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含有未来的东西，擂鼓墩古墓所采用的填土方式，与顾铁符所说的信阳楚墓完全相同，尽管有了盗洞的干扰，但墓中文物特别是众多的青铜器，还是完好如初地保存了下来，此次出土的庞大编钟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信阳楚墓出土的编钟，与擂鼓墩古墓出土的编钟相比，无论是数量、形体，都没有如此之多、如此之庞大，且铸造工艺也远没有这套编钟精致完美。只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编钟生不逢时，没有赶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既然信阳楚墓出土的编钟能够演奏远古的曲子，黄翔鹏、王湘等音乐专家深信眼前的这套编钟演奏古曲就更不在话下，且产生的音响效果一定要比信阳编钟好得多。于是，随县文化馆大厅内，王湘等人在文物展出负责人郭德维的陪同下开始测音。由于白天编钟要展出，只能等到晚上观众散去之后方可进行，但上半夜四周嘈杂，难以测准，只有等下半夜才能开始。在擂鼓墩古墓清理时，考古人员在编钟钟架旁发现了6件呈T形，通长62厘米的木槌，两根茶碗般粗细，长达215厘米的木制撞钟棒，只是当时木槌与木棒分别浸在泥水中，清理者并未立即认识到它的用途，直到在县文化馆测音时才突然想起。惜出土的钟槌经过千年泥水浸泡已不堪用，测音人员便用自己携带的橡皮头小槌击奏上层的钮钟和中层甬钟，这样既不会改变钟体的频率，又避免了使用木头钟槌的碰撞噪声对仪器干扰。据在场的考古人员回忆：“编钟敲响后，那种非常透明，透明得像水滴一样的音色，还有它那绵长的余音，一下把大家都镇住了，真是太美妙了，美妙得有些不可思议，像在梦中一样。随后大家就一鼓作气，测试其他的钟，发现上层的小钟清脆明亮悦耳，中层的钟比较圆润。也就是这次测试，解决了在音乐界某些大腕颇为怀疑的“一钟双音”的悬案。[1]

在测音过程中，王湘等人发现每件钟正鼓、侧鼓部位有不同的标音铭文，敲击这两个部位，击发出来的乐音也不相同，而且同一件钟两个不同部位的乐音，基本都是相差三度左右。当时在场的黄翔鹏激动地喊道：“妙，妙极了！又一套双音钟，小三度呵！”

在此之前，黄翔鹏、王湘等人曾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组织率领的一个民族音乐调查小组，到陕、甘、晋、豫四省进行过一次先秦音乐文物测音调查活动。在历时三个月的历程中，搜集了一大批田野考古发掘新材料，并从出土的先秦编钟身上，发现了典籍没有明确记载的奇妙情况——一个编钟居然能发出两个乐音，即隧部（口沿正中）可以敲出一个乐音，鼓部（口沿两旁）也能敲出一个乐音，侧鼓音比隧音高出一个小三度。对此种新奇现象，音乐专家称其为“一钟双音”，此类钟又命名为“双音钟”。调查结束后，黄翔鹏草成了一篇题为《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的论文，其上半部在《音乐论丛》1978年第1期公开发表，并鼓吹这种一钟双音的现象是中国音乐、声学、铸造技术史上一项了不起的伟大创造云云。这一别开生面的说法立即在音乐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音乐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编钟是体鸣乐器，靠的是板振发音，一个物体何以会发出两种不同频率的乐音呢？当年音乐专家对信阳楚墓出土编钟进行测试时，曾有这样的结论：“十三个钟测定之后，依次将它们的音名及音分差记录下来，并经过换算，求出它们的频率。……附带要提出的是，在测每一个钟的时候，我们除了敲打鼓的部分之外，也敲打了它的钲的部分。经闪光测音机指出，敲每一个钟的鼓和它的钲，所发出声音的音高是一样的。”[2]

当测试人员敲击中层的大钟特别是下层编钟时，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橡皮槌敲上去如同一堆棉花套撞在碾砣上，或如下雨天人在泥泞中行进，只有“噗噗”的闷响，而无清脆悦耳的声音传出。按照理论推断，下层编钟发出的声音应该更加洪亮雄浑才符合规律。测试人员加大力气敲上去，仍是软绵绵的闷响，而测试仪器上显示的数据与上层小钟相差无几，甚至还不如。众人深感迷惑，不知问题出在何处，有人认为橡皮槌毕竟弹性较大，根据信阳楚墓出土编钟的演奏方法，应该用木槌敲击，而擂鼓墩古墓编钟旁侧，同样出土了木槌，由此可见需用木槌敲击方能奏效。因出土的木槌质地已朽，不堪重用，于是有人找来一根与木槌同样粗细的小木棒重新敲击。当敲击中层的大钟时，效果稍好一些，再敲击下层的大钟，虽无棉花套撞石头的“噗噗”之声，但也只能发出“咚咚”的沉闷低沉的声响。出于对文物安全的考虑，测试人员不敢再随便找东西敲击，大家四顾茫然间，沉浸在酷暑中满头大汗连续作业的王湘说道：“是钟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按理说这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还有别的敲击工具没有发现？”

