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楚成王翻云覆雨地折腾了几十年，想不到晚境凄惨，竟弄了个被太子商臣指挥甲士围宫逼其上吊自杀的结局。之后，商臣即位，是为穆王，穆王卒，庄王即位。楚国入庄王时代，国力达到了鼎盛，史上所称的春秋五霸，其中之一便是楚庄王。[1]

庄王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出师灭掉了江汉平原的庸国；又三年，发兵攻宋，然后兵锋直指中原。楚庄王在位之时，除了给后人留下了“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或者叫“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寓言性典故外，还有著名的“问鼎中原”成语传世。《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八年，楚军攻伐住居在伏牛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水流域的陆浑戎人部落，前锋推至伊水与洛水之间，在周都的南郊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以向周室示威，胁迫天子，与周王室分制天下。继位不久的周定王面对这种狂妄不羁的举动，忐忑不安，心中没底，急忙派王孙满前往以慰劳楚师为名探个究竟。年轻气盛，不可一世的楚庄王不但不把周大夫王孙满放在眼里，反而问起周王室象征天子权力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分明要与周天子一较高下。面对骄横跋扈，不知天高地厚的楚庄王，王孙满义正词严地答道：“在德不在鼎。”楚庄王不知对方话中有话，仍不识相地说道：“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意即我不必依恃有九鼎来唬人，我们大楚国若把戟的尖端全部折下来，铸造九个鼎是绰绰有余了。

王孙满听罢，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话中暗含讥讽地对楚庄王道：“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一席话如刀似剑，一下击中对方的要害处，楚庄王如梦初醒，深知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问的“大道”。庄王面有愧色，遂打消了窥周室之鼎的念头，引兵离开周郊，转而攻打郑国，以问其背楚从晋之罪。楚庄王问鼎之典故，既表现了他的狂妄，同时也透露出楚国确实已经有了进入中原，以“观中国之政”的实力。想不到就在庄王对郑国进行一番武力教训和惩罚，率部归楚途中，家中却乱将起来了。

庄王见子越势锐，欲以计取，遂于翌日鸡鸣时分，下令退兵随国，并放出话来，欲以汉东诸国之众，以讨子越之师。子越探听得实，率众来追，楚军兼程疾走，已近随都。在涢水与?水交汇的岗岭丛林深处，庄王布下伏兵，只待子越师来。庄王弃车登上山冈的一个高台，在台上架鼓布阵，待子越师迫近，庄王以槌击鼓，伏兵四起，以虎狼之势扑向叛军。叛军远途追逐，早已兵困马乏，忽见王师鼓声震天，箭飞如雨，喊杀之声地动山摇，惊恐之中四散奔逃。楚将公子侧、公子婴齐分路追逐，直杀得尸首遍野，血染河川，子越战死，叛军迅即溃败，王师大胜。战后，当地人把庄王击鼓之处称为擂鼓墩——这就是随县郊外擂鼓墩名称的由来。

当著名的曾侯乙墓被发现、发掘之后，经考古人员钻探考察，高大的擂鼓墩土堆下面，埋藏着一座和曾侯乙墓不相上下的大型春秋战国墓葬。当年楚庄王所登的高台是否就是这座大墓的封土堆，不得而知，但庄王曾经在此用兵击溃过叛军当是可信的一个历史史实。

庄王大获全胜，传令班师，一路凯歌高奏，还于郢都。为防止叛将子越家族这个具有历史光辉和宏大人脉背景的血族卷土重来，再燃复仇的烈火，庄王不惜罪及全族，采取了格杀勿论，斩草除根的狠招，无论老幼全部斩首，若敖氏全族覆灭。只有当时在外的子越之子贲皇侥幸逃奔晋国，晋侯赏以苗邑，遂以苗为氏，称苗贲皇。在楚国漫长发展历程中，曾为楚国的勃兴做出过最大贡献，其辉煌的荣光令其他任何一个家族都难以望其项背，大有高山仰止之感的子越家族（若敖氏），就这样从楚国的历史上消失了。

