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21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发表了如下文章：

“北京人”被劫运美国

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

【本报北京通信】“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

…………

1951年3月21日《大公报》发表的文章

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1929年在河北省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自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1943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五十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京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

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账本等。

……这个把戏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会把毫无价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给麦克阿瑟总部（“北京人”的模型曾制作了若干份，分送给世界各国，所以模型并不是极珍贵的）。那个地质学者（南按：指美国的怀特莫尔），前后都给裴先生来了信，中间一段却总无回音，也就说明其中的诡计了。我们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后秘而不宣，后来被麦克阿瑟总部“接收”，就运到美国纽约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宝是漠不关心的。裴先生当时曾托“军事代表团”中的李济在东京查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两人，麦克阿瑟总部的答复是，长谷部言人在乡下住，不知详细地址，高井虽然是在东京，但“住址不明”，“无法查找”。而我们知道，长谷部言人是“学士院”的副院长，高井当时是东京帝大讲师，裴先生的学生在东京都曾见过他们。因此，日帝与美帝所表演这套“双簧”是极为拙劣的。

但是，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个水落石出，追到物归原主的。裴先生说，“北京人”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辛苦所得，个人对它的重视有如生命，在沦陷时期，曾不顾性命地来保卫它。在过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帝合谋掠夺而去，我们虽然气愤万分，却没有办法。现在只有尽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在朝鲜以及亚洲赶走美帝并希望对日全面和约的早日缔结，我个人愿意到东京或纽约去尽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篇充满了强烈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措辞上也显粗糙的口号式文章，却透出了一个爆炸性信息——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偷偷运到美国纽约去了！

这个消息可谓横空出世，对全世界一切关心“北京人”的人士来说，无异平地爆响了惊雷。未等关注者从惊雷的冲击波中回过神来，另一篇发表在红色中国《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将美国政府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哈里·夏皮罗推到了审判席上——

帝国主义野心毕露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是1929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被发现后一直被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1941年12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京，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

然而，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北京人”在失踪近十年后，终于被正义的人民群众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的国宝，被美国长期霸占达十年之久，充分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对于这样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让“北京人”化石物归原主。

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和古人类学会副主席的夏皮罗，看到这篇报道后，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是叫苦不迭。他感到很冤枉，尽管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但作为该馆古人类学部的负责人和魏敦瑞生前的好友兼托命之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向世人解释，以为本馆的声誉正名。

于是，夏皮罗立即撰文在1951年3月2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其主要观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什么所谓“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有人造谣惑众，不置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它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

位于纽约繁华位置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因了夏皮罗的“辟谣”，美国的一些媒体立即跟进，纷纷站出来为美国政府和自然历史博物馆辩解。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51年10月26日，时为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著名古人类学家杨钟健收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古生物学家柯耐博士寄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杨博士：

今年春天，在伦敦大学学院动物系教员休息室进午后茶点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系主任、脊椎古生物专家华特生告诉我们说，周口店的头盖骨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那是在魏敦瑞死前送去的。华特生上次去纽约时，看见那个标本在魏敦瑞的手里。……这个标本是一个美国兵由日本皇家博物院中抢掠去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早已知道这个消息，我听说的时候却大为吃惊。当时以及以后我都不曾向华特生问过这个问题，只是立刻把它记在笔记本里了。根据华特生的谈话，我可以断言那消息是正确的。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柯耐 谨启

1951年10月16日

杨钟健是周口店遗址发掘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对此事当然格外关心，看了柯耐的来信，真是又惊又喜、又气又恨。惊喜的是失踪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北京人”，今天终于有了确切的下落；可恨的是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居然是道貌岸然、卑鄙无耻的伪君子——明明窃走了中国的“北京人”，还故弄玄虚、装模作样、贼喊捉贼地满世界帮着中国叫喊，真是混蛋透顶。想到此处，杨钟健立即打电话把裴文中叫到办公室观看信函，并决定迅速将此事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时值朝鲜战争最紧迫的时期，中朝军队在朝鲜半岛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搏杀得死去活来，呈胜负难分的胶着状态。在一时无法考证此信真伪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本着宁肯信其真、不肯信其假的信条，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向美帝国主义展开了口诛笔伐。

