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盗掘方式、方法，多适用于北方地区。与北方洛阳、关中等墓葬密集处不同的是，南方许多地方土薄石多水位高，无论是早年的铁锥还是后来发明的洛阳铲等探测工具，皆不能发挥预想的效果。当地盗墓贼经过长期不断摸索和总结，“因地制宜”搞出了一套觅冢、识宝的方法和发掘技巧。如湖南长沙一带在清朝、民国时期就有一大批专以盗墓为业的“土夫子”，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经验丰富者进入省博物馆，摇身一变成为考古工作者，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时，就有几名“土夫子”参加并发挥了特长。据这批“土夫子”向身边的考古人员透露，过去长沙周围地区盗墓贼的方法和技术，像古老的中医学把脉看病、治病一样，归纳起来可分为“望”“问”“闻”“切”“听”五字要诀。

所谓“望”，就是望气、看风、视水。老一点的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看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按照“土夫子”的解释，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会有大墓存在，且墓的规格高，陪葬宝物既多且精，许多是国之重器。以风水之术预测地面无标志的墓址，几乎百发百中。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土夫子”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一次他到益阳走亲戚，行至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若发之，墓中宝物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半信半疑，这个经常与美国人做古董生意的蔡夫子，可能是想在众小子面前故意露一手，于是打赌：若发之，无古墓和珍宝，自己输一千美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上等物几百件。后来这批宝物被卖给与“土夫子”相熟的美国一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后来，这位“土夫子”在长沙子弹库盗掘出著名的战国缯书，卖给当时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柯克斯，柯克斯带到美国后又几度易手，现存放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物主是萨克勒。由于是盗掘，流传国外十分秘密，出土和流出国外时间众说纷纭。据考古学家商承祚先生说是1942年9月出土，1946年被柯克斯从上海带到美国。这幅写在丝织品上的文书，呈长方形，长约46厘米，宽约38厘米，中心有两段文字，共948字，行文颠倒排列，可分为甲、乙编。其中甲编13行，乙编8行，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和树木等图像和解说。据专家考证，这幅缯书是中国最早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可惜流入异乡不复为中国人所有了。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这些人一般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和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从交谈中获取古墓的信息与方位。因多年练就的功夫，加之善于夸夸其谈，很容易博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其盗掘的主要方法是，根据古墓的封土和墓坑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判断其位置和年代，随后在古墓适当的部位开挖竖井式盗洞，为了节省工时，盗洞长宽大小以容纳两个畚箕为限。盗洞笔直向下，当挖到一人高的深度，就在盗洞的两壁挖成两个马蹄形的足穴用以踏足，双手将洞内装土的畚箕举上来。继续向下挖时，则采用搭人梯的方式。当接近棺椁部位，则由富有经验的“土夫子”亲自探索，如果棺椁保存尚完好，就用斧头砍，凿子凿，爬进棺室去摸文物。如果棺椁已经朽坏，“土夫子”就用竹签子在泥土中去仔细探查，其程序如同过筛，即是很小的印章也不会漏掉。

“闻”即嗅气味。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在踩点时，若发现墓葬所在位置，便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大体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切”即中医学上的把脉之意。分三个步骤：

第一是发现古墓之后，要尽快地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像给人把脉一样很快找到病源，也就是古椁室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棺头椁尾，盗取葬品。位于长沙的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墓曾先后五次被盗，陪葬的顶戴花翎等珍物被盗得片甲无存。据考古人员清理发现，几乎每一个盗洞都是从墓顶直接打洞进入墓室的。

第二是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盗贼进入棺内，先从头上摸起，再经过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需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古人死后，据说在尸体的各窍放入玉器等物填塞，可镇邪驱鬼，避免腐烂。于是，许多贪得无厌的盗墓者特别注意这一细节。1994年春，湖北省荆门市郭家岗一号战国墓被盗掘，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与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西汉男尸和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女尸一样，保存完好，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竟被不法分子劈棺抛尸，百般作践，头发被扯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衣服被扒光，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暴尸达一个半月之久，等案发后，尸体已腐烂不堪，惨不忍睹，文物价值也随之丧失殆尽。这具女尸之所以遭到如此惨祸，主要是盗墓者想从七窍找到含塞的玉器珍宝所致。

