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时，杨定爱怀抱鸳鸯漆盒走了进来。现场仍在争论不休，谭维四接过漆盒看了一眼，对众人道：“不要吵了，证据找到了，就在这上面。”

众人围上来一看，一个个目瞪口呆，想不到证据就密藏在这个漆盒的身上。

只见在木雕漆盒两侧的方寸之处，分别绘有两幅主题性人物画。左侧画面是两件钟磬悬于一对兽形柱的钟磬架上，旁边一个鸟形人在持棒撞钟；右侧一鸟形人击鼓，一人舞蹈。两幅大小分别在7厘米×4.2厘米之间，周围用绹索纹装饰，如同现代油画的画框。从画面看，持棒撞钟的鸟形人当是一名宫廷乐师。可能古代画匠对物象之间的关系处理方法把握得还不够，或者是别出心裁，故弄玄虚，画面上的鸟人造型奇诡，整个身体似乎飘浮在空气之中，像一种单色的剪影，透出一种奇幻怪异的气氛。尽管鸟人与钟在画中的大小比例有些失当，但却为研究当年擂鼓墩古墓随葬编钟，尤其是下层大钟演奏用具及方法给予了明确提示。毫无疑问，画中的鸟人所持撞钟之棒，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墓坑中室编钟架前发现的那两根茶碗口般粗细的大木棒，若撞下层编钟，非此棒莫属。至此，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得以解开。后来，考古人员把鸳鸯漆盒上的两幅图，正式命名为《撞钟击磬图》和《击鼓舞蹈图》。

既然谜底已经揭开，墓坑中出土的木棒因年久日深，不堪重用，需要尽快弄两根复制的木棒投入工作。因当地的栎木最为结实厚重，谭维四找到县文教局副局长周永清，派人到南山砍了两棵栎树制成木棒，算是解决了测试和演奏的工具问题。

由于钟体合瓦形的独特结构和不匀厚的钟壁以及激发点和节线位置的关系，经过测试，所有编钟都能激发出两个乐音，且两音间多呈三度和谐音程。中、上层各钟的双音清浊分明。当单独击发一音时，另一音并不鸣响，即或发出微微的声音，对击发的一音也没有干扰，客观上还有所润色。双音相比，以正鼓音音量稍大，音色最优，余音略长，频率较低。两音之间多相距三度音程，与标音铭文所体现的音程相合。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里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较长，而较小的钟声音清脆，音量较小，余音稍短；上层钮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钟体大者发音比较迟缓，钟体小者发音比较灵敏。

鸳鸯盒左侧描绘的撞钟腹部击磬图

鸳鸯形漆盒上的钟磬乐舞图（此图以朱漆绘于鸳鸯盒腹部左侧，画面中钟磬悬于一对兽形柱的钟磬架上，旁绘一乐师握棒撞钟，生动地反映出当年宫廷钟磬乐舞的生动场面。这一图像为我们研究当年编钟，尤其是下层大钟演奏用具及方法做了明确的提示）

当65件钟全部测试完毕后，音乐专家发现了一个奇异现象，即下层中间部位的那件“楚王镈钟”虽然也能发音，且音色音质颇好，但与其他另外64件显然不属于一个套系，很像下葬时临时加塞进去的样子。为什么下葬时突然加入这么一个“非我族类，其声（心）必异”的镈钟？且还放置在如此显要的位置？现场测试的音乐专家一时搞不清楚，只好暂时弃之不顾。想不到正是这件奇异的镈钟，为研究者进入历史之门寻找墓主死亡的具体年代提供了关键的钥匙。

除镈钟外，其他64件编钟作为成套的整体，最低音是C2，最高音是D7，可以旋宫转调。全套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充实。用现代通俗语言解释，编钟的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音域跨越5个半八度，只比现代钢琴的高低音部各少1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现代使用的88键钢琴，左右各去掉7个白健，5个黑键，中间64个黑白键就是曾侯乙编钟的音域宽度）。从理论上说，这是一套可以奏出各种乐曲的乐器，能够表现很多复杂的音乐技巧。但实际操作起来效果如何，还需要检验。于是，现场负责的郭德维组织人员用钢管当横梁，在临时展厅里悬挂起中层的一组编钟，王湘用橡皮槌试着敲奏。未敲几下，优美的《东方红》乐曲传了出来，众人听罢，大为惊喜，满脸兴奋的王湘对谭维四说：“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只看不听不过瘾，我看还是想办法把编钟架起来，搞几支曲子演奏一下，既达到了测试的目的，也是对随县人民和当地驻军一个完美的报答。”

