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脚步转眼走到了20世纪的尽头。

就在20世纪的晚钟即将敲响的前夜，一股探究、寻找“北京人”的旋风，再度从古老的中国悄然刮起，向全球各个角落席卷而去。

1999年12月12日，“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科学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等中国方面的数百名专家、学者，还有来自法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巴西、韩国、瑞士、波兰、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尼西亚、斯洛文尼亚等二十多个国家的近七十位专家学者。

贾兰坡在“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七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言（作者摄）

由于这次来的都是研究古人类学方面的中外专家，难得有这样一次聚集交流的机会，因而，除了纯学术交流，大家最为关心和谈论得最兴起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人”的下落。其间，各种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传闻相继出现，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由于媒体的参与和报道，一个个线索和具有悬疑色彩的寻找故事得以披露并向社会传播开来，从而引起了民众极大兴趣，在新世纪寻找“北京人”的序幕就此拉开。

受中国“保护周口店委员会”邀请，日本的中田光男也在此次纪念大会的开幕式上现身。上次这位老先生来华时，曾受到中国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还引起了企业家的重视，令他遗憾的是，与贾兰坡和胡承志未能会面。此次中田光男来华，愿望得以实现，只是双方会面很是奇特——既不是在温馨的私人寓所，也不是在严肃呆板的会场，而是在新时代兴起的传媒宠儿——宽松自由的互联网之家。

自右至左：中田光男、周季华与作者在北京西单一茶馆探讨“北京人”下落时合影

12月14日上午，已是91岁高龄的贾老在儿子贾彧彰的搀扶下，率先来到了新浪网北京总部的一个直播室。随后，81岁的中田光男和82岁的胡承志相继赶到了现场。三位老翁——当年的“冤家对头”、今日的“中日好友”见面后，握手寒暄。而后，在主持小姐的主导下，围绕中田光男提出的“北京人”新线索，开始了与网友交流式直播。

贾兰坡首先发言。他说，“北京人”头盖骨丢失了几十年，大家一直在寻找。中田先生本来是与此无关的，但他一直为此在奔波。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希望今天在此，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接着，中田光男发言。在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后，说，当年他是做苏联情报工作的，在侵华日军关东军的参谋部工作。1946年1月4日，他在现在的长春看到“北京人”头盖骨……最后，由胡承志就“北京人”装箱等问题做了介绍和说明，对中田光男提供的线索，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后，中日双方就中田光男看到的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光男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藤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甚至还推测，挪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自然博物馆保管，远藤博士手中的那个头盖骨，就来自这个博物馆。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这一说法基本给予了否定，认为中田光男提供的《北京原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贾兰坡最后表示，虽然中田光男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作为中国的一名科学家，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又说，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丢失的每一件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藤手中掌握的是札赉诺尔人头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作为寻找的意义都将是巨大的。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入会的科学家与通过各种媒体关注这一事件的民众，针对真假“北京人”，以及“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烈。就在这股旋风刮起的中心，作为一直跟随会议采访的人员，作者利用会议的间歇，对中田光男和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进行了专访。

1999年10月16日晚，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里，作者在中科院学者周季华、贾蕙萱夫妇的陪同下，与中田光男相约会面。席间，中田光男详细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疑问一一做了解释。之后，他说，如果自己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札赉诺尔人，都算是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点贡献。其间他特别强调，中日两国国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但在共同寻找“北京人”这件事情上，应尽量统一一下，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是一定能够找到“北京人”的，至少他本人对此满怀希望。

上次中田光男由北京返回日本后，把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向众议院议员平沼赳夫做了汇报，对方仍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量提出来，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提要求都是可以的。对平沼赳夫的观点，中田光男深以为然，很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谈判，成立由中日两国科学家和相关专家组成的寻找“北京人”调查组，在日本展开工作。如果认为他的推测有其合理性，就尽量促成对远藤儿子墓穴的发掘，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中国方面愿意单独派人到日本去，他本人可以协助发邀请函，并做经济担保和提供相应资金。无论如何，中田光男期待中方尽快行动，将“北京人”这一人类至宝重新找回。他本人回去后也还要努力，绝不轻易放弃云云。