叛乱平息，庄王重新抖起威风，置酒于渐台之上，大宴群臣，厚赏立功将士，妃嫔皆从，好不热闹。庄王在一群浓妆艳抹的风流美女的簇拥下，对众人曰：“寡人不御钟鼓，已六年于此矣，今日叛贼授首，四境安靖，愿与诸卿同一日之游，名曰‘太平宴’。文武大小官员，俱来设席，务要尽欢而止。”

群臣听毕，拜谢就座。庖人进食，太史奏乐，群臣推觚换觞，你来我往，狂饮不止。直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仍是群情激昂，尚未尽兴。庄王一看现场一个个豪言壮语，呈张牙舞爪状，知道酒劲已有八九分，若再有一二分即可灌倒一片，场面一定更加热闹滑稽。于是命秉烛再酌，同时命自己宠爱的许姬姜氏，走下台来遍敬众位文臣武将之酒，众将士不敢怠慢，俱起席立饮。忽然一阵怪风吹来，堂烛尽灭，左右一片茫然。席中有一大汉见许姬貌美，早已垂涎三尺，心乱手痒，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如今见烛忽灭，酒壮色胆，踉跄几步，一把搂住许姬的脖子，像提小鸡一样将其提起来强行对嘴，夜色中发出“滋滋”的声响，如同驴饮。许姬芳唇突遭强啃，惊惶失措，嘴里发出“呜呜”之声，摇头挣扎，无意中右手摸到了对方冠缨，用力一拽，缨绝。正啃在兴头上的**感觉冠缨脱落，知其事大，惊惧松手，许姬趁机手篡冠缨，猫腰弓背，“扑扑棱棱”鸡越丛林一样从众醉汉中快速逃脱，循步到庄王之前附耳奏曰：“妾奉大王命，敬百官之酒，内有一人无礼，乘烛灭，强牵妾袖。妾已揽得其缨，王可促火察之。”

庄王听毕，急命掌灯者：“且莫点烛！寡人今日之会，约与诸卿尽欢，诸卿俱去缨痛饮，不绝缨者不得饮。”

众人听罢，随着一片乌乌嚷嚷的嘈杂之声，皆去其缨。未久，灯烛燃起，许姬姜氏已不能指出搂住自己脖子强行亲嘴狂啃的莽汉究属何人。

席散回宫，许姬颇有怨气地对庄王撒娇道：“妾闻‘男女不渎’，况君臣乎？今大王使妾献觞于诸臣，以示敬也。而那个不识相的，竟像抓野鸡一样强按我的脖子图谋不轨，而王不加察。如此做法，何以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成何体统？”

庄王瞪着醉意朦胧的眼睛看了看这位爱姬一副委屈娇嗔的神态，大笑曰：“此非妇人所知也！古者，君臣为享，礼不过三爵，但卜其昼，不卜其夜。今寡人使群臣尽欢，继之以烛，酒后狂态，人情之常。若察而罪之，显妇人之节，而伤国士之心，使群臣俱不欢，非寡人出令之意也。”

如此一番教训，许姬莫之辩，只好闭上差点要了那个多情加失态的**一条小命的嘴巴。

此事后来传出宫外，世人名之为“绝缨会”。汉代刘向在《说苑·复恩篇》（卷六）及其他史籍中皆有记载，惜未论及冠缨的具体形状、大小尺寸和制作原料，遂使后人只能凭空想象，理解和猜测多有歧义。有人说当时的冠缨就是现代京剧中所看到的杨宗保、穆桂英或《十二寡妇西征》中，杨门女将盔头上插的像羚羊角一样的饰物。扮演武将的盔头有几个样式，一般都属于硬胎类，如夫子盔、霸王盔及帅盔等。盔上缀有绒球、珠子作为装饰品，帅盔上带有两条长长的羚羊角，北方普通民众称为蜘蛛羚，行内称缨子。帅盔就是元帅戴的盔头，这个“缨子”就是“绝缨会”中冠缨的演化，或者就是当年冠缨的再现。因为现代人看到的京剧是从徽调演化发展而来，安徽是楚国的地盘，寿春还一度成为楚国后期的首都，楚风流传不绝。尽管当年楚庄王与他的一般武将所戴的冠缨形状文献失载或失传，但凭其在民间代代口传心授，这个名称和形象还是被后人心领神会，并应用于新的实践之中，并且较完美、艺术地应用到舞台之中，成为独特的服装道具。

