文物考古界的一大幸事。遗憾的是，十年之后，因久久不见出土之戟实物，程氏对自己的推断产生了怀疑，遂忽然改变其说，而以内未有刃之戈为戟，无刃者为戈，将戟之援向上斜伸，以附刺兵之用。其结果是刺既不能，勾啄亦均不便，一念之差，致与实物完全相反，十年心血化为尘土，徒为后人慨叹。

戈凿柲衔内缠缚之图（引自《考工创物小记》）

清代大儒阮元亦曾涉足戈戟的研究，且颇得要领，所画戟形与后来出土实物相符合。阮氏曾曰：“戟之异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与刺，是刺同援长，可省言刺五之，但曰与刺而已。今世所传周铜戈甚多，而戟则甚鲜，郑注又多晦误，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绶《吉金拓本》册中，见一戟，乃歙县程彝斋敦所手拓，其刺直上，出于柲端，与旁出之援絜之，正中乎矩，且刺与援长相同，爰图其形于后，以为《考工记》说文之证。”[2]

阮氏所言本来已接近了历史真实，但后人却认为他弄那一套属于歪理邪说，根本不足信，而程氏晚期的推断才是正确并符合历史事实的。于是，自宋以下至民国，戟之认识不清，解释图示，均多谬误。宋人所绘《三礼图》，清人所绘《考工记图》，多是臆测的，皆不得要领。1929年，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所著《戈戟之研究》，此文旁征博引，夸夸其谈，把戈之形制搞得雾气茫茫，令观者眼花缭乱。惜马衡观摩过的古物不少，但仍未见实物，因而误入戈、戟为一物的歧途，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声称戈戟之援与内，同为横列，同一直线，而戈、戟之胡又同在援与内之间纵而上垂云云。岂不知此乃根本致误之点，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在作戈、戟图说时，马衡仍不把前贤阮元其人其说放在眼里，以如旧习，引《三礼图》等古籍以戈戟同为一物，且曲其柄，上下加璎珞，图而示之，号曰“龙伯戟”。[3]

其图看起来文质彬彬，颇有仪仗风范，为一些社会人士和政客所垂青。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所设奖品式样即按马氏之图制作。当奖品陈列大会主席台时，万人瞩目，好不风光。但有识之士当时即指出，此器当为古代仪仗或装潢品，并不能真正用于冲锋杀敌之战场，与历史上真正的戟器不合。稍后，郭沫若与胡肇椿两位青铜器研究者，皆公开声言马氏搞出的这件兵器实乃与历史相处甚远的妄想之物，根本靠不住，甚或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自视甚高，且傲气漫然的郭沫若，在所作《说戟》一文中，直言马衡的错误在于偏信程瑶田之说而认戈、戟为一物，仅谓戟之内有刃，而戈之内无刃，此说实与出土实物不符，而昧于戟为刺兵。并谓：“程氏以内末之刃为刺，于冶氏之文不尽通，于实物亦不相符。凡《考工记》言刺，皆直刃，内末纵有刃，仍主在横击，不得言刺。……戟柲丈有六尺，盖以击兵而兼刺兵……故余意戟之异于戈者必有刺……而刺则当如郑玄所云，着柲直前，如者也。”又说：“此物当如矛头，与戟之胡、援、内分离而着于柲端，故《记》文言与。刺与戟体本分离，柲腐则判为二，故存世者仅见有戈形而无戟形也。”[4]

马衡所仿造之戈柲

当此之时，有兵器研究者周纬认为郭沫若所绘之图有误，其误的根源乃“郭氏亦失于文人偏重理想，而未注意兵器之在手灵便适用与否，故所拟戟柲图，亦近于仪仗缀络之器，而非冲锋陷阵便于杀敌之物。”[6]尽管周氏不同意此图，但仍认为郭沫若所说戟之“有刺”的标志是正确的。

