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惠王埋下的这把钥匙，就深藏在曾侯乙墓之中。

当气势恢宏、湮没2000多年的编钟，穿越云遮雾绕的历史隧道和滚滚风尘，再度于曾侯乙墓那幽深的地下宫殿现世的时候，考古人员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专家学者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以巨龙盘旋状耸立于墨绿色渊潭的青铜编钟，最下层中间部位的一件钟形体貌相极为特殊，整体健硕突出，显然是一个另类，与其他甬钟不能匹配。待擦去覆盖的泥水，在钟体的中间部位发现了一篇铭文。经北京大学古文字专家裘锡圭等释读，铭文共31字，释读为：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这段文字令现场发掘的考古人员与前来研究的学者隐约感到与楚惠王有关，有人依此推断，眼前这个大墓，很可能就是楚惠王的葬所。为此，发掘人员与相关专家之间因意见分歧而发生争论。当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著名专家顾铁符从北京来到现场时，面对这件特殊的镈钟和钟上的铭文，皆深感隐含一种秘密，但不能立即做出决断。后来，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内含的隐秘才得到破译。

镈钟上的31个字，说的是楚惠王为曾侯乙制作宗彝的事。释读可知，“隹王五十又六祀”，指这位王在位的第56年；第三句“楚王熊章”，即楚惠王。据史籍记载，楚国前前后后共有40余位王，在位超过56年者唯有楚惠王一人，而楚惠王的姓名正是熊章。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说明这套宗彝铸于这一年。

镈钟铭文

对于裘锡圭的说法，研究者既感到有其合理之处，也有未尽如人意之点。顾铁符在一次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诸多疑问：“楚惠王五十六年，惠王本人可能已经七八十岁了，而曾侯乙才四十几岁，而这位大国的老前辈给这个小国的年轻人送这样重的礼物，也是罕见的。在春秋战国之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化干戈为玉帛是有的，但楚国与随国关系的变化，似乎太突然，这究竟是为什么？楚国从武王时候起，至庄王三年止，把今湖北省境内的和河南南阳地区的小国，包括最强悍的庸等国，都已经灭掉。而单独把这一带最大的，又是姬姓的随国留在那里。从当时两国的力量来说，楚国比武王的时候已经增大了不知多少倍，比成王时候亦大得多了。至于随的力量，在‘以汉东诸侯叛楚’的时候，已经‘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从舆论来看，已经远比不上楚国了，当然更不用讲庄王时候了。明知力可以灭随，并且除随之外，周围的已经都被灭掉，而独不灭随国，是为了什么？”[2]

墓中出土青铜镈钟上的31字铭文

对于裘锡圭的观点和顾铁符的疑问，历史学家李学勤提出了不同见解并做了这样的回答：公元前433年，就是曾侯乙死亡之年。按李学勤的说法：作某人宗彝，就是制作祭祀该人的祭器，该人必然是已死了的，这是铜器铭文的通例。“返自西阳”应解释为报自西阳，古代称“报丧”为“报”。“反”和“报”两字在古书中常常互相代用。铭文中既说“返自西阳”，又说作宗彝奠之于西阳，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惠王制作了曾侯乙宗庙所用的礼器，在西阳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以享祀。这个墓出土的竹简也记载墓主下葬时，楚、宋两国曾来会葬，楚国自王以下都赠了车马等物，可以同铭文互证。那么楚惠王为何要制作一套镈钟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恭敬地祭祀曾侯呢？当时楚国称霸一时，决不会轻易地对一个小诸侯国给予这么高的礼遇，又为何迟迟不灭力量逐渐悬殊的随国？但如果曾即是随，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了。一个标志性转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伍子胥、孙武统率吴师伐楚事件。

李学勤在历数了公元前506年，吴师伐楚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决战，以及楚昭王奔随避难的故事之后，又说：“此后《春秋》一书中又出现了‘随侯’的名号。对此，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即中原各国）。吴之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估计曾侯乙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君的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3]

对于裘、李二人的不同意见，参加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的方酉生认为，若根据裘锡圭的说法，曾侯乙死年在45岁左右，估计他在位之年为30年左右的话，这样从楚惠王送镈钟到曾侯乙死年，早、晚可以相差30年，也就是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可以晚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个显然不太合适，因而李学勤之说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楚惠王这时已经在位56年了，加上他未在位之年数，恐怕他这时已经是一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按照常理，这样年迈的国王是不会轻易地出国的，尤其亲自到一个小国去。假如这种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最迟不会晚于公元前430年。如果按照裘锡圭的说法，楚惠王为什么在他如此年迈之时要去西阳，又为什么从西阳返回楚都后，马上要给曾侯乙作宗彝等，都不好解释。所以裘氏的说法可能性较小。

铭文中所说的“西阳”在哪里呢？学者曾昭岷、李瑾认为，西周末年居于南阳盆地附近的曾侯国，东周而后，不知何时迁到了淮水支流黄水附近，这里有个地名“西阳”，实即《曾侯钟》铭之“西阳”。《元和郡县制》载：“西阳故城，在今河南光山县西二十里。”西阳即曾国故都。

