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室紧张地清理淤泥之时，水位不断下降，杨定爱主持的东室清理也已铺展开。当水位下降至距椁墙顶约1.5米时，庞大的主棺显露出来。只见这具巨棺屹立于东室中间偏西南部位，黑漆为地，上施朱彩，看上去像小山一样巍峨壮观、气势恢宏，又像一个庞大的怪物静静地卧于泥水中，等待着某一个瞬间突出深渊，纵横天涯。
因上部椁盖板早已拆除，面对持续下降的水位，原来采用在椁墙上架杉木条的操作方式已经成为过去的老皇历了，考古人员如何在1米多深而又不断下落的水中作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人首先想到了在长江流域水库堤坝中兴行的橡皮舟，若弄十几艘橡皮舟漂浮于墓坑水面，人坐在舟中如同在宽阔的水库中打鱼、养殖一样来回操作，既方便又浪漫，很有一点“渔歌互答，其乐何极”的诗情画意。但这种器具在本地随县与襄阳皆无出售，或许去武汉可以购到。谭维四等经过考虑，认为如此做法既费钱又费时间，等到费尽心机辗转从武汉运到工地，充气后放于墓坑，这时的水早已抽干，橡皮舟只能成为丧家的橡皮狗趴在污泥中动弹不得了。于是，此种极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设想被否决。
既然橡皮舟不能使用，干脆从当地找几条木船替代，这一做法既省工又省力，?水、涢水两条大河便有船只可调。此构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谭维四亦感到可行，忙派人前往河滩察看。可惜的是河中的木船比想象中的要大许多，无法在墓坑中使用，若重新找木匠打制轻巧灵活的扁舟，显然来不及。于是有人提出干脆仿照民国时代孙殿英、王绍义等兵匪在清东陵盗宝的办法，找几块像咸丰陵大殿那样的匾牌式木板，外边围几根竹竿，自行造舟放入墓中，考古人员可站于这种竹筏式的木舟上进行清理发掘。此法作为在紧急中掘墓盗宝当是可行，但对操作者的人身安全和水下的器物安全无法保证，且有较大的危险系数，一旦木板失去平衡，上面乘坐者很可能于晃晃悠悠间一头栽入坑下的泥水之中，结果器物未能捞出，考古者又变成了古人。于是，此法再度遭到否定。
杨定爱一看这种情形，索性对谭维四说：“这个事你不要管了，我找人操办，到时保您满意。”
谭对杨在这方面的能力向来非常佩服，一个人再伟大，再有能力和气魄，不见得面面俱到、泽被环宇。谭维四作为湖北考古界的旗手和领军人物，若按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旧例，当稳坐聚义厅第一把交椅，像晁盖、宋江一样统领全寨水陆弟兄杀进杀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若论某一方面，特别是水上作战能力，不见得比阮氏兄弟高超。当然，若论将过路者用蒙汗药一一放倒，然后杀人越货，劫掠钱财，要比孟州道上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又差得远了。因而，当谭维四听到杨定爱斩钉截铁般的许诺，当场答应下来。
个头不高，身子骨儿不大的杨定爱找到雷修所工程师，三下五除二就制造出了一个得心应手的“空中作业吊台”。其制作方法是，在南北椁墙上搁上两根杉树干，制作了一个长与东椁室南北间距等宽可容多人同时操作的木架，架上钉以厚木板，用4根粗麻绳将这个木架吊在杉杆上，可以自由升降。两端又用木楔将其与椁墙卡紧，防止左右摆动。以此类推，这个吊台在其他几个椁室亦可适用，一切的测量、绘图、清理及捞取文物都可在这个台上进行，既省力又方便，可谓考古业内的一大发明创造。
在东室，考古队长谭维四（左一）在架起的作业平台上向前来检查工作的省、地、县和军区领导人介绍作业情况
吊台搭起，杨定爱、刘柄等考古人员开始对东室的巨棺进行测量、绘图。
经仔细观察，发现主棺外棺盖是在巨大的四横两竖的铜框架上嵌厚木板，旁边侈出12个铜钮，钮下铜框各有铜楔，用以卡紧铜框；框下有10个铜榫，用以嵌入棺身铜立柱。棺身是用10根工字形铜立柱嵌10块厚木板组成的。棺身上共施20组图案，每组以阴刻的圆涡纹为中心，周边饰以朱绘龙形蜷曲勾连纹。这种庞大的铜木结构的棺和埋葬形式，在中国属首次发现。考古人员在观察、测量、绘图中，总感到棺的摆放方式和位置有些不对劲儿，但一时还弄不清原委。当东室的水全部抽净后，一切才显露出来。
