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日本，确是暗潮涌动。

1998年10月28日，东京的一座不太显眼的公寓里，80岁高龄的中田光男正在书房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家人将几份刚收到的报纸送了进来，中田光男顺手拿起一份《朝日新闻》，国际新闻版的一则消息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消息是该报驻华记者从北京发回的电传稿，标题是：《揭开世纪之谜，寻找“北京人”化石》。文中说：中国科学院90岁的贾兰坡院士仍没放弃在有生之年找回遗失的“北京人”的愿望。日前他联合14位中科院院士通过新闻媒体呼吁全社会都要关注“北京人”的下落，积极提供有效线索，力争让“北京人”早日回到现代人类的怀抱……

据中田光男后来说，看罢这则消息，不知什么原因，心里一下受到很大刺激，周身的血液仿佛要沸腾起来了，压抑已久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53年前那段往事之中，再也无法安心写作了。

这段往事，对一个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日本特工来说，也具有太多的巧合与传奇色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不久、年仅23岁的中田光男，便被派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本部情报部，专门从事搜集研究苏联红军情报的间谍工作。以后的岁月，中田光男为日本关东军提供了不少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曾受到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通令嘉奖。

1945年8月，随着“蘑菇云”在日本广岛、长崎相继升起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崩溃。日本关东军大部分被苏军俘虏，侥幸漏网的军政要人和官兵则仓皇逃命。险些成为苏军俘虏的中田光男在漏网之后，夹杂在溃败的队伍中踏上了狼狈而又艰辛的逃亡之旅。

中田光男（作者摄）

在这次逃亡中，与中田光男紧紧相随的，是他的一个部下山口本秀（南按：因真名不宜公开，山口本秀为化名）。途中，二人几经商议，决定先去位于长春的山口本秀的岳父家暂避一时。

于是，经过几个昼夜胆战心惊的奔逃，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终于辗转逃到了长春，在山口本秀的岳父远藤博士家中暂时隐居下来。

远藤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留学美国，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他被派往中国担任伪满自然博物馆自然科学部部长，专门从事地质、考古、古人类学研究。此次女婿和中田光男的突然到来，既为他带来了一份惊扰，又为他平添了一份乡情。而正是这个古人类学家和两个间谍的意外相逢，才演绎出了后来一连串神奇的故事。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在远藤家中躲藏了三天三夜之后，感到这样下去不是最佳办法，因为远藤本人也同样陷入了危险的旋涡，整个东北乃至中国已不可能再是日本人的长居之地。鉴于如此局势，两个年轻的谍报人员经过一番密谋，决定化装成商人先离开长春，而后再由大连乘船逃往日本。这个计划得到了远藤的赞同。

但就在临行前的晚上，发生了奇异的一幕。

那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夜晚，远藤与中田光男、山口本秀二人交谈至深夜，主要话题自然是关于战争的惨烈、日本的败局以及各自今后的命运等等。据中田光男后来回忆，这个晚上他们三人的脸上都刻满了惊恐与悲壮，对今后各自的前途与归宿谁也没有把握，每个人的心里仿佛都压着一块石头，沉重得让人难以喘息。可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远藤突然小声对他二人说：“我拿一件稀罕的东西给你们看看。”

远藤说完，起身走进书房，不一会儿，便搬出一个长宽半米见方的木箱子。远藤麻利地打开箱子，并从里头取出一个三十厘米见方的用白布包裹着的盒子。借着幽暗的灯光，那盒子在远藤手中被层层揭开，当最后一层白布被揭掉时，蓦然出现在二人面前的，竟是一个茶色的骷髅。

由于事先没有心理准备，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被眼前的骷髅惊得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远藤望着二人惊恐的样子，微微笑了笑，说道：“别怕，这可不是你们关东军司令官的头，他的头没有这么宝贵。告诉你们，这就是来自中国周口店遗址，世界闻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到现在已经是五十万年的岁数了。”