最后，中田先生坦言，寻找“北京人”只是他计划中的一个小步骤，他的宏大计划是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教育、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研究工作。他认为日本的教育太拘泥于法律，日本的教育在走下坡路，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寻找“北京人”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他只是想通过寻找“北京人”去实现他的宏大计划。如果“北京人”能找到的话，他将向日本政府申请一百亿日元，和中国专家一起，搞幼儿智力和英才教育开发……

对中田光男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线索一事，众多与会人员和相关专家亦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日本国内的科学家也有不同意见。参加此次会议的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便是其中一个。

长谷川善和当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是高井冬二的博士研究生。他对作者说，“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或学者不会马上就到协和医学院去抢“北京人”化石。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材料看，当日本人到协和医学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时，化石已经没有了。再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其余则放在后头，对古代的人类化石并不感兴趣，即使拿走了，也会还回去，这一点跟西欧一些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占领别的国家后，喜欢把抢夺而来的东西作为艺术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还补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流传于世界各地，远藤手中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为一个模型去掘开远藤儿子的墓穴，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当然，“北京人”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应该努力去找。因为古人类化石毕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用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意义自然更不会一样。[1]

两个日本人，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作为“北京人”化石转移的具体承办方——美国人，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夏皮罗的学生杰福雷·施沃茨教授，对媒体报道的美国人弗利与日本人中田光男提供的线索，直言不讳地说：“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获的结论没有证据。我的老师夏皮罗先生直到1989年去世时还坚持认为‘北京人’化石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不过，我认为‘北京人’肯定是在战争中被摧毁了，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长春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北京人’的模型。但模型毕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别，为了一个模型而去发掘远藤教授儿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

作者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艾莉森·布鲁克斯在周口店探讨“北京人”下落时留影

与施沃茨教授相比，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艾莉森·布鲁克斯女士则有不同看法。早在1997年夏天，布鲁克斯曾率领美国六所大学的十几名人类学系应届毕业生来到周口店，专门进行实地考察。在中国古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徐钦琦教授的引见下，这位高大健美的女教授就周口店与“北京人”失踪的问题，与作者进行了交谈，她说：“周口店是古人类研究最神圣的地方，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地点所不具备的。人类延续的时间太长了，现代人类都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哪里是我们的起源地，哪里是我们由猿转变成人的关键点。比如，我们正在研究‘北京人’吃什么，现在的美国人都爱吃糖，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过去吃什么，难道周口店的祖先们也喜欢吃糖或有糖成分的甜食吗？现在人类一般要18至20岁才能成熟，之后才能结婚、生儿育女，难道周口店的祖先们也是这样的吗？他们结婚也举行仪式吗？每个人的寿命又是多长呢？这些问题对现代人类来说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又说：“10年前，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搞了一个古人类化石展览，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差不多都在那里展出了，可非常遗憾的是，唯独没有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人’化石。虽说我们现在仍然保存了这件化石的仿造件，却不可能当真的来研究，所以说‘北京人’的丢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不幸，也是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谜团。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它或许在美国，或许在日本，或许在中国，或许被别的什么国家的人秘密藏了起来，这个谜团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也许还活着，但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或她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件珍宝送还给我们，还要等待时机，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个时机。据我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很厚的，转移时又做了很好的包装，不管它落入何处，要全被毁掉是不可能的。想想看，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50万年都没有毁灭，‘北京人’才失踪了50多年怎么就被毁灭了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我的学生和学生的下一代也应继续寻找，直到有个最终结果。”

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相比，以浪漫而著称的法国人的确名不虚传。就在学者们围绕“北京人”问题议论纷纷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易夫·柯蓬思语出惊人，对“北京人”失踪之谜又有了新的注解。

