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与盗墓贼的故事，对考古人员而言太熟悉了，从步入考古行业并接受田野发掘训练开始，除了掌握历史知识和发掘技术，每一个人还必须了解盗墓的历史和相关的学问，以便在日常发掘中加以辨别和做出相应的处理。

按照考古学教科书的说法，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早在殷商时代之前，活着的人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且得到强化。据出土的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资料显示，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的生命本体由一种神秘的魂魄组成，魂来自天，魄来自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无论是魂还是魄，都会庇护后人。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尊崇。这也是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庞大地下陵墓的直接原因。殷代陵墓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的第一个显著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争霸，厚葬之风兴起。为了让生前的荣华富贵永远陪伴自己，每一个诸侯国君主的陵墓规模都十分惊人。从已发掘的情形看，国王的陵墓像一个地下金字塔倒立于地下，墓中除安置墓主与殉葬者的尸体，还有大量稀世之宝作为陪葬品，堆放于身前脚后不同的墓室之中。《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受当时社会风气熏染，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商周时代尽管已奢厚葬，但中原地区的陵墓还没有坟丘，即便如殷王、周王那样的一国之主也同样如此。到春秋晚期，以孔子葬父置丘封树为标志，中原诸国才出现了坟丘形式的墓葬，而到战国之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形成了“丘垄必巨”的丧葬习俗。历代王侯将相及达官贵人不惜耗费人力、财力，营建陵寝地宫、修筑墓穴，倾其生前所有，大肆奢华。那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终于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者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

据可考的记载，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已知的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此冢埋葬年代距今约3600年。春秋战国时代盗墓之风始盛，著名的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作为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经考古人员发掘，不同时代的盗洞竟多达247个，整座墓葬如同一个倒扣的巨型筛子，洞网密布。秦之后每次战乱，便有大规模盗掘陵墓事件发生，即使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陵也未能幸免，曾遭到项羽、黄巢等人的军队盗掘、毁坏。唐人诗云“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正是盗墓风习盛行的写照。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大凡盗墓者可分为两类，一为官盗，一为民盗。秦末的项羽，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民国时期的盗陵将军孙殿英，等等，都是史上有名的盗墓人物，这些乱世鬼雄或奸雄往往动用军队，明火执仗地大肆挖掘。据《汉书·刘向》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所著的《水经注·渭水》中，对始皇陵被盗掘一事描绘得更为详尽：“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埋葬唐朝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两位皇帝的乾陵，之所以没有被盗，全赖其“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新五代史·温韬》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墓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石函中置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经现代勘探结果证明，乾陵因其坚固的构筑而成为唐代18座帝王陵中唯一没有被盗掘的陵墓。

就在擂鼓墩古墓正式发掘两个月前的3月6日至10日，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员郭德维曾参加江陵天星观楚墓揭取椁盖板工作。根据郭氏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其盗掘之惨状，可谓目不忍睹。整个墓坑共有7室，除足厢一个小室未被盗掘外，其余各室全被盗扰，稍大一点的青铜器均被盗劫一空，有一个大铜鼎可能由于盗墓贼无法搬出盗洞，索性砸碎带走，只遗下两只蹄形铜足不知何故未被带出。两只铜足分别高35.5厘米，直径10～12厘米，据估计整个鼎重量当在50公斤以上，惜已被盗走。室内四重棺椁全被盗墓者劈开，尸体被拖出棺外抛入一角，一些未被盗走的漆木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扰乱和破坏，大批竹简被踩断碾碎，损失惨重。从直径3米多的盗洞留下的痕迹与遗物分析，盗墓者是采用6层圆木垒砌成四方形井架而进入墓室的，如此巨大的盗洞和繁杂精致的盗掘设备，显然属于明目张胆的官盗。据郭德维分析，这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大概是楚国的郢都被秦国军队攻陷以后，秦军除了对郢都进行彻底摧毁洗劫，还对郢都附近的楚国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与盗掘。为此，身为楚人的郭德维曾愤愤地说：“后来项羽攻破秦都咸阳，所进行的火烧阿房宫，洗劫始皇陵的恶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这些恶行都是跟着秦人学来的，只是远没有秦人厉害罢了。”郭氏这一推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尚可讨论，但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官家兵匪所盗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天星观一号墓填土中出土器物：1.绳网兜及木棍；2.铁臿

郭德维在北京西苑饭店花园水池边向作者演示天星观一号墓被盗情形（作者摄）

当然，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到了汉末一代奸雄曹操，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鲁迅在《清明时节》一文中提到曹操曾设置“摸金校尉”一职，专门做盗墓勾当，此事最早见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讨曹操的《檄文》。这位老奸巨猾的曹阿瞒除设立“摸金校尉”外，还创立了同一类型的“发丘中郎将”官职，这个职别已是相当高级了，可见盗掘规模之大。为表示对这一行业的重视，曹操于日理万机中，曾亲自指挥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用出土金宝换取世俗的钱财，以养活自己日渐庞大的军队。

