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瑞走后，裴文中依然顽强地支撑着新生代研究室摇摇晃晃的局面。遗憾的是，他已经远没有当年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走运了。越来越紧张的日美关系和动**不安的国际时局，使所内不少人员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之中，研究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再加上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关于“北京人”化石如何处置的消息，所以他心里十分明白，在国难当头之际，别说有所作为，只要能安全地将“北京人”保存下来，就算是天大的幸运了。

正当日美谈判双方争论不休之时，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短短十几天，德军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六百多公里，并有**之势。消息传出，举世震惊。日本军阀面对瞬间骤变的局势，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统治集团内部，迅速爆发了一场“南进”还是“北进”的争论大战。最终的结果是，主张“南进”的实力派获胜。

1941年10月8日，北平《时事快报》登载的漫画，文章的标题是：德军两路迫莫斯科，苏承认由布利安斯克撤退，亚速海岸德军作战已完成

6月27日，翁文灏在致尹赞勋信函中，对胡顿提出的建议，做了“彼所建议标本妥存北平，弟可同意”的答复。自此，“北京人”算是彻底陷入险恶之地而难以脱身了。

此时的日本军阀主导的内阁决定孤注一掷，在英美的南洋势力范围内大开杀戒了。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战略资源的行动。日美谈判宣告暂停。

作为对日本人的回敬，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一切资产。8月1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如果日本的石油得不到进口，在两年之内库存就会消耗殆尽，具有高强度杀伤力的武器如军舰、飞机等将变成一堆废铁。日本人见此情形，杀气骤增，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公开发表讲话，锋芒毕露地嚷道：“与其坐待石油日渐枯竭，倒不如先发制人。”

一个月之后的9月6日，日本东京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海军军令部草拟的一项重大决议——《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明确提出：“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日美外交谈判，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采取对美（英、荷）开战行动。”

10月下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为首的军阀们组成了新的政府内阁，内阁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战争狂人，在高速旋转的战争机器面前，这帮杀红了眼的军阀官僚聚集在一起，连续进行了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最终确定了对美战争的策略和具体方案。

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卞美年已经离开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留平的几人随着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凶险，早已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虽有兴趣但无法正常工作了。整个北平科学教育界也在战争的巨大阴影里涣散开来，科研机构的学者与学校的师生，开始成群结队无目的地游**起来。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化石，既不能迁往西南地区，又不能运往美国，这命悬一线的“国宝”，随着媒体的报道和各种猜测，再度成为游**人群关注的热点。流风所及，北平一些高校地质系、历史系的教授和学生，也纷纷拥向协和医学院参观“北京人”化石。

当然，这些供参观的“北京人”化石，统统不过是仿制的模型而已。这些仿制出来的模型，与原来真的标本相比，除了重量轻，专家拿到手里才知道以外，若是只用眼睛看，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平常，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研究的时候，一般用的也都是仿制的模型，除非有特别用途或有重要人员前来参观，否则是绝对不许任何人从保险柜中取出“北京人”化石真品的。

在这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有两个很奇特的日本人，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夹在其中，瞪着一双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打听、窥探。而且，几乎每个星期，这两个日本人都要混杂于人群之中，观摩一次“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像幽灵一样地到来，又像幽灵一样地离去。

不久，日本人的行动引起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人将这一情况向裴文中做了反映，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对方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参观“北京人”化石的动机时，这两个日本人却先发制人，在1941年11月初的一个下午，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来到了裴文中办公室。

这两个神出鬼没的日本人，正是七七事变之后，曾经暗中到周口店“参观”、窥探过“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大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长谷部言人一见大名鼎鼎的裴文中，以日本人惯有的礼节，向裴文中深深鞠了一躬，谦虚中不失学者风度。他把自己的身份简单做了介绍后，便彬彬有礼地说道：“我们是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上崇敬的心情来这里参观访问的。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我们日本大和民族的祖先，我们为中国有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同时也对裴先生的杰出成就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祝贺！”

