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日美关系刚露出破裂的迹象、太平洋风浪突起之时，关于“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就引起了中国科学界高层的关注。1940年12月26日，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地层古生物学家尹赞勋致函北平的裴文中，内中云：

近来国际关系更趋恶化，太平洋风云亦日紧，北平友人之安全，科学材料之保存，均应从速设法，以免临时张皇，措手不及。现存协和之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运至西南安全地带为妥。若有特殊困难不能南运，亦应设法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一俟和平恢复，再行运回。请兄转为面商关系人员决定方针，俾至必要时间，即可实行……兄谓应保留魏公之名誉主任一节，原未取消，请切实面告。据弟推想，魏之行动，似与协和共进退，而协和于必要时应变之政策如何，兄能就所知略示大概否？平方结束工作接洽事宜，准备行装，协助葛师等等，异常繁重，除贾君能予若干助力外，皆烦兄一手主持。吾兄古道热肠，爱所至深，拜托之处，谅不见却。[1]

此函原件收入中央地质调查所档案，后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往南京的地质调查所随政府迁至重庆北碚，为与各省设立的地质调查所相区别，自1935年起命名为国立中央地质调查所，隶属经济部。尹氏给裴文中这封信函，由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主管中国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的翁文灏亲笔修改多处。函中提到的魏公，指魏敦瑞。葛师，指北大地质系教授葛利普。贾君，指贾兰坡。

詹森回复的电文

与这封信一起的，另有翁文灏写给魏敦瑞和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的信函，其大意与尹给裴信内容相同，只是特别强调翁氏本人和中国政府对魏氏与胡顿的信任，相信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安全顺利地运往美国本土保存，并于战后完璧归赵的。

为避免信函落入沦陷的北平敌伪之手，尹、翁二人的信函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分别转到了裴文中、胡顿与魏敦瑞三人手中。

当收到信的裴文中正在办公室与贾兰坡商量如何找胡顿与魏敦瑞商量办法时，正在新生代研究室的魏敦瑞手持信函急匆匆地敲门而入。

同裴文中、尹赞勋、翁文灏等关注“北京人”化石命运的中国人一样，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魏敦瑞对“北京人”的命运同样忧虑不安起来。两个星期前，他和裴文中、胡顿等人曾就“北京人”的安全问题做过反复商讨。当时，有人提出一种方案：把“北京人”化石连同魏敦瑞的行李一起悄悄运往美国。魏敦瑞感觉这一方案有失稳妥，他说：“我认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在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我想，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是不是让化石留在原处，也就是说将它牢牢地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众人听罢魏氏的陈述，觉得所言似有道理，也就不再坚持运往美国的方案。

但两天之后，魏敦瑞又找到裴文中，认为由他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带到美国去，存放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局势看来会越来越乱，“北京人”化石只要在中国，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里，其安全都是很难保证的。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恐怕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

面对凶险的局势和棘手的难题，裴文中大有两手捧刺猬之感，情急之下，他想：“北京人”头盖骨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手中。但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1927年2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精神，因为该文件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北京人”化石，却无权将这些化石带走。所以，裴文中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同意魏敦瑞的这一提议。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裴文中收到了翁文灏授权、尹赞勋写来的信函。于是，他再度与主动找上门来的魏敦瑞商量起来，商量的结果是不能转移，放在原处最为妥当，除非情况变得能够顺利转移，否则整件事勿再加考虑。这个决定从魏敦瑞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可以看到。信中说：

感谢你在委托我安排周口店化石安全保管问题上所表现出对我的信任。我保证尽最大努力。

我估计你们也在同一时间知道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决定。鉴于北平目前的形势，最近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我们在周口店地区的发掘工作。我将回美国准备那些尚未完成的有关中国猿人化石的论文。

在收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曾经与胡顿博士和裴文中博士讨论过由我带上这颗“北京人”头盖骨在战时为它在美国找个安全地方存放这一举动是否明智。正当我们考虑如何尽快争取得到你对这种安排的支持时，我们收到了你和尹博士的授权。

