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日，贾兰坡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留影（卞美年摄），随后在两个月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

就在裴文中日夜牵挂“北京人”命运，并苦思冥想日本人企图的时候，他的同事贾兰坡也卷入其中并开始了一系列另类行动。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随着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南迁和人员疏散，贾兰坡也不得不离开了新生代研究室，忍痛放下了对“北京人”及相关出土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工作，成为一名失业人员。他正在艰难支撑的时候，收到了迁往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杨钟健等人的来信，令其离开北平转赴重庆中央研究所工作。贾兰坡考虑再三，决定离平南下。

此次南下，贾兰坡除要安顿好家里老小，还要自己筹集路费。更麻烦的是，为了防止日本人盘查，需要编造出很多的来往信函，以证明自己南下理由正当。为这个“正当”理由搞到一张外出北平的证件，贾兰坡必须“弄虚作假”，这对祖辈奉行老老实实做人、“实事求是”的贾兰坡而言，一时难以转弯——尽管是向敌人撒谎。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贾兰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让上海的一位朋友事先寄来一封信，假称聘他到上海一家工厂去担任副经理，专门做牙膏皮生意。当这一切手续办完后，对此次南行的路线，贾兰坡又做了精心设计：先乘平浦火车到浦口，渡江到南京，再乘火车到上海，从上海乘船到香港，由香港到越南，从越南到云南，最后再抵达重庆。

主意打定，线路在胸，可一旦真要离开工作和居住了多年的北平，贾兰坡的心情却变得异常沉重。家中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得知他要离家出走时，个个脸上挂着乱离之世特有的恐慌与悲伤。但贾兰坡顾不得这些了，他恨不得一步踏入重庆，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会合。由于一些事情耽误，直到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头一天，他才乘上了从北平到浦口的火车。

8日上午，贾兰坡在浦口一下火车，就觉得气氛紧张、情况不妙：站内站外有铁路警察来回穿梭，出口处的两旁还站满了军警；每个乘客不但被搜遍了全身和携带的行李物品，而且还由汉奸、伪军与日本宪兵一一盘问，发现可疑者立即拘捕，弄到一个地方关押起来。

1941年12月9日《晨报》报道

由于贾兰坡事先从北平警察局领了证件，总算通过了车站这一关。来到南京市里，与一位朋友见面，这位朋友听罢贾兰坡的打算，神情紧张严肃地说：“昨天早晨日军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从上海乘船赴香港再辗转去云南的路已被切断，你选的这条路走不通了，赶快另想办法吧！”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贾兰坡大吃一惊，既然预先设想的路线被切断，又有什么路线能达到山川阻隔、战火连绵的重庆呢？贾兰坡思虑再三，最后决定，先折回北平猫起来，一旦时局好转再做行动。

12月10日晚，当贾兰坡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全家人惊喜交加。自从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家里人日夜都在为他担惊受怕，虽然离家只有短短的五天，但母亲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却明显消瘦了一圈。现在，贾兰坡总算又回来了，全家人围着他又说又笑，母亲喜极而泣，泪珠吧嗒吧嗒地掉落下来。

回到家的贾兰坡并未感到踏实。虽说离开北平只有五天，但在他的感觉中像是过了五年。正是这次离别，才让他从心底里感到，自己对周口店和“北京人”的牵挂已难以割舍，要离开北平又是何其痛苦艰难。为舒缓心中的压抑情绪，也为坚定书生报国的立场，第二天，贾兰坡就在家中重新展开业务书籍，欲继续之前未竟的事业。此前，有关周口店发掘的一批学术论文，贾兰坡早就想写出来，因当时以发掘实物标本为主，且杂事甚多，这一愿望难以实现。而如今，周口店发掘被迫停止，正是研究实物标本、撰写论文的时候，只是发掘的材料都在新生代研究室，要写论文就不能脱离实物，要亲手触摸实物，又必须到混乱不堪的协和医学院去上班。于是，贾兰坡在返回北平后的第四天一早，便到新生代研究室上班去了。