第三是以手摸触出土文物。凡行内高手所过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值价几何。这个妙法主要是靠经验取得，若无长年与出土文物打交道的造化，再伟大的天才也望之不及。业内高手在圈子内于酒酣耳热之际，常以此技赌输赢，胜算系数颇高。

“听”即盗墓中的综合功能，由听而观察世界万千事物的异同，从中对心中所期望的目标做出正确判断。《清稗类钞·盗贼类》有“焦四以盗墓致富”条，其中说到“广州剧盗”焦四盗墓的方式，可作为这个“听”的注脚。文中说：

广州剧盗焦四，驻防也，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

一日，出北郊，时方卓午，雷电交作，焦嘱众人分投四方以察之，谓虽疾雷电，暴风雨，不得稍却，有所闻见，默记以告。焦乃屹立于岭巅雷雨之中。少顷，雨霁，东方一人归，谓大雷雨时，隐隐觉脚下浮动，似闻地下有声相应者。焦喜曰：“得之矣。”

翌晨，焦召集其徒，建篷厂于其地，日夜兴工，力掘之。每深一尺，必细辨其土质。及掘至丈余，陡闻崩裂声，白烟一缕，自穴口喷出，约炊许而尽。焦乃选有胆勇者数人，使手炬，坐竹筐，悬长绳以下。谓若有不虞，当振玲为号，以待救援。约尽五丈余绳，筐顿止。逾时，有铃声，引下穴诸人以上，述所见。或谓穴底有数大殿，或谓中藏十余柩，或谓正中一棺面列铜人，高可数尺。焦悉颔之。

入夜，焦乃选十余人，令持炬下穴，则见穴有三殿：中殿金棺，列铜人数具，貌狰狞；前为飨殿，鼎彝具备；后殿残破，有柩十数，盖当时殉葬人也。及启棺，则见尸之长髯绕颊，骨肉如石，叩之有声，中实金珠无算。其卧处，铺金箔盈尺，卷叠如席。亟将各物取归，渐货之，遂以致富。

焦四组织集体盗墓，其徒数十人，各有分工，计划严密细致，步骤有条不紊，可谓是盗墓门道、经验、技术和智识的集大成者，也是盗墓史上少有的特例，非达到一定境界不能为之。只有达到了如焦四者炉火纯青的奇妙地步，才能做到百无一失，否则极有可能一无所获，枉费心机，弄不好还可能被官府捉去，或枭首，或扒皮，或凌迟，反误了卿卿性命。

至于上述所言在勘察墓穴地点时，观草色、泥痕之术，则是利用古墓多采用夯筑技术的知识，并不足奇，远没有所谓听雨、听风、听雷等术玄妙。若加以分析，这听雷之术也不是顺口胡诌，当含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比如“大雷雨时，隐隐觉脚下浮动，似闻地下有声相应者”，是地下空圹遇雷雨而容易受到震动甚至下陷的缘故。中国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周口店遗址“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在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讲课时，就曾谈到寻找遗址和古墓的方法。裴说：

寻找一个遗址，首要的先去找露头（outcrop），这是地质上之名词，我借来应用。遗址经年既久，埋藏在地下，我们无法知道。这露出之一部即谓露头。

露头之成因，不外人工及天然所造成。挖掘土坑房基，可以造成露头，浮浅的遗址，可因耕种田地而露出，但最重要者，却为公路及铁路之开掘之地基，或运河之掘挖或开展。……但孤零之一、二史前遗址，不能谓露头，更不能谓为遗址。

