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室主棺的文物与墓主的骨骸全部取出，尽管没有见到完整的古尸，但出土的文物仍令人兴奋，众人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其他几个椁室之中。

6月9日上午，受潘振武、邢西彬等省领导邀请，王冶秋与发掘人员进行了座谈，就擂鼓墩古墓的发掘与相关的事宜发表了如下意见，特别是对文物如何分配问题做了明确指示，这个谈话对出土文物最终被运到武汉湖北省博物馆保护和保存，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王冶秋说道：

这次发掘工作很重要，墓的规模很大，文物保存很完整，这是过去少见的。墓内的文物很丰富，许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我看过的古墓不下1000座，但这个墓内许多东西还是不认识。乐器这么多，几乎吹、拉、弹的都有，特别是那套编钟，60多个，是音乐史上一次空前的发现。铜器上的铸雕花纹，手工工艺达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还有许多兵器、竹简。发现的弹簧很了不得。[1]往下清理，可能还有不少重要文物。

大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初步看来，墓葬的年代属春秋战国之际。“国家文物局八年规划”中提出，要研究解决我国历史上两个过渡的历史阶段，一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一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个墓正处在春秋战国之际。毛主席讲，这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看来这个墓对说明这一历史问题有重要价值。一般说来，奴隶社会是杀殉，一杀就是好几百人，而这个墓是赐死，被赐死的人不会是重要人物，可能是死者生前的乐队。赐死后用了棺葬，这比奴隶社会用杀殉是一个进步，但还是要殉人的，这可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现象。关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问题主要是夏代。商代以前出过不少东西，应该有夏代的，但有的人就是不承认，因为不是他自己发掘的。

王冶秋（中排右一）听取相关发掘人员汇报并发表出土文物保护和去留的意见

这个墓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墓主人到底是谁？有的说是楚惠王，有的说是曾侯乙，可以百家争鸣。还有，墓主人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还是新兴地主阶级，很值得研究。铜器铭文和竹简上的文字，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清理完后，写出发掘报告，尽快出书。要把电影拍好，把资料做全做细。将来，这个墓要向全世界公布，电影在香港一放，就要轰动世界。

发掘工作要做细，要善始善终。马王堆的发掘工作，中央很重视，总理要求一天做两次汇报。发掘马王堆轪侯时，由于墓坑破坏得很严重，里面有国民党的弹片，大家以为没有文物了，最后仔细清理，就发现了“长沙丞相”和“轪侯之印”的图章，这样就解决了马王堆墓葬的年代和墓主身份问题。因此，工作一定要做细，要把墓底认真清理一下，看有没有图章。竹简和铭文要认真清洗研究，文字和图案临摹下来，还要即时照相。编钟要请音乐研究所和乐器厂来测音，经过测音后，可能会演奏出很好的乐曲。兵器要请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室来研究。所有骨头都要鉴定一下，看是男性还是女性，有多大年龄，我看墓主可能是男的。

可以搞文物复制品换外汇，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文物复制水平跟不上，钱给人家赚了，香港一些旧货和复制工厂搞得很快，利用我们的文物去赚钱。澳大利亚利用我们的文物资料搞复制赚了60多万澳币。香港今年是马年，对马很重视，非要买我们的马踏飞燕（即“马超龙雀”）。做一件马踏飞燕的成本只要1000元港币，但可卖2000元港币，我们就是不大量生产。

这个墓的文物资料很重要，要运到省里去集中整理研究保存。完整的资料要完整地保存，不要东放一点，西放一点，搞得东零西碎的，把文物搞分散了。编钟65个是连续的，是一套，兵器也很完整，都不要分散了。文物整理好了以后，可以调北京展出，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但是，展出后，还是要还到省里来保存。总之，在随县保存墓坑，搞个文物陈列室，出土文物要运到省里集中保存和展出。将来外宾在省里看文物，到随县去看墓坑，外国搞考古的总想看墓坑。

