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武兵法大发现”被各路媒体吹捧得煞有介事、神乎其神，并弄得善良、单纯而幼稚的人们为这一世界级“国宝”的横空出世欢欣鼓舞，五迷三道、神魂颠倒，醉鬼一样辨不清东西南北之时，尚有一少部分军地专家学者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沉默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舆论挟带泥沙碎石狂风一样地卷起，并以势不可当的勇猛之气席卷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眼看一场旷世骗局即将得逞，一些专家学者终于忍无可忍，在沉默中爆发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先秦史专家李学勤首先站出来以正视听，他于1996年10月14日主动约见《北京青年报》记者，并在该报发表声明，宣布他所看到的收藏人送给他鉴定的两张手抄本完全是伪作。第二天，该报发表了记者的采访稿：

本报1996年10月7日5版转载南京报纸《周末》刊于9月28日王兆麟所写《孙武兵法今揭秘 祖孙四代护国宝》一文后，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即日打来电话，说该文所涉及他的表态与事实不符。为此，本刊记者专程到社科院历史所拜访了李学勤教授。

为人儒雅、治学严谨的李学勤教授希望借助报端消除负面影响。李教授向本刊编辑阐明了事情的经过：大约在今年4月下旬，国防大学房立中教授打电话给我讲到陕西有人发现了八十二篇的孙武的材料，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材料并进行了复制，想请我看看复制的材料，并准备开一个小会，请几位老先生鉴定一下。我说可以，什么时候开会告诉我一声。但这个会没有开。到5月份，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来找我，还带着那位收藏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就是报纸图片上的那个人，姓吕。他们拿出部分原件来让我看，那天我很忙，他们是晚上到我家来的，我就看了原件，先拿了一张看了，后来又看了一张，我当时判定这两张完全是假的。当时因为收藏人在场，所以我不可能当他的面说出结果。他们走时，我告诉那位女编辑让她明天早晨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早晨当这位女编辑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她我的判定结果。李教授说，我的态度很鲜明。我认为这事情就结束了。但前些天，我听说有的报纸报道这消息，我很惊讶。

以研究古代文献而著称的李教授对这种假借专家之言抬高自身价值的人表示愤慨……

继李学勤之后，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很快做出反应，并于1996年10月22日，组织军事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等的部分在京专家依据有关报道和业已披露的“兵法”的基本内容，就其真伪问题举行了认真的座谈讨论。大家很快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所谓“《孙武兵法》八十篇”的真伪，应包括两个问题：一是载体，即是否抄自汉简，是否近现代“书理”的。二是它的内容，是否孙武亲著，是否《汉书·艺文志》里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经过认真严肃地辨伪，专家们一致认为，所谓“兵法”绝非孙子亲著，也不可能出自汉简，而是近人伪造的假冒伪劣产品，它的面世则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骗局。之后，入会专家分头深入搜集资料，多方论证，接受有关媒体的采访，揭露“兵法”的本来面目。为了进一步引起舆论和世人的关注，孙子兵法研究会最早参加辨伪的七名专家又联名在1996年11月19日出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伪造文物等于篡改历史——专家呼吁：彻底澄清〈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作伪真相》的严正声明。声明称：

近来，《人民日报》《收藏》杂志最先登出了西安发现所谓孙武亲著“抄本《孙武兵法》82篇”（以下简称“抄本”）报道，此后某些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更有甚者，有人将“抄本”部分篇章编入所谓《孙武子全书》（国防大学讲师房立中编），居然宣称张联甲、吕效祖、张敬轩等人书理、收藏的“抄本”，“解开了史学界、军事学界一个千古之谜”，“对世界性的孙子兵法研究和应用，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等等。

鉴于这一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考辨此书的真伪，我们作为《孙子兵法》研究的专业人员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根据目前所见的“抄本”的《行空》《拾中》《预示》三篇及有关报道中所引“抄本”的零散内容，已对“抄本”及其所谓汉简提出了质疑（详见《北京青年》周刊44期由记者曾伟采写的《所谓〈孙武兵法〉究竟是真是假》一文）。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媒体在进行不负责任的报道。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对中国传统文化负责的精神，我们再次向社会各界郑重声明：