再如，在沙土之中，如有埋藏之坟墓，因其地沙土曾经掘挖，后又填起，故土质自较生而未经掘挖者松散，地内所蓄之水也较原生土质之地为多。因之，雨季则见坟墓之地较湿；至旱季，则易干燥。著者曾闻甘肃之史前遗址，于春季，湿气上升，秋季地内水量充足，每一遗址，均较他处为湿潮，随葬之陶器，虽埋于二三尺深之土中，亦因湿度不同于地面可隐约见其大形。故掘者可按此而得，百无一失。此亦搜寻之一法也。[1]

裴文中不是社会上走南闯北流浪江湖的所谓风水先生，更不是盗墓者的同行，但他能从自身在田野考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视察判断方法，而这些方法与古代文献、野史中的记载，竟有许多相合相似相通之处，可见“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盗墓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练就了一套在外人看来极为神奇的方术，并非虚妄，而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至于世上流传的墓穴掘开后有烟火突现等等异兆，也并非无稽之谈，在长沙就多次发现。20世纪中叶，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古器物学家、考古学家商承祚，为了解古物事，曾数次奔波于湖南、湖北博物馆和田野考古现场，并亲自参加指导过湖北纪南城的发掘工作，不但与当地考古人员如湖北的谭维四，湖南的著名考古学家侯良、高至喜、傅举有等建立了个人友谊，同时与当地不少改过自新的“土夫子”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儿”。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两湖地区的古物和盗墓等事宜多有了解，并有《长沙古物闻见记》等著述问世，并指出：近代盗墓团伙盗掘楚墓的行动方式，往往是“深得墓穴后于夜间篝笼盗发”，“每于深宵，穴孔而入，及见棺木，即加斧斤，折木穿窦，更翻入内摩寻，古物尽而后已。楚墓由地面至廊，深斜下入，达三四丈，必仅七八小时完成盗掘，否则为他组所知，源源加入，赃润减少，此不能不速成之一因也。”[2]

裴文中在全国考古训练班上做学术报告，着重说明“露头”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提供）

湖南长沙近世盗墓者曾多次遇到所谓“伏火”，或称为“火坑墓”，或称为“火洞子”。发掘时，或有棺木“为火冲破”者，或有“火从隙内喷出”者，有人以为这是“磷火”作祟。商承祚考察后认为“磷火”不能燃物，白日不可见，“殆椁内无空气，一旦与外界相接触，起化学作用而起火耳”。对此，他在《跋柯克思〈中国长沙古物指南〉》一文中，就这一悬而未决的疑案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楚墓椁墓完好未入空气者，如遇明火，其泻出之气即行燃烧，《闻见记》曾载其详，读者多有怀疑，柯君亦记及此事，皆为土夫子真实之言。余再度赴长沙时，即闻二十八年二月南门外阿弥岭木椁墓喷火伤人事，乃辗转由土夫子之介，得识苏三，即被墓火烧伤之人。苏三为人粗莽愚鲁，盗墓经验不丰，先锋工作，狡者每使令之。斯墓掘二夕（盗墓皆以夜）始见迹象，群工兴奋，子夜而抵其椁，苏三口衔纸烟，力掀盖板，轰然一声，其气与烟火相触而燃，苏三趋避不及，单衣被火，面目黧黑，号啕悲呼，仆地不起，面部胸前几无完肤，群工惊骇，急送湘雅医学院治疗，月余始愈，创痕斑斑可见，则墓火之说，信而有征。”[3]按商承祚的说法，近代长沙盗墓者之成熟技术的形成，未必世代传承，而主要因自身实践经验之积累，“因日久之经验，辨土色与山地即知其下之所有”。处理“火洞”的经验也是如此。如：“木冢，土人分为两种，曰水洞、火洞。”“火洞则入葬及今仍保持原状，启之有火，殉物取出仅微润；然此种墓千百难值其一也。遇火洞，不能见明火，否则一引即燃烧，启时见青气外泄有声、发火，即此气。曩日土人或被烧伤，日久始得此经验。”

