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王冶秋的指示，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立即组织专家赴随县协助工作。国家文化部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的保护专家胡继高、张贻义、徐娟娟；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专家黄翔鹏、李纯一、王湘、吴钊、王迪、顾国宝；北京大学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李家浩，以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石泉等历史学专家，陆续抵达随县擂鼓墩古墓发掘现场，对最为紧迫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先行保护和研究。

7月1日，在随县文化馆举办的“’78随县擂鼓墩M1古墓出土文物展览”正式开幕。

早在6月9日，在省、地、县领导人与部分考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当王冶秋毫不含糊地提出古墓出土文物不能分散，且一定要拉到省博物馆保存、研究这一在当时最为敏感的意见后，与会的襄阳地区与随县领导人颇感不快，当即提出这是在随县土地上发现发掘的古墓和出土文物，如果全部拉到省里，作为随县的领导者无法向当地人民群众交代，而当地群众在感情上恐怕也无法接受，最好的办法是在随县擂鼓墩修建博物馆，把这批东西原地保护、研究。王冶秋听罢，当场表示反对，说道：“这批文物如何保存，要等省委研究。我的意见，可以将墓坑在现场保存起来，把一些小棺放在墓坑内，墓坑上面盖个保护棚，里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在墓坑旁边兴建一个文物陈列室，展出文物图片和复制品，将来作为一个参观点就可以了。”

对方一看文物留在当地无望，建博物馆同样无望，仍不甘心地争辩道：“文物不分散当然是对的，像编钟一套65件，不可能这里放10件，那里放20件，但也不是所有的文物都不能分散，像出土的漆兵器、铜器等器物那么多，挑几件不太重要的，放在随县陈列一下也是可以的，为什么非要全部拉走，寸草不留呢？这不让随县人民太寒心了吗，广大人民群众怎么会答应呢？”

王冶秋解释道：“我也不是说拉走之后就永远放在省里不运回来了，只是现在文物刚出土，急需清理保护，许多问题还没弄清楚，随县没有这个条件保护和研究，所以就现在情况看，必须先运到省里去。等相关的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发掘报告出版了，随县具备了保护研究条件，也可以运回来。”王冶秋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面朝潘振武说道：“但这要看省里领导同志的意见，潘书记，你看这个意见是否合适？”

潘振武当场点头表示：“我看是可以的。”

随县方面领导人一看这种阵势，知道自己再争下去是白磨嘴皮子。于是，调整战略战术，以退为进地应变道：“这个墓的名声已经出去了，现在社会上传言不少，有的说挖出了金头，有的说挖出了金马金人，金马还会跑，金人还能开口说话。总之，什么离奇的传言都有。面对这种情况，考古队不能把东西悄没声息地拉走，必须给随县人民一个交代。在拉走之前，要把这个墓出土的东西拿到县文化馆大厅亮一亮相，也就是说办个展览，让群众过个目，看一看都挖出了哪些东西，做到心中有数，对社会上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否则，县里领导不好向人民群众交代。”又说：“既然文物拉走是顾大局，我们同意，但也不要遗漏了小局。文物拉走后，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运回来，希望省里复制一套送我们，特别是编钟。否则，擂鼓墩现场只有一个墓坑和几口破棺材，一点复制文物没有，即使是建起陈列室，也没的可看，价值也不大。”

针对这一要求，王冶秋表示理解，说：“文物复制的事，省文化局、省博物馆要认真研究，给予交代。”潘振武接着说：“当文物清理出墓坑后，可以在县文化馆办个展览，让群众看一看，这样也算是对随县人民、驻军和方方面面给予的支持有个交代。”对此，王冶秋表示同意，并指示要抓紧办，在时间上不要拖得太长，否则对文物保护极其不利。[1]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考古队把精选的出土文物陆续运往县文化馆大厅展览，并于7月1日正式接待观众。为防止再次出现擂鼓墩发掘现场一拥而上，挤倒雷修所营区围墙的混乱局面，本次展览采取了有组织进入的方式。据当时的记录显示，参观者空前踊跃，络绎不绝，仅上午两个小时，就有1000多人参观。因此次组织严密，防范有术，没有发生墙倒人伤的恶性事件。