“呵，真的？！”中田光男惊愕不已。此前，对中国出土的“北京人”，他虽听说过大名，但“北京人”头盖骨到底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却一概不知。后来由于所学专业和特殊工作性质，“北京人”的事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了。没想到在这生死未卜之际，竟有机会一睹“北京人”头盖骨的尊容。这一幕突兀的情景，给中田光男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它带回日本。”远藤继续说道，“这件东西我是从来不让外人看的，今天晚上你们看到了它，这是你们的福气。不过你俩要发誓，今后不管日本政局和你们本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不测，都不许告诉任何人。”远藤脸上的笑容很快被另一种复杂的神情所替代。

面对此情，中田光男愣怔了好一阵子，最后像发誓一样缓缓说道：“远藤先生，请您放心，我们会按您说的去做的。”接着，站在身旁的山口本秀也跟着咕哝了一句。

这时，只见远藤捧起头骨，轻轻贴在自己的脸颊旁，对着下颌部亲吻了数下，然后轻轻放下，取来白布，小心翼翼地将头盖骨层层包裹起来。当一切恢复原状时，又重新放入木箱之中。站在一旁的中田光男清楚地看到，大概是为了保护好头盖骨，箱子的四周塞满了脱脂棉等物……

随后，远藤博士又邀请中田光男出门散步。当时，长春已被苏军占领，市内治安很坏，日本人一般都不敢在夜间行走，由于中田光男懂俄语，可以与苏军沟通，加上远藤是博物馆的学者，因而二人心中的恐惧要小得多。当走了大约三十分钟后，二人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名年轻女子伫立路旁，远藤向中田光男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请不要告诉我的妻子。”凭直觉，中田光男意识到，此女子与北京猿人似乎有一种很神秘的关系。

长春之夜在远藤家的这一幕虽说突兀且短暂，却在中田光男的心灵深处刻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记，以至于半个多世纪后仍记忆犹新，历历如昨。

第二天一大早，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离开长春，潜往大连。之后，二人又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历程，终于在1946年初回到了日本。

回国不久，中田光男进入日本内阁调查室，仍从事对苏联情报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56年，日苏两国开始恢复正常谈判，已是苏联问题专家的中田光男，对日本政府在这次谈判中的让步与妥协表现出极大不满，愤怒之下撰写了一篇言辞尖锐的批评文章。该文发表后，引起了日本政府当权派不满。不久，中田光男被迫退出内阁调查室，创办了私营性质的苏联问题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继续从事苏联问题的研究，直至1988年退休。

退休后的中田光男转行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研究工作，在日本颇有一些影响力，1997年还被中国教育学会脑映像开发研究会聘任为理事长。1998年，八十岁的中田光男除继续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的研究工作外，开始撰写回忆录。就在这个过程中，五十年前的长春之夜在远藤家看到的那一幕，越来越清晰地在脑海活跃起来，他常常因此而从梦中突然惊醒……

因了这一缘由，当《朝日新闻》登载贾兰坡等中国科学家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突然出现在眼前时，中田光男禁不住站起身，情绪激动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他走向阳台，望着阳光照耀下的东京楼群，突发奇想，蓦地闪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自己何不响应中国科学家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去帮着找回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类至宝“北京人”？或许，这是天意，那个在心中隐藏了53年的秘密，已到了公布于世的时候了，“北京人”这一全世界关注的谜案，说不定就在自己的手中得以解开……想到这里，中田先生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自第二天起，就开始秘密搜寻行动。

中田光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回忆出53年前他在长春远藤家看到和听到的有关“北京人”头骨的每一个细节。但遗憾的是，由于远藤和山口本秀均已谢世，无人帮他印证回忆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与失误，更没人给他任何启发和提示，他的回忆只能断断续续地在痛苦与欢愉中交替进行。他把能够回忆起的每一幅历史画面全都回忆出来后，又用文字做了详细记录，以做日后寻找的根据。