一、我们一致认为，“抄本”绝非孙武亲著，亦不可能出自汉简，而是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

二、我们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对收藏者张敬轩等人持有的所谓“《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残简及手抄本进行科学鉴定并将鉴定结果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三、由于各大新闻媒体对此事的广泛报道，已经给学术界造成很大被动，并对国家声誉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呼吁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出面，敦促有关新闻单位坚持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方针，迅速使有关“《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及残简的报道走上客观公正的轨道。

四、我们呼吁某些新闻单位坚持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尊重科学，尊重事实，有勇气澄清事实真相，而不是保持缄默，回避问题，一任消极负面影响继续扩大蔓延。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以求科学战胜盲从，真理战胜谬误，使此事回归到客观、真实、公正的轨道。

吴九龙文章影印件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研究员 姚有志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三室主任、副研究员 于汝波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三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黄朴民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吴如嵩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研究员 吴九龙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教授 李零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员、研究员 霍印章

如果说李学勤的声明只代表个人的观点，其产生的影响受到局限的话，那么孙子兵法研究会组织的七位专家联合声明，就具有了一定的冲击力并发挥了集团冲锋的效果。作为最早一批播发“发现”消息的媒体之一，新华社根据七人声明，很快做出反应，刊发了“国内动态清样”，明确表示对这一“发现”不要再无原则地宣传下去。此后，国内媒体开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像当年殷纣王雇用的七十万大军一样，面对周武王的强大攻势，纷纷进行倒戈，矛头直指西安方面的始作俑者。1996年月12月8日，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中国文物报》，以《〈孙武兵法〉82篇纯属伪造》为题，发表了长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八十二篇”纯属伪造这一根本性的事实，并给予了严厉痛斥。文章称：

这篇报道意味着国家文物局的官方定性

“西安发现《孙武兵法》82篇”的消息，在近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其真伪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记者日前采访了李学勤、裘锡圭、吴九龙、李零、吴如嵩、于汝波等古文字、古文献专家以及对《孙子兵法》研究有关的全国知名学者。专家们一致指出，所谓《孙武兵法》82篇纯系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其真相必须彻底澄清……

文章又指出：

伪造“《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事件已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引起了“轰动效应”。据传，有关当事者正在待价而沽，扬言要一字千金（美元）计售，以圆他亿万富豪之美梦。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历史上多少高明的以假乱真的古董伪造术，最终都要被众多的鉴定专家的火眼金睛识出真伪，还其本来面目。至于破绽百出的“八十二篇”的伪造术，在专家面前更是一眼便穿，无须论证、推敲。现在，事实俱在，证据确凿，该是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为此，本报今天发表专访专家的报道，其目的在于辨真伪、正视听，让读者了解当前文物造伪之风的严重性。搞假古董，造假文物，同制造伪劣商品一样，都是见利忘义、祸害人民的违法犯罪行径，其危害之大，却远远甚于伪劣商品。现已编印出版的《孙武子全书》（包括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及伪“孙武兵法”等内容）果真鱼目成珠，其后果岂止于损人钱财！对于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军事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将产生多大的干扰、破坏作用！为了哗众取宠，或一己之私利，不惜篡改历史、欺世盗名，实为天理、人伦、法律所不容，所以必须予以曝光，坚决杜绝谬种流传，制止伪造文物之风……

就在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七位专家发表声明，《中国文物报》给予呼应，共同声讨“八十二篇”的作伪丑闻之时，又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玉哲、王连升，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美东，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罗澍伟，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景贤等一大批中国古文字、古文献、古代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纷纷站出来考辨“八十二篇”的真伪，指斥文物造假的恶劣行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向奎、蓝永蔚、张永山、罗琨，北京大学教授吴荣曾，河南社科院研究员杨丙安、山东大学教授田昌五、王晓毅，以及陈彭等专家学者，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辨伪打假工作的支持，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声讨伪书“兵法八十二篇”的革命浪潮。

就在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中，《西安晚报》记者金旭华与西安政治学院的宣传干事李如荣，凭借地利，独辟蹊径，想别人之未想，找别人之未找，几经查寻，在西安东方企业管理人才培训学校找到了张瑞玑的第四代孙，此时正担任该校校长的张七进行了采访，并很快抛出了别具一格的更具真情实感的署名文章。其大意是：