继曹操之后窃权弄柄，领兵统将盗掘帝王陵墓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因时间较远不再叙及，仅以民国时期为例，为了盗掘位于北京东部马兰峪镇内的清东陵之乾隆皇帝陵与慈禧太后陵两座陵墓，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竟以三师兵力，动用了枪炮与烈性炸药，采取战场上炸碉堡的形式进行毁灭性破坏，最终导致两座陵墓地宫被炸开，珍宝被劫掠一空，出现了“无骸不露”的悲惨局面。

官盗之外，便是民盗。民盗当然来自民间，分布各地草莽之间，人数众多，互不相关，以各种方式偷偷摸摸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这些布衣盗贼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陕西关中、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周边等地进行探寻，若发现目标，一般采取由外往里打洞的方法进入墓室直接取物。

所谓“狗有狗道，猫有猫道”，一旦选择了盗墓这一特殊职业，就必须要练就不同于常人的特殊功夫，否则，便不叫盗墓，应该叫故意找死了。

那么，盗墓贼的特殊本领何在，如何找到墓葬所在位置，如何进入墓穴盗取宝物呢？按照历史流传资料和盗墓者亲身所述，盗墓者必须因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一起，在结成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后，首先是出外踩点，以便确定墓葬的位置、规模和盗掘的方式方法。尽管这是前期事宜，却相当重要，若在这方面走眼或失手，后面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因而必须小心行事。整个途径可分为三个步骤：

一、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级别年代等粗略信息，有古墓的地方由于自然地层在埋葬过程中遭到破坏，庄稼和树木的长势一般会比周围地区差一些。

二、从史书、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中寻觅古墓的踪迹。史书与文献需有文化者才能查看，一般的盗墓贼主要靠民间传说得到线索，然后到现场勘察后，根据经验做出判断。

三、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操作工具。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专用探测工具，只要确定位置，便设法自上往下挖掘，使用的工具一般为锸、锹、镐、铲、斧和火把、油灯等。明代开始使用铁锥探测，在技术上算是一个进步。民国之后开始用洛阳铲等工具凿土取样，通过土质和地下带出的残物，如陶片、木片，铜、金等金属碎片，判断墓葬的确切位置、规模、陪葬品等放置情况，以便有的放矢。

当这一切确定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盗掘的问题。对那些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的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事，只是相对辛苦一些罢了。当然，如果是小墓，则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或打洞或用其他方法撬挖，几个时辰或一夜完事。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小型墓葬。一个或两个人即可完成。

明代冯梦龙编刊的《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记述了一个生动的姻缘故事，其中有一段盗墓情节可视为上述范畴的代表，故事本身的离奇曲折令人击掌叫绝。

《醒世恒言》书影

说的是大宋徽宗年间，东京青年男女范二郎与周胜仙一见钟情，各因相思致病。后在王媒婆的撮合下，胜仙娘在老爷外出的情况下，擅自将胜仙许与范郎婚配。半年后周家老爷外出归来，对此婚事大加反对，当场将胜仙娘骂了个狗血淋头，躲在屏风后偷听的周胜仙闻之，一口气塞上来，当场昏厥在地，人事不省。父母闻知慌忙来救，终究未能苏醒。

周家老爷见女儿已死，只好找人打制棺材，抬进家中，教仵作人等入殓。与此同时，周老爷吩咐管理坟园子的张一郎、张二郎道：“你两个便与我砌坑子。”吩咐了毕，絮叨道：“功德水陆也不做，停留也不停留，只就来日便出丧，周妈妈教留几日，那里拗得过来。早出了丧，埋葬已了，各人自归。”

可怜三尺无情土，盖却多情年少人。小说至此，算是一个段落，接下来曲转弦变，令人惊悚。小说叙述道：

且说当日一个后生的，年三十余岁，姓朱名真，是个暗行人，日常惯与仵作的做帮手，也会与人打坑子。那女孩儿入殓及砌坑，都用着他。这日葬了女儿回来，对着娘道：“一天好事投奔我，我来日就富贵了。”娘道：“我儿有甚好事？”那后生道：“好笑，今日曹门里周大郎女儿死了，夫妻两个争竞道：‘女孩儿是爷气死了。’斗别气，约莫有三五千贯房奁，都安在棺材里。有恁地富贵，如何不去取之？”那作娘的道：“这个事却不是耍的事。又不是八棒十三的罪过，又兼你爷有样子。二十年前时，你爷去掘一家坟园，揭开棺材盖，尸首觑着你爷笑起来。你爷吃了那一惊，归来过得四五日，你爷便死了。孩儿，切不可去，不是耍的事！”朱真道：“娘，你不得劝我。”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把与娘看。娘道：“休把出去罢！原先你爷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朱真道：“各人命运不同。我今年算了几次命，都说我该发财，你不要阻挡我。”