甬钟图示及各部位名称

同样沉浸在激动与亢奋中的谭维四听罢，认为此说有理，当场说道：“那好，我们几个负责把编钟找地方架起，老黄、老王、小冯、小王，你们就自己动手编排乐曲，做新中国第一代编钟乐师吧！”言毕，众人鼓掌欢呼，此事算是一拍即合。

事不宜迟，从北京来的音乐专家黄翔鹏、王湘、王迪，以及当地音乐考古专家冯光生等立即行动起来。摆在几个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弄清判明敲钟的乐师需要几人，以何种方式演奏。从故宫所藏“燕乐渔猎壶”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刻纹燕乐画像杯”上所画的歌舞场面，连同出土的信阳编钟，其敲钟者皆为一人，且席地而坐。很显然，擂鼓墩古墓出土编钟与古代绘画图案和信阳楚墓所出之钟大为不同，面前这套总长度超过10米的编钟，无论如何不是靠一人席地而坐就可操作得了的，即使是全身站立，一人也难以操控整套编钟。所谓常识并不是常新的，必须寻找适用于这套大型编钟独特的演奏人数和方法。根据墓坑出土的6件T形木槌和2根大型撞钟棒，结合编钟铭文考证，得出了如下结论：演奏编钟的乐师共5人，皆立式。其中3人持小木槌于钟架外（后）侧，专司敲击上层、中层钟体之职；2人手持撞钟棒立于钟架内（前）侧，像鸳鸯漆盒上的鸟人一样，半侧身用棒撞钟，这个姿势显示了演奏者对观看者的尊重。

演奏方式已经确定，下一步就要实际操练，为配备相应的人手，谭维四专门打电话从省博物馆群工部调来两位女青年讲解员，同时从驻随县炮兵师宣传队选调了三位业余文艺战士，与王湘等音乐专家组成了一个编钟演奏乐队，由黄翔鹏担任艺术指导兼音乐指挥，日夜兼程地排练。

原定登堂演奏的时间很快到来，此次演奏再度得到了驻随县炮师的热情支持，师首长专门命令管理科抽调官兵打扫礼堂，并与考古人员杨定爱等一道对舞台加固维修。在确定能承载重负，万无一失后，方通知考古队将整套编钟钟体和钟架一一拉到师部礼堂组装起来。当编钟出土时，大多数人是从墓坑上方俯视其物。而如今，当成套编钟在礼堂舞台组装而成后，人们或平视，或仰视，视角的转换，造成的感觉和心中的震撼大不相同。编钟几乎占满了舞台，较小的空间反衬出编钟的宏伟壮丽。只见六尊佩剑青铜武士，呈直角三角形叠式站立，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承托起编钟的庞大身躯。整套编钟如两条巨龙盘旋交缠，驾云吐雾，凌空飞动，在辽阔迷蒙的苍穹中起舞穿行，望之令人浩叹。

8月1日下午，借建军节这喜庆的日子，一场别开生面、史无前例的编钟音乐会在炮师礼堂拉开了序幕。不大的礼堂坐满了军、地各方人员，考古队长谭维四作为主持人向观众简单介绍了擂鼓墩古墓发掘经过和出土器物，特别对各种出土的乐器一一做了展示后，随着编钟清脆的声音渐渐传出，形势浩大的编钟音乐会就此开始。鉴于信阳楚墓出土编钟奏响的《东方红》乐曲，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入太空，响遍寰宇，国人振奋，举世震动的先例，此次演奏的第一支乐曲仍然是倾注了中国人无数情感的《东方红》。在黄翔鹏的指挥下，乐师手持复制的钟槌和撞钟棒，全神贯注地开始演奏。清脆洪亮的钟声响起，优美动听的旋律迅速传遍了整个大厅，注入观众的心田，令人如饮甘醇，如痴如醉。乐曲刚演奏到一半，陶醉其中又被极度亢奋之情驱使的观众开始鼓掌，接着人群一片欢腾，纷纷离座鼓掌高呼。掌声雷动中，坐在前排的军地两方领导和代表，情绪失控，呼呼啦啦地冲上前台，紧紧握着谭维四的手，连声呼道：“哎呀，出来了，不得了呵，千年古钟复鸣了，真是不可思议呵！”