省里和随县是不是要搞一个这个古墓的博物馆？我看不一定都要搞，但革命纪念馆可以搞，毛主席、董老都曾多次来湖北……但也不要搞得太多。有的地方把主席走过的路住过一晚的地方作为“路居”纪念馆来搞，不一定合适。我们不要把纪念地搞庸俗了，还是搞那些与重大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有关的地方，有的搞馆，有的搞碑，湖南省有的纪念地没搞好，比如清水塘旧址，把老街拆了，建了一个大纪念馆，喧宾夺主，主席说把他的邻居搞走了。我们在韶山坚持了保护原状的原则，没有搞大建筑，主席满意。华主席也很重视，为了保持韶山的原貌，将车站和灌渠修在距主席故居较远的地方。

关于这个墓的宣传报道问题，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有好多文物我们还不认识，好多问题还没研究清楚，如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墓，墓主人是谁，竹简上的文字是什么内容，等等，都还没有研究清楚，不好报道。总要等这些问题基本搞清楚了，大家有了一个基本统一的看法才好报道。特别是日本研究我们东西的人很多，研究得也很快，如果我们没有研究清楚就发表，闹出笑话来，就很不好，也很被动。因此，这个墓的材料，要经过省委和国家文物局请示中央同意之后才能正式报道。希望大家不要捅乱子，捅出乱子就不好办。但是，现在可以发内参，让领导了解情况，也可以做报道的准备工作……[2]

王冶秋的讲话已明确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文物不能散，先拉到省博物馆进一步清理研究，如此一说，就在理论和制高点上斩断了随县扣留文物的可能。王冶秋还明确表示，自己还要在擂鼓墩多住几天，力争看到墓坑文物全部清理完毕后再回省里，和省委、省革委会领导同志商量后再正式决定文物的去留问题。回到北京，还要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同时根据现场发掘、清理，以及对器物鉴别、铭文与竹简简文识读的需要，已电告北京方面，马上派相关专家前来支援，力争让此次发掘少留遗憾或不留遗憾。

既然古尸没有完整出土，也就省去了防腐、保护与和围观群众纠缠的麻烦。令王冶秋、潘振武等领导们最为牵挂和关注的，则是仍屹立于中室的那套编钟，如此伟大的人类文明瑰宝，必须尽快将其取出，运到室内进行保护，同时也顺便测试一下，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青铜编钟会不会还能奏响，古老的乐曲能否重新响彻人间大地。

会议结束，考古队员又进入墓室继续清理文物。翌日，也就是6月10日傍晚，北室的清理工作全部完成。

当王冶秋到来之时，北室已基本清理完毕。最初露出的器物是靠南壁的两件特大型铜缶，中间是一些伞盖等物。整个北室北部全部被散乱的一堆甲胄片所覆盖，下面放置何种器物并不清楚，当把甲胄片清理之后才看到，此室原来是个大杂库。首先是兵器之多之精之独特，让考古人员眼睛一亮，计有矛、戟、殳等多种长杆青铜兵器，一般在3米以上，最长的达4.36米。另外有成捆的带杆箭镞，每捆约50支。此前考古发掘中所见的箭镞，一般只见箭头而不见箭杆，北室出土的箭头都完好地安于箭杆之上，且箭杆捆扎的羽毛也皆并存，殊为罕见。整座古墓共出土各类兵器4777件，北室就占了3304件，其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除兵器外，还于甲胄之下发现了一批成堆的竹简，当时并不知竹简书写的内容，后来经过专家考证，才知是“遣策”，即墓主人入葬时参加葬礼的车马兵器的清单。这批竹简的发现，为解开墓葬主人和时代，以及曾国与楚国的历史之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在北室清理进入尾声时，中室取吊编钟的工作也正在紧张地进行。此前，编钟上层已取走，只有中层和下层尚悬挂于墓坑中。现在，下部的淤泥已全部清走，可以让整套编钟重返人间了。当天下午，中层三组编钟全部取出。自11日开始用吊车取吊最下层的13件大型甬钟。至12日下午，下层13件大钟全部取出。经测算，重100公斤以上者共有10件，其中重175公斤以上大型编钟有5件，最大一件高1.52米，重203.6公斤。至此，整套编钟共65件全部安全出土，总重量为2567公斤。