对外展出的器物大多为质地坚硬，不易损毁的青铜器和玉器，像容易脱水变质、腐朽的漆器，以及从北室清理出土的竹简等均没有参展，仍保存在临时库房内供前来的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等人研究、释读。黄翔鹏等音乐专家正在为青铜编钟、石编磬和出土的皮鼓、瑟、琴、排箫等鉴定、测音，最关心这批埋藏千年的乐器是否还能发音，音乐性能如何。而作为古代众乐之首的青铜钟，在宫廷演奏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主导地位，这套前所未见的大型编钟是否还能发音，音质如何，演奏方式怎样进行，则成为研究人员最为关心的问题。鉴于编钟的声势早已传遍四方，被描绘得神乎其神，观者无不想一睹为快，考古人员不得不将钟架放在仓库，把悬挂的65件大小不一的青铜钟运往文化馆展出。于是，黄翔鹏等人的工作也只好由工地仓库转到文化馆内进行。

长台关楚墓外木椁平面草图（引自《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

在擂鼓墩古墓发现编钟之前，中国地面上已经出土过十几套大小不一、或全或残的青铜编钟，如长治十四号墓出土一组8件；新郑古墓出土了两组，一组为10件，一组为9件；寿县蔡侯墓出土了三组，一组为8件编镈，一组为12件甬钟，一组为9件钮钟。经音乐学家测试，以上古墓出土的钟镈，一部分不但能发音且能演奏，如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13件编钟即是较为成功的一个范例。

1957年2月，在河南省信阳以北约60里的长台关，一帮农民在打井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同年3月至5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了发掘。据发掘简报称：此墓葬坐西朝东，外木椁略作方形，东西长8.44米，南北宽7.58米，共分7室。从墓葬形式及出土遗物等各方面判断，为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其规模宏大，为同一时期在长沙发现楚墓的七八倍。墓主姓名不详，墓中除了棺椁完好，还出土了一大批保存完好的漆器、木器、陶器、玉器、竹简和许多包括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器、马器和配装在木器、漆器上的零件类青铜器。墓葬前室贯通南北，宽约7米，深约2米，在此室南半部发现了青铜编钟和瑟等一批乐器。由于此墓出土器物之多，保存完好，引起轰动，一时观者云集，各路学科的研究者纷至沓来。

同年6月，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派专家对出土的13件编钟进行调查、测音和录音，据参加人员王世襄执笔的报告说：根据形制和铭文，似乎可以肯定这套编钟是春秋时物而埋葬在战国的楚墓中。在与编钟同墓出土的28片完整的竹简中，有一片记载着钟的数目。这套编钟与竹简记载的数目相符，至少可以证明这套编钟在放入墓室以后，并无短少，是近年出土编钟中最完整的一套。“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套编钟的完好程度。它们不仅没有伤裂，连轻微的侵蚀锈片也找不到。在各钟身上，只浮遮着薄薄一层黑色的氧化（或可能是一种炭质）表面。这层表面还掩盖不住下面金黄色铜质的光泽。由于这套钟的铜质几乎没有变，因而它的声音可能变化不大。”与这套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敲钟的小木槌，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先秦时代敲击青铜钟的器具，对揭开古代乐人敲钟工具和姿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测音时的情况（引自《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