在如此日复一日的回忆和记录中，中田光男当然不会忘记自己与远藤的第二次会面。那是1948年6月，远藤从中国返回日本后，曾在东京三鹰小学的一处住宅里做过短暂的停留。中田光男闻讯后，专程前去拜望。二人见面后，除了叙说离别之情与各自在返回日本途中所经历的磨难与惊险，自然也谈到了“北京人”头骨的问题。中田光男清楚地记得，当他问“北京人”头骨是否已带回日本时，远藤连连点头说：“带回来了，带回来了！”说着，便起身带对方走到一堆行李前，指着一件被军用毛毯紧紧包裹着的东西说：“它就躺在这个包里，我正考虑如何处理它呢。”

几天后，远藤离开了三鹰小学，去了位于东京北边的埼玉大学。在之后的若干年里，远藤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并先后出任过考古系主任、大学校长等职，直到70年代末去世。

这次相会，是中田光男和远藤的最后面晤，所涉及的“北京人”问题，也是极其有限而肤浅的。至于远藤后来对“北京人”化石到底做了怎样的“处理”，中田光男并不知晓。因而，面对自己回忆的历史景况，中田光男感到既有合理的成分，又有不少困惑之处。他不明白当年那个长春之夜，远藤为什么突然拿出“北京人”头骨给他们看，是为了缓和当时压抑、惊恐的气氛，还是另有原因？远藤是怎样得到“北京人”头骨的？最后到底又做了怎样的处理……这一切疑问与谜团，都促使中田光男决定先到埼玉大学做一番调查。

遗憾的是，当他来到埼玉大学后，由于远藤已去世多年，许多线索已不可寻觅。埼玉大学考古系几位健在的老先生只告诉中田光男，他们从未听说，更没见过远藤带回了“北京人”头骨，只知道远藤退休后，有一位员工曾为他清扫过办公室。中田光男按线索找到了这位员工，可对方告诉他说，他当年清理远藤的办公室时，没有发现什么木箱，更没有发现什么“北京人”头骨，远藤本人的大部分遗物都是由他的外孙阿部（南按：因真名不宜公开，阿部为化名）清理和保存的。而阿部并不在埼玉大学，一直在日本东北大学任教。

日本东北大学旧楼

为搞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中田光男又赶往日本东北大学。

正应了古人所说的“无巧不成书”的老话，中田光男要找的阿部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他一起逃到中国东北长春市的部下山口本秀的儿子。山口本秀早已作古，而他的儿子此时也年过半百。望着阿部教授这位华发已生的晚辈，中田光男想起五十三年前和他父亲逃亡的惨景，不禁黯然伤神，嗟叹不已，伤感地对阿部说：“一晃半个多世纪，时间真是流逝得太快了，每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失，似乎只是瞬间的事情。”

中田光男后来说，他与阿部的第一次交谈，刚开始是亲切、美好而又融洽的，但当话题扯到远藤从中国带回的那个木箱以及木箱里装的“北京人”头骨时，气氛就变得有些尴尬和复杂起来了。他尽管曾是搜集、研究情报和谈判的高手，但在与阿部这个晚辈小子的交谈中，却没有取得事先设想的效果。阿部明确告诉中田光男，关于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他的外公远藤和父亲山口本秀在世时，他本人既没听外公说过半点信息，也未得到父亲山口本秀关于此事的任何一句遗嘱。他虽然确实对外公远藤的遗物进行过清理，却没有发现所谓木箱和“北京人”头骨。

听罢此言，中田光男如同挨了一记闷棍，脑子顿时变得一片空白。

至此，线索似乎中断了。

但中田光男毕竟是一位受过训练并富有实际经验的特工和情报人员，不可能因为对方听上去斩钉截铁的否认，就认为事情已无可为。他回到东京家中后，对此次的调查做了冷静思考，并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远藤当年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这件事，阿部应该是知道的。何况，他从阿部与他会面的言谈举止中，隐隐感到这个小子不够地道，内心深处似乎隐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

东北大学之行，中田光男得知，远藤仅有一女一男，女大男小。女孩嫁给了山口本秀，男孩则在十二岁那年暴病夭折。于是，大女儿以及外孙阿部，自然成了远藤一生中最亲近的人。远藤去世后，阿部是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既然有如此一种血缘关系做基础，远藤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阿部怎么会不知道呢？即便远藤生前守口如瓶，临终前也应吐露真情。莫非老而糊涂的远藤，真的将“北京人”的信息带进了坟墓不成？