裴文中望着面前的两个小个子日本“学者”，并没有急于说什么。他知道，“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历来都是由许多外国学者共同参加的，但是，由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控制，始终没让日本的科学家和学者参加。日本人曾多次去“参观”周口店，也曾多次同他们有过联系，却一直未能从门缝里伸进一条腿来。日本人对于这项重要事业，当然是不会甘心永远被排斥在外的，因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一些“学者”以战胜者的姿态，强行前来攫取这项事业成果。只因“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前面横挡着一个腰缠万贯、“独霸江湖”的大老板——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日本人也就只有暂时忍而不发，待机而动了。

“裴先生，我们的意思是，鉴于您在国际上的崇高名望，以及‘北京人’化石对人类意义之重大，我们打算在您所领导的研究室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在您的指导下，从事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若能承蒙您高抬贵手，在贵处容我二人一席之地，那实在不胜感激，也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幸运！”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后，终于道出了真实意图。

德日进神父（贾兰坡提供）

裴文中望了望面前的二人，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拒绝。裴氏心里明白，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两个不速之客想来这里“研究”“北京人”化石，凭日本人的本性和暂时得意的状态，不可能纯粹是为了科学，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他想，日本人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侦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宝藏而已。这一点，即便是一个孩子，也能从日本人皮笑肉不笑的脸上和阴气**漾的目光中，感知到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圈套。

“请裴先生三思。后会有期。”两位日本“学者”遭到裴文中拒绝后，昂着头，留下两句意味深长的话后，神秘兮兮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

望着二人的背影，裴文中心里明白，来者不善，这两个不怀好意的家伙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果然，一个星期后的某个下午，高井冬二居然在法国人德日进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裴文中办公室。裴文中一见高井冬二，颇感惊讶，想不到日本人真是神通广大，竟然把手伸到大科学家德日进那儿去了。

德日进一进门，便指着高井冬二先向裴文中做了介绍，而后告诉裴文中：“高井先生希望能在研究室工作两个星期，研究一下周口店的各种动物化石。”

裴文中急忙借口推辞说：“现在没有办公桌，是不是等等再说。”

德日进却说：“那就让高井冬二先生先在我的办公桌上工作吧，这些日子我就不来办公了。”

尽管裴文中心里知道，高井冬二很可能就是来新生代研究室“卧底”的，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加上德日进是外籍大科学家，又是中国地质调查所请来的顾问，他也就没再好讲什么，只有暗中观察一下再说。

如是这般，高井冬二堂而皇之地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来了。

此时的裴文中有所不知，周口店和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早就被日本高层紧紧地盯在了眼里，并列入了梦想侵吞中国文明圣果的计划之中。早在1926年，安特生发现“北京人”牙齿的消息初次公布，日本学术界在引起强烈震动的同时开始密切关注发掘进程。1929年，当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刚一公布，日本文部省立即派出科学情报人员密切关注和研究一切与此相关的情报了。其间，日本方面多次通过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欲派人参加周口店发掘和研究工作，以促成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只是一系列请求遭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坚决反对而最终未能如愿。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感到插手“北京人”化石的机会已经来临，便迅速调派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来华。两人来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学者，名义是到中国做学术访问和交流，暗中的任务主要是搜集“北京人”化石有关情报，包括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北京人”化石存放的具体地点、具体工具和具体保管措施等。

鉴于美国人的强大势力和中国方面采取的严密保安措施，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始终未敢采取冒险行动，而一直利用暗中察访的方法，偷偷探寻“北京人”化石有关信息和存放地点。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实在笨拙之极、收效甚微，在某些方面甚至一无所获。因为裴文中所领导的新生代研究室向人们展示的，只是一些人类骨骸的模型而已，真正的“北京人”骨骸却始终秘而不宣，日本帝国即使派来两名高级间谍，也未必就能囊中探宝、一了夙愿，何况他俩乃一介书生！当然，二人心里也明白，像“北京人”头盖骨这样的世界级珍品，恐怕只有傻瓜才会将其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要想获得所需的可靠情报，必须采取特殊的行动和手段。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缓慢无效的行动和微小的情报收获，令日本文部省极其不满。于是，随着太平洋上空战争乌云日渐浓密，日本文部省再次下令，催促他们务必加紧行动，尽快探明“北京猿人”化石，特别是秘藏地点和保安措施。

