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对“北京人”的寻找并未因此中断，新的线索与新的故事仍在这个纷繁的世界出现和上演。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这个干瘪的老头自感将要告别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做了安排。弥留之际，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

当晚，这位日本老兵与久三枝进行了单独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北平，这位老兵作为日军七三一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平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焦急、恐惧而又万般无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把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他还特意拿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做标记，以便来日辨认。

当这一切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罪恶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七三一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才终于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这个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这个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便很快去世了。而剧作家久三枝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久三枝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他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情。于是为了证实那个原日本七三一部队的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他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学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着20世纪古人类学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做了反映。中国科学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并很快重视起来。因为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三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的转述，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可能多少已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做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捷和张森水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做实地勘察。

叶捷在新闻发布会上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此台每边长五丈，台面原为红色琉璃砖铺砌，象征太阳。到了清代，则改用方砖铺砌，台四面均有台阶，分为九级。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掩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二十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点。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二人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

一、那个原日本七三一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

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

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中日满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因而破坏神道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协和医学院病房，孙中山病逝前曾住于该楼（作者摄）

叶捷和张森水尽管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还是认为仰木道之提供的线索要加以慎重考虑，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谁也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前辈大师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莫大的告慰。找，总比不找好。因此，叶捷和张森水将这一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做了书面报告。

1942年3月26日《晨报》报道孙中山灵脏举行奉移典礼消息

1942年3月28日《晨报》报道孙中山灵脏奉移离京消息

陈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做了两点指示：

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

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商谈，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地震局部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张森水从日坛公园考察结束后回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作者摄）

于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出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邱占祥在办公室向作者讲述到日坛公园寻找“北京人”经过（作者摄）

叶捷副所长受领指示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没想到，日坛公园的负责人断然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文物，绝对不能破坏，哪怕在此动一草一木都要上报。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又几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两边兼顾的办法，可以借助公园人员给古树复壮施肥的机会搞点小规模发掘。

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为了这一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日方顾问仰木道之签订了一份《关于发掘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可疑埋藏地点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就发掘物的归属、录像、照片等版权事宜做了较明确规定：

一、如果发现出土物是“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相关的古人类化石，归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有；

二、如果发现出土物是金银、瓷器等物，则献给国家文物部门；

三、电视录像、照片等版权归双方所有，双方共享发表权。

6月3日上午8时整，发掘序幕拉开，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厅里，其中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藤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3位日本朋友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邱占祥特别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做了动员讲话，秦大河动情地说：“‘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55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做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

秦大河说完，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长张青吉介绍了发掘点的保安措施和应注意的事项，随后大家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厅，登车向日坛公园奔去。

日坛公园大门（作者摄）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长领着3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当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1996年6月3日上午10时，发掘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便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与邱占祥挥锹破土。接着4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地层剖面为：0—1.3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1.5—1.9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1.9—2.2米为灰绿色细砂岩；1.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在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

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2008年，当年的发掘参与者王乡城带作者来到日坛公园，找到了那棵古松和发掘地点（作者摄）

面对这一尴尬情景，众人仍不甘心，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向12时58分。

古松上确有刀劈过的痕迹（作者摄）

2小时58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历史，似乎又一次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恐怕谁也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当然，这个日本人临终前留下的“秘密”到底是确凿的事实，还是骗人的谎言，仍有待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也许，当时所用的探测仪器还不够先进，也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也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发掘寻找，虽以无结果而暂时画了句号，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探寻，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