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杨钟健与裴文中合写的文章。全文如下：

控诉美帝国主义者的无耻盗窃行为

杨钟健 裴文中

我们得到确实消息，我国珍贵文物，中国猿人（俗称“北京人”）的标本，已经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发现了！这个消息的发表，再度暴露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无耻的盗窃行为，再度撕毁了侵略者的虚伪面具，同时也教育了我们全中国的人民，更深刻地、更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卑鄙欺骗的行为。

从1941年以来，中国猿人的标本，在世界上的学术界中，都传说着，是“遗失”了。由于这份标本关系了人类发展史的研究，证明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所以，全世界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同声惋惜。……我们中国人民更因失去了这样珍贵的文物而倍加惋惜，痛恨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忽视文物。

我们从所谓“遗失”之后，就猜疑中国猿人的标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北京的时候由北京劫夺去的。由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更确信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份珍贵标本，必然会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所垂涎而加以掠夺。我们曾于1951年3月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我们的谈话，重新说明了“北京人”遗失的经过，和所知道的美帝国主义掠夺的种种迹象，因而断定“北京人”的标本一定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手中。

我们的谈话发表之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部主任莎比罗（Sapiro，夏皮罗）就急忙地否认了“北京人”在美国的论断，并且无可奈何地抵赖说，可能是沉在大海之中，永远再没有机会找见了。

我们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洪德堡大学（洪堡大学）古生物学家柯耐博士的来信中，证明当莎比罗在美国纽约否认“北京人”标本在美国时，他可能就是手中拿着这个标本，在昧着良心说谎，企图欺骗全世界人民。从这里，鲜明地看出，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所谓“科学家”，他是如何忠诚地为反动派服务！

更卑劣无耻的是前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魏敦瑞。他是德国犹太人，为了要入美国国籍，于1941年跑到美国去。他用种种方法，谋得了代表美国资本家的资格，窃取了研究中国猿人的权利。他应当对全世界上关心“北京人”的研究的人士负责。他丧尽了天良，追随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之后，对于这个中国人民的珍贵标本，图谋劫为私有，真是卑鄙万分。他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死后也要遗臭万年。

柯耐博士的来信中曾说，中国猿人的标本是一个美国兵由日本东京的皇家博物院中抢夺出去，私自带到美国的。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美国兵在东京无恶不作。但是，一个士兵竟能从日本皇家博物院中抢夺一件珍贵物品而去，这样重大的事件，不可能设想是出于一个士兵的个人盗窃行为。只有出于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授意，或是麦克阿瑟总部所支持，这种盗窃才有可能，除此之外，不可能做别的解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充分证明为美国帝国主义服务的“学者”们，苦心积虑，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起，即阴谋侵占我国这个珍贵的中国猿人标本。因此美国兵从日本皇家博物院中去抢掠的举动，也许正是美国帝国主义者通过美军所做的强盗的勾当。我们做此论断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由这件事实，使我们更加痛恨过去中国的反动政权，不重视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对于发掘“北京人”的工作，不肯给予支持，而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投资”，美帝国主义更用他一贯的“有糖衣的毒药”来欺骗中国人，好达到他侵略中国的目的。由于反动派这样“引狼入室”，于是更促成了美国强盗们偷盗我们中国的文化遗物的罪行。不只“北京人”的标本，还有许多其他宝贵文物，也都被美帝国主义抢夺而去了。

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对于中国猿人的继续发掘工作非常重视，自1949年起，即每年拨发一笔相当巨大的经费，继续进行在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相信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助和工作人员的坚强努力下，我们将来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发见。由于世界民主和平阵营继续地空前地增强，我们相信，美国工人阶级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份中国猿人的标本，那时就一定可以完整无缺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由这一次的教训，全国的人民更应当加强与全世界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团结，共同努力，携手迈进，向摧残人类文化的美国帝国主义做英勇的斗争。

这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战斗檄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谁都没有想到，失踪了十年的“北京人”突然又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冒了出来！一时间，世界各大报纸纷纷转载，电讯频频传送。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对外播放这条消息。《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发表评论文章，指责美国当局的盗窃行为。日本报纸更是不择手段、大肆渲染，强烈谴责“美国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

于是，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执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

就在这场混战分不出头绪和胜负之时，1952年1月5日，美国一名叫普鲁勃的记者在《纽约时报》上率先发表文章，以一个亲身采访者的身份，另辟蹊径，对“北京人”的下落另有说法：