然而，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毕竟不是专业情报人员，他们在会议桌上的高谈阔论可以哗众取宠甚至令人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但在情报工作中的拙劣伎俩不免捉襟见肘，甚至弄巧成拙——从与裴文中的对话，以及亲自到新生代研究室去“工作”，便是最好的例证——其结果是，既暴露了狐狸尾巴，又促使中国方面进一步提高了警惕。

高井冬二来到研究室“工作”的当天晚上，裴文中便向正要外出参加交谊舞会的胡顿院长做了详细汇报，并指出：“高井冬二来研究室‘工作’，很可能居心不良，另有图谋。”

胡顿听罢，傻愣了一会儿，而后板着脸说：“哎呀，有这事，看来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日本人良心大大地坏了，一旦被他们盯上，‘北京人’就难以保住了，还是想办法把东西弄出去吧。”

裴文中说道：“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弄呢？”

“这个嘛，你琢磨着办，你们中国人干别的不行，弄这一套有的是办法！”胡顿有点阴阳怪气并语带讽刺地说着。

裴文中听罢，大为不快，脸色沉下来，心中骂道：“我看你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说不定这‘北京人’要毁在你们这帮自以为高等、实则愚笨的白人手中。”骂过之后，裴文中镇定了一下，仍以大局为重，遂以商量的口气对胡顿道：“看日本人的来头，即使你把它藏在老鼠洞里，他们也会钻进去把它挖出来，非得想个万全之策不可。我们继续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北京人’迁往西南地区还是美国两种方案中择其一个。”

胡顿微微点头，心不在焉地说：“好，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你就按这个计划弄吧。”言毕，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咕哝了一句什么，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裴文中望着胡顿趾高气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一时百感交集，心想中华民族真是已坠入深渊了，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邦，如今竟到了连自己祖宗留下的一把骨头都保不住的地步，这是何等可悲可叹。噫！裴文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强打精神重返新生代研究室，一人默坐沉思对策。

第二天，裴文中再次找到胡顿，提出了一系列防范要求并得以实施。自此，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化石被盗。据魏敦瑞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后来说，魏氏在研究室时，经常用“北京人”头盖骨做研究，胡氏便用其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北京人”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在楼前楼后检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胡氏本人进入研究室做“北京人”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店铺为他担保。一旦有变，当局便拿这家店铺老板试问。

令裴文中感到奇怪的是，自从围绕“北京人”增加了防范措施之后，日本方面人员却蛰伏不出，没有任何动静。

而这时，北平的天气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1941年最严酷的冬天到来了。

11月3日晚，天空飘落着零星雪花，肆虐了一天的北风依然呼啸着横冲直撞，丝毫没有歇息的意思。喧哗了一天的北平古城渐渐沉寂下来，大街小巷只有风的呼啸、雪的飘零以及三五成群缩着脖子、急着赶路的人影。

这个夜晚，胡承志留在新生代研究室加班。

胡氏加班的原因是，随着日美关系恶化，局势越来越严重，万一重庆和纽约方面的命令一来，“北京人”头盖骨连同相关的一批化石马上就得转移。如果不提前将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化石模型制作完毕，到时再做就来不及了。因而直到深夜12时，胡承志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捶捶酸痛的腰背，离开研究室。临走前，他特意向值班员做了交代，一定要对“北京人”化石严加看守。

据魏敦瑞的秘书息式白后来撰文说，胡承志走后，又困又乏的值班员正昏昏欲睡时，却蓦地被一种异样的感觉触了一下，心头随之掠过一种不祥的预兆。值班员起身抹了把脸，迅速出门，便听到了从隔壁实验室传出的轻微的响动。

“莫非有人在盗窃化石？！”值班员的心不禁一沉，差点叫喊起来。

但他没有喊。他猫下腰，轻轻来到实验室窗下，然后慢慢抬起头来，从窗户的缝隙向里窥视。只见实验室角落的墙架上有一束晃动的手电光，微弱的光束集中在保险柜上，一个人影弯腰站在保险柜前，一只干瘦的手上拿着一块桌布，既像是在为保险柜擦抹灰尘，又像是在轻轻地拨弄保险柜上的刻度盘。

