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武的这份事实俱清的材料，很快在《光明日报》等报刊登载出来，使张敬轩、吕效祖等作伪者的身世被进一步戳穿，伪装的画皮被层层揭开。为尽快全面揭穿这一欺世盗名的世纪骗局，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吴如嵩、吴九龙、于汝波、黄朴民、罗澍伟等专家，就在张祖武披露张家身世材料的同时，再度联合起来，针对已公布的《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部分抄本，从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考辨，并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此书是漏洞百出的假冒伪劣产品。其破绽可总结以下十点：

一、来历不明。诸如收藏者的确切家世问题，这批“竹简”的“漆书”和编纶方法问题，残存的二十七枚“竹简”缘何至今不肯面世问题，等等。

二、内容乖戾。即使如有人所言，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晚于银雀山简本《孙子》，却早于今本《孙子兵法》；今本《孙子兵法》是刘歆以后某人或曹操的定本。那么，何以抄自“汉简”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竟出现了唐宋以后才出现的传说？何以使用了许多唐宋以后才使用的字体？何以有的字不但冷僻，而且出现了用法上的错误。所谓“以阴纪年”，和“女娲补天”（即—个月原为二十八天，后经女娲提出，每二十四年加一个月）更属无稽之谈。而且“抄本”内容故作玄深，陈述时语无伦次，全不似先秦诸子之书的严谨与简洁。

三、与先秦著作体例不合。抄本称孙武所撰兵法第八十二篇为《预示》，其文云：“修成兵法八十有一篇，图九卷，以名命简，定名孙武兵法。”先秦古籍无著作者自题书名的例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子兵法》只被称为“十三篇”三字。银雀山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亦皆只称“十三扁（篇）”，印证了《史记》。晚到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也非自题书名。《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就是其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曰：“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后世谓之《史记》，《史记》非史公所自名也。”又曰：“史公原书，本有小题而无大题。”史公者，司马迁。小题，篇章名。大题，即今之书名。近年出土简册也证实，先秦及汉代著作无书名。《孙子兵法》书名是后人拟定的，非自题书名。故所谓《孙武兵法》明显作伪。

四、与史实不符。《收藏》（1996年第10期）引所谓《孙武兵法》文谓：“孙武运用‘四面吴歌，八方浣曲，佯围不攻’及‘千里迂直，八面伏击’之战术，五战而屈楚之兵于郢城。”此与史实不符，且显然是套用楚汉战争“四面楚歌”的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吴王阖闾弟夫概欲战……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败，走。于是吴王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亡出郢，奔郧。”又《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曰：“会楚人食，吴因奔而击破之雍滞。”史书所载孙武采取的是连续进攻的追击战术，追得楚军连饭都吃不成。哪里是什么“佯围不攻”“八面伏击”？

五、与孙子治军思想不符。作伪者在《预示》篇中编出一个迷信故事，说孙武和他的儿子认为八十二篇“阴气太重，杀气太浓，容易泄露天机”。孙武在他儿子的帮助下“缩立成简”，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缩节成十三篇。此处伪造得过于离奇。其一，《史记》记载孙武见吴王时就进献了十三篇兵法，目的在于打动吴王，实在没什么可保密的。其二，《孙子兵法》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军中反对迷信。《九地》篇云“禁祥去疑”，曹操注“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意即禁止迷信和谣言之事。由此推断，作伪背离孙子思想甚远。

六、与简册制度与保存状况不符。从披露的材料看，“收藏者”所存的二十七件竹简“每件有上、中、下三孔用绳子串联”，“简上的字迹似乎是用笔蘸以黑漆写成”。这是纯粹的杜撰，因为像这样钻孔串连的方式在已发现的先秦和秦汉竹简中从未见过。实际情况是，中国古代的竹简采用编连法，个别的为连缀方便只有一侧切一个三角形孔，从来不钻孔。迄今出土的所有竹简都是细绳编连的，绝无穿孔“串连”的。自西汉至今，约两千年之久。无论保存条件多优越，简牍质地都多呈糟脆状，其编绳已朽断，极少数稍有存留的，也不免糟朽，如居延汉简之永元器物簿，都不能够自由卷舒。哪里可能经得起架子车上颠簸折腾，或随手抽一卷掖在怀里。此为作伪者不了解汉简的实际状况。至于竹简上的文字则用墨书写，以黑漆书写竹简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也从未有过。

七、字体及文字与时代不符。抄件文字为现代隶体，书写水平有限，未有早期隶书的笔意。这是作伪者不了解早期隶书之故。抄件文字中还夹杂晚期道教的专门文字和现代简化字。

八、与古代书籍流传状况不符。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其文中自称为“家传简”，其实是作伪者的设计。我国古籍尤其是像《孙子兵法》这样重要的名著是流传有序的。历代史志多有著录，私家目录也有记载，与其同时代或后代的书籍还会引用其文字，可以说只要此书在世间流传收藏两千多年，湮没无闻是不可能的。不可忽略的是，其间中国文字的载体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简帛转变为纸张。今天，人们看到的先秦古籍大都是在此期间从简帛上转录到纸上，成为书本的。假如真有“家传简”流传于世，也不可能等到民国十二年由张联甲来“书理”于纸上。

九、“兵法”与古书成书规律完全不合。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所谓“兵法”也是疑窦丛生，绝不可信。“兵法”中有“以篇名简，定名孙武兵法”，“此为拾有三篇也，定名孙子兵法”，“吾以孙子兵法晋见吴王阖闾”等内容。这显然是作伪者缺乏常识的向壁虚构。先秦著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同学派累世辗转增附而成，这乃是学术界的共识。罗根泽先生曾考证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余嘉锡先生也认为“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并指出“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这两位著名学者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子兵法》只被称为“十三篇”。现在所谓“兵法”炮制出孙武为其著作命名《孙武兵法》的“神话”，其用心也“良苦”，其扯谎水平也低下。