商氏所说当有一定的道理，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时，亦出现冒烟喷火现象，据发掘人员记述：“出火的过程大致是，当某医院工程进行到露出木椁顶上的白膏泥层的时候，施工人员用铁杆向下穿了几个孔，孔里就喷出一股凉气，一接触火种即燃烧，火焰的颜色类似酒精灯，明火无烟。用水冲进出火孔，出现水花喷溅的现象……出火的原因，可能由于墓室里埋藏的有机物分解，形成一种可燃气体——沼气所引起的。沼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化学分子式为CH4，是一种碳氢化合物，比重为0.554，重量仅及空气的一半，扩散比空气快三倍，火焰呈蓝色。”[4]这个墓，当是商氏所说的典型的“火洞子”。

历史上盗墓现象的发生，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如项羽率兵盗秦始皇陵是为了复仇等等，但主要的还是出于劫财掠宝的目的。除此之外，尚有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盗墓与毁墓现象，如出于政治原因而抛棺戮尸、挫骨扬灰者，历史上不乏其例。像春秋时期吴国将军伍子胥发楚王冢，专为劫尸、辱尸，而盗墓者见墓主财少或早已被前人盗走，因失望而心生怨恨，遂将邪妄之火发于墓主之身者，历史上也多有记载。如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七写道：

寿州张侍中、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翟。地相去数里。有发冢盗，先筑室于二冢之间，自其家窍穴以通其隧道。始发张墓，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榇，以掩覆其穴。次发晏公墓，若有猛兽嗥吼，盗其惧，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闻兵甲鼓噪之声，盗亦惧，又呼一人同之，则寂然无响，三盗笑曰：“丞相之神尽于是矣。”及穿衬椁，殊无所有，供设之器，皆陶甓为之，又破其棺，棺中惟木胎金裹带一条，金无数两，余皆衣服，腐朽如尘矣。盗失望而恚，遂以刀斧劈碎其骨而出。既而货张墓金盂于市，为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谓均破冢而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鲁迅在《花边文学·清明时节》中曾说：“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罢，他就深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霉。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

关于元初宋陵被盗事，在南宋遗民周密所著《癸辛杂识·续集》中记载为杨琏真加。鲁迅所说可能有偏差，八合思巴又称八思巴，杨琏真加乃吐鲁番高僧八思巴的弟子，见宠于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任江南总摄。史载杨琏真加善于盗墓，曾盗掘南宋诸帝、后、卿、相陵寝达100余座，把盗来的陪葬珍宝用作修建寺庙的资金。其中在盗掘南宋六陵时，见宋理宗尸身保存完好如生，认为他的尸体内一定有奇珍异宝，于是就下令把理宗的尸体倒挂在树上，用棍敲击，结果淋出了很多水银。理宗的尸体不腐自然和吞食奇珍异宝无涉，当与水银浸泡有很大的关系。这位大宋皇帝的尸体如此这般被倒挂了三天三夜，忽然头颅不翼而飞。众人惊悚议论间，杨琏真加却躲在一边偷着憨笑。杨琏真加乃番僧，他认为用帝王的头骨做成法器或其他器具，就可以起到厌胜的作用。因此，他暗中派人把理宗的头颅割下，将皮肉用铁丝制成的刷子全部刷掉，制成了一个尿壶供帝师八思巴夜间享用（一说为酒具）。于是，堂堂南宋皇帝的头颅就整日被放在床下，与**的帝师相伴终生了。

杨琏真加盗发南宋六陵后，将各位帝后曝尸荒野，并割下后妃的头颅制成骷髅碗，供自己和部下使用。其后，又捡出帝后的骨骼遗骸，混杂在牛马猪狗的骨骼里一起埋掉，在上面建造了一座浮屠塔以示镇压。对此，《明史》记载说：“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

番僧杨琏真加的所作所为，真可谓骇人听闻，世之罕见。不过，此等事体已超出了本文叙述的盗墓源流及其技术沿革的本意，不说也罢，回过头来，还是看看擂鼓墩古墓水下的情形吧。

注释：

[1]《史前考古学基础》，裴文中遗著，载《史前研究》，第1、2期，1983年。

[2]《长沙古物闻见记》，商承祚著，1938年10月，木雕版于成都发行。

[3]《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商承祚著，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

[4]《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