采访中，张七介绍说：“张瑞玑是我的曾祖父，他只有一子一女。男的叫张小衡，就是我爷爷，曾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西北大学教授；女的叫张韵兰……”说着，张七先生拿出一本发黄的厚厚的书卷——《张瑞玑诗文集》。

张先生介绍说，这本文集是张韵兰的次子王作霖（系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和三子王作雯（系包头医学院副教授）整编出版的。该《文集》载：“先外祖父名瑞玑，字衡玉，祖名登仕，字绶青，邑廪生。先外祖母刘氏，嵇村人；生有一子一女，子尔公，字小衡。先舅父尔公，有三男三女。长子张祖望，生男一女一，男名张琦（即张七），女名张蓓。”

张七先生接着说：“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张联甲这个人，去年春节前和今年八月份，吕效祖曾先后两次来我家认亲，当时我父母也很惊讶：怎么突然间冒出门亲戚来？来的时候他还向我父母要我曾祖父的画像什么的，并在今年八月份拿走了一本《张瑞玑诗文集》。”

采访中，张七先生特别强调各家报纸转载文章错误与疑点甚多，他说，看了《陕西日报》1996年9月15日登载的《张瑞玑祖孙四代收藏书理〈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轶事》一文（以下简称《轶事》），我又查阅了厚达277页的《张瑞玑诗文集》，发现《轶事》一文里错误与疑点甚多，仅列举以下几点：

之一，《轶事》说：张瑞玑“因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遂辞职寄居西安，纵情诗酒书画，不复问政。1923年始与二子张联甲共同抄写整理当年购藏的《孙武兵法》竹简。”而据《张瑞玑诗文集》记载：1923年曹锟“公开收买议员，争取选票，操纵国会”，身为国会议员的先外祖父“拒受贿金，坚决不选曹锟，时人称赞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主张并代拟国民军通电一文。”“孙中山先生1924年12月31日到京，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先外祖父痛悲孙中山之殁，更感国事日非，于是乃旋里（返山西省赵城故里——作者注）不复出矣。”

《轶事》中的“遂辞职寄居西安……不复问政”不知出自何处？更何况张瑞玑先生1923年、1924年仍在北京。

之二，《张瑞玑诗文集》记载：“至1927年在病中各方面电函邀请先外祖父出山，然有病已不能出矣。是年春，先外祖父咯血，寻愈，至秋复病，不幸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元月6日午时殁。享寿56岁。”而《轶事》却写：张瑞玑于“1936年病逝，终年69岁”。

之三，《轶事》又载：“7月、8月间，他（吕效祖）亲自找省上有关领导及文物、出版等部门，筹划公布和出版《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有关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后，张氏家族商定，选择《报刊之友》杂志、新华通讯社和《收藏》杂志披露‘《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珍奇新闻。”张七先生说：“吕效祖从没跟我家或与另外的张瑞玑后人商量过披露‘《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消息。”

采访过程中，张七先生有些激动地说：“当我看到10月18号吕效祖在《西安晚报》副刊上发表的《张瑞玑其人》时还挺感动的，外人还没有忘记我的曾祖父，死了几十年了还替他宣传，自己身为张瑞玑的后人却不能做些什么，感到很惭愧。可不久，越看报纸就觉得越不对劲……”

之四，《轶事》还说：“张联甲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生前从来没有对子女讲过自己的身世，只是在1972年他逝世前留下了《示儿女》一纸遗嘱。其中有：‘出学堂而进官场，出官场而上战场，辞战场归家，做点学问未成，事出有因，又上市场。’这样一段隐晦的文字。吕老（吕效祖）解释说：‘这一临终遗言道出了岳父的身世……”作者采访过吕效祖，他曾说：“岳父从来没有告诉过儿女他的生前身世。”问他如何知道张联甲就是张瑞玑的儿子时，他说：“是从岳父的遗嘱上知道的。”从情理上来讲，张联甲从不对子女讲自己的身世是不可能的，而仅凭《示儿女》的几句隐晦的文字遗嘱就认为张联甲是张瑞玑的儿子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张七先生有些激动，甚至是愤慨。他说：“如果我曾祖父曾经整理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必定留有他亲笔书写的笔迹，我家藏有曾祖父遗留下的书稿，对照一下笔迹，就能真相大白。”他接着说：“对于张敬轩、吕效祖这种冒充名人之后来抬高他们身价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在必要的时候我将用法律手段解决。”