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宝藏之一——“北京人”化石是在美国海军上校艾休尔斯特手中失踪的。艾休尔斯特上校当时是保卫美国公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军官，珍珠港事件后，艾休尔斯特上校和他的下属队员全部被日军俘虏，直到战后才遣返回国。当记者向艾休尔斯特上校询问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情况时，艾休尔斯特上校说：这批化石是胡顿亲自交给他的。胡顿当时任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他指示艾休尔斯特上校将“北京人”化石作为密件运往美国。艾休尔斯特上校没有打开箱子，但他知道其中装有“北京人”化石。胡顿将这批东西交给艾休尔斯特上校后，箱子被装上了一列特别列车运往秦皇岛。

12月5日上午5时，列车离开北平。车上有九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押送。他们安全抵达秦皇岛，并在那里等候“哈立逊总统号”轮船。但就在此时，日军袭击了珍珠港。几个小时以后，所有驻扎在中国北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被日军俘虏，美国公使馆官员和护卫者也全在北平被扣押起来。那艘“哈立逊总统号”轮船被日军征用，随后又被美军的潜艇击沉。“北京人”化石由此而被日军缴获。

艾休尔斯特上校对记者说，那九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几天后就被送回北平，艾休尔斯特上校本人和另外二百五十名美军官员最后被押到了日本的战俘营，直至1945年9月12日被美军解放。

由于艾休尔斯特上校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俘人员的最高指挥官，在日军押送被俘的官兵时，他迟走了几天。当他来到北平前门登车时，看到原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列车也已经被日军征用，并从秦皇岛驶入北平前门车站。日本兵从车上卸下了成批的弹药，车上原来装的东西一定是被扔掉了。

艾休尔斯特上校说：或许日本人发现了那批化石，但错把它们认为是食品，而这对他们并无多大用处，于是就干脆扔掉或毁坏了。如果没有科学头脑，“北京人”看起来就不珍贵，比如我就很难理解“北京人”的价值。所以日本兵或许是留下了他们认为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将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扔掉或毁坏了。

该文发表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夏皮罗急忙寻找艾休尔斯特上校，欲对此事再做深入调查。可等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位上校的寓所时，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却已撒手西去了。艾休尔斯特上校之死，有人说是病故，也有人说是他杀。至于这篇报道，中国科学界主流认为，完全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转移视线，以“北京人”已被毁掉为由来掩盖和抵赖其隐藏“北京人”的罪行。

三个月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收到了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科技问题的英国著名学者、中英友好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的一封来信，内中写道：

爪哇猿人的头骨和肢骨。A.头骨顶面；B.头骨侧面；C.股骨（裴文中 绘）

亲爱的郭博士：

我很高兴地给您转上我的朋友——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K.P.奥克莱博士给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博士的一封信。您可以看到这封信所涉及有关周口店“北京人”头骨在何处的问题。

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李约瑟 谨启

1952年4月10日

郭沫若很快将奥克莱博士的这封信转交给了裴文中。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裴博士：

我常常想您的工作是怎样地进展着，同时我也很希望在你的新的周口店发掘工作中得到些重要的材料。

我的朋友李约瑟博士给我看了有一个周口店的头骨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报告。华特生教授在1949年曾告诉我跟他在1951年告诉柯耐博士的相同故事。后来我发现华特生教授以为魏敦瑞教授在美国博物馆给他看过的化石头骨是周口店第11号是错误的。当我1950年在纽约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讲给夏皮罗博士听，他说魏敦瑞给华特生看的头骨不是周口店第11号，而是梭罗人第11号。现在我看到在孔尼华教授的一本著作（《自然历史》第56卷第1号）中提到在日本占领爪哇的时候，有一个梭罗人头骨被作为寿礼而献给日本天皇，以后又曾在皇宫里发现。

中国猿人、辟尔当人（又译皮尔唐人）与爪哇猿人对比图（引自《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著，1934年初版）

美国博物馆现在已将梭罗人第11号头骨交还了荷兰保管者。

假如你能送我你在1939年以后的报告或任何文章，我将非常感谢。

致以诚恳的敬意！

K.P.奥克莱 谨启

奥克莱博士的这封来信，又为“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美国人的手里打上了一个神秘的问号。一时间，中外人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说不清英国华特生博士在美国所看到的头盖骨，是“北京人”，还是梭罗人。

1952年7月13日，美国的一家时报又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北京人”骨骼成为国际间争论的问题

