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美国古人类学会副主席的夏皮罗，曾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夏皮罗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二人在回到美国并共事于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并利用部分时间坚持研究由北平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而，无论是考古研究事业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对魏敦瑞给予尊敬的同时，对寻找“北京人”之事同样有着较大的热情。而后来又因魏敦瑞去世前的嘱托，寻找到“北京人”就成为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不可能得到前往中国的护照。
然而，中美之间自1950年之后发生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既为夏皮罗寻找“北京人”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又为夏皮罗提供了许多思考。遗憾的是，惨烈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两国继续对峙，相互煽动着仇恨，使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工作陷入僵局。直到历史的脚步跨进了70年代的门槛，随着中美关系日渐缓和，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工作才开始出现了起色。而与此同时，许多当年被卷进寻找“北京人”行列之中的圈内圈外人士，也对寻找“北京人”之事开始跃跃欲试起来，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令夏皮罗有机会进入这个神秘的领域。
这是1971年4月某日的一个早晨，原魏敦瑞的助手、著名古人类学家费尔塞维斯还未起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骤然响起：“你是费尔塞维斯先生吗？”
“是的。请问……”
“我是戴维斯。”
“哦，戴维斯，您好！”
“您好，费尔塞维斯先生。关于‘北京人’的事，我想请您帮帮忙。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华盛顿的几件档案中看到了您的名字和地址，那是魏敦瑞博士在1946年和1947年写的关于请求美国政府派您去日本调查‘北京人’的报告。我现在受弗利博士的委托和您联系，希望您能提供有关‘北京人’的详细情况以及另外几个有关人员的名字。现在弗利博士正在写他在中国和日本那段时期的回忆录，如果您需要了解有关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费尔塞维斯接完电话，很高兴。他知道，戴维斯在纽约市著名的心脏专家威廉·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工作，而弗利在1941年曾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医住在天津兵营，早些时候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珍珠港事件后同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被俘。从戴维斯讲话的语气和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个弗利博士也许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北京人”的关键情节。作为魏敦瑞的一名忠实助手，他当然希望“北京人”能尽快重见天日。于是，费尔塞维斯决定马上给夏皮罗博士打电话报告此事。费尔塞维斯之所以如此着急，当然不仅是因为夏皮罗是他的上司，而且他觉得这个线索有可能帮助夏皮罗彻底弄清“北京人”的真实情况，从而雪耻中国科学家加给自己的导师和同事连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罪名，并了却导师魏敦瑞博士临终前的遗愿。
听完费尔塞维斯的报告，夏皮罗兴奋难抑。此时的夏皮罗对于“北京人”的热情，除了实现魏敦瑞的临终嘱托，还有为洗清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强烈愿望。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都会令他激动不已。
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拨通弗利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接话人是戴维斯。
经过与戴维斯简短对话，夏皮罗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信息出现，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会面的想法，且越快越好。
对方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9时。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了一台袖珍录音机，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兴冲冲地来到纽约东68街威廉·弗利博士的办公室。
夏皮罗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
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
在静静的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
那是1941年秋季，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秦皇岛分队上尉，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17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艾休尔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12月8日搭乘“哈立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
在11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12月8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
12月8日，纽约时间12月7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对着我们的营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闪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挺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艾休尔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艾休尔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做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非常感谢您，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
“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
“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情况，他也许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
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说着他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
“就从您参与转运‘北京人’化石开始讲起吧。”夏皮罗说着，重新打开了录音机。弗利沉思片刻，便开始自豪地说道：
我是接受艾休尔斯特上校的指令负责这几只箱子的。
1941年深秋，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的官员经过与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事反复商量，决定先把“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护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承担运送任务。后来，我考虑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的关系。我那时在中国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务，准备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到马尼拉，然后再从那儿转道回美国纽约，这可能便成为让我护送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适的理由。
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艾休尔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的检查。
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上尉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12月4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艾休尔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长度为五十英寸、宽二十英寸、高十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内，然后装在军用提箱里，四周塞满了棉花、木屑之类的杂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后来这些箱子写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写着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写有上校名字的那个军用提箱也装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护送下运往秦皇岛，我也随之回到天津家中准备撤离。