《北京原人》（松崎寿和著，学生社1973年版）目录

中田光男不愧是日本情报机构的老特工，他决定对一些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并从外围打开缺口，而后再逐步向真相逼近。于是，他很快找来一本又一本书和资料查阅研究。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他感到起码有两个问题是重大疑点：

其一，自己在长春看到远藤手中的那个“北京人”是个完整的头骨，而据书籍和资料记载，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只是一块头盖骨，不是完整的头骨，二者为什么出现了差异？

其二，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说，“北京人”是在北平从美国人手中丢失的，若是真的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也该落到驻华北的日军手中，怎么会插翅跑到了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藤的手中？

中田光男说出了埋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手中所持为《北京原人》一书）

不过，中田光男查看日本考古学家松崎寿和撰写的《北京原人》一书时，却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即松崎寿和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挪野的日本关东军中将。该书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左右，挪野中将曾带领一个日本大尉和其他几名军官前往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取走了“北京人”头盖骨。这块头盖骨先是保存在关东军司令部，后来就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什么人的手中了。该书还说，挪野中将到协和医学院取头盖骨时，中国的科学家裴文中也在现场。而跟随挪野中将去取“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大尉，后来受到了关东军的处分，原因不明。

松崎寿和在他书中的这段记载，此前没有任何人提起，也许算得上一则“独家新闻”。但，书中说挪野中将拿走“北京人”时中国的裴文中也在场，显然缺乏根据。倒是中田光男从一名研究日本关东军问题的学者那里得知，挪野中将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爱好者。因此，如果松崎寿和对挪野中将与裴文中的记载是个错误，则不必考虑这条线索。反之，记载若属实，那么，挪野中将与远藤之间就有可能构成一种内在关系。尽管松崎寿和在书中没有提到挪野中将与远藤是否相识，但从广泛一点的角度推论，作为古生物爱好者的挪野中将，与同在中国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远藤相识或是好友，似乎属于正常的事情。假定挪野中将此前与远藤交往甚密切，当关东军危机四伏之际，他将“北京人”转交给了远藤保管，便成为一种合理的可能。

问题是，远藤1948年回到日本后至离开这个世界前，对手中的“北京人”会做怎样的“处理”呢？

松崎寿和著《北京原人》封面上的人头骨像

就当时日本的局势看，盟军早已占领并控制了这个岛国的一切，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从别国抢夺的各种物品，都已受到盟军下属机构追查，并被一一清退。据说，与“北京人”失踪事件有关的东京帝国大学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铃木尚等与劫掠他国物品有关的教职员，不仅被盟军清查了办公室，甚至连家也给抄了。这些情况想必远藤应该有所耳闻。

那么，他得知这些险情后，必然要为自己好不容易才从中国带回的“北京人”和自己的命运担忧。于是，便会出现两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一是将其毁掉，来一个查无对证，使自己完全摆脱险境；二是找一个秘密之地隐藏起来，待将来时局有所变化后再做打算。

很显然，作为一个视文物如生命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远藤选择后者的可能性最大。假如真的做此抉择，他会将“北京人”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当年长春之夜给中田光男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远藤亲吻“北京人”头骨这一奇特的细节。于是，善于抓住细节加以分析研究的中田光男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做出了如下推测——

按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当时的处境，远藤若将“北京人”藏于家中或者埼玉大学某处，是不合适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远藤将“北京人”头骨埋藏在了他那12岁即夭折的独子的墓穴之中。因为远藤最疼爱的独子夭折于12岁那年，“北京人”也恰恰是面世12年后丢失，而远藤当年在长春之夜又有亲吻北京猿人头骨的亲昵举动。故此，亲生儿子和“北京人”在远藤的心里已是难解难分，或者说，远藤已把“北京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和关怀了。

根据这一大胆的推测，中田光男认为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以验真伪。于是，他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找到东北大学的阿部教授以及与远藤有血缘关系的一些亲属，向他们讲明自己的意图，希望在日本有关部门的监督下，秘密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以对这宗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悬案做一个历史性的了断。