用新架起的编钟演出的情景

谭维四一看许多人两眼放光，如饮狂药，开始向前台拥来，整个礼堂人群**起来，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编钟发现时那万人涌动，人潮如海的可怕场面。心中打了个激灵，立即对几位领导和代表高声喊道：“不要乱了场子，赶快维持秩序！”一句话提醒了对方，军、地领导立即站上舞台挥手示意并发表讲话，前来的观众大多是部队官兵、家属和地方各机关挑选出来的先进工作者，素质优良，几句话之后，皆如梦初醒，立即意识到自己此时身在何处，狂热的情绪迅速降温，众人各自归位，等待着台上继续演奏。

当《东方红》乐曲演奏完毕，黄翔鹏开始指挥演奏其他编配的《楚商》古曲。此曲采自屈原《九歌·东君》，是楚人祭祀太阳神的颂歌。乐声传出，由弱到强，由慢到快，悠扬回旋，将人们引入了那“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的远古岁月，欢乐中伴着淡淡的哀伤，令人**气回肠。接下来，便是流行于世的《国际歌》《欢乐颂》；美国电影插曲《一路平安》；日本歌曲《樱花》，以及脍炙人口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浏阳河》等等。一支支古今中外乐曲，或舒缓，或深远，或小桥流水，或大气磅礴，显示了包容万物，吞吐天下风云的大国风范与豪迈气象。钟声飘**，令人**澎湃，热血**漾，不禁为人类如此辉煌的艺术杰作而盛叹。

演出大获成功，编钟的神奇在社会上再度引起震动的同时，也引来了更多的人纷纷拥向炮师，要参观编钟，亲自聆听古老的乐曲。炮师营区每日人声鼎沸，大呼小叫，各色人等想方设法钻入礼堂以了心愿。未久，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书记韩宁夫等省领导人相继来随县视察工作，借机来到炮师礼堂观看编钟演奏。几位领导在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同时，相继做出指示，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擂鼓墩古墓的发掘和编钟的演奏，已在湖北和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群众翘首以待，希望早日见到实物。要尽快结束在随县的展出与编钟演奏，把全部文物运到武汉，在省博物馆举办展览，以满足更多群众的要求。考古队不敢怠慢，立即收罗文物，准备撤摊打包回营。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看当地领导和群众乐意不乐意，答应不答应。而作为随县领导和百姓，自然是很难乐意和答应的。

8月底，展览停止，在谭维四指挥下，文物开始陆续装箱。就在正式摊牌之前，省、县双方开始暗中较起劲来。据负责发掘后勤工作的随县文教局副局长周永清回忆：“为文物去留问题，我曾同发掘队长谭维四或商量或争辩，有时唇枪舌剑。我真想把编钟留在随县，有位领导对我说：你就是坐在车头前，也要把编钟留住。在留下编钟的要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我又提出留部分文物在随县，但争论的结果令我十分失望。”又说：“后来我才知道，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已与省委领导同志商量过，要把这批东西全部运到武汉去，省委领导同志表示同意，并已通知了随县县委主要领导。最后，我不得不对谭维四同志说：‘作为随县人，我对编钟有着独特的感情，作为党员，我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1]

事实上，当发掘即将结束时，王冶秋意识到马上就面临着文物的去留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类似这样的问题往往复杂难办，若不明确做出决断，很容易造成扯不断，理还乱的后果，对文物研究和保存将产生极大的危害。为防患于未然，王冶秋离开随县赶往武汉，与省委、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交换了意见，表示要把出土器物全部运到省博物馆研究保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此表示赞同。王冶秋回北京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宣部做了书面汇报，明确表示“决定待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将全部文物运到武汉进行整理研究”。中共中央很快做了同意的批示。于是，湖北省委电令随县县委协助考古队将编钟等出土文物安全运往武汉。为防止随县方面节外生枝，也为了使文物运输工作顺利进行，7月11日，主管文教工作的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亲自驱车来到随县。次日上午，在县委、县革委会主要领导人陪同下来到擂鼓墩古墓发掘现场，就有关问题明确表态。韩说：“木椁就不要拆了，墓坑也不要回填了，就地原状保留，要把棺椁保护好，由县里负责管理，将来逐步建成旅游观光点，对外开放。出土文物及资料，作为‘集品’保存，运到省博物馆，抓紧整理研究，妥善保管。”正是有了中央与省里的几道强硬的指示，谭维四令箭在手，才放心大胆地指挥手下行动起来。