后来，战争爆发了。就在12月8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样，被驻天津的日军松井部队逮捕，并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兵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日军知道我是一名军医并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就准许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还可以在城内走动走动，但不许出城。这种情形持续了约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从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运来的私人衣箱和装有化石的军用提箱。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箱子没有被打开过，但当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原装在箱子中的几个解剖用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时我又想打开那几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军用提箱，可又考虑到这不属于我检查的范围，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给我而不送给那些在营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军界的习惯吧。到底日本人打没打开过这几只箱子？假如打开了，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形势越来越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预感到自己可能将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别想在短时间内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北平运来的几只军用提箱交给几个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而另两只箱子则交给了我平时最信赖的两个中国人。事实不出我的预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并重新送到海军陆战队俘虏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上午我们被突然告知要转往上海，并马上起程，于是已成为战俘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赶紧收拾行装，被日本人用卡车送到天津西火车站在那里候车。
记得那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刚过，天时阴时晴，并不断地飘落点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风，刀子一样在脸上划过。我们在寒风中聚集在一起，手和脚很快就冻僵了，整个身心都在战栗。想起以后不知要在残暴的日本人手里度过多长时间的战俘生活，或许这一辈子永远也回不到家乡了，甚至连尸骨也运不回美国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愈发感到悲哀和绝望，甚至有好多战士在凄冷的寒风中低声抽泣起来。正在这时，从北平驶来的火车鸣着长笛呼呼隆隆地进站了。
我们和从北平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车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个俘虏营。在那里，我向一同被关押的艾休尔斯特上校报告了写有我的名字的装有化石的军用提箱的情况，他听后没有说什么，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丧。一天，我又见到了艾休尔斯特上校，他告诉我，那写有他的名字的军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虏营，这只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这只箱子里到底装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箱子格外关心。也许是受我们的公使馆或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先生委托的缘故，每当日军检查我们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时，艾休尔斯特上校都想方设法把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蒙混过去。
后来，包括艾休尔斯特上校在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都被送到上海附近江湾的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时，艾休尔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所必须经过的例行检查。至于采取的什么奇特方法，上校没有告诉我，当然那时我也没有心思问得太具体。后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行李又被转移到北平附近的丰台。在那次转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来，这只军用提箱三度避开了日军的检查好像是一种奇迹，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上校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这只历经风险而保全下来的箱子，最后还是失踪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艾休尔斯特上校分手的时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处旧铁矿，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奶酪驰名于世，可那里的恶劣气候也同样举世闻名，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被遣返美国为止……
夏皮罗后来撰文说，弗利的这次谈话，对他是一次很大的触动，但有的问题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后，还是向弗利提出了一个疑问：“弗利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什么问题？讲吧，不用客气。”弗利坦然地说。
“既然您所知道的那几只箱子装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为什么您从日本遣返回美国后，没有向美国当局报告这只箱子的前后情况？”
弗利对此似早有所料，很快回答道：“艾休尔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级，越级报告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夏皮罗先生，这您应该知道。”
“那为什么艾休尔斯特上校没有向当局报告？”夏皮罗接着问。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对于长官的事，作为下级是不能问的，这是军人的规矩，您知道的。”弗利极其干脆地回答。
“可是您回到美国，已经不再是军人了。”
“是的，但也不能随便提起，退役军人的规矩也是一样的。”
“呵，这该死的规矩。”夏皮罗小声嘀咕了一句，沮丧地低下了头。
离开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夏皮罗快速返回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疑惑，立即打电话将费尔塞维斯找来，然后关上门窗，打开录音机，请费尔塞维斯和他一起认真听听戴维斯和弗利的谈话。
随着录音带嗒嗒地转动，戴维斯和弗利那从容镇静的谈话声在夏皮罗的办公室里随着岁月之河清晰地流动起来。办公室很静，四周也很静，屋里除了录音机里的谈话声，便是两人的呼吸声，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哪怕一张纸片掉地的细微的声响。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费尔塞维斯和夏皮罗才将录音全部听完。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费尔塞维斯刚一听完录音，便对弗利的证词提出了疑问。夏皮罗认为费尔塞维斯所提出的疑问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赞同。二人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为有关“北京人”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一时又深感迷惑不解。经过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夏皮罗带着诸多的疑问，又来到了弗利博士的诊所。当他向弗利和戴维斯提出一些疑问并请二位给予解释时，却遭到了弗利的婉言谢绝。弗利明显有些不快地告诉夏皮罗说，他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错，那一定是别人而不是他和戴维斯。
面对戴维斯急转直下的腔调和强硬姿态，夏皮罗不能再强行让对方开口，只好带着满腹的疑惑回到博物馆办公室。
尽管夏皮罗感到此事有些突兀和蹊跷，甚至有点像做梦一样，但静心想一想，威廉·弗利和戴维斯，毕竟还是现实中可以触摸到的人，不是梦中的妖怪和神仙，弗利提供的线索，毕竟使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有关“北京人”丢失前后的第一手背景材料。而这些新的材料，对探索“北京人”下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尽管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为唤起更多的有心、有志之士关注、探讨“北京人”失踪之谜，夏皮罗将这次对弗利的调查情况写成了一篇题为《奇怪的“北京猿人”化石》的文章，于1971年11月美国《自然历史》杂志发表。
正如夏皮罗所料，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为此，夏皮罗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对近期所调查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线索做了公布，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北京人”并投入到搜寻之中。一直对“北京人”下落十分关心的《纽约时报》，很快转载了夏皮罗文章的摘要和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提要。之后的短短几个星期内，夏皮罗收到了许多来信，纷纷向他索要该文的打印本。
此时的夏皮罗当然不会忘了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为了让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尽快了解到有关“北京人”的最新线索，通过美国科学院外联部一名随基辛格博士访华的好心官员，把自己的文章转送给了中国科学院，希望中国的古生物学家或古人类学家看到此文后，能给他写信，交换一些看法和意见，或者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然而，令夏皮罗深感失望和不解的是，曾在50年代就“北京人”下落问题与美国唇枪舌剑的中国古人类学界，却始终没有给予只言片语和一点回音，仿佛对“北京人”之事漠不关心。在一天又一天苦苦的等待与盼望中，这位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禁不住在心里反复问自己：中国究竟怎么了？中国的科学家们究竟怎么了？难道他们忘了周口店？忘了自己的遗失的祖先——“北京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