椁盖板和浮起的木棺全部取走了，深埋地下的木椁初露真颜，尽管整个场面有如“水漫金山”之势，但大轮廓还是可以分辨出来。这个轮廓便是：墓坑四周用厚木枋叠砌成椁墙，总面积略小于墓坑，椁的外形与墓坑相同，都呈多边形，内由木制椁墙分隔为4个独立的部分。按照考古规程，以其方位正式命名为东、中、西、北四室。四室中，以中室和东室最大，中室长9.75米，东室长9.5米，各宽4.75米；西室次之，长宽分别为8.65米和3.25米；北室最小，长宽各为4.75米与4.25米。整个木椁空间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一样大，如此庞大的木椁不仅在湖北省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过，即是在整个中国也属首次发现。

十几天没白没黑地折腾，只见到了一个大木椁的轮廓、10口浮起的陪葬彩绘木棺，另外就是一汪清浊不一的深水，其他的文物什么也没有见到。那么，这4个椁室哪一个才是墓主人的安寝之所，主棺何在？墓内到底有什么文物，盗墓贼真的把陪葬品盗掘一空了吗？东室水下那个若隐若现的黑色怪影又是何物？难道是墓主人的主棺不成？若是主棺，为何不放在空间最大、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室而偏于一隅之地的东室，这个明显不同于楚式墓葬风格和建筑形式的大墓，到底是何人于何年代在此地建成，它留给现代人类的到底是什么物质财富和精神启示？这一切，即使是富有经验的老一辈考古学家顾铁符也无法解答，看来只有把水抽净后，才能“水落石出”。于是，谭维四等考古人员决定，立即动用潜水泵抽水，尽快解开墓坑藏宝之谜。

过去几次抽水，主要目的是针对盗洞而来，由于四室底部相通，水的容积太大，不但未弄清盗洞底部和文物被盗情形，反而把洞下污泥搅起，弄得整个中室北部混浊一片，其他几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坑清水皆受到污染。有了这一教训，此次抽水当然不便再在盗洞底部插吸管，必须移至一个既不损害地下文物（假如此处有文物），又不至于把水搅浑的部位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对水下探测工作不能用竹竿之类的硬物触及，更不能把墓坑当成真正的水库，找几个年轻人脱了裤子跳下去摸鱼一样活抓活捞，这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此前谭维四有过用小瓶装水以线吊起来测试的方法，尽管不太理想，便毕竟还算可行。于是，清理组长郭德维、副组长杨定爱，分别以此种方法在不同的椁室测试。结果发现北室有的地方水位较深，达到了3.5米以上，这个现象或许意味着底部没有文物或文物较少、较小。但只能凭感觉判断有无，仍不能对底部情形做出明确判断，令人放心不下。正当大家犹豫不决之时，一个青年实习员突然说了一句：“要是有个潜水望远镜就好了。”一句话提醒了众人，谭维四也觉得此法有些意思，便令杨定爱设法造一个“潜水镜”下水。

杨定爱很早以前就跟随谭维四在江陵纪南城搞考古发掘，其特点是肯吃苦，爱钻研，心灵手巧，善于在考古发掘中根据不同场景和情况，产生奇思妙想，制造相应的工具，从而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此次受领任务后，很快想出了制造办法，他找来一根长钢管，前端用薄膜密封，内装一个灯泡，接上电源，慢慢伸入水下，借助灯泡的光亮透视水下的情况。由于灯泡的亮度和光照范围有限，越往下越模糊，真正到了3米多深的水下，只能大体看个轮廓，难以辨明具体情形。如此反复几次，最后认为北室的东北角比较空旷，于是决定将潜水泵吸管插入此处。

一切准备停当，当天夜里11点开始抽水。

潜水泵发着“隆隆”响声转动起来，一股股清水顺着8米长的管道喷射而出，缓缓流入山冈下的沟渠。考古人员或蹲或站地聚集在墓坑周围，与围观的近千名观众一同盯着水面变化，渴望奇迹尽快出现。

水位在缓缓下降，众人的注意力越发集中。突然，看上去平缓无波的西室“咕噜”一声轻微的响动，从水下冒出了一个黑红色的枕头一样的物体。“有东西！”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