纽约讯：最近中国和美国人之间的控诉和反控诉进行得很热烈。虽然这种口头上的交战在最近已成了惯例，但这次特别厉害的爆发是为了一个不平常的理由：“北京人”丢失了。“北京人”遗骸的遗失，在人类远古祖先之一的发现和一个大胆的年轻的人类学家因描写“北京人”而建立起学术上荣誉两件事之后，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从1937年7月北平被日本占领后，周口店洞穴没有再进行过发掘。的确，在日本占领期间保藏已有的“北京人”标本与协和医学院关系更密切。不管对学校进行任何搜寻和对教职员不断质问，日本人总不能得到贵重的“北京人”骨骼的原标本。

在日本攻打珍珠港以前不久，中国方面曾经企图把“北京人”标本经过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运出中国去。这些骨骼由那里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在1941年12月5日乘火车离开了北平。海军陆战队到达天津港约在12月7日。这一点，想来是“北京人”遗失这个未解决的悬案唯一的希望。

有人说装有贵重标本的货箱已经装载在驳船上，准备运往开出天津的货船上去，但是驳船翻了，箱子沉掉或冲走了。另外一些人相信行李车在到达天津以前被日本人劫走了。这样，事情一直拖延到战争结束。1946年，有关于“北京人”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的“可靠消息”。但是以后，盟军总司令部在日本的一个顾问宣称，那个发现并不是“北京人”的骨骼。

自从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在他们共同的思想中，滋生了一种“北京人”的真正下落的疑问。甚至“北京人”最重要的发现，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也控诉美国从日本帝国主义者那里把它们取走并且运去美国，同时断定它们保存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这个控诉曾被博物馆的人类学部主任所否认。

无论如何，“北京人”的下落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谜，是一件肯定的事实。事情常常是这样，事实很少而说法则很多。自然在五十万年那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北京人”的保管可能比人类仅仅在二十至二十五年内的保管工作要做得好些。

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中）抵达哈尔滨指挥战事。1948年10月19日，郑洞国在长春率部放下武器

同年夏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湾历史学会主席马奇（南按：又译马尔克）博士，以寻找“北京人”为由，突然出现在中国香港、台湾及日本，口口声声称自己此次一定要在东亚寻找到“北京人”化石，并扬言以一千美元作为悬赏。接着，在台湾的战犯张廷孟也出来发表讲话，说他曾目睹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把“北京人”的标本带到了沈阳，而且在沈阳“郑公馆”中还看见过装“北京人”的木头箱子，由此断定“北京人”是落在了郑洞国的手上。

两年后，马奇又给香港英文报纸《虎报》写去一封信，说“北京猿人”的标本已经保存在了“西方”（南按：“西方”即指美国）。1954年11月22日，香港英文《虎报》以《距今只有五万年的“北京人”现在在西方人手中》为题，对此做了报道：

“北京人”（或更适当地说“北京女人”）现在在西方人手中……而且它距今只有五万年。

这个消息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湾历史学会主席马奇博士给香港的一封信中透露的，马奇是主要负责“收集”“北京人”化石的人。

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正面与侧面）

两年以前，马奇博士曾在香港逗留，并连着报道过“北京人”化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人私自运出中国的事。马奇在信中写道：“所有七十块中国猿人化石在加尔各答已被发现。在这以前，它们曾在澳门被收藏了八年之久。”马奇又补充说：“现在一切都安全地在西方人手中。”接着又说：“经化学家们研究了一年多的结果，认为它们没有像步达生估计四十万年那么长久，只有五万年。”

马奇说这个新的年代是由含氟量的试验所决定的，又补充说：“我们自己的钙的试验已经消除了所有关于‘北京人’年代的猜测。”

1952年夏天，马奇在香港时，他曾否认“北京人”化石还在共产党的手里的消息。

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很快转载了这个消息，并专门配发了评论。《大公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是：

“北京人”与美国的谎言

美国盗取了中国国宝之一的“北京人”头骨以后，曾一再撒谎抵赖。如今它终于承认已把“北京人”头骨劫去。

在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四种猿人的化石，以“北京人”的材料最丰富最多；而且与“北京人”的生产工具在一起，说明了人类开始用两只手工作的最初的阶段，因此，四种猿人中只有“北京人”不但能够证明达尔文的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学说，更证明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所以“北京人”化石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二次大战结束后，1945年11月19日，蒋帮的“中央通讯社”的东京专电说，“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的‘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路透社也发布内容完全相同的消息。但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自“麦总”拿到的，却是“北京人”石膏模型以及发掘“北京人”的记录和日用账目等，而并非“北京人”头骨。