经测量，整具主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正南北向放置，底部有10件圆形兽蹄形足，用以支撑主棺。在考古人员此前发掘的几千座墓葬中，所见最大的主棺长度也未超过2米，宽度和高度也仅仅1米左右，两者相比，真是黄犬比骆驼，小巫见大巫了。按照常理，主棺应该是四平八稳地立于墓穴，但此棺一边伸出的铜榫嵌入椁墙之内，整具棺只有西部4个铜足着地，一边悬空，盖面呈倾斜状，导致棺盖东南角与棺身脱离，出现了一个8厘米的缝隙。从缝隙中往里窥视，清楚地见到里面还有一具内棺，且比外棺更加华丽。棺身在墓室中倾斜，且与盖脱离，这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尚未遇到。据现场的考古人员推断，之所以出现如此令人疑惑的状况，很显然是下葬时发生了意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和不可思议的后果呢？
墓主外棺青铜框架结构示意图
按当时的葬制，王侯将相与贵族死后，墓中不但有木椁，而且还有多重套棺。棺用于殓尸，而椁则是套在棺外或绕棺四周的匣子。《说文》段玉裁注：“木椁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另据《礼记·丧大记》云，天子享用四重棺椁，装有其尸身的棺四周有水牛皮包裹，称“革棺”；第二重叫“柂”，用椴木制成，第三重称“属”，梓木所制，第四层叫“大棺”，亦梓木制成。战国时，厚葬之风兴行，贵族阶层不仅所筑坟丘高耸，墓室内也要“棺椁必重”。《庄子·天下》说：“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有的文献记载棺椁层数虽有不同，但贵族们死后皆用棺椁入葬则是无可置疑的。通常的做法是，木椁必须在墓地做好，统称为井椁。而墓主人死后必须在家中入殓，内棺也必须在家中装入外棺并封闭严实。出殡时，内外棺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利用各种设施和方法运往埋葬地，擂鼓墩古墓的棺椁从装殓到运送也应当如此。
从这座古墓已经显露的主棺外形估计，重量当在4吨以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当年用什么运输工具将其运往墓地已无从知晓。按照考古人员郭德维的推断，棺椁到了墓地后，很可能是先在墓坑之上，将棺的四角固定好木桩或铜桩，有如码头上拴船的铁桩，棺的四角拴上绞索，绞索靠墓坑边固定的桩，由人力操作徐徐下放。只是这座古墓的墓口与周围在发掘之前已遭破坏，固定木桩的遗物已不可寻，因此，只能作为一种猜测。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下面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主棺下放到一半时，或许是东南角的绳索没有拴稳，或许是桩没有钉牢，最大的可能是东南角的绳索突然崩断了。这一断可不得了，主棺立即发生倾斜并急速下沉，其他三面的绞索无力救援，结果是棺盖东南角的铜钮随着棺的坠落而重重地撞向南部椁壁板并插了进去。因棺身的重力过大，被钉牢的棺盖板只好“咔嚓”一声与棺身分裂开来，整个主棺呈半悬空状立于墓中。墓主的外棺盖板与棺身原由铜榫镶牢，使之合严稳妥，但在下葬时棺身倾斜，盖板镶钉撞向椁壁，导致盖与身之间起钳榫作用的铜榫大多数拉断或拉折，并留下了宽达8厘米的缝隙。
墓主套棺在东室出水情形（套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重约7吨。此为迄今中国所见体形最大，分量最重，金工、木工与漆工相结合制作的髹漆制品。套棺以青铜为框架、底座，安装木板，然后整体髹漆绘彩，如此精绝的工艺制品，整个中国仅见此一例）
可以想象的是，当绳断棺裂的瞬间，墓坑之上所有的人一定目瞪口呆，继而惊恐万状。按照当时的观念，死者下葬若棺椁倾斜，将是“主大凶”的不祥之兆，若是王侯一级的人物，则与国家社稷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更是凶上加险，意味着国家倾覆，社稷崩溃，山河改色。制造这一事故者，自是招来砍头或灭门之罪，众人的惊骇之状可想而知。面对如此凶兆恶相，主其事者一定在短暂惊慌失措中欲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社稷于危亡，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圆圆的肉球，能继续自由自在转动下去，遂千方百计要把主棺扶正并使其安然落地。可惜，无论做何努力，皆因棺木太大、太重，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主持此次丧葬礼仪的官僚以及属下众生，是否因这一大煞风景、大不吉利的特级事故被砍了头，剥了皮或割掉了鼻子、睾丸等不得而知，但作为生前作威作福威震一方的墓主，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歪着身子躺在倾斜的棺材里，于冥冥世界中长久地睡下去了。