“是一只鸭子。”又有人喊道。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这个形同枕头又好像一只鸭子的器物，正随着抽水泵的吸力，缓缓向北移动。当要抵达坑壁时，考古人员才发现确是一只“无头小鸭”，待打捞上来仔细观察，方知是一个木制漆盒。与一般漆盒不同的是，这只漆盒整体被雕成鸭子形，周身髹黑漆，绘羽毛纹饰，腹内中空，靠近颈部有一圆形榫眼，眼内两边各有一凹槽，由此可知还有一个头插入其上，形成了一个极富艺术特色的“鸭形盒”。不过，此时考古人员拿在手中的“鸭子”，只有鸭身没有鸭头，究其原因，没人能说得清楚，只好作为悬案暂时搁置。想不到两天之后，室内清理人员陈恒树、陈善钰、张华珍、李苓等人在清理西室浮起的2号木棺时，从棺内清理出了一个有颈彩绘漆木鸭头，当时就有人联想到这个“无头小鸭”，将二者一拼对，鸭头颈部两个凹槽正好插入盒身内，转动一下方向，鸭头即被拴卡在盒体内，形成了一只完美精致的小鸭子。

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2号棺出水时，棺盖与棺身早已分崩离析，棺身侧翻，小鸭子也随之身首分离，鸭身落入水中，鸭头仍在棺内。落水的鸭身因缺失头部，水从颈部灌入腹中沉没。当潜水泵抽水后，鸭身受吸力的作用在水底摆动翻滚，最后浮出了水面，重返人间。这是考古人员除棺椁之外在墓坑中直接提取的第一件珍贵文物，也是命运之神抛出的一把神秘钥匙，后来的许多重大隐秘将由这把小小钥匙予以开启，只是当时的考古人员尚未意识到。

不久，这件文物在工地现场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中展出，所标的器名是“鸭形盒”。一直关心支持发掘的雷修所政委李长信看后，对此物的工艺水平赞不绝口，并当场问谭维四：“这么精美的一件艺术品，为什么要起个‘鸭形盒’的名字，是不是当年就这么叫？”

谭维四回答道：“这件器物当年叫什么名字，器身上没有镌刻文字，也没有文献可考，这个名字不是它的本名，而是我们给它定的。根据田野考古常规，古籍或此前出土物已有依据者从之，古籍或此前出土物无据又无法知其本名者，以其器形来命名。因为这件器物外形很像一只鸭子，所以就叫‘鸭形盒’了。”

李长信听罢，轻轻摇了摇头说：“这个名称不够雅致，而且依我看，它的外形不像鸭子，更像一只鸳鸯。鸳鸯是中国老百姓所熟悉和喜欢的一种吉祥鸟，为何不叫它‘鸳鸯形盒’呢？这样又雅致又吉祥，还更接近实物。”

谭维四一听，愣了一下，再细看此物，觉得确实像一只鸳鸯，遂惊喜地对李长信道：“你说得有道理，真不愧是政治委员呵，既有政治敏感，又有文化水平，我与其他的同志商量一下，看要不要改过来。”

当天，谭维四与其他考古人员接受了李长信的建议，修改了标签及各种记录上的称谓，改为“鸳鸯形漆盒”。按照考古业内规定，凡已经上记录的器物不能轻易更换名称，此次更名，是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的一次例外。可见李长信所言，的确是点准了考古学家们的穴位，而作为考古工作者，在这件器物的命名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胸襟，也令世人为之敬佩。1993年12月20日，中国国家邮电部向全球发行的一套《中国古代漆器》特种邮票，其中有一枚就采用了这只鸳鸯形漆盒图案，名称为“战国·彩绘乐舞鸳鸯形盒”。从此，这件器物高贵典雅的名字走向了世界。

当然，鸳鸯漆盒之所以被邮电部选中，除了年代久远和精美别致的工艺造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器身腹部那两幅“彩绘乐舞”的图案，正是这两幅图案所具有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暗含的玄机奥秘，才使后来的谭维四等考古人员在冥思苦索之后，终于找到了破译出土编钟演奏的密码，从而使湮没了2000多年的音乐之门訇然洞开。

——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鸳鸯形盒前视图

邮票上的鸳鸯形盒（1993年12月20日，中国邮电部在全球发行了一套四枚《中国古代漆器》特种邮票，其中就收录了这件“战国·彩绘乐舞鸳鸯形盒”。邮票发行后，受到国内外集邮爱好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