王氏的话一出口，一下提醒了身边同样感到困惑的郭德维，郭的脑海里立即显现出在墓坑清理时，依靠在钟架上的两根两米多长的木棒。当时大家以为此棒是下葬时为了固定编钟，防止倒塌而专门增设的两根支撑柱，其作用像顶门棍一样，只是后来因水的流动而使其移动了位置，看不出支撑的原状了。当郭德维与其他考古人员欲拆卸编钟时，一个年轻队员手拿木棒正准备向外传递，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手中的木棒顺势撞上了下层一口大钟，随着“咣当”一声响动，整个墓坑四室的清理人员都惊异地抬起头，为这件大钟的安危捏了一把汗。当时负责清理的郭德维在将年轻人训斥一顿的同时，仔细查看了钟的各个部位，发现并无异常。正是通过对此次事件的回忆，郭德维蓦然意识到，依靠于编钟架上那两根茶碗口般粗细的大棒，并不是什么支撑柱，很可能就是用来敲击下层编钟的大型钟槌，或者叫撞钟棒。想到这里，郭德维到文化馆院内找来一根粗木棍，将上面的尘土擦拭干净，轻轻地朝悬挂着的一件大钟口缘叩了一下，一种浑厚的声音立即传了出来，众人眼睛为之一亮。在大家的鼓动下，郭德维两手攥紧木棒，大着胆子用力向大钟的鼓部撞去，“轰”的一声，洪亮浑厚的声音顿时响彻了大厅，众人神情为之一振，测音仪上立即显示出高于此前近一倍的数据。一直在旁观察的王湘兴奋地喊道：“出来了，出来了，这次声音算是真的出来了！”

“这么大的钟，用小东西怎么能撞得响呢，看来非得用这样的家伙撞击不可呵！”现场有人附和道。“这个事还是要慎重点为好，弄不好会把钟撞碎，那事情可就大了。”也有人当场表示了不同看法。

因涉及文物安全，谁也不能轻易做出结论，更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当天夜里，郭德维又用木棒试探性地撞了两下，便不再动作。第二天，关于下层编钟是否非用大棒敲击的问题，由郭德维提出，谭维四召集考古人员和音乐专家来到县文化馆大厅共同研究探讨。有人认为必须用橡皮槌，有人认为用铁棍砸，有人根据典籍中所称的“金石之声”，断定非用石头敲击不可，否则所谓的金石之声从何而来？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时，郭德维令一名参加展览的年轻考古队员，到驻地临时仓库把两根从墓坑中室清理出的木棒扛到现场。郭指着木棒说：“我认为非用这个东西敲击不可，否则无法解释这两根木棒为什么依靠在编钟架上。”

撞钟棒与钟槌

众人围上前来，对两根茶碗般粗细的木棒详细查看起来。只见两根木棒形制一致，通体黑漆为地，并绘有三角雷纹和雷纹，两端经修削，近多棱柱体，中部36厘米长的部位略微内收，似是专为人手把握所特制，棒身下端底面有撞击留下的痕迹。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用铁棍砸，石头敲都是不对的。”有人看了之后开始附和郭德维的说法。

“这可是珍贵的文物，不是小孩子戳尿窝，你说是就是，有什么证据？与编钟一起出土的东西多了，是不是都可当作敲钟的东西来用，这个不能稀里马虎，拿文物当儿戏，一定要慎重。万一弄出乱子来，我看要吃不了兜着走。”有人给现场刚刚兴起的热情当头泼了一顿凉水，搞得大家昂起的头又一个个垂了下来，左右环视，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在旁侧默不作声的谭维四蓦地想起了什么，有些激动地大声喊道：“杨定爱，你去仓库把那个鸳鸯漆盒给我取来，速去速回。”杨定爱不知这位考古队长布袋里耍的什么戏，也不便多问，站起身出了大厅，搭了一位领导停放在院内的吉普车，向驻地疾驶而去。

注释：

[1]后来，作为音乐考古学家的冯光生专门对颇为神奇的“一钟双音”现象做了研究，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将其分为“原生双音”“铸生双音”“铸调双音”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自然存在、有意获取、精确调制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曾侯乙编钟的双音技术属第三个阶段的巅峰时期，几乎达到该技术的极限。从编钟的钟腔可以看到：相对侧鼓部有一条明显的“音脊”。此时的工匠不但掌握了这一最为敏感的调音部位，而且以加厚和减薄并用的办法来调节钟的双音，如此方法，可谓是古代音乐史上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天才的杰作。

[2]王世襄执笔《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

[3]鉴于擂鼓墩古墓出土编钟的事实，黄氏论文的下半部于《音乐论丛》1980年第3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