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胡承志在讲述装箱经过（作者摄）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的“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五十五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从中国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的位置退休多年、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笔者十余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化石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笔者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笔者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借此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门径。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又说，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50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重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电文之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二十岁出头，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和不少男人都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Claire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可您于50年代的报告中，说是博文亲自找到您的？

胡：那时可能是那样说的，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息式白，不是博文，当时很混乱，回忆有些差错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兵马司胡同9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从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们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胡同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绵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绵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包好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在运输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SE 1”和“CASE 2”的字样。

岳：您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两个多小时。

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协和医学院B楼底层解剖科办公室布局示意图（胡承志提供）

协和医学院B楼（作者摄）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两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

胡：哎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在50年代的报告中说的是亲手交给博文了。

胡：当时我想是交给博文了，不过现在又一想，好像没有交给博文而是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那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

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后来会出事，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一个人吃几碗干饭要心中有数，不知天高地厚是不能在世上生存的，在那种环境下，你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就送去，这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不是我要过问的了。不过，装完箱后，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列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A和B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岳：你一说，我明白和理解了一点。这些伤心的事暂且打住，等以后再讨论，“北京人”后来的情况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胡：听说博文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大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保险柜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孙中山在那里治病的案例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不过，博文转移化石之时，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南按：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待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岳：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而王锡炽也没有亲自参与其事，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叫常文学的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常是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当时他并不知道里面是“北京人”，只是稀里糊涂地押送就是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北京人”丢失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一顿鞭子加老虎凳什么的伺候，常文学才从日本宪兵的审问和提示中知道，他那天送的东西是“北京人”头盖骨。所以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的人并没有错。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岳：可惜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无法证实。

胡：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也被抓去了，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岳：这个博文从日本宪兵队被放出来后，你问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胡：抗战胜利后，我见到过博文并问起过“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新生代，一提起“北京人”，他就变得神经质，全身打哆嗦，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岳：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后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岳：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承志（左）向日本电视台记者讲述“北京人”装箱经过

胡：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岳：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的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劫走了或者搞丢了，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费了一些周折，我就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岳：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不只是我，恐怕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

胡承志的回忆与早些年他亲自写就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稍有出入。尽管这些不同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了。这就是，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或者说，当胡承志转身离开这间办公室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它的踪迹了。

从此，“北京人”紧紧地攥在了美国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