9月5日早晨，天刚放亮，武汉空军后勤部运输营汽车二连及驻随县炮兵师汽车连共二十余辆汽车，悄悄驶进随县文化馆，开始装运文物。见此情景，闻讯赶来的随县领导和文教部门的负责人，仍想做最后一搏，阻止将文物搬上汽车。谭维四一看对方的阵势，深感不妙，又觉力不能敌，只得打电话报告省委，请求省委迫使对方丢掉幻想。省委秘书长接电后，亲自打电话告知随县县委主要领导人，令其配合考古队装运文物并安全护送出随县地界。当时不明就里的随县文教局副局长熊存旭，眼看自己无力阻止谭维四等人的行动，立即跑到分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程运铁家中求援。时程尚未起床，熊一边敲门一边急促地说：“程书记，大事不好了，编钟要运走，现在已经装车了，赶快想办法吧。”

程运铁急忙穿衣下床，打开门揉搓着眼睛说：“老熊呵，不就那么几个破铜烂铁吗？运走就运走，要它干啥？运走还省事了呢！”

熊存旭一看对方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或者是放在心上又自知无能为力，不便阻拦，又急转身一溜小跑来到县委书记常东昌家中述说。常书记听罢，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答道：“老熊呵，这批东西怎么留得住呢？我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说了话，我能不听吗？我是党员，只好下级服从上级。林彪逃跑时，毛主席不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吗？这事我是无能为力了，就随他们去吧。”

既然县委主要领导人已表示无能为力，其他随县的大小头目自然不能强行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考古人员和部队官兵一箱又一箱地往汽车上装文物。此情此景，对每一个随县官员和群众而言，可谓百感交集。熊存旭站在一旁，两眼泛着红光，一边跺脚，一边徒叹：“奈何、奈何？！”

许多年后，周永清对这天早晨的一幕记忆犹深：“编钟等文物启运之日，细雨霏霏，几十辆汽车装满文物就要启程了，数千人伫立街头目送车队缓缓驶去，充分体现了随县人民浓浓的编钟情。我和所有人的心情一样，我为随县出土了一批反映我国先秦文化艺术成果的文物而高兴、自豪，又为这批文物没能留在随县而惋惜。”

仍然是许多年以后，发掘时的随县摄影师余义明回忆说：“熊存旭副局长敢打敢冲，劲使了，但没有成果。东西还是被拉走了。此后，熊存旭、杨相来与我三个人专门去找省军区司令员，此人曾经来随县看过墓坑，与我们熟悉，他当时说有什么困难去找他云云。当我们真的去找他后，他说自己不管这个事，搞得我们很伤心。多亏我们当初还拍了一些照片，留下了资料，为后来这个墓坑与出土文物展览创造了条件。否则，那可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更让人伤心透顶了。”[2]

无论是伤心还是恋恋不舍，还是跺脚对天长叹，擂鼓墩古墓出土的15000余件文物，最终还是在1978年9月那个酷暑即将消退的秋天里，被装上解放军派出的汽车，安全运往湖北省博物馆。[3]

熊存旭在讲述当年曾侯乙墓出土器物被运走情形时，仍含悲愤之情（作者摄）

接下来，考古人员要做的，是根据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尽快揭开墓主人和墓葬年代之谜，给学术界和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注释：

[1]周永清《随县人民的编钟情》，载《神奇的擂鼓墩》，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年编辑出版。