然而，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无奈之下，中田光男找到了日本众议院议员平沼赳夫，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官员的影响力，去说服阿部教授及远藤的其他亲族人员，支持掘墓。

平沼赳夫对中田光男大胆而奇特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又深感为难，表示难以向阿部等人开口。因为在日本要掘一座坟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既牵涉法律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以及死者亲属的感情等问题，一旦真要实施起来，相当棘手。假如坟墓得以发掘，而墓中找不到“北京人”又该如何收场？因而，平沼赳夫向中田光男授意，让他找机会到中国去一次，将自己所掌握的线索奉献于中国科学界。如果中国科学界认为有价值，请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提出掘墓的请求。到那时，日本再以政府的名义和阿部等人商谈。如此这般，或许有望得到解决。

中田光男听从了平沼赳夫的劝说，遂开始准备中国之行。

通过一系列筹划与努力，中田光男终于同中华日本学会取得了联系，并于1999年9月17日踏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

中田光男下榻于北京凯莱大酒店后，前往拜访接线的是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周季华。当晚，中田光男便将自己隐藏了五十三年的有关“北京人”秘密线索，以及寻找经过和未来计划与周季华做了详细交谈，并恳切希望对方能与中国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促成此事。

听罢一切，多年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周季华心中有些激动。他知道，尽管“北京人”是全人类的财富，但首先属于中国，中华民族才是“北京人”之根、之源、之家。作为一个有文化良知的中国学者，帮助中外热心人士找回失踪的“北京人”，自是责无旁贷。于是，周季华很快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叶捷取得了联系。

叶捷听后极为重视，翌日晚，便同本所的古人类学家董兴仁一起前往凯莱大酒店，与中田光男进行了晤谈。对方除了将自己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和盘托出外，还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从而促成发掘远藤儿子墓穴的计划。而后，叶捷和董兴仁就“北京人”的一些具体问题又向中田光男做了进一步询问。当叶捷问及对方当年看到的“北京人”是什么形状时，中田光男从行李包中取出了日本考古学家松崎寿和所著的《北京原人》一书，指着印制在此书封面上的一张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图片说，他当年从远藤手中看到的“北京人”化石，与这张图片极为相似。

很显然，《北京原人》一书封面上的图片是一个完整的古人类头骨，而叶捷、董兴仁两位专家知道，中国当年失踪的“北京人”是一块头盖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头骨，这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中田光男则推测说，远藤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后，有可能别出心裁地给它做了修复，从而使之成了一个完整的头骨。但叶捷和董兴仁仍认为这种推测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缺乏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而任何一个科学的论断都必须要讲证据。最后，双方商定，次日共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让中田光男的记忆与实物来一番对照，以进一步印证其线索的真伪。

9月19日，中田光男在周季华研究员陪同下，同叶捷、董兴仁等专家一起驱车来到周口店。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里，中田光男仔仔细细地看着每一件陈列的化石标本，也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当他的目光与六个静卧于玻璃柜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相遇时，没有任何反应。而当来到一个头盖骨、下额骨和牙齿等都较完整的头骨面前时，中田光男禁不住停下脚步，眼睛蓦然一亮，伸手指着那件头骨说：“对，就是它，我当年在远藤手上看到的那个头骨和这个头骨差不多。”

“中田先生，您认为您的记忆可靠吗？”站在他身边的叶捷问。

“我相信我的记忆没错。”对方肯定地答道。

叶捷点了点头，将中田光男重新领回刚才已经看过的六个“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玻璃柜前，指了指说：“很遗憾，中田先生，我们当年丢失的‘北京人’，就是类似橱窗里躺着的这些头盖骨，而不是你刚才指认的完整的头骨。”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馆展出的“北京人”模型

叶捷的意思已很明确，中田光男当年在长春看到远藤手上的“北京人”，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出土的头骨。

中田光男点点头，饱经风霜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凉，轻轻说道：“叶先生，我相信您说的是真的，可我当年看到的的确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对这个差异，我想除了远藤先生后来做了修复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

