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人”失而不得饮憾而去的，不只是远在美国的夏皮罗。早在七年前，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大师、“北京人”头盖骨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就带着无尽的遗憾与悲伤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是1982年9月18日，正午的阳光照在北京海军总医院一张病**，温暖而炫目。弥留之际的裴文中顽强地打起精神，与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一一道别。

裴文中与贾兰坡在研究室察看野外采集的化石标本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师似无更多的话要说，唯一牵挂的，便是失踪的“北京人”。

自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开始，裴文中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年过花甲的裴文中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与“黑五类”接受批斗。生活的突变，精神的折磨，再加上肉体的迫害，使得一位本来身体强壮的老人变得极度虚弱。到了1970年，虽然“文革”没有结束，但政治上的桎梏较以前有点松懈，“黑五类”们有了一点人身自由和喘息的机会。在这个历史空隙，头上戴的那顶“反动学术权威”钢盔仍未卸下的裴文中，被准许到野外做一点田野调查工作。裴文中闻听惊喜交集，迅速收拾行囊，拖着病躯，跋山涉水，赴鄂西考察巨猿遗迹。

“文革”后，裴文中便抓紧生命中最后不多的时间，积极投身于对古人类文明的探索之中。1978年，裴文中带领一群中青年科学家如北京的张森水、黄慰文和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黄为龙等人，前往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进行调查发掘。在那片宽阔的原野上，裴文中对青年们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这句看起来极其普通的话，却在这一群中青年科学家心中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并成为他们人生的座右铭。

1979年，裴文中出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这时的他虽已年迈，却仍不改年轻时的习惯，星期天也常去馆里察看，或替观众“排忧解难”，或与有关人员一起制定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帮助解决具体疑难问题。

鉴于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并开创和推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发展，他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和推崇。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推选他为荣誉常务理事，之后，又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荣誉委员。这是裴文中继1957年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之后，为自己的祖国赢得的又一崇高荣誉。

随着年岁的增大，加之工作繁忙，裴文中的身体日渐衰弱。1980年2月，他因脚指头突然疼痛，住进北京阜外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了下肢血栓。这是一种较危险的病症，但生性倔强的裴文中并不在意，经中药治疗了两个月，便出院回家，不久便由学生陪同赴内蒙古调查古人类遗址去了。

1980年9月，刚从内蒙古调查回来不久，裴文中又东渡日本讲学。在日本，裴文中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讲演，并当众指出，日本旧石器文化的渊源在中国，从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就在此次日本讲学期间，裴文中对萦绕于怀的“北京人”下落情况进行了寻访，并搞到一点觉得可信的线索。回国后，他便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去函，请对方资助自己寻找“北京人”化石。这封信函的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基金会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77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遗失了近40年的“北京人”。

信函发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复函，同意资助裴文中赴美寻找“北京人”。裴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人考虑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身体患多种老年病，若赴美寻找，颇多辛苦，行动多有不便，万一有个闪失，命就没了，于是都不同意裴氏赴美。

当夫人把各方意见讲出后，裴文中郁闷又无可奈何地说道：“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啊，但国家起码应该重视这件事情，派另外的人去。”但“另外的人”始终没有派出去。有些事看似容易，办起来很难，派人赴美的事，连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都不能做主，何况一般的下属机构。

进入晚年的裴文中因眼疾只能用放大镜进行研究工作（裴申提供）

时间一天天过去，裴文中越来越焦急，有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郁闷之情，把自己关在屋里，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

裴文中对这位上任不久的总书记颇有好感，而胡对裴也是熟悉的。1975年，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时，就亲自看望过大名鼎鼎的裴文中。就在裴写此信前不久，于政协礼堂召开的茶话会上，胡耀邦还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慰问，并简单谈及了周口店发掘与“北京人”寻找的问题。正是有这样的前期铺垫，才有这封信的形成。信中，裴文中简略介绍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的经过，而后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有关部门，协助促成到美国寻找“北京人”一事。

假如这封信能顺利发出去，并到达胡耀邦案头，由中国科学院派员到美国寻找“北京人”一事，极有可能成为事实。

遗憾的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计划再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来自单位领导的反对，也不是来自社会的直接压力，而是来自家庭人员过于谨慎。

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时隔十九年后，裴文中之子，已是五十多岁的物理学家裴申谈及此事，有些愧疚地说：“这事责任在我。我当时对‘北京人’的认识不够，没把‘北京人’化石看得那么重。当然，在那样一个刚刚经历了‘**’的年代里，大家仍然心有余悸。我和母亲之所以劝阻父亲不要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其心情和苦衷，我想今天的人们是可以理解的。”[1]