京剧《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形象

这一说法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主要原因是著名的徽班进京，最早发生在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时乾隆皇帝要庆祝八十大寿，特召当时的“二黄耆宿”高朗亭率三庆徽班和其他各种戏班进京演戏。演后戏班仍留在北京进行民间演出，大受欢迎。随后便引来了“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三和”各徽班相继进京演出。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史上号称四大徽班。当年徽班唱的主要是徽调，由最早的徽班进京到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京戏形成，其间经过了谭鑫培等艺术家无数次的改造和加工。当年徽调艺人的盔头与后来的京剧盔头并不一样，因而不能说现在京剧盔头上插的两根羚羊角就是楚庄王时的冠缨形象再现。这个羚羊角有一点冠缨的影子是可能的，但绝不是当年冠缨的再现或复活。因而，关于楚庄王绝缨会的冠缨形象问题，在学术界成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悬案。直到1978年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才解开了这个久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谜团。

考古人员在古墓东室棺椁内墓主下颌处，发现了呈卷折状放置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杨定爱等人在室内进行了清理、保护。这件挂饰器身完整，呈青白色，长方形，共分16节，各节大小不一，均透雕成龙、凤形或璧、环形。通长48厘米、宽8.3厘米、厚0.5厘米。器形整体看上去是一条长龙，每节刻龙凤蛇，实为古代玉雕艺术的杰作，在中国现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清理人员见如此美丽又特别的一件龙形器物出土，颇为惊奇，纷纷思考它的用途。有人说这个东西的位置在墓主头部下颌处，应该是帽子上的饰物，或者是帽带一类的东西。有人当场予以否定，认为纯是胡扯，这个东西由大小十几节构成，形体如此长，体量如此宽，分量如此重，何以能作为帽带来用？即是在京剧舞台上，将帅们弄这么一根帽带吊在脖子下面，像根从海里捞出的大带鱼一样，左突右晃，很难表演武打动作。正当各方观点争持不下之时，有人提议请资深考古学家顾铁符前来观看并表示意见。顾氏被程欣人请到发掘驻地清理室，对棺椁中的器物和尸骨做了详细观察，联系文献中“楚庄王绝缨之会”的记载，认为这就是被许姬“绝缨”的玉缨，也就是帽带。顾铁符说道：“我看就是帽子上的缨，古文献里有过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说文》也说过：‘缨，冠系也。’由此看来这个东西就是系冠的缨。”

顾铁符此言一出，众人一时无语，但坚持不是冠缨的一派人员稍后又向顾铁符发难，其理由是帽子的系带一般都结在颏下，颈之上，即靠近咽喉的部位。而这一串玉饰由16节组成，宽窄不一，两边不齐，还有棱角，要是把它绕在颏下，颈之上的话，不但颏下很不舒服，而且会妨碍头的活动，根本无法实施。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与所谓的冠缨没有一点关系。