也许是终生从事古生物化石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缘故，65岁的柯蓬思尽管须发皆白，但高大的身躯看上去依旧跟年轻人一样硬实健壮，富有生气，难怪4年前他的夫人还为他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儿子。此前，柯蓬思已在世界各地发现了4个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并闻名学术界，于是他把自己那宝贝小儿子叫作“老五”，意思是儿子和古人类化石都是他一生中最珍爱的“孩子”。

在北京木樨园一家叫作“兰花花”的美食村，柯蓬思在喝过几杯地道的北京啤酒后，小心地收起在手中握了足有半个钟头的小儿子的照片，话题开始转到“北京人”身上，他对在场陪同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娜·丹比科、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沈冠华（南按：兼任本次聚会的翻译工作），以及在座的几位古人类学专家与媒体记者说：“我是个很严肃的人，但也喜欢开玩笑。前些时候，我跟几位国际同行谈论‘北京人’失踪之事说过，如果‘北京人’当时已经运到了船上，而这艘船后来又被击沉了，那么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找到这艘沉船并把它打捞上来时，便会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既有男性的‘北京人’，又有女性的美国海员，那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情爱故事啊！”

众人笑过之后，柯蓬思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手扶着酒杯认真而又严肃地说道：“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北京人’的丢失都是人类宝贵财产的损失和遗憾，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否则，我们将很难面对后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做最大的努力。”

作者与易夫·柯蓬思（左）在兰花花美食村探讨“北京人”失踪问题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易夫·柯蓬思给作者的赠言：

人类史前时期有四位祖先：“露西人”“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北京人”。目前已经证明四位祖先中唯有“北京人”至今还遍布于全球60亿人类的发展之中。因此，周口店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科学和哲学意义的遗址。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易夫·柯蓬思

1999年10月15日

众人脸色变得有些严肃而沉重，柯蓬思也有些激动，他两眼放光，望了望在座的众人，接着以沉重的语气说道：“关于‘北京人’丢失这件事，我思考几十年了，并为寻找它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我认为，‘北京人’的命运无非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彻底摧毁了，或在火车上，或在轮船上，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理由是，‘北京人’化石在转移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笼罩在战火之中，其混乱的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混乱局势下，有许多珍贵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北京人’也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毁掉是置于‘混乱’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的。

“第二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发现，或被利用，或存放于某处，但‘北京人’的拥有者却毫无意识。也就是说，拥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珍贵的‘北京人’。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此前，我认识的一个南非同行名叫达尔特，他现在已经去世了。1976年，他在南非发掘出一块古猿头盖骨，然后到英国伦敦去做鉴定分析。他在伦敦机场下了飞机后，乘上了一辆出租车。下车后，才发现自己将装有古猿头盖骨的小包丢在了出租车上。心急如焚的达尔特当即通过伦敦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做了报告。很快，那辆出租车查到了，警方赶到车主家中时，只见装有头盖骨的小包被扔在车主客厅门后的墙角里，与它相伴的，还有一双破皮鞋。车主说，他根本没把这块烂骨头当什么宝贝，如果再晚来几个小时，他就会将这块烂骨头像平常扔西瓜皮一样扔掉，因为让一块死人骨头老待在家里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还有一个例子是1997年夏天，我率领几名法国科学界的研究人员到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考察，有一天我们到一位矿物工程师家中吃晚饭。说是家，其实就是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板房。我们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家围着桌子喝了几口咖啡，天便渐渐黑了。因为工程师家中没有电灯，蜡烛便是最好的照明物。当那位工程师拿着刚刚点燃的蜡烛从里屋慢慢走出时，我隐约见他手上捧着的是一个弧圆形蜡烛底座。由于蜡烛的光亮不是很强，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他捧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当蜡烛放到桌子上时，可能由于职业的原因，大家仔细一看，这才发现，那蜡烛的底座正是一件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我们赶紧将蜡烛取下来，将那件化石小心地捧在手里反复观察，仿佛突然间遇到了神明。当我们以十分惊奇的口气问这位工程师为什么将这么宝贵的古人类化石当作蜡烛底座搬来搬去时，想不到这位先生却极为平静地回答说，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化石有什么价值，只是感到有点好玩，就拿回家做蜡烛的底座罢了。根据工程师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将这一非同寻常的情况通知了纳米比亚的科研部门，纳米比亚政府不久就组织人员在这儿发掘到了许多古生物化石。我返回法国时，经纳米比亚政府同意，特地将那件已做成蜡烛底座的头盖骨带回了巴黎。经鉴定，这是一件距今十至十五万年前古人类的头盖骨，在古人类学上称为智人阶段。试想，一个专门研究矿物的工程师都不把这件头盖骨当回事，那么一个普通工作者或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人又怎么可能有意识地将它视为珍品呢？假如‘北京人’化石真的有幸没有被毁而落入了一般人手中的话，那很可能也会像那位工程师一样，把它当成蜡烛底座或别的什么器具了。