在山顶洞堆积层中连续发现的三个人头骨（1933年11月9日，贾兰坡摄）

美国以后曾经三番五次企图使人暂时忘记“北京人”，或转移注意力。曾经派人到东京、香港“悬赏”做寻找状，这个人就是现在宣布“北京人”已在美国的马奇。《纽约时报》又说，“北京人”也许在十年前已被磨成药粉，也许仍然在中国。但是，美国最终仍然必须承认“北京人”在美国之手，以炫耀它的“重视文化”，炫耀其“文化财富”。正如它百年以来，把从中国掠夺去的铜器、玉器、整大块的石刻，甚至盗拆了整间的木构建筑搬到美国，摆在美国的各大博物馆里。

一手不能遮天，无价之宝若是长年变为“黑货”也是毫无用处。经过几年时间，美国仍然是把“北京人”事件公开了。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兜圈子、编故事来为自己掩饰，对于这种盗窃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而《新晚报》除转发了这个消息外，还专门采访了杨钟健和裴文中，并以谈话实录的形式发表（“问”代表记者，“答”代表杨、裴二人）：

问：“北京人”化石标本是怎样遗失的？

答：“北京人”化石标本，在抗日战争之前，一直保存在美帝所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现已由中国收回自办，改称中国协和医学院）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当时美帝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负责人，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往当时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将这个中国的珍贵文物携带至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但因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海军陆战队投降了日本，“北京人”的下落就从此成了疑问。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形及时间推算，或许“北京人”的化石标本的木箱，既没有由秦皇岛上船运出港口，也没有因在天津轮船翻船而沉到海底，只能仍然保留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或秦皇岛的仓库之中，或者二地之间的一个港口。

问：据你们从前的控诉说（见《人民日报》1952年1月1日第三版），“北京人”化石首先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抢夺去了，你们有什么证据？

答：第一，因为太平洋战争起来之后，可能保存“北京人”化石标本的美国的地方，均立刻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不可能落到日本侵略军以外的任何人手中。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曾于1943年推动日寇的“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派遣特务锭者负责做大规模的搜寻“北京人”的工作。锭者在日寇侵略军队全力支持之下，多方面查考，经过约两个月后，宣布在天津发现了，并邀请有关人员前往鉴别，但有关人员到了天津之后，日寇忽又拒绝有关人员去看这个标本，且从此而后，日寇官方再不寻找了，也不再谈起此事。我们认为：这件事充分地证明了，日寇确在天津找到“北京人”，很可能是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当时占领美国地方的军队中得来。但他们在天津找到后，又蓄意隐藏起来，所以不愿有关的人员看到这个标本。第三，因为日本于1945年投降之后，伪“中央社”及英国的路透社均先后发表了日帝的学者曾将“北京人”的标本交给美帝的代表——麦克阿瑟总部的消息。这个消息后来虽曾由麦魔总部否认过，但我们确信是因为美帝想把“北京人”隐匿起来，不归还中国，所以才加以否认。

问：你们何以知道美帝把“北京人”抢去了？

答：除了我们由伪“中央社”及英国路透社所发布的消息谓日帝将“北京人”交给美帝而得知外，更有人亲眼看见“北京人”的第11号头骨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中。这位看见的人是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系主任华特生。他曾看见研究“北京人”的魏敦瑞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手中拿着“北京人”第11号头骨。华特生在伦敦大学中说了他看见“北京人”在纽约的话之后，一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古生物学家柯耐听到了，后来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当时曾怕柯耐听错了，后来又由英中友好协会会长李约瑟转来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奥克莱给我们的信，证明柯耐没有听错。奥克莱来信说华特生也向他说过，华氏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曾看到魏敦瑞手中拿着“北京人”的头骨研究。我们相信，华特生和魏敦瑞都是终身研究化石的人，他们这种专门人才，不会把这个头骨弄错了，也不可能两个人谈话把主题误解了。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出席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左起：萧毅肃、顾祝同、何应钦、陈绍宽、张廷孟

问：美帝的马奇为什么又来寻找“北京人”的下落？

答：我们相信，这是美帝将中国的珍贵物品掠夺到手后，隐匿起来，但经我们揭穿之后，他们在人证物证之下，无法抵赖，于是又假作镇定，故作寻找的虚伪宣传。此外，更据伪“中央社”消息称，马奇曾从“几个现在西属摩洛哥逃难者口中，获得关于‘北京人’的有价值的情报”。这显然是美帝在无法抵赖之后，又企图偷偷地“嫁祸于人”。