对此问难，顾铁符没有当场反驳，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回去查查文献，好好琢磨一下，一定会找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供众人参考。事后，顾铁符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番仔细考证，认为是玉冠缨无疑，并专门著文发表了这一观点。文中说：“古人戴帽时，缨的位置比我们现在结的帽带子要靠前一些，就是在下颌的前端，正当颏的位置。在出土的战国到汉代的帛画、壁画、画像石和画像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确实是如此。用玉制的缨，正因为托住下颌，即使缨稍宽一些，甚至有点参差不齐，亦不至于颊下有太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妨碍头的活动等等。所以缨用玉制，与实用没有什么矛盾。”[2]这个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后来湖北省博物馆编写的《曾侯乙墓》报告中称：“从墓主棺内随葬品分析，墓主戴帽入葬，似属可能。因为有些被置于墓主头部及其周围的随葬品，很可能是帽子上的装饰品。因此，‘玉缨’之说，似有一定道理。”但这个玉佩饰是否就是绝缨会中楚庄王的将军们所佩戴的那种类型，尚无一定结论。或许这是当时楚国君臣专门用于礼服上的一种佩饰，只有出席礼节性的重要集会才可佩戴，平时穿戴的是常服，作战时穿的是铠甲之类的戎装，其性质如同后来军队高级将领的礼服和身上披挂的绶带一样。不过当年绝缨会上被许姬扯断的冠缨是否就是玉料制成的，尚无充分的证据，或许是革或木一类的材质制成也未可知。要得到彻底证实，还需要依靠未来的考古发现。

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全器展开长48厘米，先用5块玉料分别套雕成16节，再用3个活环及一个玉销钉将5件连接成串，可活动卷折，全器共雕刻出37条龙、7尾凤及10条蛇，千姿百态的龙、凤、蛇栩栩如生，还有凤爪抓蛇的生动画面。综观全器也是一条龙，第一节为龙首，其高超的设计和雕刻技巧令人惊叹不已，实属罕见的艺术珍品）

这件挂饰的论证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只是当年楚庄王的绝缨会上发生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因郑从晋未肯服楚出师伐郑，命连尹襄老为前锋，三军将士一路浩浩****杀奔荥阳，突入郑地。襄老部将唐狡主动请缨说：“郑小国，不足烦大军，狡愿自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为三军开路。”襄老闻听颇为感动，为壮其志，许之。

唐狡率部一路前行，与敌力战，有御敌者辄败，兵不留行，每夕扫除营地，以待大军。庄王率三军一路前进，未曾遇到一兵之阻，一日之停留。庄王怪其神速，高兴地对襄老道：“想不到老爱卿宝刀不老，老当益壮，勇于前进如此迅猛，令本王惊叹不已。”襄老对曰：“非臣之能，乃副将唐狡力战所致也。”庄王听罢，即召唐狡，欲大加厚赏。唐狡揖首拜曰：“臣受君王之赐已厚，今日聊以报效，敢复叨赏乎？”庄王颇为惊讶地说：“寡人未尝识卿，何处受寡人之赐？”唐狡再拜曰：“绝缨会上，牵美人之袂者，即臣也。蒙君王不杀之恩，故舍命相报。”庄王闻听，怔愣片刻，长叹一声说：“嗟乎！使寡人当时明烛治罪，安得此人之死力哉？”遂命军正记其首功，一旦平郑，将加以提拔封赏。唐狡走后对身边的友人说：“吾得死罪于君，君隐而不诛，是以报之。然既已明言，不敢以罪人徼后日之赏。”当夜即出走军营，不知所往。庄王听到部下告之实情，叹了口气，既怜惜又满怀敬佩之情地说道：“真烈士矣！”于是三军进发，剑锋直指郑国首都。

是役，楚军大胜，郑君降，复归楚。自此，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关而东突，中原诸国则唯楚人马首是瞻，庄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一跃而居春秋五霸之首。

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年仅四十余。子共王审立。共王之后又经历了康王、郏敖、灵王等几代王侯。灵王十二年，楚公子比自晋归，攻入楚都，楚灵王被迫自缢。公子弃疾旋又杀死公子比而自立，是为楚平王。这一年是公元前529年，也正是从平王始，埋下了君臣相残，伍子胥引吴师复仇，楚国倾覆的祸根。

注释：

[1]关于春秋五霸，说法不一，通常以《春秋》为准，即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另据《白虎通·号篇》以昆吾、大彭、豕韦、齐桓公、晋文公为五霸。同书又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阖闾为五霸。《荀子·五霸篇》和《吕氏春秋·当染篇》则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阖闾、勾践为五霸。

[2]顾铁符《随县战国墓几件文物器名商榷》，载《中国文物》（画报），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