这时的贾兰坡，并不清楚日军已经占领了协和医学院。上班第一天，他刚刚来到东单北大街路西的娄公楼门前，就发现气氛异常：协和医学院大门口，不但原来的看门人坐在那里木然不动，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诚恳与热情，而且大门的两边，还增添了几名站得笔直、持着长枪的日本宪兵；这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对进去的人似乎管得不是那么严，但对每个从协和医学院里出来的人，则必须搜遍全身，并对所携带的东西进行严格检查。由于看门人还是老熟人，并不知道贾兰坡曾到南京走了一趟，再加上他手中持有总务长博文亲自签署的出入证，在路过大门时，贾兰坡只将出入证掏出来晃了一晃，便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

贾兰坡刚刚走进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8室，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北京人”化石失踪了！

“怎么会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吗？”望着议论纷纷的几个熟人，贾兰坡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在周口店发现的所有人类化石，包括“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以及一些灵长类化石，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猕猴头骨，全都保存在协和医学院西楼解剖系地下室的保险柜里，任何人都不能轻举妄动。特别是“北京人”化石，平常研究的时候，都是用仿制的模型，除非有特别用途或有要人来参观，否则是绝对不能从保险柜中取出真品的。可现在，“北京人”化石标本却下落不明，或说神秘失踪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几天之后，贾兰坡又从别处得到消息，“北京人”确实失踪了。并且，除了已经装好的两箱“北京人”化石，他亲自带领技工们装载的六十七箱动物化石、三十多箱书籍，以及清华大学地质系袁复礼教授随校南迁之前，存放于新生代研究室的十多箱爬行类化石和私人文稿，都遭到日本占领者的捣毁或付之一炬。贾兰坡清楚地记得，由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出土并运到新生代研究室的六十七箱动物化石包括：北京人遗址的肿骨鹿、斑鹿、犀牛及其他动物；第9地点和第13地点的鹿类、水牛、犀牛及介壳化石；第14地点的鱼化石；湖北宜昌独角兽头骨的左半部；北京人遗址的裴氏转角羚羊颈骨；第3地点的介壳；安阳绿龟；山东山旺古犀前后肢骨及植物化石；山顶洞赤鹿角；山西武乡的中国肯氏兽；以及山顶洞的熊、虎、猩、兔、狼、狐等化石。这些化石都是贾兰坡和其他科学工作者多年汗水的结晶，想不到竟落入日本人之手并遭到劫难。

贾兰坡还得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后不久，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以及日本宪兵队，到处寻找“北京人”化石标本，致使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和拷问。除了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秘书息式白和裴文中等人外，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马文昭教授也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到了最后，连用小车帮博文运送“北京人”化石到F楼4号保险库的工人常文学也被抓，并在日军宪兵队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至于亲自参与了“北京人”化石装箱的胡承志，当然是日本人追查的重点对象，只是当日本人要抓他的时候，深知利害关系的胡氏已鞋底抹油，偷偷离开北平，躲到南京去了。兵荒马乱中，日本人一时找不到他，胡承志算是躲过了一劫。

至于贾兰坡，知情的日本人知道他确实没有参与“北京人”化石最后的转移工作，因而未将他列为重点追查对象。但日本人接管协和医学院后，还是对他进行了追查，但听说他早已“金盆洗手”，离开新生代研究室，到上海做牙膏皮生意去了，也就未再深究。

然而，令贾兰坡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北平一个多星期，日方就派人来对他进行查问，主题自然是围绕“北京人”化石的下落。贾兰坡一问三不知，对方无法，只好警告性地提示“如果知道，马上报告，不得有误。否则，死啦死啦地”云云。几天后，又有背景不清的日本人和几名留分头的中国人，一道登门“拜访”，主题是让贾兰坡重新去周口店协助日本人做发掘工作，并愿为他支付相当丰厚的酬金等等。

重返周口店工作，自然是贾兰坡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一听是和日本人合作，他断然拒绝。对方见状，撂下几句软中带硬的狠话，扬长而去。

这群来历不明的人走后，贾兰坡坐在椅子上琢磨了半天，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看来，不只是“北京人”已陷入生死莫测的险恶境地，很可能整个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基地也将遭到不测。这样想着，一个念头忽地涌上脑际，必须设法保存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遗址平面图和剖面图！