问：战犯张廷孟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答：我们认为，战犯张廷孟是因为美帝悬赏一千美元的引诱而发表了他的谈话。我们知道郑洞国确曾于日本投降后，在长春从日本人手中得到过人头骨的化石，但是郑得到的是札赉诺尔发现的化石，郑于1946年已交出，现在完好地保存在北京新生代及脊椎古生物研究室中。因为有这样一件事，所以张廷孟“影射”一番，影射到郑洞国身上，好虚伪地证明“北京人”仍在“东方”。张廷孟还说，郑洞国由长春逃走时，曾由长春携出了大小木箱，内有“北京人”的标本。郑洞国在飞机上携带大小木箱是可能的，但里边装着何物，张廷孟不可能知道的。且按张廷孟的说法，“北京人”的标本“是由秦皇岛经义县转通辽”，然后在长春从“民间”转到郑的手中。我们知道“北京人”的标本虽可能在秦皇岛的仓库中，但仓库经日寇多年占领和使用，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发现后，日本人不送到东京去而转送到长春去，是没有道理的事；更不可能隐匿在民间（无论中国人或日本人），因为盛“北京人”的木箱很大，不可能被人由日军看管的仓库偷盗出来。总之，我们认为：张廷孟在说鬼话，梦想得到美帝的赏金。

问：你们对此事有何感想？

答：我们的感想有两点：

第一，我们觉得最可惋惜的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学者”们，都丧心病狂地与帝国主义分子同谋，共同盗窃中国科学上的珍贵物品，他们完全失掉了做“科学家”的最起码的态度。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完全看出在帝国主义的国度里，所谓“科学家”是如何堕落到下流无耻的境地了！

第二，英国帝国主义者是屈服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美国帝国主义既可派出马奇做虚伪的宣传，当然他还可以为掩护他们无法辩论的罪恶，而示意英国帝国主义，使英帝压迫华特生，迫使华特生出来否认他亲眼看见“北京人”在纽约的事实。我们发表这篇谈话之后，感到仍然在帝国主义统治范围内居住的、不昧良心而能说真话的华特生将要面临着很困难的境遇，我们对这位有正义感的老学者表示无限的同情！

1954年，英国人路思·摩尔撰写的《人、时间和化石》一书出版。该书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又有新的透露：

胡顿博士带着点不愿意的神情去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休尔斯特上校，让他把“北京人”的标本随着在几天内即将离开的海军陆战队运往美国的安全地方。

胡顿博士亲自把骨骼——仅有几把大小，装在玻璃瓶中——交给了艾休尔斯特上校。胡顿并且告诉他要像“秘密”材料一样处理它们。离开时候虽很匆忙，艾休尔斯特上校还是亲自把它们装在他的一只手提箱中，与公使馆一些最有价值的文件放在一起。以后发生的事情便被谣言所笼罩、战争所混乱了。只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就是从那时候起，“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了。不管三国政府如何努力地寻找，但是它们从世界上消失了，完全像当日被埋在龙骨山的土中时一样。根据一个解释说，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载在轮船上，预备把它们带到正要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据说，轮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被冲走或沉到海底去了。

另一种说法是掠夺火车的日本人不知道骨片的价值，或者把它们扔掉了，或者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了中国商人。假如这样，它们早就被研成了粉末，当作药品了。

从种种情况中，艾休尔斯特上校知道日本人把车上几百万发的弹药都抢走了，一定也抢走了车上所有的东西。“或者它们发现了化石，把它们扔掉了，”上校说，“不像罐头食品一样。日本人掠夺了我们的食物。他们对之并不感兴趣，因此，他们把它们从车上扔出去。‘北京人’遗骸看起来并不太多。我简直很难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

一个被拘留在天津附近集中营中的海军军士说，后来他看见毯子和其他海军军需品在同一车上。这就说明了行李也是被日本人掳掠去了……

摩尔在该书的序言中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的秘书皮尔斯先生曾为他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材料。于是我们由此推断，摩尔书中的这段内容很可能就代表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立场。但问题是，把“北京人”说成是“仅有几把大小，装在玻璃瓶中”，显然与中国装箱人胡承志的说法相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和前面的美国记者普鲁勃均谈到“北京人”是由胡顿院长亲自交到了美军艾休尔斯特上校的手上，这与以往“北京人”是由博文交给了美国公使馆的说法不相吻合。