以上采访情形，金旭华、李如荣在写成之后，曾投寄全国数家报刊予以发表，其中于1996年11月下旬寄给了《北京青年报》编辑曾伟，曾伟以职业的敏感，顺藤摸瓜，开始对“《孙武兵法》八十二篇”问题进行追踪采访，并于1996年12月20日，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版》发表了《是真是假〈孙武兵法〉》的长篇文章，对其中部分事实做了进一步调查与澄清，其中披露的两个问题颇引人瞩目。

一、追访两位《孙武兵法》的最早报道者

曾伟披露说：全国最早、最全面报道“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这一消息的，也许要算杨才玉和王兆麟二位先生了，其后各大小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基本上是转发或摘登此二人的文章。记者通过电话与王兆麟先生取得联系。得知记者来意后，他说：“最近我一直很忙，没过问这件事，你还是去问吕效祖先生吧。”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说：“当时，吕效祖找到我，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希望报道一下。后来我去了，同去的还有《收藏》杂志及陕西新闻出版局的《报刊之友》杂志的人。现在听说《孙子兵法》还在争论，总社有规定，说现在先不要写，等以后清楚了再说，所以最近情况不是太了解，这一两个月没再写一篇文章。”王兆麟先生解释道。

《北京青年报》报道学者反击的文章

王兆麟曾在其报道中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孙武兵法》残存汉简的情况：“每件有上、中、下三孔”，“简上的笔迹似乎是用笔墨蘸以黑漆写成”，等等。当记者问及是否见过竹简，王兆麟先生说：“老实说，竹简我并没见到，其大致情况和形状都是听收藏者张敬轩说的，但竹简肯定有，这一点我确定无疑，听说不久就要拿出来。”

记者欲继续问询时，王先生说：“你还是跟吕效祖谈吧，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有些事情恐怕说不清楚，实在对不起。”随即挂断了电话。

杨才玉先生是陕西《收藏》杂志的主编，电话中他向记者回忆道：“今年八月初，吕效祖打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跟我谈，我去了。听吕效祖一谈，觉得非同小可，他们当时想联系出版的事情，我当时认为应该先让舆论界都知道并取得社会上的认同，这样下一步出版的工作就好做了。收藏者张敬轩一般人不愿意见，听了我的意见后，很愿意同我见面，我前前后后去了张家十几次。”

杨才玉到底看没看到过竹简呢？他说：“我见过竹简，张敬轩现在保存的只有27片竹简，竹简已经发黑，有些字看不出来，竹简上的绳子被张敬轩换过好几回。”杨才玉同时认为：“应该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在没有见到竹简，没有全面了解八十二篇手稿的情况下，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尤其是作为学者专家，如果仅凭几个字或某种提法就下结论，显然有些轻率。即使《孙武兵法》不是真的，是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各种抄本混杂而成的，也不一定没有价值。”

二、记者两访吕效祖

由于杨才玉说张敬轩“有顾虑，一般人不愿意见”，记者遂先后两次采访了张敬轩的姐夫吕效祖先生。74岁的吕先生现任陕西魏征研究会会长，退休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关于张小衡与张联甲的关系，吕先生说：“张小衡据说是张瑞玑的第八子，但我岳父张联甲的遗嘱没有提到过张小衡。张小衡的外孙编的一本《张瑞玑诗文集》中，也没有提到我岳父张联甲。”

当问到竹简及手抄本是否经过鉴定时，吕效祖先生说：“当时我准备向省里打一个报告，申请20万元基金研究这一兵书，送省文物局鉴定时，文物局认为手抄本不说明问题，要看竹简，我内弟（张联甲）不同意，没给。后来，9月18日，《人民日报》发出孟西安弄的那个消息后，引起轰动，我内弟也说，我自己家传的东西我知道真假，文物局的鉴定也就没有搞了。”