1995年，胡承志（左）在家中向作者讲述一神秘人物潜入协和医学院地下室欲窃取“北京人”的往事

值班员顿感惊奇。因为他清楚，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就在这个保险柜内。此人是什么人？晚上到此干什么？是来打扫卫生，还是想盗窃“北京人”化石？他猛地将门推开，同时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

一道光束突然直射在了对方的脸上，对方打了个冷战，惊叫了一声，干瘦的手迅速从保险柜上缩了回来，手上的桌布一下掉在了地上。

对方惊呆了，值班员也大吃一惊。

原来，彼此都认识。

此人是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者，是近几个月才出现在协和医学院的，任务是在工作人员下班后，打扫各医务室和实验室的卫生。老者平时很少和人说话，也很少主动和值班员接触，他每天准时出现在院里时，总是穿着一件脏乎乎的蓝色短上衣和一条扎着腿的黑色裤子，看上去极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值班员几乎每天上班都能与这老头相见，但并没有把这个打扫卫生的老头放在眼里，也从来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至于这个老东西是什么时候来的，谁引荐来的，从哪里来，家安何处，真实背景及其社会关系，等等，他更是一无所知——当然，这一切也不需要一个看守院门的小小值班员知道。

“你……在干什么？”值班员厉声问道。

“先生，我是……是院务部派我来打扫这间屋子的卫生的。我今天有点事，所以来……来得太晚了……”老头指着身旁的拖把和水桶，很不自然地做着解释，脸上的窘态显而易见。

值班员哼了一声，在这个老家伙身上反复打量了几眼，本想当场将对方扣留当作小偷交医学院处理，但觉得又没什么过硬的证据，虽然刚才自己好像看见对方有转动保险柜上刻度盘的动作，但又很容易被对方以擦拭保险柜上的灰尘为由蒙混过去。再说，老头到底是真的打扫卫生，还是一般的小偷，或者就是想把“北京人”化石窃走，现在还很难做出判断。如果他真是想盗窃“北京人”化石的话，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不如来个放长线钓大鱼，先让他回去，以免打草惊蛇，等明日将情况搞清楚上报之后再说。

于是，自作聪明和主张的值班员故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天这么晚了，我看还是明天一早再打扫吧。”

“好的，先生。”干瘪老头躬身施礼，收拾好拖把、水桶，一出门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早，值班员便将昨晚看见的情况向裴文中做了汇报，裴听后颇感震惊。二人经过分析，认为这里定有文章。于是，裴文中立即赶到院务部，查问到底是谁派那个老头到实验室去的，又是谁给他打开的门。结果，院务部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知道此事。裴文中又让院务部立即派人去找那老头，要当面对他进行询问。

可等院务部的人到老头的宿舍一看，此人屋里除了一个已经破烂的暖水瓶和一张孤零零地躺在墙脚的摇摇晃晃的空床外，所有的生活用品早已清扫一空。至于老头本人，经过四处寻找，更是不见一丝踪影。

神秘老者半夜出现和突然失踪，给裴文中等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此人的行动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无意的，还是有目的的？是一种自发的巧合，还是背后有人指使？如果是受人指使，那么这个指使他的人是谁？难道是日本人？如果真是日本人，那，事情就复杂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裴文中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自然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团。直到四年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在东京帝大教授长谷部言人的一份备忘录中，发现了有关这件事的一段记载——

……当我们费尽心机在协和医学院终于物色收买了一个专事打扫卫生的中国人，并企图通过他将“北京人”化石弄到手时，由于意外的情况使我们的计划再次落空。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方法并马上动手，因为一旦“北京人”化石被转移，以后的事情就更加困难了。

尽管当时的裴文中对这一切并不知晓，但凭着一种直觉和其他有关线索，他已经明显感到日本人在暗中插手“北京人”化石，且通过各种方法劫持的可能性已相当大。因此，“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焦虑。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依然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