事情到了1954年12月12日，英国《古物》杂志一个叫克若福德的编辑，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以《中国猿人头骨的命运》为题的文章，又否认了英国古生物学家华特生博士见到过“北京人”的说法，再次替美国辩解：

中国的记者们近来用这一个“遗失”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控诉美国人偷了这些东西。这是因为伦敦大学的华特生教授不幸的错误而引起的……德国的柯耐博士给中国科学院的杨钟健博士写信，没有任何证据地说“这个头骨是一个美国兵从日本皇家收藏中掠夺的”，并推测说美国兵的掠夺行为是在美国占领军的命令之下执行的。这种毫无根据的造谣以后又被加以粉饰而传播。而事实的真相是因为犯了一个忠实的错误而造成的，这一点华特生教授已经承认了，他在1954年8月30日从伦敦大学动物系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允许我发表。他在信中说：“我曾经在1945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一件‘北京人’的说法是一个错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从爪哇找到的头骨，是梭罗人中的一个，那是在战火中的日本找到的。好像是日本占领爪哇的时期，他们把这个头骨当作寿礼送给了日本天皇。它在以后被发现了，结果美国人把它送给了它们正当的保管人荷兰人。这些事实的一部分孔尼华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

关于“北京人”的失踪问题，华特生教授的说明是很不同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魏敦瑞去世前不久告诉我，他是特别小心地把‘北京人’交给中国人保管，‘北京人’是在中国人运到天津的时候不见了的。”从这个叙述中来看，失踪的责任是落在中国人的头上了。华特生教授还在信中说：“你可以在任何说明中指出所有关于‘北京人’头骨的发现和出版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巨大的经费下完成的；而没有一个美国科学家曾经参加过任何部分工作。那些人是加拿大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德国人、瑞典人和中国人。”

我编写的这个说明，是经过华特生教授和英国的奥克莱博士看过校稿并同意下发表的。

该文在世界上又掀起了一阵波澜。由于华特生公开否认了自己曾经看到过“北京人”的说法，为美国方面提供了“北京人”不在美国的有利证据，这让美国人着实宽慰了好一阵子。

但1959年11月15日，民主德国的柯耐博士再次给中国的杨钟健博士来信，声称他以前所谈的关于华特生在美国看到了“北京人”的事，是真实的。由此一来，中美双方再度陷入了更为复杂的争辩之中。

此间，曾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托而专程到日本去寻找“北京人”的美国地质学家怀特莫尔，一直遭到种种责怪，其原因恐怕在于他说出来的“北京人”的下落情况总是少于他知道的“北京人”的秘密，故多年来很少发言表态。可近来他又以一个科学家的人格，否认他有任何隐秘。在一篇有关“北京人”的材料报告书中，他这样声明道：

去日本拿到的大多数材料来自比发现中国猿人地层新得多的山顶洞。有些从第15地点发现而性质上有问题的石器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然而比山顶洞材料较晚。从发现中国猿人的第1地点中，仅有两块可疑的石器，而无骨骸。这批材料早于1946年已归还北平新生代研究室。至于“北京人”的去向则渺无所闻。并且，他同其他一些人一样，相信“北京人”早已沉没扬子江底。

1959年8月21日，一个叫毕曼的原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又在美国《科学》杂志第416页上发表文章，不同意“北京人”已经沉没江底的说法，并提出了新的见解。文章说：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北平美国公使馆的一个卫兵，我不同意关于“北京人”也许已经沉没长江底的说法。

当时“哈立逊总统号”邮船正好在载运第四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至菲律宾群岛之后，为了载运仍留在华北的士兵，返航中国。当战争蔓延到这条船的时候，在中国海岸离上海不远的地方，船长把它搁浅了。而这地方距离秦皇岛还有数百英里，因此“北京人”的材料没有被送到“哈立逊总统号”邮船上。我回想到在北平曾看见有几个箱子，上面标明寄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我相信这几个箱子中有“北京人”材料。假如是这样，我完全肯定这些材料已安全到达秦皇岛。

1941年12月11日星期四，我们准备离开中国时，把自己的枪、弹药和其他物品捆扎好，并运往秦皇岛。“北京人”材料很可能因为海军人数很少的前哨队的帮助而和我们的东西放在一起。战争爆发时，驻扎在秦皇岛的大约有三十五个人转移至天津，同时我们也由北平转移至天津。

