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身居重庆官拜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钩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已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化石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好不容易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亦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化石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化石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拿不定主意。声名赫赫的“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古人曾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声誉和强大文化力量，使深知儒家正统之道和“鼎革”之运命的蒋介石也不敢贸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化石危在旦夕，必须速做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化石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做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样做，就翁氏个人感情而言，自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只是，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回忆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密信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11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

时间如此紧迫，裴文中来不及多想，在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

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待处理的材料文件散落一地，箱子与柜子等办公生活用具乱七八糟地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大大小小的官员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这块是非之地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一个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出后，对方的答复却是两个生硬的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着急地问。

“我们在未得到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这些化石标本。”对方答道。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对方说。

裴文中沉思了一会儿，知道不如此做，事情不会有新的进展，便请求美国公使馆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予以请示。

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连同相关的珍贵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

奇怪的是，据裴文中回忆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没有再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裴氏语焉不详，后人不得而知。从留下来的资料中，难以找到相关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只有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可供参考，裴氏说：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所说的请示重庆驻美大使詹森，或是当时听错，或是记忆有误。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詹森已于1941年5月14日离任，继任者是高思。高思于1941年1月10日奉派为驻华大使，尽管詹森的离任延迟至当年5月，但11月显然是由高思来执掌权柄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说明白内中缘由。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也是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惚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1941年11月2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赫德上将，接到美国海军总部命令：“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做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做军事集结。”

美国海军自1927年派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后，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不安，直至刀兵相见，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方针，驻华美军虽处于战争旋涡，仍能毫无顾虑和不受任何威胁、伤害地平安度日。

现在，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军官兵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大洋那边关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

显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7月24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他续部队直接交锋。

血战在即，来不得半点犹豫了。驻华美军立即行动起来，做着迅速撤离的准备。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范盘轮总统号”“麦迪逊总统号”“哈立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承载美军撤离任务。

11月5日，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

《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称：“发动武装进攻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迅速完成作战准备……对美谈判若在12月1日凌晨0时以前获得成功，即停止发动武装进攻。”

此时日本在战争狂人的操纵下，遵循了这样一条宗旨：“今后和美国的谈判是伪装外交，一旦日本完成作战准备，即行开战。”

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事集团制定《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的当天，日本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相继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命令：

大海令第一号

兹奉敕命令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一、帝国决定为自存自卫计，预期于十二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并决定做好各项作战准备。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进行所需之作战准备。

三、有关具体事项，听候军令部总长指示。

军令部总长 永野修身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联合舰队命令

联合舰队在对美、英、荷作战中之军事行动，应根据附件规定进行。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五十六

于佐伯湾长门号旗舰上

也就在这一天，日本的“和平特使”来栖三郎的专机在美国华盛顿机场徐徐着陆。当这位冲破战争的重重乌云、专为“和平”而飞来的“和平特使”刚一走下飞机的舷梯时，便像真的一样向世界新闻界郑重宣布道：“日美会谈形势尽管艰巨，但我仍不失信心。”并且，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极其认真地反复强调：“如果不抱希望，我何必不远万里来此谈判呢？”

当日，《华盛顿邮报》在编发来栖赴美谈判的消息时称：“来栖的到来，如同一线阳光刺破乌云，照射着太平洋海面。”美国人此刻当然不会想到，来栖离开华盛顿仅二十二天，一串串的炮火便刺破乌云，真的“照射”在了太平洋的海面上。

而这时在中国北平的美国官兵们，对日美上层之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浑然不知。他们除了胡思乱想、坐以待命外，便整天无所事事。在此期间，美海军驻华第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曾先后赴驻华日本海军专员公署和舰队司令部，分别拜访了大冈少将、古贺中将、牧田少将——明为对日本驻华舰队过去的合作表示感谢，实为暗中窥探日本方面的动静与反应。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直到11月20日早晨，霍华德上校才接到一纸命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等，马上全部装车，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

11月20日晨，美海军驻华第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下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全部装箱，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

11月21日，美驻华使馆发出公告，督促美侨做好撤返准备，随第四联队一同乘船去菲律宾群岛，然后再取道回国。

同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了绝密作战指令：“机动部队务于11月26日自单冠湾出发，竭力保持行动隐蔽，12月3日傍晚进入待机海域并加油完毕。”

11月22日，日本机动部队集结完毕。各舰队司令官分别向机动部队舰员传达了空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11月24日，日本陆海军大批部队从上海搭乘由四五十艘运兵船组成的船队，离沪南驶，故作赴东南亚军事集结状，以掩人耳目。

11月25日，华盛顿白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即将对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日本首先进攻马来亚或泰国，美国应以什么方式进入战争？

11月26日晨6时30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6艘航空母舰，盛载400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岛号”2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2艘重巡洋舰，以及1艘轻巡洋舰、11艘驱逐舰、3艘潜艇和8艘油船共33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3000海里以外的珍珠港冲去。