考古人员做了这般推测后，没有马上吊棺、开棺，原因是根据以往发掘经验，墓主人的棺内必藏有珍贵文物。就湖北已发现的闻名于世的越王勾践青铜剑、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都无一例外地出自墓主的棺内。而举世闻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棺，曾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制品和一具女尸。面对这具构造奇特，规模庞大，气势咄咄逼人的彩绘套棺，考古人员自是格外看重，加倍小心，不敢轻举妄动。作为发掘领导小组组长的邢西彬，同样深知这具巨型彩绘套棺意味着什么。特地指示谭维四：“开棺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何日开棺，一定要事先请示，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因得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即将来现场指导的消息，谭维四决定主棺原封不动，用饱水塑料泡沫将其裹好，并派人用喷雾气筒不断向棺身喷水，保持一定湿度，防止干裂。
因有了中室放置的建鼓失去浮力和支撑而倒塌折断的教训，在水即将抽干之时，谭维四指示杨定爱等人，立即于棺下加固千斤顶，以防因水的浸泡分量加重而突然坠落，压塌棺下的文物。按照以往发掘贵族墓葬的经验，墓主的棺下一般会有一点金、银、玉器之类的随葬品。5月29日清晨，当杨定爱欲在棺下加固千斤顶时，俯身观看，一批闪耀着灿灿光芒的器皿蓦地映入眼帘。杨定爱心头一惊，刚要叫喊，一个念头袭上心头，话到嗓子眼儿又“咕噜”一下吞了回去。他瞪着眼，略带惊慌之色地向四下张望，见一时无人注意自己的举动，遂悄然无声地走出墓坑来到谭维四身边，像反特电影里地下党或特务们对暗号接头一样，压低声音，颇有几分神秘地说道：“又有重大发现，棺下发现了金器，好几件，以前从没见过。”
“呵？！”谭维四听罢，心头一惊，目光在杨定爱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心领神会地说：“好，好！”随杨定爱快速下到墓坑，将正在坑内一角绘图的考古人员刘柄悄悄招呼过来，三人一同俯身向套棺底部观看，果然见到了两件金光闪耀的器具。谭维四转身面色严峻地对杨定爱小声道：“不要声张，赶快用千斤顶顶住棺底，迅速标明器物位置，然后提取。”
漏铲、斗与镇图示
待一切工作就绪，杨定爱开始提取棺下器物。首先取出的是一件金盏，圆形、平底、三足、有盖，这是一件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盛食器（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盖径15.7厘米，重2156克）。揭开盖，里面置镂空金漏勺一件。此器是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现场的谭维四、杨定爱等人惊喜不已，因器形与过去出自随县的一件自铭为“盏”的铜器相类似，故名为金盏。
金盏取出后，立即用油布掩盖，以尽量减少外人的注意。在金盏的不远处，放置着一件带盖金杯，素面无纹饰（高10.65厘米，底径6.3厘米，盖径8.2厘米，重789.92克）。出土时，盖已打开，并置于杯旁，将二者合上，托在手里沉甸甸的，令人爱恋。作为一种稀有的黄金制品，在中国先秦考古发掘中时有发现，但绝大多数为小件金饰，像这样形体大、分量重，制作精美的黄金器皿，前所未见，可谓稀世之宝。杨定爱与刘柄等考古人员怀着极度的兴奋，继续在棺下搜寻、清理，很快在金杯的旁侧，又发现了两件铸造精致、纹饰华丽优美的金器盖，一件比金杯盖稍大，一件略小。这一发现，进一步刺激了谭维四等几人的神经，大家瞪圆了眼睛，渴望有更大的器皿出土。然而，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杨定爱与刘柄搜遍了棺下所有的空隙，均未发现期待中的器身出现。
“怪事呵，怎么一件器身也没有呢？”杨定爱望着谭维四迷惑不解地说。
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谭维四道：“在棺外找找看，是不是漂到外面来了。”
金器盖图示