你道拖出的是甚物事？原来是一个皮袋，里面盛着些挑刀斧头，一个皮灯盏，和那盛油的罐儿，又有一领蓑衣。娘都看了，道：“这蓑衣要他作甚？”朱真道：“半夜使得着。”当日是十一月中旬，却恨雪下得大。那厮将蓑衣穿起，却又带一片，是十来条竹皮编成的，一行带在蓑衣后面。原来雪里有脚迹，走一步，后面竹片扒得平，不见脚迹。当晚约莫也是二更左侧，分付娘道：“我回来时，敲门响，你便开门。”虽则京城闹热，城外空阔去处，依然冷静。况且二更时分，雪又下得大，兀谁出来。

朱真离了家，回身看后面时，没有脚迹。迤逦到周胜仙坟边，到萧墙矮处，把脚跨过去。你道好巧，原来管坟的养只狗子。那狗子见个生人跳过墙来，从草窠里爬出来便叫。朱真日间备下一个油糕，里面藏了些药在内。见狗子来叫，便将油糕丢将去。那狗子见丢甚物过来，闻一闻，见香便吃了。只叫得一声，狗子倒了。朱真却走近坟边。……抬起身来，再把斗笠戴了，着了蓑衣，捉脚步到坟边，把刀拨开雪地。俱是日间安排下脚手，下刀挑开石板下去，到侧边端正了，除下头上斗笠，脱了蓑衣在一壁厢，去皮袋里取两个长针，插在砖缝里，放上一个皮灯盏，竹筒里取出火种吹着了，油罐儿取油，点起那灯，把刀挑开命钉，把那盖天板丢在一壁，叫：“小娘子莫怪，暂借你些个富贵，却与你作功德。”道罢，去女孩儿头上便除头面。有许多金珠首饰，尽皆取下了。只有女孩儿身上衣服，却难脱。那厮好会，去腰间解下手巾，去那女孩儿脖项上搁起，一头系在自脖项上，将那女孩儿衣服脱得赤条条的，小衣也不着。那厮可霎叵耐处，见那女孩儿白净身体，那厮**心顿起，按捺不住，奸了女孩儿。你道好怪！只见女孩儿睁开眼，双手把朱真抱住。怎地出豁？正是：

曾观《前定录》，万事不由人。

真不愧是盗墓世家，胆大心细，奇技**巧令人击案。在撤离现场时同样沉着、冷静，不漏掉第一个细节。只见：

当下朱真把些衣服与女孩儿着了，收拾了金银珠翠物事衣服包了，把灯吹灭，倾那油入那油罐儿里，收了行头，揭起斗笠，送那女子上来。朱真也爬上来，把石头来盖得没缝，又捧些雪铺上。却教女孩儿上脊背来，把蓑衣着了，一手挽着皮袋，一手绾着金珠物事，把斗笠戴了，迤逦取路，到自家门前，把手去门上敲了两三下。那娘的知是儿子回来，放开了门。朱真进家中，娘的吃一惊道：“我儿，如何尸首都驮回来？”朱真道：“娘不要高声。”放下物件行头，将女孩儿入到自己卧房里面。

故事至此，已成喜剧，但后来的发展，竟出乎意料地卷入了新的悲剧旋涡，使多情的周胜仙再度为情人而亡身。小说作者为此发出了“若把无情有情比，无情翻似得便宜”的感叹。作者的感喟是否就是真理，此处不做讨论，需要特别注意的当是小说中透露出的盗墓者的行为方式及当时的社会百态，应当说这个故事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和给予后人的思想启迪是相当丰富并具有一定意义的。

清光绪年间吴有如主笔编撰的《点石斋画报》在上海出版发行，其中有一题为“幸遇盗棺”图，故事是：“闻诸父老云，人当垂毙之年，必有地府差役来拘魂魄，而又畏阳气太重，未敢近前，则必协同阳世之人以俱往。其人奉差之时，状类死人，不饮不食，无声无息，差竣乃还阳，俗所谓‘走阴差’者是也。本埠城南某甲，阴差也。前忽抱病，竟成不起，家人棺殓之，厝其棺于潮州会馆义冢。后而盗棺之贼见而生心，入夜持斧往撬，比盖脱而阴差苏，持贼足起，贼见吓死，然而差之感恩不浅矣。”此闻与冯梦龙所写故事可谓有一比拼。

