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爱国将士英勇而顽强地抗敌，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

1938年后，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严重受阻。为摆脱其内外困境，以求“死中求活”，日本只好又将战火向东南亚丛林推进。而南洋，是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和托管地，是石油、橡胶、锡、镍、茶叶、大米等重要物资的著名产地，且又处于欧亚两大洲及印度的海上咽喉要道，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日本对此采取军事行动，无疑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与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由此加剧。

为了进一步迷惑美国，掩盖其战争准备，东条英机派遣前驻德大使来栖（右）赴美助野村（左）谈判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火突起。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术袭击波兰。面对骤变的世界风云，日本再也按捺不住全面侵略的野心，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下令例行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这一“威慑力量”进驻夏威夷珍珠港。

1940年9月23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侵的第一步。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决定携手并肩，**平一切敌对势力，而开刀祭旗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

1940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亚（今称“半岛马来西亚”）、新加坡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美国则急忙发出了东亚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居东亚的所有美国公民迅速归国。

1941年1月23日，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严峻而复杂的局势下，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在美利坚国土上。他走下飞机舷梯时，立即对簇拥而上的记者宣布：“不管日美两国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能够以友好合作的态度予以解决，日美双方没有任何理由动用武力……”

野村吉三郎的出任，轰动了整个世界。日本报纸借此大肆渲染，称其为“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开创了日美关系再度谅解和友好的新纪元”。美国报纸也信以为真地纷纷以头版通栏标题刊登野村抵美宣布的消息，并盲目乐观地预言：“日美关系将揭开新的友好的一页。”

1941年3月8日，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多次会谈。宾主言来语往，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显然，日美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双方引而不发，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美国方面企图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惜以牺牲中国以及荷兰、印度的利益，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并诱使对方进攻苏联，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南洋美国属地菲律宾，暂时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静”。而日本方面的战略方针是：利用欧洲局势，诱使德国先同美国交手，拖住英美主力，并利用美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然后再集中主力南下，对英美势力范围大打出手。

在世界局势大混乱与大**中，存放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美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面临着是走还是留的最后抉择，而负责在中美之间周旋的人，是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裴文中。

1935年，裴文中离开周口店和北平，乘船赴法，进入巴黎大学跟随步日耶教授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短短的两年很快过去。1937年夏，裴文中到了学成毕业的时候。步日耶教授与另外两位著名学者一起，主持了裴文中的毕业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现象的作用》。答辩时，裴文中操一口流利的法语，侃侃而谈，把过去有关学者未曾注意到的、因各种自然现象破坏而形成的假石器类型及辨认方法，阐述得头头是道、明晰透彻。主考者听后大为惊奇，当场夸奖裴文中的答辩“令人信服，很有创见”。一位专家赞誉道：“裴文中初来时还讲英语，现在能用流利的法语进行论文答辩，真不简单！”专家们对裴文中的礼赞，不只令裴文中感到光荣，作为导师的步日耶同样感到自豪，他为有这样一位出色的中国学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裴文中以他杰出的学习成就，荣获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

1937年11月，裴文中取道意大利，乘船越过辽阔的印度洋，驶往中国。当他抵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正值上海战事吃紧。未久，南京沦陷，三十余万居民遭到日军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接着，广州失守，武汉失陷，战火把大半个中国烧得一片狼藉。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坚持抗战，誓与日本拼个你死我活。

此时的北平，早已落入日伪之手，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在枪声与战火的笼罩下迁往南京，后又与本所合并相继迁往长沙、昆明，直至退到重庆北碚才算立稳了脚跟。因北平的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属于美国人的地盘，在日美开战之前，日本人不能干涉，因而设立在娄公楼的新生代研究室没有随地质调查所南迁，在美国星条旗的庇护下，于混乱之中居然挣扎维持了三年。按照中美达成的协议，原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切财产，暂时由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代管。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后，由于负责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与日本人交涉感到非常困难，再加上地质调查所留下的几位职员相互不服气，都认为自己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争吵不断，且经常有大打出手者，工作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因而，裴文中刚在南京落脚，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便希望他去北平收拾这个烂摊子，裴文中只好遵命。

北平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办公楼（作者摄）

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回到北平的裴文中进入协和医学院负责管理新生代研究室，并代管地质调查所在北平的财产，“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准离开北平”。对这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裴文中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虽然不得已留在北平，但是与协和方面订了口头约定，大意是我只负责研究任务，不管财政，不对日本人出头交涉。当时日伪北平政权的有关人员，曾屡次要接收地质调查所的财产，但由于美国方面声言有“投资”关系，都没有接收得了。我虽然声言不负交涉责任，但是实际都要由我决定对策，故而，日伪方面对我是恨之入骨的。

由于新生代研究室名义上是协和医学院的一个附属组织，其工作人员均由协和医学院发给证书，尽管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却并没有占领也不敢占领属于美国管辖的协和医学院。裴文中临时接管新生代研究室后，遂以协和医学院职员的身份上班，有关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后来，时局动**，经济拮据，加上政府的溃败，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人员连薪水都找不到地方领取，也就不可能再在紧张的战争氛围中搞研究了，大家的“研究课题”渐渐从科学中偏离开来，其兴奋点转向有关战争和战争发展趋势的各种猜测与议论之中。进入1941年，随着日美矛盾日趋尖锐，太平洋上空乌云越聚越厚，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架在了一个由日本制造的火药桶上。而北平的局势，更是一天比一天紧张，暂时得势的日本鬼子越发横行霸道，外国侨民惊恐万状，驻华美军魂不守舍。新生代研究室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天在办公室谈论的话题，几乎全都是关于战争、战争、战争……

眼看日美战争即将爆发，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以及助教、讲师、教授等，纷纷离开北平。一些外国教师、学生，先乘火车到达秦皇岛或者上海、青岛等码头，再转乘轮船回国。中国籍教师、学生，大都设法逃向重庆，在那里继续工作和学习。而一些医务人员，则纷纷逃往南方城市，寻找新的饭碗。于是，北平协和医学院——这座由美国人构建在中国土地上并在中国土地上曾经辉煌一时的神圣殿堂，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混乱衰败局面。而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安全问题。日美战争一旦爆发，日军很快就会占领协和，“北京人”的命运自是凶多吉少。作为新生代研究室具体负责人的裴文中，对“北京人”的安全问题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焦急不安。在他看来，“北京人”首先是中国的国宝，其次才是全人类的珍贵遗产。作为一名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自然要比外国科学家更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北京人”。何况，他还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和战时这一批国宝的监护人！

于是，究竟该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珍贵的“北京人”？怎样存放才能真正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是继续存放于保险柜中，还是就地埋藏，或者尽快转移到没有战争硝烟的万全之地……这一切，便成为摆在裴文中、魏敦瑞等中外科学家面前十分严峻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