工作人员取吊墓坑内下层大型编钟

6月15日上午，考古人员开始拆卸编钟架以便吊取。这个时候，大家才真正领略到这副2000多年前的曲尺形钟架，其设计构造是多么精妙，并富有严谨的科学内涵。只见下层3件铜人的足部皆为一半球体铜墩，实际构成了直角三角形的3个顶点，而这三点又构成了一个平面，加上半球体底座铜人的重量（分别为359公斤、323公斤、315公斤），就使整个铜架的重心非常稳固，自身不易发生倾斜，一般的外力很难使其倾塌。更令考古人员叫绝的是，中层铜人与下层铜人之间，虽有横梁悬隔，却有榫眼相通，而且在一条垂直线上。奇妙之处在于，下层铜人头顶的方形榫头，本身就是方形榫眼，可承插中层铜人下部伸出榫头端部的小方榫。如此这般，中层和下层的铜人就贯通一气，从而使整个铜架牢固地连成了一个整体。或许正因有了如此科学合理的设计，才使这一庞大的钟架承受2500多公斤的重量历2000多年的埋葬与水浸，仍巍然屹立于幽深的墓穴，直到重见光明的一天。

6月17日，中室文物全部清理完毕，考古人员集中精力清理西室。

此时，整个墓坑的水已被抽干，西室内浮起的彩棺全部落入椁底，共有11具棺身，12个棺盖，连同此前取吊出水的两具彩棺（其中一盖未取），此室共有13具木棺，应是为墓主人陪葬而特意摆放的。若站在墓坑边沿望下去，如同遭到了一场浩劫，有侧，有立，有覆，有翻，横七竖八，凌乱不堪。只有少数棺身与棺盖连在一起，大多数则已游离，显然不是当年下葬时的原状，应是积水使其浮动位移之故。木棺四周散落着尸骨和腐烂的竹席，既没有礼器，也没有乐器和兵器，连日常生活用器都很少看到，间或有些小木器、小玉器之类的东西点缀其中，颇有些野坟孤魂的景象。仔细观察，发现木棺分为两类，一类为弧棺，一类为方棺，弧棺较矮，方棺较高，可能意味着陪葬者的地位不同。两类棺虽都髹漆绘彩，但并不华丽，与东室墓主人那豪华艳丽，气势恢宏的彩绘套棺相比，更显简陋寒碜，望之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楚和悲凉。

考古人员把取出的编钟运到临时库房

考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企图弄清这些木棺原来的位置，对倾覆的尸骨也尽可能复员归位，让其各归其棺。但除了基本弄清了木棺的位置，对有些尸骨到底该归于何所，一时无法弄清判明，只好先装入棺内吊出坑外，转入室内清理。至19日，西室内的陪葬棺全部被吊出，由黄锡全、杨定爱负责室内清理工作。据清理现场的文字记录显示：被编为第6号、第12号、第13号的陪葬棺内，只有人骨架而无人头。被编为9号的方棺，“棺内空空如也，文物已无存，因此无法判断头向”。被编为11号的方棺内，“有头骨两个，可能系吊棺上来时误将另一头骨放入内，现将多出的一个头骨另外放着，待查明后再处理。裹尸竹席已腐烂”。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考古人员要把这散乱尸骨入葬时的确切位置弄清楚，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工作，不知杨定爱用什么方法把无头尸骨安上了头，无棺的尸骨找到了棺，最后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各有所归，皆大欢喜。后经北京、武汉两地医学解剖专家及古人类学家鉴定，西室13具棺内的陪葬者全为女性，年龄分别为13～24岁，其中有5位为未成年女性，年龄分别为13～16岁。若加上东室中陪葬的8位女性，为墓主陪葬者多达21人。其年龄最大者不过26岁，最小者仅13岁，身高多数在1.43～1.6米之间，不足1.43米的仅2个，超过1.6米的有3个。至于这群女性生前的身份，以及与墓主的关系，是自愿殉葬还是赐死，是杀殉还是闷在缸里淹死，死前是否留下遗嘱或类似遗嘱式的密码，只有留待日后破译了。