七位专家联名发出声明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2月8日晚，记者再访吕先生。电话中吕先生说：“专家发表意见后，觉得过于偏激，很有意见，学术问题几十年内都可以争论，但不要乱戴帽子，什么骗局啊，伪造啊，他们那么说，反而降低了自己的水平，现在有些人给我打电话，想替我申冤，你马上可以看到文章。”

吕效祖提到其内弟张敬轩时，说：“本来我内弟要公布的，这么一扣帽子，我内弟说，你让我公布，我偏不公布，中国说我是假的，我可以拿到国外去。要鉴定，可以，就是不能让那些人（指李学勤及发表声明的吴九龙等七位专家）鉴定。”

记者就西安张家后人张七提供的情况再度询问吕效祖时，他说：“按照我岳父张联甲的遗嘱，张瑞玑应该有三个老婆，九个娃，谁生几个娃，谁是几时生的，遗嘱上写得很清楚，那么多内容，我想张联甲不会编。遗嘱上说张联甲、张小衡不是一母所生，家务事有个遗产继承问题，很复杂。再说，我们研究兵书，只看兵书的真假，与人有什么关系？”

竹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吕效祖说：“我当时大概看了一下，我眼睛不太好，有些字看不大清楚，现在回忆起来，王兆麟的文章写得不一定对，不全是报道上的样子，应该和专家说的差不多。”

最后，吕效祖还告诉记者：“张敬轩最近说了，某些专家不是说谁都可以伪造兵书吗，他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填好银雀山竹简的残空？如果他填不好，我来填。”此后，吕效祖挂断了电话，采访到此告一段落。

从曾伟所述的文章片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敬轩、吕效祖、杨才玉等人，并未对专家学者们的愤怒声讨表示屈服，他们仍是见了棺材不落泪，到了黄河不死心，企图进行负隅顽抗，将这场严格违背人伦大爱和社会公德的闹剧与骗局进行到底。

对于他们的态度，专家学者们开始轮番上阵，从各个方面给予对方以战略性的打击。从1996年10月至1997年底，加入声讨阵营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谈话，对所谓的“八十二篇”进行全面的考伪、辨伪，并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犀利的文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摘报》《羊城晚报》《法制文萃报》《文汇读书周报》《新华文摘》，以及香港《明报》等媒体纷纷做了报道、转载或摘登，进一步扩大了文化打假的声势，革命浪潮进一步高涨，邪恶气焰得到了遏制。

但是，西安方面的始作俑者，毕竟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反攻倒算。为了做到这一点，声讨阵营中的专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对“八十二篇”所采取的蜻蜓点水式的考证与在报刊电台虚张声势地空喊革命口号，这只是革命初期的行为，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进步，要不断地变换战略战术，要更加深入扎实地打入对方的内部，收集更严密、重要的材料，并以此作为炮弹，给对方大本营以致命的打击。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主要发掘研究者、著名考古学家、古文献研究专家、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吴九龙，开始收集张瑞玑生平事迹及著述，并受其后人之托，对张瑞玑本人和西安方面的始作俑者进行了更加详细深入的考证，并适时发表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伪》这篇具有强大攻击力的战斗檄文，文中写道：

要了解所谓“《孙武兵法》82篇”的来历，张瑞玑是重要关系人。几乎各媒体都报道张瑞玑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去陕西韩城任知县途中，慧眼识珠，以重金购得标明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汉简”。然而，仔细考证张瑞玑的生平与世系，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事。

一、关于张瑞玑的生平

新闻媒体有关张瑞玑情况的报道，多从采访张敬轩、吕效祖得来。张、吕二人分别自称为张瑞玑的孙子和孙女婿。不知为什么两千年来的竹简“家传”下来了，而几十年前他们自己祖上的事却没有“家传”下来。

①关于张瑞玑的生卒年代。报道中说张1936年病逝，享年69岁。吕效祖的说法自相矛盾，他在《张瑞玑其人》一文中称其卒于1927年，后在《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张氏家传手抄本序》（以下简称《手抄本序》）一文中又称其于1936年病逝，时年69岁。经考证，实际上张瑞玑生于1872年，卒于1927年，病逝时56岁。