结果仍令人失望，寻遍了整个墓坑，未见一件器身的影子。
“真是活见鬼了！”谭维四自言自语地说着，见墓坑外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怕生闪失，遂命令杨定爱、刘柄暂停寻找，先把出土的5件金器包好，悄悄送往驻地保管组转入室内秘藏。经保管组组长白绍芝称量得知，5件金器总重3487.37克，折合市秤为6斤9两7钱。一次性出土如此重量的先秦金器，在整个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鉴于这批器皿的华丽形态与重大价值，以及尚有两件器物只有盖而无身的不解之谜，谭维四迅速向发掘领导小组组长邢西彬做了汇报。邢当场指示：暂不声张，谢绝参观，妥为保管。同时指示继续在墓坑中搜寻器身，力争弄清事实真相。
发掘队驻地库房只是几间平房，屋前房后每日人来人往，相当杂乱。出于安全考虑，谭维四请雷修所所长郑国贤、政委李长信前来观看出土的金器并求援。二人看后，于惊喜之中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因无更安全的地点放置，郑、李二人决定腾出他们的办公室作为目前和以后陆续发现小件珍品的保管室，并令保密员抬来了用于保管档案的钢质保险柜，将出土金器秘密转移至柜中保存起来。考古队保管组组长白绍芝离开驻地，一人独住此室，专门负责保管。同时，雷修所对这栋秘藏珍宝的办公楼加强了安全保卫，增设了岗哨，并有流动哨兵持枪日夜巡逻守护，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保证了出土文物珍品的绝对安全。
白绍芝向作者讲述当年保护曾侯乙墓出土器物情形（作者摄）
5件金器放进了保险柜，但那两件缺失器身的器盖，却一直令考古人员挂念在心又困惑不解。时有几位省里来的领导人观看了秘藏的金器之后，赞叹之余不约而同地提出疑问：“这件器盖分明是实用之物，不是为陪葬而特意打造的明器，既然是实物就应该有器身，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只有人头没有身子。若生活中发现一个人头说着话或唱着歌或破口大骂在地下乱滚乱跳，那只能是一个妖怪。同理，世上的器物可能有身子而没有头，但还没有见过只有盖没有身的器具，就如同当年北京大学拖辫子的教授辜鸿铭所言：‘一个丈夫可以娶四个妻妾，没见过一个妻妾娶四个丈夫的，就如同一把茶壶配四个茶碗，没见过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一样。’既然有头必有身子，一把茶壶配几个茶碗，那么这个器身跑到何方去了呢？会不会仍在墓坑的淤泥之中，或者被盗墓贼盗走了呢？”谭维四决定，在吊棺之前，先清理东室底部所有陪葬器物，或许器身就躲在哪个易被疏漏的角落。
随着坑内污水全部抽干，东室内除了庞大的主棺，在四周堆积着大小不一，神态各异的零散器物，还有几个当初未能取出的侧翻的陪葬棺棺盖与人骨等。在主棺的东北角，一只青铜铸造的鹿角长颈立鹤站于平板底座上，昂首伸喙，姿态悠然地注视着这个对它来说已分别得太久的新鲜世界。
当水还没有完全抽干时，它就以其独特怪异的姿态引得了考古人员和围观者的瞩目，这种自然界中所没有的，非禽非兽、亦兽亦禽的动物，显然是一件匠心独运、极富想象力的艺术杰作，而这种打破常规格局的艺术品类，在中南地区特别是江汉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多有所见。鹿与鹤在中国古代皆被视为吉祥的动物，这种动物有神的灵性，对人类具有保护作用。《楚辞·天问》就有“惊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句。据《文选·辨命论》注引《古史考》曰：“夷、齐采薇而食。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这便是“惊女采薇”的典故。《琱玉集·感应篇》引《烈士传》曰：“二人（伯夷兄弟）遂不食薇，天遣白鹿乳之。”此为屈原所问“鹿何祐”之事。
青铜鹿角立鹤（此物造型奇特，龟背鹿身，头上插一对铜鹿角。整体纹饰绮丽，不失为一件极好的艺术精品。通长143.5厘米，重38.4公斤）
《说文》：“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古谓之仙禽。有考古人员认为，这一艺术作品乃鹿与鹤两者的结合体，作为瑞祥之兆，葬于墓主人大棺之旁，寓意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骑鹿以游原野，乘鹤以遨太空。也有人引经据典，认为此物应称为飞廉，是古代的风神，主要用于镇墓避邪。屈原《楚辞·离骚》曾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望舒，神话中给月亮驾车的人。飞廉，指风神。奔属，跟在后面奔跑。