除了朱真这类世家式精明干练的盗墓者，另有其他类别和方式方法。如盗墓者在踩点过程中发现大中型墓葬，但因周边太空旷不宜隐蔽，便以开荒种地为名，以各种理由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待青纱帐起，借其掩护，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悄悄打开墓室，劫取宝物。

据现代考古发现，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殷商王陵区，西区有大墓八座，东区五座，这些超大型陵墓不止一次被盗，残留遗物极少。据当年参加发掘的考古人员记述：“早期盗掘者对墓室位置判断极正确，他们在墓室正中开一个圆形大盗坑，坑口紧贴墓室四壁，似一内切圆。盗坑直达墓室椁顶，那时墓内椁室尚未腐朽坍塌，故盗掘者可直进椁室内，把室内之物席卷而去，像司母戊大鼎这样的铜器因太重了，未被盗走，但也被截去一耳。只有腰坑或个别墓室角隅未被盗掘者触摸到处，尚可找到一些幸存物。另外，在盗坑及扰土中还有一些未被盗掘者捡走的小件器物及碎片。第二次大盗掘的时间可能在北宋。近代盗坑大多是长方形的，大部分挖在墓道上（近代盗墓者据夯土确定墓的位置，大墓墓室早期被盗，盗坑中的土是翻动过的回填土，当地农民称此为‘二坑’，故盗掘者不在其上挖坑）。”[1]位于安阳洹水南岸的商代王陵区，在春秋时期已沦为废墟，当地百姓或在其上种庄稼，或任其荒草飘零，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为盗墓者创造了掩护的条件，遂有了多次被盗掘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命运。

除以上方式方法，还有更加绝妙的招数。有的盗墓贼先在墓周边地区以不同的理由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因是夜间行动，外人很难发现疑端和破绽，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墓内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幸遇盗棺”图

在绵延几千年的盗墓历史上，采用这种方法者不乏其人。曾为乾隆进士，历官陕西﹑河南﹑山东巡抚和湖广总督的江苏太仓学者毕沅，在其《吕氏春秋新校正》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有人自关中来，为言奸人掘墓，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为之者。小人之求利，无所不至，初无古今之异也。

与毕沅同一时代的学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中，说到盗窃陵墓时，曾记录了这样一种隐蔽方式：

康熙中，有群盗觊觎玉鱼之藏，乃种瓜墓旁，阴于团焦中穿地道。

所谓“团焦”，即乡村原野瓜田中搭建的圆形瓜棚。这个方法与毕沅所述基本属同一类型，也是“墓冢盗”们使用最多的经典版本。当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适合在周围盖房屋和瓜棚，一旦遇到不能在周边下手者，且判断墓中必有重宝，盗墓者便不惜拼上性命搞迂回战术，在相对较远、隐蔽的地方垂直下挖，凿成一井，然后顺井斜挖，直至通入墓室。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为避开众人耳目，有时甚至距离墓室几公里开凿，盗墓者吃住均在洞里，工期达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漫长的工期，就需要盗墓者有吃大苦、耐大劳、甘于寂寞的硬骨头精神，否则很可能会因种种原因前功尽弃。而一旦成功，所得墓中财宝也够吃喝玩乐一辈子的了。河南三门峡地区有一个虢国墓即以这样的方法被盗劫一空。盗墓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先打竖井，然后斜着打了一条两公里长的地道。从一个杂货铺一直打到虢国墓的中心位置。盗墓者凿开一个四米深的大洞，直接进到古墓的核心位置，将地下珍宝洗劫一空。不过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经考古人员清理后发现，盗墓贼已经使用了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挤压式炸弹进行定向爆破，比之古老的老鼠打洞式挖掘要容易得多了。

除了打洞钻眼，还有一个招数便是在古墓边修一假坟，以便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盗取财物。这种方法偶有为之，不太普及，因为新修的坟丘很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从而导致事败，几年前北京西郊老山汉墓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几个盗墓贼为了堆放从墓坑中盗出的杂土，而在外面堆了许多坟头。结果引起了晨练的当地老太太的怀疑和警觉，事情报到派出所，盗掘之事很快东窗事发，警察们秘密蹲守，当几个盗贼正在盗洞内挥汗如雨地撅着屁股苦干大干时，警察们将洞口一堵，几个盗墓者落入法网。当一位资深盗墓贼看了老山汉墓发掘的电视直播后，大骂那几位同行是一群笨猪，很傻很天真但不可爱。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盗墓者，从墓坑盗出的土是不能让人发现的，其处理办法多种多样，绝不可能如此显山露水。老山汉墓的盗掘贼在如此人眼密集的地方堆置坟头，明显就是找死，根本还没摸到盗墓行当的门径。而后来据警方人员审讯，那几个盗墓者的确是刚从内蒙古赤峰跟一位土盗墓贼学艺归来不久，想不到一出师门就进了监狱的大门，成了行内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

注释：

[1]《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