自1932年至1937年，贾兰坡等人在周口店发掘时，对“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和第15地点，全部用“打格分方”的办法发掘。也就是说，在每一水平层的每个“方格”内发现的标本，都编有相同的号码和发现日期。每隔一定的距离，在南北和东西处还绘制了多幅剖面图。因此，只要一看标本上的号码，查一下平面图和剖面图，便可知道这件标本出自哪一层、哪一方。

发掘中所绘制的各种图样，已全部装订成册，并一直保存在贾兰坡手中，贾氏奉命南下时，无法在日寇、汉奸遍布的眼皮底下带走这些珍贵图纸，只好将其存放在协和医学院原来办公的地方。想不到只有几天工夫，北平已是天翻地覆，日本人占领了协和医学院，并在搜寻“北京人”化石中费尽心机。可以想象的是，无论日本人是找到，还是找不到“北京人”化石，都极有可能转过头来打这些图纸的主意。而这些与“北京人”密切相关的图纸，一旦落到日本人手中，要么成为战利品被封存，要么被当作学术资料研究、利用，或者是在战争中遗失，甚至遭到毁灭。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中国人都难以见到了。因每张平面图和剖面图上都详细记有每件标本的出土位置，无论是图纸被劫还是被毁坏，周口店出土化石标本都会因此失去层位的依据而造成混乱，发掘的标本也就无从查对了，由此将给周口店的发掘，特别是未来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了不让这份珍贵的历史文明遗产毁于日本人之手，贾兰坡决定干一件冒险的事情，把“北京人”遗址的所有图纸，从日本人控制下的协和医学院“偷”回来。

然而，要从日本人的眼皮下和黑洞洞的枪口下“偷”出图纸，谈何容易！于是，贾兰坡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把原图纸偷偷复制一份，然后再想法拿出去。

但原图纸的比例为1:100，如果在办公室里对图纸原封不动地进行复制，一是很容易被人发现，二是即便复制成功，由于原图纸的目标太大，带出去时也肯定会被日本兵搜查出来。而一旦被搜查出来，不仅图纸保不住，恐怕连自己的脑袋也难保了。怎么办？

经过反复思考，贾兰坡又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即把原来图纸1:100的比例缩小为1:200，先画成草图，带回家后再详细描绘出来。

方案既定，贾兰坡开始了行动。

为了携带方便，防止出门时被日本兵搜查出来，贾兰坡在办公室画草图时，使用的是一种又细又软的薄纸。由于这些“北京人”遗址图纸原来多半都是贾兰坡自己亲手测绘的，因而画起来可谓轻车熟路。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再将这些草图藏在身上，或者干脆就放在衣服兜里，日本哨兵检查时，他就大大方方地掏出来晃一晃，日本兵以为是“手纸”，便照例放行。

回到家后，一吃过晚饭，贾兰坡便将这些“手纸”一一平展开来，再仔细地描绘在另一张纸上。

当天的草图，必须当晚绘完，次日再去“上班”，再去“作案”，再去冒险。

就这样，一天绘一张或者两张，一下就干了两个月。

在当“小偷”的两个月里，贾兰坡每天早起晚睡，担惊受怕，几乎每晚都要干到一两点，甚至有时还要干通宵，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不过，尽管“小偷”的日子度日如年，所幸的是，他最后终于还是将原来所有的“北京人”遗址图纸全部复制完毕，并将它们一一装订成册。

在偷偷绘制图纸的同时，贾兰坡还偷偷干了一件同样很漂亮的事情：加印发掘周口店出土物品的照片。

年轻时的贾兰坡就喜欢照相，后来因工作需要，这门技术大有长进。当年外国科学家在周口店视察或工作时，不少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而有关周口店发掘过程中的不少照片，绝大部分也是出自他手。这些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照片和那些手绘图纸一样，在周口店发掘史上同样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照片资料保存下来，贾兰坡每天偷偷从办公室的柜子里取出几张底片，用纸包好，再想法混出大门，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五兴照相馆，将照片洗印出来，而后再将底片悄悄放回原处。一个多月下来，基本把保存的珍贵照片翻印出来，并装订成册保存于家中一个隐蔽的地方。