郭沫若所拟雄戟想象图（引自《中国兵器史稿》）

1936年，曾参与发掘河南卫墓的郭宝钧根据卫墓及汲冢发掘的结果，作《戈戟余论》文，内绘有一幅戈柲想象图。所采之戈为一无胡短内之商戈或西周铜戈，戈上加一角形器，如角带钩。按郭氏所说，“最初之戈原于角兵，故最初之铜戈以至商勾兵，当亦有角兵为辅。所以近来出土之戈旁，常伴有此种角形器”。又，戈演为钩，故“钩较戈先进一个等级，其后钩再延长为刺，继而演为戟。戟刺于钩喙处，仍留小缺口，以冒柲端，以助前刺之力，是正钩之遗蜕。”[7]此图一出，学术界不以为然，且它受到不少批评，如兵器研究者周纬就认为这种形式的戈，“战斗时恐无用处，而徒增斗士之不便也”。[8]

郭沫若曾谓：“戈之第三段进化，则当是柲端之利用，戟之着刺是也。戈制发展至此，已几于完成之域，盖以一器而兼刺兵击兵勾兵割兵之用。戈之演化为戟，如蝌蚪之演化为青蛙，有戟之出而戈之制遂废，至两汉之世，所存者仅戟而已。”[9]

郭宝钧拟戈柲想象图

不知郭宝钧是有意附和郭沫若之说以达拍马屁之意，还是确为自己的创见，但无论如何，从其所画戟之图看，实在离真正的实物相差太远。不知当真正的实物从地下破土而出并得到学界一致认可之时，郭宝钧氏面对这幅长着一只“羊角”的怪异之图做何感想？

就在各方论战几十年后的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前五方出土了铜戈1件，戈、矛联装的戟4件，戈头皆是相邦吕不韦监造，内有“寺工”铸铭。秦始皇兵马俑坑主要发掘者之一、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说：“戈、戟分称的根据是戈头出于第11过洞的红烧土中，并无矛头的伴出。而其他的四戟不但戈、矛俱全，而且都是有柲的存在，其中的0710号戟全长2.88米。”

当戈、戟于同一坑出土之时，仍然引起过一阵“何为戈？何为戟？”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仍是“有刺”和“无刺”的区别与划分。凡按郭沫若所说“有刺”，也就是戈矛联装者，便认为是戟。否则，只能被称为戈。著名学者许慎《说文·戈部》中曾明言：“戟，有枝兵也。”但历代学术界对这一解释视而不见，或视其意而在现实中找不到相应的实物，故避而不谈。即是少数言及者，也总是不得要领。什么形式的戟是“有枝兵”？这个“枝”做何理解和诠释？它与“刺”的差别何在？是否就像人们平时看到的树枝与树身所长的刺具有的差别一样？无人予以关注，或者说关注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索性闭上眼睛视而不见。

就在学术界陷入误区而不得解脱之时，曾侯乙墓30柄青铜戟横空出世，以活生生的实物与现身说法解开了千古之谜。考古人员发现，有的戟上镶有锐利矛头，即所谓的刺，但也有些戟并无刺。这批戟大多为三戈或两戈联装，身上铸有“用戟”或“行戟”的铭文，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它就是史籍上记载的五兵之一青铜戟。由此可知，所谓戟与戈的区别，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有枝兵”，而不在于像郭沫若所说的“有刺”。也就是说，一戈一矛结合为“有枝兵”，双戈或多戈结合的戟也是“有枝兵”。凡“有枝兵”者为戟，否则不是。如此而已。

卫墓出土之铜钩

辛村与戈同出土之角质钩

戟（从右至左为有刺三戈戟、三戈戟、双戈戟）

注释：

[1]《考工记》一书未题明成书年代、国别和作者姓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有不同看法。汉代郑玄注《考工记》时，只在标题下写了“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尔”之句，并未透露其他信息。唐孔颖达作疏时以为是西汉人作，贾公彦认为是先秦之书。清代学者江永认为是“东周后齐人所作”。及至今日，争鸣不休，形成了多家观点。但就目前情形看，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官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今天所见《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部分流传下来的篇章。《周礼》原名《周官》，分别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西汉时，“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取《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编排时改《周官》为《周礼》，故《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

[2]阮元《揅经室集》卷五，引《中国兵器史稿》，周纬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3]参见《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6月。

[4]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说戟》，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5]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6]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7]参见郭宝钧《戈戟余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出版。

[8]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9]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说戟》，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10]参见郭宝钧《戈戟余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