也许在抢运我们的供应物资时，“北京人”材料被当作不重要的东西而丢弃，它是与一般的废物一起被丢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这些材料仍然在秦皇岛兵营的附近或者已经落在中国人手中，并且像平常一样被当作药品用了。不过，这些包裹的性质，会使抢运者知道，这些物品是具有一些价值的，因此我很怀疑这些材料已被丢弃了。

这时日军需要大量军用物资，而我们这些物资都已包装就绪，马上可以运走，因此也许“北京人”材料与我们的物资一起被运到了日军战地的某一个地方。如果是这样，这些材料可能在阿留申至婆罗洲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也许查看驻扎在秦皇岛的日军的军事记录，找到那时在秦皇岛的士兵，这将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去试图发现这些材料的步骤。或者当时在那里的人们能够说出这件事的真相。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北京人”材料没有在“哈立逊总统号”邮船上。

毕曼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

从1949年开始，围绕“北京人”的行踪又争论、探索了十年，尽管探索的理性远少于论争和口诛笔伐的热情，但“北京人”的珍贵价值和它的过去与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人们为这一人类财富的丢失抱以惋惜和真挚的同情。那么，这以中美为主体，涉及世界范围的科学人士十年的争吵与叫骂，回忆、探寻与猜测，对“北京人”的寻找到底产生了哪些有益的线索，这些线索的真伪又将如何辨别？这一点，只要静下心抛弃喧嚣与带有偏见的意气，就不难从势如乱麻的回忆与猜测甚至号称亲眼所见的事实中，理出一个明晰的线头，从而让十年的纷纷攘攘有个理性的终结。

关于“北京人”的下落问题的焦点无非有四：

一、战后，在日本到底有没有发现“北京人”？若是发现了，为什么先行做了报道，后来又加以否认？若是没有发现，为什么先前的报纸又做了“发现”的报道，后来又没有站出来对事实加以更正？

二、英国的华特生教授当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魏敦瑞手上看到的，到底是“北京人”还是梭罗人？是“北京人”的真品还是“北京人”的模型？因为当年胡承志给魏敦瑞寄去的“北京人”的石膏模型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三、华特生到底是自己认为看见了“北京人”，还是魏敦瑞告诉他是“北京人”？如果是他自作聪明，认为魏氏手里拿的就是闻名世界的“北京人”真品，那么作为英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怎么会如此不知轻重呢？若是魏敦瑞亲口对他所说，如果对方不是开玩笑，故意逗华特生玩，那应该相信这一事实。

四、华特生为什么先说自己看到了“北京人”，事隔九年之后才又说自己当年看到的是梭罗人？而九年之后他出尔反尔时，魏敦瑞早已去世，也就是说当事人已不存在，那么他否认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尽管有夏皮罗出来证明，说华特生当年在魏敦瑞手上看到的不是“北京人”，但证明的前提必须是夏皮罗当时在场。那么，证明夏皮罗当时在场的证据又在哪里？当然，这一说法的变更涉及另外一个插曲，即传说盟军曾在日本发现了梭罗人，因而华特生在美国看到的是梭罗人而不是“北京人”。华特生后来突然“反水”，这在逻辑上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在日本发现了梭罗人，并不等于华特生见到魏敦瑞手中的所谓“北京人”就一定是梭罗人，这二者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么，这四个焦点便延伸出四种可能：

一、华特生看到的是“北京人”模型而不是“北京人”真品；

二、华特生自己认为看到的是“北京人”，而不是魏敦瑞告诉他的是“北京人”；

三、华特生确实看到的是梭罗人而不是“北京人”；

四、华特生真的看到了“北京人”真品，而后来在所谓“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或出于别的什么目的，将吐出来的又吞回去，昧着良心做了否认。

无论如何，中美双方从1950年到1959年断断续续地进行的这场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尽管对探寻“北京人”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世界古人类学的研究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同时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也是一次伤害，道德正义、文化良知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沦落为政治的祭品。而争到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历史的进程走到此处，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怪圈，要想打破这个怪圈，就必须摆脱旧有思维的桎梏，另辟蹊径，在新的天地里搜寻。于是，这便有了夏皮罗破釜沉舟，决意前往中国搜寻“北京人”的玄妙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