②据查证张瑞玑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取进士，癸卯科，第三甲131名。张敬轩、吕效祖不详其名次。文章报道中自然也就语焉不详了。

③报道说张瑞玑“曾供职清政府军机处”，此说无据。经考证张瑞玑并无此任。

④报道说张瑞玑“于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考此说源于杨家络著《民国史稿》副刊《民国名人图鉴》（见1937年1月辞典馆初版卷5）记载：“张瑞玑，衡玉，赵城人……同盟会成立，衡玉亦慨然与焉，不计其为官也。”据此推断张当为同盟会员，实际入会与否，有待查证。但张敬轩、吕效祖不知其详。

⑤吕效祖《手抄本序》一文中称张瑞玑“病逝于西安终南小谁园”。据考证，张瑞玑的“谁园”在老家山西赵城，西安并无“谁园”。张瑞玑为避袁世凯的迫害，退居老家，建“谁园”，并于42岁时作《谁园记》一文，可以为证。谁园藏书后尽归山西省亦一旁证。

⑥报道说1923年张瑞玑辞职回家，“与二子张联甲在西安共同书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张瑞玑自1919年陕西划界未果，于五月离陕后，再没有回过陕西。故上说无据。

⑦张瑞玑死于何处？吕效祖说见到岳父（张联甲）的遗嘱《示儿女》上写的是“病逝于西安终南小谁园”。《三晋历史人物·张瑞玑传》载“病逝于北京寓所”。考两说皆误。郭德清、王作霖《张瑞玑先生事略》：“中山先生逝于北京，先生亦回赵城故里。”可知张瑞玑1925年自京返赵城。又王作霖《先舅父张小衡传略》记张小衡“1927年因父（张瑞玑）病，回赵城。”可证是年张瑞玑病逝于赵城。经笔者考证，其安葬地为赵城东门外祖茔。

张敬轩、吕效祖自称对张瑞玑的了解，多来自其父辈张联甲的遗嘱《示儿女》，但遗嘱与张瑞玑的生平抵牾不相符合。倘若这份遗嘱真是张联甲所收，那么就是儿子不了解与之朝夕相处“书理”竹简兵法的父亲。这岂不发人深省吗？抑或这遗嘱也有问题？

二、关于张瑞玑的藏书

张瑞玑雅好藏书，而且注意收集，颇为在行。辛亥革命后，他携带二百箱书回赵城，时正值三镇兵卢永祥部大肆抢掠。考张瑞玑在为其母撰写的《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中记述，经兵祸“吾家**然无遗。时先妣预避居西山，吾兄弟先后至。先妣问家人无恙乎。曰无伤也。房舍无恙乎？曰补葺之尚可居也。书籍无恙乎？曰非卢军所爱故遗之。先妣曰儿辈尚有屋可居，有书可读足矣。”张瑞玑的母亲旷达有识的情态跃然纸上，同时，也说明其家产一空，书籍成了劫后之余，然而却未提及竹简一事。赵城广胜寺藏有金代刻印的佛教大藏经，世称“赵城金藏”，张瑞玑虑其易损毁，曾与友人商议影印金藏，抢救国宝。可知张瑞玑于书籍内行，却未提及影印竹简事。解放后，其子张小衡将赵城家中全部藏书凡十万卷悉赠山西省人民政府，时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宸亲到赵城将书运回太原。后张小衡又协助整理出《谁园藏书目录》，均未提及或著录竹简兵法。按理而言竹简兵法比其任何藏书都珍贵，却在张家藏书史上没有只字记录，非为偶然。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张瑞玑从未拥有过竹简兵法。

三、关于张瑞玑的家世

张瑞玑母亲的墓志铭曰：“先妣没时有孙四，曰尔公、尔禧、尔达、尔禄。没后半年连生三孙，曰尔雍、尔和、尔谦，而先妣不及见。”张瑞玑为其同父异母兄渭玉撰写的墓志铭曰“瑞玑有子曰尔公”。可知张瑞玑子为尔公，即前所述小衡者，小衡是其字，尔公大排行居第一。而报道说张联甲为张瑞玑第二子，从未提及张小衡。吕效祖在被记者追问时说：“据说张小衡是张瑞玑的第八子。”（见《北京青年报》）张联甲若真是张瑞玑的儿子，墓志上当有记载，不应糊涂到不知自己排行顺序。

