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生代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的裴文中，在后期为什么没有参与十分重要的“北京人”的转移工作，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后来的所有文章——包括裴文中本人在内，对此也没做出任何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时候的裴文中并不知道“北京人”已经失踪。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之所以要找裴文中，是想尽快从裴氏口中打听到“北京人”的下落。他们突然出现在裴文中面前时，已完全失去了往日东洋帝国大学“教授”和“人类学家”的风度，一见面便以战领者的姿态疾言厉色地问道：“裴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北京人’化石到哪里去了吗？”

从来者的口气中，裴文中敏锐地预感到“北京人”的命运凶多吉少，但转念一想，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在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前就由胡承志交到美国人手上了，应该不会有闪失。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答道：“‘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上，你们应该去问美国人才是。”

兵马司胡同标志牌（作者摄）

“裴先生，实话告诉你吧，”长谷部言人说，“美国人还没把‘北京人’运出中国，它就不翼而飞了。我想，‘北京人’现在身在何处，你不会不知道吧？”

裴文中大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胡承志明明已将箱子交到了美国人手上，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北京人”曾藏身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方式存活了几十万年，并始终默默注视着人类的变迁，而如今，子孙们好不容易与久违的祖先相会，可丧心病狂的日本人不仅入侵中国，连几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肯放过！“北京人”是世界考古学界的珍宝，若真的丢了，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裴文中想到此处，心里蓦地升腾起一股比往日更加炽烈的仇恨。

裴文中在兵马司胡同9号的办公楼，该楼于1921年由著名的雷虎公司承建。“北京人”装箱时，裴文中在此楼办公（作者摄）

不过，裴文中转念一想，“北京人”若真的一时失踪，说不定是美国人从中做了埋伏，或许是一件好事情。但无论如何，“北京人”不管落在谁的手上，都不能落入日本人手中。裴文中心中稍感宽慰，遂摇摇头，淡淡地说了句：“不知道。”

两个日本“学者”相互对视了一下，思索片刻，很客气地告辞。走时留下了一句话：“裴先生，我们很欣赏你的记忆力，也相信你的记忆力，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后会有期。”

二人走后，裴文中心中又为“北京人”的下落着急紧张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的心中弥漫膨胀开来，撑得他的心脏隐隐作痛。更令他感到沮丧和悲愤的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要想打听“北京人”的确切消息，已变得不可能。

大约就在裴文中回到协和医学院上班后的第三天，松桥上尉又突然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这位上尉虽是日本人，却能说一口比较清楚的中国话。他进屋后并不急于坐下，而是和裴文中拉扯了几句闲话，然后才淡淡地问道：“裴先生，你知道‘北京猿人’标本存放的地方吗？”

“知道啊。”裴文中朗声答道。

“在哪里？”松桥上尉两眼放光，一下兴奋起来。

“不就在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吗？”裴文中说。

松桥上尉摇了摇头，情绪陡然又低落下来。他看了裴文中一眼，一屁股便坐在了凳子上，而后，只喝水，不说话。

裴文中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一声不吭，埋头看报。

松桥上尉闷坐了几分钟，微微地叹了口气，起身道别。出门后又转回身，几乎是附在裴文中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裴先生，你没说实话！”

第二天，松桥上尉又给裴文中打来电话，约他晚上到自己位于协和医学院一幢楼中的宿舍里“谈一谈”。

当晚，裴文中按时来到已被日军占领的协和医学院松桥上尉的宿舍。这位年轻的军官很客气，让座，倒茶，显得对中国式礼节十分熟悉。两人“谈”了一会儿有关协和医学院的情况，似乎便再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整个谈话过程，有关“北京人”的事情，松桥上尉只字未提，裴文中也就佯装不知。

局面陷入尴尬。脑袋瓜子颇为机灵的松桥上尉站起身，提议说：“裴先生，我请您到咖啡馆去喝杯咖啡吧？”

“请便。”裴文中面无表情地说。

两人来到协和医学院外面不远处一家咖啡馆。松桥上尉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先请裴文中落座，自己才坐了下来。此刻，已近午夜时分，咖啡馆里比较安静，在场的除了几个不易辨别身份的中国人，几乎全是日本人。

咖啡被端上来后，松桥与裴文中各自喝了一口，情绪似乎比以前放松了一点。松桥以温暖的眼神望着裴文中，开门见山地说：“裴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裴文中欠了欠身子，有点笨拙地伸手端起了桌上的咖啡。