在信阳楚墓编钟出土之前，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战国“刻纹燕乐画像杯”。从这件画像摹本可以看出，后面的左侧有一人跪坐在鼓瑟，右边有一人跪坐在编钟前做敲钟状，钟架上挂钟4件。前面的人，或手持鼓槌敲鼓，或翩翩起舞，整个画面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敲钟人手里握的槌棒是什么材质制成的，若编钟超过4件是否还保持如此姿势，不得而知。调查人员通过对信阳出土的编钟实际进行测试，认为：“钟槌作丁字形（柄长53厘米，断面呈扁圆形。槌头长9厘米，断面略作扁方形但无棱角），与战国铜壶上（故宫博物院藏燕乐渔猎壶）作乐人手中所持的钟槌非常相似。两槌一个已断折，一个尚完整，但木质糟朽已不能再用它来敲打。经过审视，钟槌的原来木质是用较松的木料做成的，我们也用河南当地所产的木质较松的楸木，试行仿制。”又说：“根据钟架的高度和宽度，及两个木槌的形式和长度，我们可以相信古代乐人在演奏时是席地而坐或跪在地下敲打的。由第一个钟到第十三个钟，相去约两米。假设作乐人跪在钟架前面的正中，两手各执一槌，两臂伸展，则他所能打到的区域，将超过两米。所以他是可以自如地进行演奏的。”

战国铜器“刻纹燕乐画像杯”上的画像

最后，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我们现在可以相信目前所能听到它的声音，与它原来的声音，可能没有多大区别，因而它是研究古代乐器及乐律最理想的材料。”[2]

对于这一结论，曾参加信阳楚墓发掘指导工作的顾铁符说：“这一组编钟，据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精密的测量和测音的结果，认为音阶相当正确，只有第十二枚与十三枚之间，无论钟的大小和音阶，都相差比较大，可能在随葬到墓里去之前，已经缺掉过一枚了。”结合铭文和编钟的大小排列形式，顾氏认为“这一组编钟应有的数目，为十四枚”，[3]而不是墓中埋葬的十三件。对于顾氏这一说法，王世襄等音乐研究人员认为：“仅凭这些现象作为论据，进而推断这套编钟原来不止十三个是远远不够的”，[4]只能作为一种存疑提出来供研究者参考而已。

在探讨中，就墓中器物保存完好的原因，顾铁符认为：“长期埋在地下的铜器，能保存得这样好的，除了信阳这一批之外，也只有在战国楚墓里才能见到。根据近年来长沙考古发掘工作中的经验，对战国楚墓里铜器的保存，有两种绝不相同的情况：一种墓是用原地的土填的，（发掘后）绝大部分已经看不见棺椁的痕迹，竹、木、漆器及人骨架也全部腐朽，铜器埋入从上面掉下来的填土里。这一种墓里的铜器，除了镜之外，都保存得非常差，表面变成深灰色或翠绿色，薄的甚至变成半透明体，质地很软，有时触手即毁。待到干燥了以后，比较硬些，但还常常不断地风化。另一种墓在棺椁的周围填有很厚的黏土（就是长沙人所说的白膏泥），棺椁及竹、木、漆器等保存得比较好，甚至于很完整。铜器在木椁里面，除了一般表面有一层黑灰之外，绝大部分质地坚硬，声音清脆，铜质不变，和没有入过土的一样。铜器在墓里之所以能保存得这样好，对楚墓发掘有经验的人认为与用黏土来填椁的周围有关，并且填得越厚越好。黏土的颜色也有区别，一般带黄色的比较差，白色的比较好些，而以呈青灰色的为最好。信阳楚墓在椁的周围填了一米左右厚的黏土，这种黏土的颜色也正是呈青灰色的。这可能就是墓里铜器和全部棺椁、随葬物保护得这样好的原因。”[5]

正是由于信阳楚墓出土编钟完好无损，且能演奏出当年那种优美的旋律，当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时，在天空轨道中运行的卫星传出的《东方红》乐曲，就是信阳编钟所演奏。

注释：

[1]《王冶秋等领导同志讲话记录》，湖北省博物馆档案室。

[2]王世襄执笔《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

[3]顾铁符《有关信阳楚墓铜器的几个问题》，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

[4]王世襄执笔《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

[5]顾铁符《有关信阳楚墓铜器的几个问题》，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