历史让人们看到的是，贾兰坡这一大胆的“盗图”与“盗相”之举，为周口店遗址和“北京人”等出土化石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所保存的图纸和照相资料，成为研究周口店和“北京人”等化石标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特别是那本经过精心复制而成的平面和剖面图册，比原图的记录还要完整。后来，这部图册用照相技术拍摄下来，洗印几本，一直为同行所沿用。

原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作者摄）

随着形势的发展，贾兰坡当初的预感，以及铤而走险“盗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快得到了验证。就在图纸和照片悄悄复制和翻印完毕后不久，日军便采取了行动，将原来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B楼解剖科魏敦瑞研究室有关周口店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保存在娄公楼106室和108室的所有文件、图表和一部分标本，统统劫掠运回了日本。

更加令人痛心和不可思议的是，一队日本宪兵住进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后，因急于用房，竟然把存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古生物书籍和枯骨化石装入一辆载重汽车，拉到东城根下（东总布胡同东口、小丁香胡同东口往北十数步），全部焚毁。当地市民听说日本宪兵在焚烧协和医学院的藏书，纷纷前往围观，见书籍正在熊熊燃烧，便将一部分书籍从火中抢出，而后转手卖给街头收破烂的商贩。至于从载重汽车上倒下的一大批古脊椎动物骨骼化石，市民自感不能售卖，弃之不顾，凶悍的日本兵用军靴一阵乱踏猛踩，大多化成碎块。少量幸存者，散落满地，又被疾驶而过的车轮碾碎。当时有一位叫韩德山的协和医学院食物化学系职员，下班路过此处，在目睹了日本宪兵罪恶一幕的同时，趁施暴者未加注意，偷偷捡了四块骨骼化石带回家中。1950年年底，已在西安定居的韩德山将这四块骨骼化石寄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并说明来历。经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鉴定，一块是水牛的距骨，三块是鹿的距骨，四块骨骼化石均出自周口店“北京人”发掘地点。

顺便提及的是，当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负责人杨钟健南下之前，曾将一个小箱子交给贾兰坡，并叮嘱道：“这里有一件毛泽东由长沙写给我的信，很重要，千万别让人看见，更不能落到日军手里。此外，还有我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手稿，也万万不能丢失。”

杨钟健走后，贾兰坡不知将这个小箱子藏到哪里是好，最后，他找来了老实可靠的老技工陈德清，两人找来梯子，爬到办公室楼顶的天花板上，打开天花板的一块维修孔，用绳子将箱子拽上去，藏在了天花板内。后来日本兵占据了协和医学院并搜遍了每一个角落，但这只箱子却因秘藏有术，躲过了一劫。

抗战胜利后，杨钟健返回北平，向贾兰坡问及那只箱子，贾将他带到协和医学院，从天花板内取了出来，杨深为震惊，打开一看，所藏物品安然无恙，当年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同样完好无损。借此机会，贾兰坡看到了信的内容：

钟健先生：

前几天接到通告，知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又接来示，嘱补填入会愿书，今已照填并粘附小照奉上。惟介绍人系王君光祈为我邀集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余二人要问王君才能知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为荷！

弟 泽东

廿九

当时的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杨钟健皆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在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民间学会。时毛泽东由北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运动，杨仍在北大读书并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毛的来信主要为入会登记一事，内容不多，但足以见出二人的关系和共同的理想志向。贾兰坡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冒险保全了杨钟健手稿的同时，也保全了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许多年后，这封书信作为一道红色的历史印记，对“文革”中遭受批斗并打成“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杨钟健，起了极其关键的保护作用。否则，作为1948年由蒋介石掌控的国民政府评选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杨钟健性命堪忧，说不定在哪一场批斗会上就进入阎王殿，倏忽登上鬼录——这已是题外话了。

且说贾兰坡为“北京人”遗址的图纸和照相等资料费尽心机保护之后，刚刚松了一口气，日本人对“北京人”的追查和搜寻又开始了新一轮行动，其紧迫、疯狂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贾兰坡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