擂鼓墩古墓中的飞廉铜像放在东室主棺之侧，应是伴随墓主人的灵魂升天，并作为后卫忠诚地保驾护航一样。亦有别出心裁如方酉生者，认为两说皆误，此物可能是用于悬鼓的鼓架，因为它的身旁不远有一面带环的扁鼓，其大小恰可悬于其上。谭维四也认为：“方酉生的说法较为合理，因后来我曾试着将同室所出悬鼓的复制品悬于其上，鼓的竖环恰好套在鹤嘴的尖喙上，两横环分别套在向上呈圆弧状的鹿角上，十分合适。后来随州市博物馆已在编钟演奏厅里，仿此做了一件加入其钟磬演奏的行列，并无不合适之感。”当然，谭氏说这段话的时候已是十几年之后了。
惊女采薇图（屈原《天问》插图，〔明〕萧云从作）
文：惊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注释：惊女，楚辞研究专家闻一多以为当作女惊，惊，通警，警戒之意。回水，即雷水，发源于首阳山。萃，相聚，指伯夷、叔齐先后出逃，在首阳山下的回水相聚，最终一起饿死。“何喜”是屈原问这二人所作所为有什么可高兴的呢？王逸《楚辞章句》云：“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惊而走，因获得鹿，其家遂昌炽，乃天祐之。”萧云从即根据此说而绘图。
无论是鹿是鹤，或是飞廉、鼓架，正在发掘中的考古人员没有时间进行考证讨论。这件青铜鹿角立鹤被请出坑外后，又将室中散乱的乐器、兵器、礼器、漆木器、生活用器等器具一一提取。乐器大多出土于东室的中部，主要有漆瑟五件，五弦琴、十弦琴各一件，小鼓和笙各一件。与中室相比，主要为娱乐乐器，没有钟、磬那样的重乐器，显然是为了墓主人娱乐的需要而特设的。
清理后在现场认出的兵器有戈、弓、镞、盾、矛等，有的出自主棺两侧，有的贴近东室的南壁与西壁。种类如此繁多的兵器出自东室，当是有保护墓主之意。当然也有例外，如在棺的北侧出土了一张带有外套的弓，长1.5米，弓身用红线缠绕，弓弦俱在。在弓的旁边，放有两束箭镞，一束10支，一束9支，箭杆皆为红色，箭头与一般的不同，无锋刃，属于平头箭镞。据考古人员刘柄等人推测，弓和箭是专门为射击珍贵禽兽用的工具，箭做成平头，是为避免射穿珍禽异兽的皮毛。这一推测正确与否，很难说得清楚。
令考古人员印象深刻的是，在靠近主棺的东侧，杨定爱发现了两件与众不同的小型青铜戈。出土时，与戈相接的柲已残断且分离。戈身通长14.3厘米，小巧精致，光亮如新，如现代人用于防身的手枪一样，使用痕迹不明显，周身泛着黑黝黝的青褐色光芒。详细观察，其中一件戈身镌刻着“曾侯乙之寝戈”铭文，也就是说，这是墓主人亲自使用或亲近侍卫使用的小型防身戈。另外，在主棺的旁侧还清理出土了一批马嚼子、马镳和马饰，这些器物象征马驾的车，也寓意墓主可以乘车到处巡视和游玩。至于寝戈头上镌刻的“曾侯乙”铭文，是否指棺中的主人，考古人员一时还没有把握做出结论。
飞廉图（屈原《九章》插图，〔清〕门应兆作）
文：历太皞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阳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径度。
注释：太皞，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即伏羲氏。飞廉，神话中的风神。杲杲，明亮的样子。凌，越过。天地，俞樾以为乃“天池”之误。径，直。度，同渡。
在清理过程中，大家密切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企图于不经意中有个意外惊喜，以破解久悬于心中的金器有盖无身之谜。但整个东室全部清理完毕，金器之身仍是千呼万唤未出来。不仅没有找到与此相般配的器身，就是其他质料与之相配者亦未发现。当时负责记录的刘柄在他的田野考古发掘记录中写道：“在主棺下南北两侧放有金盖两件，但其主要部分的器身，直至清理工作完毕仍未发现。不知是何原因。本来此墓是被盗过的，盗洞把中室打开，是否盗墓人进入东室？就是进入东室，为什么金盏、金杯还保存很好？”
从整个墓坑的结构和积水情况推断，盗墓贼进入东室的可能性很小，中室西部成排的编钟都没有被盗走，发掘时一个不少地立在原处，何以要舍近求远进入东室盗取器物？而从中室进入东室，唯一的通道就是椁墙下那个狭窄的小门洞，盗墓者要在三米深的水下，于漆黑一团中穿洞而过，并取走棺材下的器物，非有孙悟空的功夫是难以想象的。
曾侯乙寝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