同日，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远东形势的报告》，并着重提出了两个观点：

1.判断日本将南进，特别是将入侵泰国。

2.为对抗日本的上述活动，美国在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之前，尽可能避免对日作战。

1941年11月19日《国民新闻》报道

1941年11月25日《申报》报道

1941年11月26日《国民新闻》报道

罗斯福总统指令向当地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的陆军部队发布“战争可能随时发生”的警戒命令。

11月27日，美驻沪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三百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公共汽车公司特派的专车直驶新关码头，而后列队登上曼马勒号轮船。按原定计划，当官兵登上轮船后，要举行告别仪式，但此时整个天空大雨倾盆，仪式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轮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逊总统号”轮船。

下午2时，“麦迪逊总统号”轮船解缆拔锚，离开黄浦江，直驶菲律宾。

11月28日，美驻沪海军联队第一队四百五十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立逊总统号”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立逊总统号”须抵达秦皇岛运载美国驻屯平、津海军陆战队官兵，然后驶往菲律宾。

11月29日，美驻华扬子江舰队司令葛拉斯福少将，乘旗舰“吕宋号”，率扬子江舰队在夜幕中悄然驶往菲律宾群岛。

12月2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消息：

驻屯北京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立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日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

同日，美国驻华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

1941年11月28日《申报》报道图片

1941年11月29日《申报》报道图片

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形险恶。……鉴于此种情势……再度通告在华驻京、津、沪美侨，速做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他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

1941年12月1日《国民新闻》报道

通告发出，意味着大战真的到来了。北平、天津、上海及其他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大街小巷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此时的华东、华北，寒风呼号，雨雪交加。凄风苦雨中，告别的人群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哭声、骂声、哀叹声，此起彼伏，交织一片。英美之外驻华的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丹麦人，也因法西斯德国的入侵，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法国人则因为大多不愿归顺德国控制下的维希政府，也暂时寄人篱下、漂泊在外。苏联人则由于西伯利亚大铁道被德国掐断，同样有家难回。于是，无数的撤离者整日哭丧着脸在大街小巷四处游**，探听信息，密切关注战争的态势和自己祖国的命运，同时也纷纷谴责法西斯的暴行……

世界各地，狼烟四起。中国东部，一片混乱。

“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北京人”要转移，首先得装箱。

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的身上。

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工，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全都由他亲手制作。1931年春，只有中学学历的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勤奋好学，不久就学有所成。后来，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步达生让他帮助修补出土的化石，胡承志得以与“北京人”亲密接触。步达生死后，胡氏又帮魏敦瑞修补化石，并试着制作“北京人”模型。开始，胡承志对制作模型一窍不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勤奋好学又有一股钻劲，便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加以指导。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十美元的学费。没过几个月，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不解内情的魏敦瑞找到这位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了。对方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这位专家的话虽有点言过其实，但胡承志以他的聪明伶俐和实干精神，加上中国人在这方面天生具有的灵性，确实可以独当一面了。

一晃几年过去，胡承志制作的化石模型越来越好，其技术之精、工艺之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惊叹不已。据裴文中回忆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寄给他时，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对胡承志做的模型却连连称道，大加赞许。贾兰坡后来也撰文说：“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B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

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和对“北京人”化石的熟悉，在没有更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胡承志由此成为唯一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关于这段神秘的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失踪过程和下落的第一个**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问询，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

胡承志提交的报告

1941年4月，魏敦瑞教授（Dr.Franz Weidenreich）在美国撤退华北侨民之际返美。彼行前分配工作，曾嘱余在时局紧张时将“北京人”及上洞之史前人骨骼一并装箱，交胡恒德校长（Dr.Houghton，协和医学校校长）或交总务长博文（Mr.Bowen），以便交美大使馆运美。余于此颇为怀疑。据余所知者，“北京人”永远为中国所有，不能出国一步，当即以此为询，魏答，已商得翁先生同意。

魏敦瑞教授所分配之工作，非短期内可完成。同时，美大使詹森（Embassador Johnson）尚未有所指示应装箱之日期，余只有继续工作而已。将所做成之模型照彼吩咐，源源寄美（时魏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并准备随时可停止工作，将“北京人”装箱运出。博文先生在魏教授走后，曾来观看数次，但未言装箱日期，余也只好继续工作。

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1]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首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SE 1和CASE 2。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在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恒德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e H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

原装“北京人”骨之保险铁柜，即以各式照相机及小型电影机及放映机等等，填满锁上，余即匆匆南下。此其当时梗概。

两箱内骨骼之数目：

“北京人”头骨五个，头骨片五片，牙齿约一百卅枚，下颌骨约十个，上颌骨一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均数十块。

上洞史前人头骨三个，未成年头盖骨一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自胡承志装箱并派工友将这两箱珍宝送往博文办公室后，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北京人”下落了。

注释

[1]全称“市寸”。市制中的长度单位。1寸=（1/30）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