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留给中国人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正是这一难以医治的后遗症，常常会改变本不应该改变的历史。

此后，裴文中的身体每况愈下，其精神似乎也受到了重创。尽管寻找“北京人”之事他在嘴上不再提起，但据其子裴申说，这件事始终是父亲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病。

1981年2月21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裴文中正聚精会神地坐在桌前看《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的英文摘略稿，看着看着，嘴巴突然向右歪斜……他患了脑血栓！

尽管裴文中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但毕竟不是什么“领导”，家里人本想让他住进一个好的医院，却因官衔和职别不够而困难重重。后来由中科院向国务院打报告，经方毅副总理批示，由卫生部部长出面协调，他才住进了北京医院。

此时裴文中的病况已相当严重了，可夫人舒令漪在病床边问他哪儿难受时，裴说：“我哪儿都不难受，就是不让我上班难受！”裴文中还让夫人把主治大夫请来，商量说：“安徽和县发现了猿人头骨，我要去安徽，你早点放我出院好吗？”大夫望着他那动都动不了的样子，摇摇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走了。

经过半年的调治，裴文中勉强出院回家，虽然走起路来跌跌撞撞，连上厕所都必须有人扶着，可身患重病的他整天唠叨的仍是研究所的事，以及令他魂牵梦萦的“北京人”。有一天，他给研究所打电话，要车上班，恰好被站在背后的女儿裴桂听见了。女儿一时性急，伸手按住了他的话筒。他一怒之下，竟狠狠地在女儿手上打了一巴掌。可刚打完女儿，他马上就后悔了，他对女儿说：“对不起，爸爸实在是太想研究所，太想‘北京人’了！”女儿裴桂望着父亲一脸痛苦的样子，也流着泪对他说：“爸，您一辈子也没打过我一下，如果您打我心里会更好受一点的话，您就打吧！”

1982年8月16日，病中的裴文中勉强提起笔来，给外甥女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这一封信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信中，裴文中说自己要静心把病养好，9月份好去柳州，在那儿钓鱼，要通过钓鱼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明年好去满洲里和贵州考察，有机会再好好找一找丢了好多年的“北京人”……

由于青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和后来专注于读书与事业，裴文中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钓鱼。早些时候，裴氏最爱去钓鱼的地方就是北海公园。每到星期天，便背上鱼竿，坐上公共汽车，一大早赶到北海公园，和一帮老头一起钓鱼。不过，钓着钓着，思路总是鬼使神差地跑到心中酝酿的论文上去了。

1982年8月26日，裴文中突然发起了高烧，在家人的再三劝导下，不得不再次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他想去柳州钓鱼，钓不成了。想去满洲里和贵州考察的计划，落空了。他还想找机会再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也变得愈加缥缈了。20多天来，他静静地躺在病**，看样子什么都没想，实际上什么都在想。而想得最厉害的，当然还是“北京人”。自1929年那个大雪飘飘的下午，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件珍宝便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人”无时不让他牵挂在心。可现在，他除了想一想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1982年9月12日，方毅副总理来到海军总医院，亲自看望了裴文中。此时的裴文中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意愿了，他拉着方毅的手，久久不肯松开，看样子很想说点什么，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面对眼前的副总理，临终前的裴文中很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呢？

1982年9月18日12时15分，裴文中病情突然恶化。在弥留之际，他握住儿子的手，颤抖着再也不能挪动的身体，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几乎是喊出了他78年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死……不……瞑目啊……”言毕，与世长辞。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大师的亲人以及生前的好友们，一直在思索大师弥留之际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显然，这是一个与“北京人”有关的壮志未酬的心愿，是一种复杂情感的流露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尽管大师自叹为“死不瞑目”，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的名字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根据大师的临终遗愿，裴文中的骨灰葬在了周口店的龙骨山下，他的祭日改为12月2日——大师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日子。他的坟墓旁边，是先前去世的杨钟健的墓地。而另一侧，则是为贾兰坡预备好的一块空地。

在每年的12月2日来临之际，大师的亲人和学生，连同科学界的同事和众多热爱科学事业的人，或相约，或独自来到周口店，在大师的墓前摆上几束鲜花，点上几炷香火，以真诚的吊唁方式慰藉大师的在天之灵。同时，也借以召唤那游**于天地宇宙间不朽的人类祖先——“北京人”。

注释

[1]1999年6月17日，作者岳南在中关村中科院宿舍904楼裴申家中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