[2]关于拍照之事，有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插曲，这些生活细节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历史印痕以及发掘中的真实映象。在采访中，潘炳元对作者说：“当时发掘清理人员很紧张，我们几个负责照相、摄影的人员同样紧张不安，每天连轴转。就在墓中出器物的时候，我患了阑尾炎，当时工作离不开，每天都要拍照，我忍痛照了两天，晚上收工，我从工地回到宿舍，再也动不了了。大伙一看说坏事了，赶快上医院吧，谭维四赶紧找了个车，考古队员梁柱背着我车上车下地进了县医院，当天晚上就动手术。开刀后发现伤口快化脓了，医生说一化脓性命就保不住了，我也不知真假，反正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吧。想不到一个星期就出院了，我又开始在工地忙开了。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感到不对劲儿，伤口痛得不行，一看，开始漏水了，告诉医院，医院给打青霉素之类的药。后来漏水更严重，一看不行了，才转到武汉湖北医学院附二院医治。医生打开伤口，取出线头，一看都化脓了，所以漏水，用棉签蘸水在伤口里面搅，那个痛呵，我几次被痛得昏过去了。弄了一阵子，又抹了些什么药，缝起来，伤口不漏水了。过了几天，我感到不痛了，就又回到了发掘工地。此时挖得差不多了，我又忙了几天，把以前没照的东西全部补拍一遍，这才算完事。当墓坑内的东西全部取出后，又在坑旁边搭了一个木架子，有15米高，我站在上面对墓坑拍了最后一张照片，这野外发掘的事就算结束了。（2007年4月10日上午，作者在湖北省博物馆宿舍潘宅采访记录。）

余义明对作者说：“发掘中，拍照和摄影的事确实不是那么顺利，我们随县教育局周永清副局长专门安排我前去发掘工地照相，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任务。哪家派了摄影师到现场，所拍摄的资料就是谁家的，以后发表文章也好，办展览也好，对外宣传也好，这批资料的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若不派人照相，以后的一切事就难办了。潘炳元为什么要带病坚持在工地拍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省博物馆的摄影师倒下了，照片拍不出，那他们以后的工作，特别是编写发掘报告和办展览等等，麻烦可就大了。所以，对我来说，感觉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了，可以说是全县人民的嘱托，我把这个任务看得很重，也尽量想方设法去完成它。一开始时大家合作得还算愉快，后来就有矛盾了，特别是老潘（潘炳元）住院以后，矛盾更激烈，因为有些场面我们拍了，老潘拍不到，省博物馆的老谭就设法拖延。当漆器出土后，我要拍，谭维四不让我拍，说商量好了再拍。等到凌晨2点还没有消息，我怕老谭捣鬼，急了，拿一块砖头去砸老谭的门，老谭说这深更半夜的，大家都睡了咋办？我说我去喊。于是，一个个敲门，把拍电视的、拍电影的，还有省博物馆的老潘（潘炳元刚从医院回到工地）都弄起来了。后来老谭答应拍一个星期。拍金器、玉器时，省博物馆保管部的白绍芝亲自陪着，两天两夜后，白绍芝不陪了，后来打条子领器物，白天拍完后再送到白绍芝那里去。这样，断断续续地拍，总算把所有的器物都拍了一遍，我也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在随州方面举办的展览、印的书籍画册，以及对外宣传等用的照片等等，都是我那个时候拍的。如果那时不想方设法拍下来，现在要办这些事至少有一多半是不可能的。（2007年4月13日上午，作者在随州余义明摄影工作室采访记录。）

[3]1978年10月1日，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文物展览》，观者如堵，满足了省内部分人员的好奇心。1979年3月26日，湖北省革委会在随县政府礼堂召开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保护发掘有功部队庆功授奖大会》，对相关部队进行了慰问。会上，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与炮兵政治部首长分别宣读了为有关单位及个人记功授奖的命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记二等功；为空军雷达教导队、炮兵某师修理所、空军后勤部运输营汽车二连各记三等功。另有6个相关单位受到嘉奖。同时，为郑国贤、王家贵、解德敏、刘秀明、黄果吉、杨自华、姜建军、宋宝聚、朱道静、杜文杰等10位官兵各记三等功一次。另有李长信、张进才等38位官兵受到嘉奖。国家文物局给大会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会上，省、地、县领导及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和炮兵机关首长分别为立功受奖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军功章、奖旗、奖状和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