6月22日，擂鼓墩古墓4个室内暴露的文物全部取出，田野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根据王冶秋所讲“工作一定要做细，要把墓底认真清理一下，看有没有图章”的指示精神，以及长沙马王堆二号墓发掘的经验，[3]谭维四命杨定爱率领一班清理人员，自23日开始，分室将椁底板上的淤泥和沉积物用簸箕一点点取出，置于坑旁的大水缸里进行淘洗，将漏于底部的小件器物逐一清洗出来，力争一件不漏。至26日，清理与清洗工作基本完成，但仅筛出一些铜镞、小木扣子、小玉块、残骨片等物，期待中的印章没有出现，不免令人有些沮丧，对墓主人和时代的确定也增加了不少困难。既然事实如此，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了。

接下来，又对底板下的情况进行探查。按照原来的计划，在每室的中部凿一个直径30～40厘米的小方洞，穿透底板，下部的情况即见分明。当临阵钻探时，谭维四又觉得如此方法对底板的损伤太大，不利于长期原状保护，遂改变主意，采用洛阳铲与钢筋钻相结合的办法，在椁板上先用洛阳铲打洞，穿透底板，再用钢筋钻往下探。若遇到不能穿透者，直接用钢筋钻往下钻。钻探证明，底下没有垫枕木。

曾侯乙墓形状和出土文物示意图

墓坑底部检查完毕，杨定爱又率领人员在椁墙四周做了局部浅层清理和重点钻探，得知盖板下椁墙与坑壁之间，主要为木炭，只在中室东部发现盖板下先填木炭，深10厘米有一层清灰泥，其下又为木炭。经钻探，木炭直达坑底，并经夯打，炭已碎裂，均未取出。

钻探结束后，开始向墓坑灌水清洗、消毒，而后复将污水抽干，底板进行清扫后全部显露出来，最后撤去椁室顶部临时搭建的安全板、帆布棚，做了最后一次照相、摄影、绘图，电影摄影师拍摄了整个墓坑底板的全景，算是做了告别。至此，擂鼓墩古墓的田野发掘工作全部完成，时为1978年6月28日。

注释：

[1]王冶秋所说的弹簧，出自东室，置于一个带足的长方形木案上。据发掘报告云：案板上平放两个圆形漆皮垫圈，皮垫圈上共平放20个身缠丝弦和金属弹簧的纺锤形圆木陀，陀上榫接间套着小骨箍和树皮小筒以及小骨帽的圆木棒。金属圈被规则地缠绕在木陀上，外观颇像现代的电线圈。陀大小不一，最大者上端直径5.4厘米、下端直径4.7厘米、高7.5厘米。经检测，陀上的弹簧分为黄金和铅锡合金两种，黄金弹簧仅两件。但无论是黄金还是铅锡合金，质地都很软，用来制弹簧，仅具外形，并无弹性。此器究竟有何用途，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2]见湖北省博物馆档案室打印稿。

[3]1974年1月13日，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发掘进入最后一天，时已深至墓坑清理到椁底，天空突降大雪，工作难以进行。在王冶秋和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现场指挥下，决定立即调用起重机，将早已腐烂的棺椁吊出墓坑，同时将墓室中的污泥浊水，全部装筐装桶用起重机吊出，同棺椁一起装入卡车，拉到省博物馆清理。此墓早已被盗，只有几件零星器物出土，最后在冲洗破烂的椁板时，发现了对整个马王堆汉墓墓主和年代定性极为重要的三颗印章。一方上刻“利苍”两字，另外两颗刻“轪侯之印”和“长沙丞相”字样。由此证明墓主是长沙丞相利苍，一号墓是他的夫人辛追，三号墓是他的儿子。整个马王堆汉墓是一个家族墓葬，流传了千百年，学界坊间猜测、争论了几年的悬案一朝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