按照这一说法，曾国与现在的随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曾侯乙墓也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要埋在擂鼓墩了。还有学者考证认为西阳的位置在楚国都城鄀，即今湖北宜城附近。但方酉生对此表示不敢苟同，恰恰是因有了擂鼓墩古墓的发现，才足以证明曾（随）国国都西阳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随县县城附近。方氏说：“从田野考古发掘已经了解到，我国古代的王墓，一般都埋葬在国都附近相距不远的地方，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曾侯乙墓位于今随县县城之西北约2公里，随之大贤季梁墓在今县城东部约1.5公里处。而且据考古工作者通过钻探了解到，在擂鼓墩地下，还保存有200多座两周时期的墓葬，这个发现十分重要，因为这些都是国都具备的条件之一。众所周知，都城是生人活动的场所，墓地是死人的归宿地，两者是连为一体的。不是都城不可能在附近出现数量这么多而且重要的墓葬区。所以我认为曾（随）国的国都西阳位于随县县城及其附近。而且考古工作者已经在随县县城及北部发现有两周遗址，这就更加证明了这点。至于曾（随）国的国都为什么称为西阳？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做出肯定的答案，我的意见是否与位于涢水之北（水北为阳）有关系？但对“西”字还不能找到确切的解释。希望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4]

春秋早期方城内外略图（引自《楚史》）

从方酉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不同意铭文中的“西阳”在今光山县西二十里和今宜城附近之说，坚持“西阳”就是当今的随县县城，但只是推测，未能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有研究者承认方酉生的随县即“西阳”说，但对其赞成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即公元前433年又有别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人聪认为：钟镈的作用，既可宴享宾客，亦可祭祀先祖，这类乐器若陈列在宗庙里，也可称为宗彝。铭文中既说楚惠王为曾侯乙宗庙作彝器，可知曾侯乙已经死去。铭文的最末一句为套语，喻永持用享之意。由铭文的释读，可知此时的曾侯乙肯定已经死亡，死亡时间绝不会晚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但可能略早于这一年，下葬的年代当在这一年稍后。其理由是：“这件镈钟是楚惠王为曾侯乙宗庙作器，而非为送葬所作。只有在镈钟送到曾侯乙宗庙之后，曾国人才能从中取一件来陪葬。从铸造这样一整套大型的编钟，到送至曾侯乙宗庙，最后再取出一件入葬，这一系列事，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办成，恐非易事。所以，该墓的年代应以楚惠王五十六年稍后才较合情理，其上限当然绝不会早于惠王五十六年。”[5]

考古钻探发现的擂鼓墩墓群位置示意图（引自《关于擂鼓墩墓群》）

对于王氏的说法，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表示反对。有研究者不但同意李学勤、方酉生的观点，且还进一步考证出，曾侯乙的死亡时间就是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日，其主要依据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衣箱。这是解开墓主人死亡之谜的一把最为隐秘和玄妙的钥匙。

当杨定爱等考古人员决定清理曾侯乙墓东室时，无论是现场的专家学者还是围观的看客，其注意力和兴奋的焦点都集中到椁室中间那具小山一样的棺椁上，猜测棺椁是否安置刀枪暗箭，盛放毒气，以及尸体是否完好等等，对横七竖八或仰或躺分布的各种器物则没有多大兴趣。杨定爱从棺椁下悄悄掏出在观众看来最为“值钱”的金盏等器物，并秘藏于雷修所所长办公室的保险柜后，接着开始清理“不值钱”的“破盆烂罐”。就在这期间，清理人员从椁室的西南隅，一下搬出了五个大衣箱。衣箱皆木质，除编为E66号的衣箱为朱漆外，其他四件皆髹漆，绘以朱漆花纹，但纹饰各不相同。箱身、箱盖分别用一块大型整木剜凿而成。箱身呈矩形，内部剜空较深，便于盛物。盖呈拱形，内空较浅，顶部的两侧各凸出一个凹形鼻，以便抬扛，开启和翻置时可起足的作用。箱身与盖的四角向两端均伸出把手，把手中部周边刻有浅槽，便于扣合后捆缚和系绳扛抬。其中有四件衣箱的顶部阴刻铭文，一件刻有“紫锦之衣”，由此可知此类器物当为装盛衣服的箱子，故被称为衣箱。

清理时，因墓坑积水日久，五件衣箱皆饱浸泥水，有的已漂浮翻覆，盖底分离，箱内未见衣物。杨定爱等清理人员找遍了椁室，也未找到一点衣物残片，估计所盛衣物已腐烂如泥，加上连续抽水，衣箱浮动，腐朽物也随之像泥浆一样四散漂流，不可再见了。当时考古人员没有想到几件看上去非常普通的衣箱，会出自一座王侯的墓室，更不会想到成为名震天下的珍贵文物。

这五件衣箱之所以出现“埋藏千年没人问，一朝出土天下知”的奇观，自然不是木质优良和制造精美，而在于暗含的密码和历史隐喻。正是对其密码的成功破译和对历史隐喻的诠释，才使其身价万倍，为天下所瞩目。那么它的玄机奥妙在何处？经过专家分析研究，这一玄机奥秘就暗藏在衣箱盖的绘画之中。

注释：

[1]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载《文物》1979年7期。

[2]顾铁符在随县与曾侯乙墓发掘者谈话，整理后发表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2期。

[3]李学勤《曾国之谜》，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

[4]方酉生《曾侯乙墓的神奇之谜》，载《神奇的擂鼓墩》，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2年印刷（内部发行）。

[5]王人聪《关于曾侯乙墓的年代》，载《江汉考古》198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