叶捷急忙安慰道：“没关系，中田先生，不管您提供的这条线索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十分感谢您，因为您毕竟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当然，事情的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考证。”

“北京人”头骨复原图及各部名称

回到城内，中田光男应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部分领导、专家座谈。经过半天的交流，中方专家认为，作为一个日本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精神，但也不能说招摇撞骗；但对其所提供的线索仍认为还有不少疑点，对是否请求中国政府用外交手段和日本政府交涉，掘开远藤之子坟墓问题，也表示应持慎重态度。因为一旦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很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反而不如民间渠道更为有利，正所谓“外交无小事”是也。而公然发掘一个死去公民的墓穴，非同儿戏。因为公民墓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做保护，即使中国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也未必能如愿。再说，假定交涉成功了，远藤的亲族也同意了，像平沼赳夫议员所担心的那样，墓穴一旦打开，万一里边没有“北京人”，又该怎么办？

鉴于上述诸多可疑之处和复杂原因，中国科学界领导与专家认为，此事应继续调查、考证，切忌贸然行事，等掌握了更详细切实的证据，再做打算也不晚。当然，如果中田光男自己能说服日本政府和远藤家族，掘开远藤儿子的墓穴一验真伪，中国方面也乐观其成。

作为积极倡导寻找“北京人”的贾兰坡，自是中田光男要拜访的主要对象，遗憾的是，因贾兰坡有病住院，未能相会。对中田光男提供的这一线索和中国之行的愿望，躺在病**的贾兰坡在听取有关人员汇报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田光男提到的那位远藤先生，确有其人，而且他还见过。日本侵华期间，远藤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持和参与发掘过一大批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在内蒙古北部发掘的几个札赉诺尔人头盖骨化石。这些发掘出来的札赉诺尔人头骨化石，除裴文中从远藤手中要回一个放在新生代研究室研究以外（南按：胡承志说，1947年他在新生代研究室看到的是两个札赉诺尔人头骨），其他的一直由远藤保管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批札赉诺尔人头骨下落不明。贾兰坡还说，在1941年前，远藤曾多次由长春来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他也曾来过，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根据贾兰坡的说法，既然裴文中能从远藤手中要回一个（或者两个）札赉诺尔人头骨，可见远藤与裴文中或者其他中国科学家是相识的，甚至关系非同一般，否则就无法解释裴文中能要回札赉诺尔人头骨，以及远藤经常到协和医学院来研究这一事实。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日本学者松崎寿和在《北京原人》一书中，记载挪野中将前往协和医学院取走了所谓“北京人”头盖骨一事，也就不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挪野中将拿走的很可能是札赉诺尔人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而远藤发现的札赉诺尔人头骨除送给了裴文中一个外，剩余部分仍保留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里。因此，中田光男当年从远藤住处看到的，很可能是经过修复之后的札赉诺尔人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札赉诺尔人头骨化石

然而问题是，远藤作为一个颇有名望的古人类学家，自己明明只有札赉诺尔人头骨，为什么非要在中田光男面前炫耀自己手中握有“北京人”头盖骨呢？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据贾兰坡说，远藤本人在“北京人”丢失前夕曾来过协和医学院搞研究，他在这段时间里到底都“研究”了些什么？是否也染指过“北京人”呢？因此，在事实尚未完全搞清之前，也很难排除远藤手中确实握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何况，贾兰坡和胡承志至少也承认，中田光男当年在远藤家中看到的装有头骨的箱子内塞满了脱脂棉这一细节，与事实吻合；“北京人”化石被业内人士收藏，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作为一名日本的老特工，中田光男对中方的种种反应，似乎有所预料。但他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是又在北京走访了几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就掌握的线索再做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支持他寻找计划的合作伙伴。在离开中国前，中田光男表示：回国后他还要为此而不断努力，尽量说服日本有关部门和远藤的家族打开墓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再来中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等专家会面，直到揭开远藤当年手握头骨的真相和其儿子的墓穴之谜为止。

墓穴之谜，真能解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