“您能不能告诉我，‘北京人’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裴文中故作镇静地反问道，“怎么，你们没去？”

松桥上尉的情绪有点激动，他摇摇头，声音低沉，说道：“裴先生，实话告诉您吧，我们的人已经去过解剖系了，那保险柜里的‘北京猿人’化石是假的，而且还知道是美国人把真家伙弄走了。这件事骗不了我们，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我的办公室离那儿很远，确实不知道。”裴文中说。

松桥上尉急忙安慰道：“裴先生，说吧，不要紧的。协和医学院被我们接管后，我们仍然会对你格外照顾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政客。不过……”他端起咖啡杯，继续说道，“我可要实话告诉您，这事如果军部不再有人追问，您还可以照常工作；如果军部再要追问起来，您是逃脱不了责任的。知道吗？”

“知道。”

“那就请赶快告诉我实情吧，尊敬的裴文中先生，我已经没有多少耐心等待了！”

“要说的，我已经说过了。”

松桥上尉一仰脖子，咕噜灌下一大口咖啡，突然板起面孔，改用日语说了声刺耳的“再见”，起身疾步离开了咖啡馆。

几天后，四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先是一番审讯，而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忽然咆哮道：“拿出来！”

裴文中不解：“拿什么出来？”

“装什么糊涂，居住证！”

裴文中这才明白，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来没收居住证的，其目的是要控制自己的行动。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北平，如果没有了居住证，不仅不能出城，甚至连上街都是件困难的事了。既然日军专门为此而来，裴文中只好将居住证交出。军官模样的人警告了几句只许在家老老实实待着、不许乱窜乱跑扰乱秩序之类的话，率领同伙匆匆而去。

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正当裴文中心中纳闷期间，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据裴文中后来回忆说：

在此期间，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的日文报纸以及日本的两家大报上，都在第一版用大号字登载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是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他们所知，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是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偷地运往美国了。

裴文中报告

对于这条消息，裴文中希望其真，又不敢完全相信，但不管是真是假，“北京人”的事，日本人大概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了吧？

转眼到了1941年年底，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改成了伤兵医院，美国的星条旗已不再是协和医学院的保护伞，全体员工被发薪遣散，新生代研究室也随之瓦解。

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出乎裴文中意料的是，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他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格外“重视”起来。无论裴氏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不管裴文中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压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如此几个星期过去，生存问题成了裴文中最为头痛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经过多日的奔波，裴文中总算在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在名义上，裴是地质系特聘教授，但实际上属于临时工性质，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买回二十公斤玉米面。一个有五个孩子的七口之家，靠二十公斤玉米面如何生活？裴文中只好让夫人去买最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比后来人们常见的猪饲料还要糟糕得多。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这种面。到了后来，随着物价飞涨，裴氏一家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掉了。再后来，红木圆桌被卖了，祖传手镯被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面窝窝头。然而一家人的肚子，依然瘪得像泄气的皮球。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更像一位地地道道的苦力，甚至街头乞丐。

据裴文中回忆说，有一天中午，他正在细细品味夫人费尽心思熬出来的半碗玉米糊糊，突然“当”的一声，一颗假牙的牙渣从嘴里掉了出来，这是在法国留学时镶的一颗金牙。他先是一惊，继之高兴得手舞足蹈，禁不住脱口而出：“金子，这是金子啊！”赶紧用报纸将金牙渣包了起来，然后拿出去卖旧，为全家换回了三天的口粮。只是三天过后，一家又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他和夫人只好一咬牙，把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送的一架老式钢琴也给典了出去。搬钢琴时，裴文中眼圈都红了，不是舍不得这架钢琴，而是舍不得一位外国老科学家的那份深厚情谊。

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

后来裴文中才知道，在此期间，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寻。对此，裴文中回忆说，就在1942年8月的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日本地质学家要找我谈话。当我如约来到北京饭店时，那个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我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平，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裴文中听罢只点了点头，没有做出半句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教授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大日本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见裴文中沉默不语，忽然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龙骨山。

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如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在极度的痛苦与悲愤中，裴文中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个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但又无可奈何。最后，对方只得带着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北京活动了一个多月，其间又到周口店去过几次。但不知为什么对周口店始终没有正式发掘，也不知什么原因，再没问过裴文中“北京人”的下落。而裴氏自从被日本人弄到周口店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对“北京人”的命运又多了一份担心、一份牵挂。他想，日本人对“北京人”如此穷追不舍，照此下去，“北京人”有一天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中呢？他一时搞不清，那两个神秘兮兮的东洋“教授”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