“这样的事例不只出现在普通人当中，即使是法国的有些博物馆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早些年去法国南部参观一个艺术博物馆时，发现这个馆的墙角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许多已经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的古生物化石。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原来这个馆的馆长是位古生物学家，所以他按照自己的爱好弄了许多古生物化石到馆里展览。后来这位馆长退休了，新上任的馆长又有自己的爱好，便弄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在馆内展览，而原来的那些古生物化石便随便扔在了馆内的墙角里，长期无人问津，任其损坏。这个个案同样说明，有的东西在你的眼里珍贵无比，在他的手里可能就一文不值；尽管同属博物馆馆长，但对事物价值的判断却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设想一下，假如‘北京人’化石也落到了上述那样一位馆长的手中，想必也和那些扔在墙角的古生物化石的命运一样，遭到同样不幸的下场。”

说到这里，柯蓬思稍做停顿，在座者被柯蓬思讲的奇闻逸事所吸引，急着听“下回分解”。对方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抹了抹嘴，然后继续说道：“第三种可能是，‘北京人’已经被发现，并被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收藏了起来。也就是说，拥有者知道他手中的那件东西就是全世界都在找的‘北京人’化石，只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目的，并不急于公布于众。为了说明这个推断，我还是讲一个故事。大约在20年前，法国中部勒雷古都附近一个农民在自家的地中掘出一个古老的墓穴，发现这个墓穴里有一个完整的人体骨架化石。这个人体化石所处的时代相当于尼安德特人时代，非常珍贵。可等这个消息辗转到我当时所在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时，已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当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现场时，只见到了人体骨架的身子，而那极为重要的头骨却不翼而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查了几天也没有查出头骨的下落，最后只好带着无尽的遗憾将那人体骨架的身子运回了巴黎。不久，我受法国电视台的邀请，对这次发现做演讲，我面对电视观众几次提到那个不翼而飞的头骨，并说不管这个头骨被谁拿走了，请你一定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给予重赏。但一直没人回应。后来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当地农民偷走了这个头骨并出卖给了专门收藏古生物化石的收藏家或文物贩子，而这些收藏家或文物贩子都是在社会上很隐蔽的人物，他们一旦得到头骨，便会锁进自己的保险柜里，让世人从此难知其中秘密。假若‘北京人’的命运也是如此的话，该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在以上三种设想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道被谁囚禁了起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有希望找回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许一年、十年，也许一百年或者更远。所以，今天和今后的人类要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说到这里，柯蓬思双手紧紧攥住玻璃杯，两眼直直地望着头顶的灯泡，被酒精醺得微红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同时也透出了几分痛苦与不安。

沉默片刻，对于作者提出有人怀疑“北京人”被美国人调包并匿藏的提问，柯蓬思摇摇头道：“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至少美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干这件事情。前几年，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被文物贩子倒卖到美国一个收藏家手中，美国政府知道后，主动收购并将这件头骨还给了印度尼西亚。有了这一事例，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相反，我倒怀疑过我们法国人做了这件事。”

“法国人？！”在座者听后都大吃一惊。此前，有人曾怀疑法国大科学家德日进与“北京人”有关，但那只是一种假想，没有人真的去追问过。没想到柯蓬思作为法国的大科学家，也对自己的同胞产生了怀疑，这看起来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于是，作者试探性地问道：“柯蓬思先生，您指的这个法国人，是不是被称为‘法国达尔文’的德日进？”