在研究用船运送的问题上，我们一致认为把这些化石原物当作我的行李随身带走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在乘船时或在过境港口被海关发现，它们肯定会被没收。另外还得考虑不能让这些珍贵的物品在这个危险时刻暴露在一次没有护航的航行中。思前想后，我们认定，至少在现在这一时刻，让化石原物放在它现在的位置即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大楼内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是最明智之举。

…………

翁文灏收到魏敦瑞这封信时，早已收到裴文中与胡顿的信函，并“知道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决定”。作为协和医学院院长、对“北京人”化石何去何从的命运直接掌控的胡顿，于4月17日对翁文灏语气生硬地说：

出于对地质调查所属下新生代研究室科学物品的慎重起见，我必须告诉你：在征询了北京、上海诸校董及美驻华大使和其他我所信任的专家等人士的意见后，我认为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由是，地方当局和海关必定会直接插手检查所有这类物品的进出。这批科学物品是民国政府的财产，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看起来是无法把它们安全转移了。由于这批标本的所有权归中华民国政府，想求助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将它们转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国官方同意转移，驻华使馆也不敢承担违反日伪政府及其海关法规的责任。

本校董事以及我的一些顾问一致赞同把这批标本存放原地。这一点，裴文中博士也完全赞同。在我们看来，即便将来局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其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平（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馆罢了。果真如此的话，这些标本似乎完全有可能在战争结束后被保存下来，并有希望归还中国。我同意将它们存放在保险柜中，如有必要，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保险库。请你毋庸担心这批宝物的安全保管问题。

新生代研究室的人事方面……

就在胡顿猫在协和医学院办公室以略带教训的口吻写这封信，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告诫翁“毋庸担心这批宝物的安全”的前一天，裴文中已致信尹赞勋，用暗语说明事情经过并请其报告翁文灏，其中有这样几句：

猿祖兄存货，胡兄已复公羽一信。述说甚详，弟认为胡兄实不肯为力，但他们有他们经商的目的，我们实不可强求也。只有听之而已！

信中的“猿祖兄”自是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胡兄，指胡顿。公羽，指翁文灏。这封信的落款日期为4月16日，显然比胡顿落款的日期要早，想来裴文中此前应看过胡顿信函的草稿，或征求意见稿之类的内容，否则不可能知道这位“胡兄”在信中“述说甚详”。但无论如何，既然更注重商业利益的协和医学院与“胡兄”不肯为“北京人”转移卖力气，而中国方面的学者与官僚机构又无力将其转移到西南地区，或其他没有战争威胁的安全地带，也只好采取打掉牙和血吞的古训，听凭对方的安排与口气生硬的训导与所谓“保证”了。

日美战争的脚步在快速逼近，北平形势越来越坏，几乎每时每刻，人们都能听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枪炮声。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恶劣的北平现状，魏敦瑞心神不定，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在劫难逃，这笔曾经数次轰动世界的珍贵财富，在不远的某一天完全有可能毁灭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大局如斯，单凭像他这样一个满腔热情但手中并无实权的科学家，实在是爱莫能助。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快逃离凶险迫在眉睫的北平，返回美国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当面说明情况，继续从事“北京人”研究，并尽快以论文的形式公布研究成果，以尽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历史需要铭记的是，这位极其精明和富有远见的犹太民族的科学家，临走前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事。他把年轻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叫来办公室，极其严肃而又颇为伤感地说：“我马上要走了，非走不可，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一天，我们将失去这些曾经倾注过我们心血和热情的宝贵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可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力去改变它。唯一可以弥补的是，你现在立即把裴文中和贾兰坡发现的那几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赶做出来。”

胡承志说：“这几个模型可以做，但就是太费事了！”魏敦瑞点点头：“是的，我也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为了‘北京人’及人类今后的研究事业，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那一天为止。”

“做好后怎么办？”胡承志问。

“你给我邮寄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去。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着你的成果。”魏敦瑞答。

胡承志想了一会儿，终于下定了决心，说：“既然如此，您就放心走吧，我做好后一定尽快给您寄去！”

魏敦瑞严肃的面孔露出了笑容，他向前攥住胡承志的手，真诚而略带伤感地说：“谢谢你！”