通观先秦诸子著作，篇幅均不大，春秋时期的诸子著作尤其短小精悍，均不过数千言，如《老子》《论语》《易经》以及《孙子》十三篇皆为五六千字，这是与当时书写条件困难有关的。如今，“收藏者”以为兵书篇幅也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将“兵法”字数膨胀到十四万余字，殊不知这恰好反映了他们对古代历史的无知。

伪造者对《孙子兵法》著录及流传的知识似懂非懂，所以不说则已，一开口便错。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之所以只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没有著录“《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因为“十三篇”包含在八十二篇里面了。这是学者的共识。而现在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从房立中提供的篇目，从《预示篇》提供的内容，从吕效祖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写的序言来看，都讲“八十二篇”中不包括“十三篇”，“十三篇”在“八十二篇”之外。这就是说，《孙武兵法》不是八十二篇，而是九十五篇。从他们提供的篇目看；第八十一篇是“三十六策”。“三十六策”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书中有句话：“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檀公指南北朝刘裕的名将檀道济。“三十六策”怎么会在《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之中呢？《汉书·艺文志》又怎么会把“三十六策”著录进去呢？

另，房立中自己的“辑本”，也为手抄本是假的提供了证据。房立中一方面说西安的本子可以与世界八大奇迹相媲美，是中国版本中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兵学圣典；一方面他又编了一个与手抄本内容大不相同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辑本，并宣称他这个辑本也是“《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这就自相矛盾了，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如果西安的是真的，那么他那个“辑本”就是假的；反之，则西安的那个“国宝”便是假的。或者两者都是假的。

十、鉴定的结果也显示“兵法”出于今人的伪造。中国革命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肖贵洞曾对“兵法”第四十篇做过鉴定。断定“抄本”绝非如“收藏者”与房立中等人所称抄录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而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抄写的。1996年12月10日，肖贵洞又应《北京青年报》记者曾伟的要求，重新签署了他当时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原文如下：

从纸张的经纬纤维组合方式以及帘子纹的密度上看，不是20年代的纸张，当是60年代以后生产的纸；从墨色上看，光泽明显，黑度较重，不是20年代抄写的；从墨迹与纸张结合的程度上看，墨迹漂浮，说明抄写时间不长；从残旧程度上看，不是长期保存的形状，而是人工急速造作的；从印章的格式与颜色上看，色红跑油，不是20年代所盖……破绽很多。

由以上情况断定，《孙武兵法》不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抄定的，而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抄写的，抄写者在60岁左右。

从以上科学鉴定中完全可以看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所作的这一伪迹昭著的所谓兵书。

由此，专家们一致认为，张瑞玑的家世问题，是张敬轩诸人炮制《兵法》重见天日这一神话的出发点与基础。现在家世真相既然彻底澄清，则支撑这一“神话”的前提即不复存在。“兵法”的伪作性质从以上十条中可以断然认定。

至于这场文化史上少有的闹剧，作伪者出自什么心理，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伪造兵学圣典《孙子兵法》？而某些传媒又为何如此热衷捧场？这当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追名逐利”和社会普遍浮躁的结果，是那个名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动写照。

据参加辨伪的专家学者初步分析，作伪者之所以作伪，首先是想以此出名。为了出名，他们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因为《孙子兵法》毕竟是兵书，普通百姓对其价值缺乏了解，于是乎作伪者先抬出一个晋陕名人张瑞玑，自称是其后代，这样似乎“百年珍藏《孙武兵法》”已经顺理成章。为标榜“兵法”是真，作伪者还编排了一个漆书汉简的神话和一个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的抄本，以为这样即可天衣无缝，然后借助现代声光电的传媒抛售出来。一时间，这一重大发现被传媒炒得火爆，消息迅速传至海外。果真，一夜之间，作伪者成了众人瞩目的护宝英雄、民族精英、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成了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物。而捧场者的名字也屡屡见诸报端，成了鼎鼎大名的兵法研究大师。

出名的根本目的就是“逐利”。《孙武兵法》的“新发现”，竟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于是，作伪者便开始继续暗箱操作，声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完全由孙武一人亲著，是为“家传简”，而现行的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则是经孙武之手缩编而成百字取精的“传世简”。

作伪者之所以标榜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为“家传简”，自是有其缘由的，因为国家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地下一切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那么，只有家传的文物才可以拍卖，并有利可图。这就出现了作伪者待价而沽，扬言要一字千金（美元）计售，以圆自己亿万富豪之美梦的叫嚣。到了这时，其逐利的丑恶面目就可谓一览无余了。而捧场者如国防大学的房立中等人也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大肆校点伪书，杂以其他内容编成《孙武子全书》，在一片喧嚣与嘈杂声中四处兜售叫卖，从中蒙骗读者，牟取暴利。

然而，机关算尽，作伪者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其伪装被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们一一剥去。这场由作伪者亲自导演的拙劣的闹剧与骗局，在一片喊打声中，总算悄无声息地收场了。不过随着曲终人散，好奇的观众又总觉得意犹未尽，也总感到事情发生、发展得过于突兀离奇，似乎有另一种隐情和丑闻尚未揭露出来。事实上，整场闹剧与骗局的开头和结尾始终暗含着不可告人的隐情，而真正的较量也远没有结束。不久之后，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是非非的车轮大战终于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