“是的，正是德日进！”柯蓬思先生爽朗一笑，一脸轻松地答道。

“真的？！”在座者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柯蓬思用那双似是微笑着的迷人的眼睛扫了众人一圈，点头道：“是的，德日进大家是知道的，他是法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是全世界敬仰的大科学家，他在中国工作了近二十年，对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德日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就在那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匿藏了起来？循着这个念头，我进而做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父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京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皮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神父真的是皮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能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父，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袒护才这么干的，而绝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柯蓬思望望大家，继续说道：“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做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索，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通信在法国一个神父的家中发现，这位神父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察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当聚餐即将结束时，作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柯蓬思以一种很遗憾的口气说道：“当然很有意义。古人类化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发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这类化石并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珍贵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研手段如电子扫描仪等去获取它更多更隐秘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中来。”[2]

为弄清德日进是否真的卷入了“北京人”失踪事件，第二天，作者又专门找到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德·伦雷。尽管德·伦雷的年龄和柯蓬思相近，但由于没有太显眼的胡须以及并不浓密的白发，看上去要年轻一些，而就其性格和举止来说，德·伦雷则显得更稳重、更谨慎。

作者（左二）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德·伦雷夫妇（左三、四）出席“北京人”发现七十周年纪念会合影

话题触及德日进是否参与了转移或藏匿“北京人”问题时，德·伦雷平静地说：“德日进虽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但他本人却一直是属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尽管我不太相信德日进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会干出隐藏‘北京人’的事来，但1981年我被任命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时，还是组织全馆人员对馆内包括德日进原办公室在内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检查，希望能通过德日进遗留下来的哪怕一张纸条、一本书、一个信封或一块布片，找到与‘北京人’下落有关的点滴信息。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三天的努力，除了清查的范围比柯蓬思先生更广更彻底之外，结果同样是一无所获。”

“当然，德日进的遗物有两个地方保存。”亨利·德·伦雷接着说道，“一个是设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新生代研究室。1971年2月我来中国访问时，还看过德日进的几封信件，后来就没有了。据贾兰坡先生说，70年代法国共产党曾和中国政府交涉过，具体怎么交涉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只让新生代研究室的继承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搜集整理德日进的信件，并让杨钟健负责。这样，德日进当年给中国同行的信就交给了法国共产党。但就我这些年通过对‘北京人’失踪事件的研究来看，我仍坚持认为‘北京人’还在中国。因为装运‘北京人’的火车根本就没到秦皇岛码头，前来接应的轮船也没靠岸，而已做了日军俘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将‘北京人’偷运出去。所以我认为‘北京人’没有离开中国，要寻找这件宝物，就要沿着火车运行的沿线去找，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应该最大。这个观点也是我这次向热衷于寻找‘北京人’的同行们表述过的。”[3]

德·伦雷对作者赠言

作者与安娜·丹比科（右）探讨“北京人”可能匿藏的地点后留影

继德·伦雷之后，作者又找到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安娜·丹比科女士。丹比科对德日进是否与“北京人”有关问题避而不谈，而对柯蓬思的看法也不置可否，她只是说：“法国科学界对‘北京人’失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并积极投入了寻找活动，我作为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正在为周口店古生物、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做努力。要尽快找回‘北京人’，还要请大家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并寻求支援。如果有人发现了可能的线索，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也是愿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北京人’的丢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幸亏当时留下了复制品，否则就没法研究了。我希望有一天把‘北京人’找回来，这一点我同许多人一样，只要‘北京人’有一点希望，就该继续寻找，直到找到为止。”[4]

注释

[1]1999年10月18日晚，作者在西苑饭店日本料理餐厅采访记录。

[2]1999年10月19日晚，在兰花花美食村采访柯蓬思记录。

[3]1999年10月20日，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采访德·伦雷记录。

[4]1999年10月20日，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采访丹比科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