1941年秋，魏敦瑞（前排左起第四人）离京赴美前与同事留影，左三是息式白，左六是裴文中，第二排中间戴眼镜者是贾兰坡

1941年4月21日，魏敦瑞就要离开北平了。为表示对一个外国科学家的友情，裴文中从新生代研究室有限的开支里拿出了点钱，让人到街上买回一些糖果，邀请部分中外科学家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道别会。会议开始后，首先由主持人裴文中说了一些彼此合作愉快与感谢的话，然后便请魏敦瑞讲话。

魏敦瑞礼貌地站起身，很客气地给大家鞠躬敬礼，然后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说道：“感谢各位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我在来华工作的六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今天，我就要离开中国，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了，不能和朋友们一起工作了，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你们还摆了这么多的糖果，让我很是感激。由于时局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中国，这是一件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这儿有着发掘不完的宝藏、研究不尽的东西，令全世界的人们仰慕不已。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愿意一辈子留在中国，死而无憾。我走后，希望我们多加强工作联系，多通信息。同时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工作，为我们的考古人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胡承志与他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

魏敦瑞说着，声音却越来越低、越来越弱，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流了下来……

会后，魏敦瑞又来到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地下室，最后一次将保险柜亲手打开，捧起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像捧着自己亲生孩子的脸庞，抚摸了又抚摸，亲吻了又亲吻，直到滚滚滴落的泪水打湿了手臂，才恋恋不舍地放回原处。这位外籍科学家把研究对象视为自己生命的动人情景，令在场的中国学者深受感动。

魏敦瑞指导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现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如同前任几位外籍科学家一样，在中国寻找、研究了六年祖先遗迹的魏敦瑞，怀着遗憾和深深的眷恋之情，告别了北平的同事，返回美国。

之后，胡承志按照魏敦瑞的临别嘱托，开始昼夜加紧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尽管制作模型既费神又费力，但胡承志凭着多年给魏氏当助手的经验和自己不断练就的精湛技艺，还是在短时间内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第一套模型在8月完成，并及时打包寄给了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供他继续研究时使用。未久，魏敦瑞致函胡承志，说已收到了“北京人”头盖骨模型，且完好无损，深表感谢云云。接着，胡承志又给魏敦瑞寄去了第二套“北京人”头盖骨模型。胡氏所做的模型颜色得当，外形逼真，如果不是行家慧眼，仔细辨认，简直就和刚从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一模一样。遗憾的是，当胡承志把装有第三套头盖骨模型的邮包交到邮局时，北平通往美国的邮路已被卡断。后来，德日进神父得知此事，便以自己的名义从邮局将这套模型取了回来，直到1946年他离开中国时，才将这套模型送回新生代研究室。

魏敦瑞离开中国返美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研究工作。这位享誉世界的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1935年应聘来华接替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才华。如果说当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他卓绝的智慧和超人的洞察力，那么魏敦瑞在对“北京人”化石的发掘与研究中，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个犹太人在科学上的顽强斗志和精湛技艺，其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很少有其他民族的科学家可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研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一个科学家的优秀特质。这些著述不仅是人类学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写就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关于“北京人”的研究专著相提并论。定居美国后，魏敦瑞坚守他的诺言和职责，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北京猿人头骨》《中国猿人头盖骨》《爪哇早期巨人与中国南方古猿》。尤其是1946年出版的《猿、巨人及人》专著，综合了他一生的研究精华，创造性地论述了人及猿类之祖先的复杂关系，引起世界古生物学界、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称赞，被誉为研究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经典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和极富政治远见的科学家，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的战局下，离开北平前夕居然对“北京人”化石命运的预感是那样准确，并预见性地安排胡承志做好了所有“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为日后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北京人”后来遗失的缺憾。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人类都应该感谢他。

魏敦瑞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北京人”模型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猿人”骸骨化石失踪及追查经过（上）》，《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本组材料选自二八（16）号全宗134号卷及三七五全宗846号卷。原件为英文者，由文俊雄译成中文。以下所引信件皆来自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