除上述两墓志铭外，考王作霖先生撰有《张瑞玑传略》（见《张瑞玑诗文集》，1988年9月印）将张瑞玑的家世记载得清清楚楚。张瑞玑与其妻刘氏生一子一女，别无他出。子尔公字小衡。长孙祖望、次孙祖武、三孙亡故，女张韵兰嫁于赵城王姓，生兄妹五人。上述文献别宗派、明世系，言之凿凿。那么，张联甲、张敬轩、吕效祖等人又出自何宗何支呢？非为人子，何言父子共同“书理”所谓兵法竹简？何言“祖孙四代护国宝”？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真伪和来历不是昭然于世了吗？

更有甚者，《孙武子全书》（国防大学讲师房立中编）擅自将重要学术著作《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的内容与伪造的《孙武兵法》混编，以谋取利。同时，该书还将一些伪造内容乱串于篇章之中，鱼目混珠，良莠难分。欺世于今，贻害后人于长远，更令学人担忧。

本来稍有文物考古知识的人，冷眼观之，都能觉察所谓“《孙武兵法》82篇”作伪的蛛丝马迹，不必研究者来论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虑伪书伪事一再被重复，怕要成真了。所以，不得已查阅旧籍，略辨其伪，以正视听。

继吴九龙抛出的这篇战斗檄文之后，交战双方都瞩目的所谓竹简书的收藏者张瑞玑的孙子张祖武又登场亮相了。

张祖武为张瑞玑的次孙，时为山西省吕梁地区石楼一中副校长。他在看到报上有关所谓“《八十二篇》新发现”的消息后，深感震惊与气愤，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一旦让骗子的阴谋得逞，将使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声誉受到损害。为了遏制这种荒唐的闹剧继续上演，戳穿对方的阴谋诡计，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专程进京造访《光明日报》，向该报《史林》版主编马宝珠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仲伟民披露张氏家族内幕，严正申明张联甲、张敬轩等人绝非张瑞玑之后。他在提交的一份《骗子休矣》的声明材料中说道：

1996年9月以来，许多新闻媒体报道和转载了西安发现“《孙武兵法》82篇”手抄本及汉简27片的重大消息。几个月来，关于收藏者张联甲、张敬轩的身世及兵法的真伪引起争鸣。这是关系到历史真实的一件大事，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混乱，所以，是真是假必须弄清。兵法的真伪，自然应由专家考证鉴别，收藏者是否张瑞玑的后代，那就只能由张瑞玑的后代来说了。作为张瑞玑的孙子，我肯定地说张联甲绝非张瑞玑之子。“《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及其竹简也非张瑞玑传下的家宝，祖孙护宝是一个大骗局。

张瑞玑是我爷爷，他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父亲张小衡。我是张小衡的二子，可是，现在冒出个张联甲、张敬轩、吕效祖来，自称是张瑞玑的儿子、孙子、外孙，真是怪事。是真是假，请看几件家事：

我家是个封建官宦之家，张瑞玑、张小衡都是晋陕名人，这样一个家庭，给孩子起名叫字就不可能没有严格的规定，我父亲张小衡名叫尔公。尔达、尔禧、尔禄、尔雍、尔和、尔谦是我其他堂叔的名字。那么，张联甲又该叫什么呢？

我哥叫祖望，弟叫祖诒，其他堂兄弟叫祖寿、祖文，张敬轩又该叫什么呢？

名字都不在我的家系之中，又怎么会是张瑞玑的子孙呢？

解放前，在我们家，我见过于右任、邓宝珊、陶峙岳、景梅九、胡宗南这些国民党的要员，就是没见过张联甲。解放后，我见过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汪锋、孙蔚如，可还是没见过张联甲。

1957年2月，我父亲在西安去世，作为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日报》登有讣告，由省政协主席孙蔚如主祭，在西安殡仪馆隆重召开追悼大会。随后，车行人随，送往西安南郊李家寨公墓安葬。这时，仍不见“亲如手足”的张联甲。这能说张联甲是张瑞玑的儿子吗？

1937年，日寇入侵山西，我全家迁居陕西，爷爷的藏书全由父亲存寄山西赵城好义村我家丫鬟张香菱家。解放后，父亲函告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愿捐献张瑞玑“谁园”藏书，后来，王世英复函并派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宸前往赵城接收藏书。不久，父亲由西安去太原帮助整理藏书。这件事新华社有消息，山西省有记载。王副主席寄了钱（父亲全部退回）。父亲在整理藏书过程中，编有“谁园书目”。整顿完毕，返回西安带回家中的只有字画、扇面、文房四宝，并不曾有国宝汉简及《孙武兵法》的手抄本，难道说酷爱研书习字的张联甲连捐书这样的大事都不闻不问吗？难道说张瑞玑藏有国宝，我们家的人谁都不知吗？这怎能说张联甲、张瑞玑父子共同书理兵法，祖孙三代护宝呢？

以上可以看出，张联甲不是张瑞玑之子。可是在他去世二十几年之后，又有张敬轩、吕效祖等人，演出了一场波及国内外，影响极大的藏宝护宝的闹剧。这怪事不怪，事出有因：替人为子，有利可图，为利行骗，编造谎言。可是他们利令智昏，制造出害国害民的一场混乱。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的出笼，收藏二十七片汉简的新闻，张联甲遗书的传出，吕效祖、张敬轩四处活动，亲自写下序言和其他文章，这一切活动都是骗子在我父亲张小衡去世快四十年的情况下编造的。我哥张祖望“文革”受害病休，弟张祖诒去世；我三个姐姐，大姐、二姐去世，三姐张苏访从小当兵，现住北京；我大学毕业，一直在山西教书。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吕效祖、张敬轩总以为张家无后，可以胡说。

乱真，总得像真。护宝消息登出的前后，吕效祖这个从来没有上过家门的人，却两次登上我哥的家门，硬要认亲，骗走了一本我姑表哥编写出版的《张瑞玑诗文集》，并从我哥那里想要我爷爷的画像，被怒逐出门。

护宝的消息被某杂志登载传出，内有我爷爷的画像，是从骗走的书上翻印的。奇怪的是张祖望三个字变成了张瑞玑（因张祖望保存，原写的是张祖望的名字）。某报刊登出《孙武兵法》手抄本的印照，上书民国十二年秋于西安。那时，我爷爷在世，不是说父子共同书理吗？却不见张瑞玑之印，只有张联甲之章，难道你连张瑞玑也没看在眼里。

吕效祖、张敬轩口口声声说张瑞玑的家事都是从张联甲遗书中得到的，可这遗书的内容忽而增加，忽而减少。“谁园”和张瑞玑的墓地都没说对。更可恶的是连张瑞玑有几个老婆也在胡说八道，好一个“张瑞玑的子孙”，为了牟利，就什么事也可编造出来，我真怕今后会不会再编造出张瑞玑的私生子来，那可真就查不清了！

好了，假的就是假的。如果张敬轩、吕效祖还硬要说是张瑞玑的后人，那只能说这竹简是拐的、骗的、偷的、抢的……那就请物归原主，献给国家，这才算张瑞玑的子孙。

骗子说要出国，把文物送到国外去鉴定，这真是有损人格，有损国格。说出了连一般人都不会说的话，哪有半点爱国的气味。我国重大的文物考古，哪一件又是洋人考出来的。真的送往外国，只能落个卖国的骂名。

张瑞玑的谁园藏书，已经全部交给国家，张瑞玑的家宅“谁园”现在为洪洞赵城镇所用，这是张家的最大遗产，别无金银细软，骗子们却说有个家产问题，又有什么呢？真是怪事，交给国家，利国利民，我们全家欣喜，如果还要硬说竹简是张瑞玑的传物，“《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是张瑞玑、张联甲共同书理，那就请交给国家，以了却张瑞玑及其后人爱国的心愿。

望作伪者，别再制造混乱，骗子休矣！好让张瑞玑在九泉之下，安然长眠。好让张家的门风别遭败坏，好让国家的历史别出混乱！